很快，反击“右倾翻案风”起来了。我为查证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涉及的已发现的化合物数量等情况，去化学家袁翰青家里请教。他详细地作了解释，但他关心的却是为什么要批邓，反复陈述他对此举的不理解，以为从我这里可以得到某种解答。其实，这也正是我极不理解、极其苦闷、得不到解答的问题。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大家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批邓反右，却风声越来越紧，教育部要求我回去“参加运动”。这时，政治研究室已经处境不妙，只得放我回去。我要求再给我几天时间，读完已经给我看但还没有看完的毛泽东讲话记录的档案，李鑫同意了。李鑫还交待，我在毛选材料组的工作，属于高度机密，不得在外面讲，教育部也不得过问。
这样，我回到了教育部。我向当时教育部的负责人、十届中委的工人委员周宏宝，讲了毛选编辑的情况外面不得查问的领导交代。周宏宝倒是个爽快人，说，既然有这样的交代，就这样办吧。这使我在批邓运动中省去了多少麻烦！而政治研究室在批邓运动中，却是个麻烦之地。不过，我只是零星听说，不是亲身经历，就不去说它了。
教育部在批邓运动中，被搞了个脚着天。开头，集中批判部一级的领导，部长周荣鑫心脏病发被斗致死。然后准备一步步往下，听说我也被列入批判名单。可是，6月我父亲病危、逝世和治丧，我请了一段时间的私假；7月8日朱总司令逝世，大家忙于哀悼；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大家住进了地震棚。地震形势稍缓，教育部正要重整旗鼓批邓反右，毛泽东主席逝世了！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
“毛选”第五卷出版前前后后
这时，报上登出中央的决定，一是保存毛泽东遗体，建立毛泽东纪念堂，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准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这两项决定都有令我生疑的地方。毛泽东是领头签过名，倡议实行火葬的，怎么现在又决定保存遗体了呢？“文化大革命”以前，许立群告诉过我，毛泽东不主张出全集，认为写那么多东西，哪能篇篇重要？并且引用了郑板桥的话。郑在编定自己的《诗钞》时在《后刻诗序》中说：“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许立群告诉我，毛泽东只赞成出好选集。
关于全集的这个意见，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关于火葬的那个意见，党内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至于出毛选第五卷，那是我知道，还参加过一点工作的。
没有几天，上面来了调令，要我立即到中央办公厅报到。教育部里传说，是调我去参加清查“梁效（两校）大批判组”；我猜想，是调我去毛选材料组。报到才知，是要我参加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
负责这事的是李鑫。大家知道，粉碎“四人帮”这个重大决策是叶剑英同华国锋、汪东兴和一些老革命家商量促成的。李鑫也曾向中办主任汪东兴、向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提过要解决“四人帮”的建议。后来抓捕“四人帮”的行动，用的名义就是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第五卷。“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姚文元因为讨论毛选而被通知列席常委会，都来“参加会议”，落网被抓，江青则是同时另外单独被抓的。抓捕“四人帮”之后，政治局开会，通过了许多重要决定，包括上述那两项决定。
李鑫告诉我，毛选第五卷的事，他们正在抓紧收尾，就不要我参加了。现在从教育部调我和郑必坚来，还有别的单位的几个同志来，是要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也可能会有中央交办的其他事情。这些事，他同胡绳、吴冷西、熊复都参与，毛选第五卷编完后，他们就把精力都放到这边来。
以后就是毛选第五卷在1977年4月隆重出版，就是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汪东兴兼主任，李鑫、胡绳、吴冷西、熊复为副主任，我和郑必坚为这个办公室的理论组的负责人，还有选集组，全集组，等等。
选集组准备继续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六卷。全集组准备汇编建国以前毛泽东的全部著作的资料。我虽然不在这两个组，但参加了有关的工作，主要是看了毛泽东1957年以后（即第五卷所选文章以后）的著作和讲话的档案，参加了拟议中的第六卷的选稿的讨论。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的会议。我作为工作人员，有幸参加了为这次中央全会做准备的、持续一个月零五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亲历了这一伟大历史过程。
由于批判和纠正了“两个凡是”，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于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分清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是非，对毛泽东建国以后的著作也逐渐有了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一些过去认为正确的重大决策和重要著作，大家逐渐认识到它们并不都是正确的或并不都是完全正确的。在还没有来得及总结历史的情况下编出的毛选第五卷，首先是在篇目的选择上，其次是在若干篇讲话稿的整理上，都出现了问题。第五卷不再发行了。
能不能加以修订，重新出版？很难。
第六卷的选目能不能确定？也很难。
