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是自己写文稿”
毛泽东不但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著作家。他从主办《湘江评论》走上政治舞台，可以说，是以鼓吹“民众的大联合”的著作家的身份出道的。年过花甲了，他一度设想不但要从国家主席而且要从党的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退下来做什么？他的首选，还是做个著作家，在报上写专栏文章。
著作，包括写文章、写报告、写指示、写电报、写信函，还有开会讲话，与人谈话