全集怎样出，出不出？虽然不急于决定，也很难。
汪东兴辞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职务，胡乔木接任主任。李琦来，接替李鑫为常务副主任。1980年初，廖盖隆和我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1980年5月，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党的文献的编辑任务范围扩大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和中共中央文件的编辑都包括进来了，但是，编辑毛泽东著作仍然是文献研究室的一项主要任务，需要有一个新的全盘规划。
在中央文献室岗位上
当我还在文献室的时候，毛组的同志们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从1987年开始出版第一册，到1988年我离开文献室的时候，已经出版或付排的又有几册。前三册都在书后附有一篇在我主持下和毛组的同志一起写的长篇编后记。从第四册起，后记取消了。
离开文献室，完全非我所愿。领导方面通过几个途径几次同我谈，要我到中宣部去，我几次表示不愿意，最后一次我还专门写信向一位中央领导陈情。没有得到答复，却来了正式的调令。作为共产党员，只有服从。到中宣部以后，我还关心毛著的编辑工作，文献室也表示欢迎，请我继续帮他们审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套书的清样，直到1998年出齐13册。这可算是一项大工程。
当我还在文献室的时候，专集除向施拉姆介绍已出的三种以外，毛组的同志们又陆续编出了《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两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胡乔木亲自主持下，有文献室的同志参加，编出了《毛泽东诗词选》；理论组的同志们编出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我都是参与其事者。
毛组的同志还同湖南省委的同志合作编出了《毛泽东早期著作集》和《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这两本书的编辑，可费了周章。第一本书还好编，第二本书就遇到了困难，即怎样对待已经选入《毛泽东选集》而毛泽东在出选集时又作了改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毛选》中经过修改的版本吧，又同其他文章选用当年最初发表时的原版本不相称；用当时发表的原版本吧，又显得没有尊重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版本。经过多少讨论，多方考虑，我提出了一个方案：这两篇文章（是《毛选》中仅有的两篇大革命时期的文章）选用《毛选》的版本，同时附上当时发表的原版本。我担心这个方案也许得不到批准。没有想到，乔木不但同意收入原版本，而且批评我们以毛选版本为正，附以当时版本的办法。他主张在这个集子中应以原版本为正，附上毛选的版本。我们当然很同意这个科学的、勇敢的方案。事情似乎就可以定案了。我到中宣部后，还带着文献室的一些同志出差到湖南，同湖南的同志商量最后完成编辑工作的事。两书的即将出版，还由新华社在报上发了消息。
可是，编辑工作拖迟了一下。1989年以后，领导意见有了变化。这两本书不让出版了。我也不负责这两本书的事了。后来知道，《毛泽东早期著作集》改名为《毛泽东早期文稿》，这改得好；并改为内部发行，这个改变有什么必要呢？早期文稿中又没有收入毛选时作了修改的文章呀。后来知道，领导已同意此书由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可湖南的出版方面，不知是出于发行量的考虑还是什么别的考虑，在内部发行了一版以后，并没有再公开发行这本书。所以，在这本《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出）中还只能说它是内部发行。而《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听说，制好的版也不存了！
离开中央文献室以后
我离开文献室后，还帮助编辑了《毛泽东论文艺》的增订本。此书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前多次出版过的。这次作了较认真的增补和修订。从文献室随我调到中宣部的宋贵仑，在我的指导下做了这项工作，文献室的同志负责审定。我还处理过一项与毛著版本的选用有关的事，那就是出版社要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四十年代的理论部分要选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哪个版本呢？按此书作为历史文献的体例，以选用当时发表的原版本为宜，但不选用毛选中经过作者修改的版本，是不是有什么不妥，出版社没有把握，向中宣部请示。我同文献室的同志联系，同意出版社在这部历史资料书中用原来的版本。
文献室还陆续出了一些其他的毛泽东著作专集，其中的《毛泽东诗词集》和《毛泽东文艺论集》，我参与过意见。对毛泽东诗词，我主张还是出选本，对过去的选本可作一些增补，不必出诗词全集。后来他们取了个折中，不称全集，也不称选，增加了较多诗篇。《毛泽东文艺论集》，是《毛泽东论文艺》的更进一步的增订，我建议增加一组集纳的论《红楼梦》的论文和谈话的片断，这个建议被采纳了。还建议加上毛泽东1937年给周扬的论及鲁迅的一封信。1982年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40周年的时候，文献室的同志曾经选出毛泽东给文艺界人士的几十封信件，先在征求意见的《文献与研究》试刊上刊登，其中包括给周扬的这封信。周扬很赞成公开发表这封信。领导文献室的中央同志则不赞成，认为毛泽东在信中有些提法有毛病。最后以纪念活动不必发表这么多信为理由，决定从中选出一批信，其中不包括这封信，予以公开发表。周扬发现没有发表给他的那封信后，还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向他作了说明，还说，领导文献室的中央同志同意把这封信收到正在编辑的《毛泽东书信选》中，只是不同意这时挑选出来在报上公开发表。后来，要出《书信选》了，还是没有得到同意收入。这次出《毛泽东文艺论集》，征求我的意见，我旧事重提，建议把这封信收入，得到了同意。
至于文献室出的《毛泽东军事文集》（与军事科学院合作，六大卷），《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选》，《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以及《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文集》八卷，我都不是参与者，只是个热心的读者。
《毛泽东文集》八卷，是毛著编辑的又一项重大工程。它的特色之一，是整理发表了毛泽东许多重要讲话和谈话的记录，它的困难也在这里，因为毛泽东已经不在，整理他的这些记录稿不可能得到他的首肯了，编者就需要特别地谨慎从事。记得在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有人引用毛选第五卷中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的论断来批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发言向大家说明，所引的话，不是毛当时所讲的原话。原话本来是把阶级斗争同人民内部矛盾分为两类，编第五卷时，编者作了修改，用毛泽东1957年底的观点（“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代替了1957年初原来的表述。而这篇整理稿，同《论十大关系》的整理稿不同，是毛泽东没有看过的。我这个发言引起了注意，不过有同志误以为是我改的，其实我只是知道做了这样的修改。《毛泽东文集》中选了这篇讲话，我很关心编者是否复原了这句话的原样。拿来一看，编者很用了心思，他们把包括修改过的这句话的整个第五点，都没有选进来，而在注释中说明：只选了这篇讲话的第一、二、三、四、六、七点！
最后，谈一些随想
由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只收毛泽东亲笔的文稿或亲自审定的记录稿，所有没有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稿都没有收入，而《毛泽东文集》虽然收了许多讲话谈话记录的整理稿，但篇幅还是有限，特别是选稿的方针是只选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所以，还有大量讲话谈话记录稿没有编入。这些记录稿可能包含着正确的内容，或者包含着重要的为了解毛泽东的思路不可少的内容，读者都看不到，怎么办呢？《毛泽东年谱》以摘引的方式，公布了相当多的在文集中没有收的讲话和谈话的摘录，对读者很有用处。这本《编年纪事》注意到这个情况，对《年谱》中的摘录文献也予以登录，这是很好的。即将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又摘引了没有发表过的许多讲话谈话记录，这本《编年纪事》恐怕就来不及补充了。希望以后有机会尽可能完全地补充进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文献室同湖南合编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有湖南同志做的主要人名、团体、事件、书报期刊索引，查找起来十分方便。可惜，其他的毛著集子，不论是文稿、文集还是选集、专集，都没有索引。国外的学术出版物很注重做索引，我们这里还缺少这个习惯。这是编辑工作、出版工作落后的一种表现。希望今后出版或修订毛著的各种集子，都能做得像《毛泽东早期文稿》一样好。
第三点：前面已经提到施拉姆，现在还要回到施拉姆。今年12月5日到7日，为纪念毛泽东110周年诞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将举办一个研讨会，同时这个会也是为施拉姆主持的1949年以前毛泽东全部著作英译完成而召开的。我受到了邀请，但是很遗憾，因为医生不允许，不能赴会，只能遥祝这一巨大工程的完成。我称它是一个巨大工程，不是夸张之词。此书我已收到四本，每本一巨册，厚的厚度近两寸，页数近一千；全部完成，总数将达十巨册。先前，日本的竹内实主持完成的《毛泽东集》十册和《毛泽东集补卷》十册，不限于1949年以前，而是覆盖毛泽东的一生，也是一个巨大工程。日本的《毛泽东集》，收集的是毛泽东文献的中文原文，施拉姆的集子，是把毛泽东文献译成了英文。日本的集子的一个特色，是用编辑符号标示出文献不同版本所作的修改；英译本则全据最早发表的版本，而在注释中说明后来的版本作了哪些修改。施拉姆的本子，各卷后面都附了索引，这是很值得称道和借鉴的。
第四点：前面说了，毛泽东作为一个著作家，只愿意把他认为最重要的著作，精心整理，交给读者，传之后世。他不赞成出他的著作的全集。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方面重要作用和影响的伟人，人们要了解他，研究他，要尽可能完全地搜集他的著作和讲话，要考证和比较他的著作的版本源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毛著的编辑和出版，是不是要考虑各种需要，区别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回忆往事，读毛和编毛，是我这一生经历的一个重要的段落和重要的部分。从1975年10月，到1988年春天，除了中间不到一年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错误运动所打断以外，12年时间，我都在毛著编辑的岗位上。此后，也没有忘怀于这项工作。这些回忆，在我，是值得珍惜的。
2003年11月14日于万寿路寓所
作者：龚育之。此文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序，原文1.5万字，发表时有删节。小标题为原编者代拟。选自《湘声报·观察周刊》200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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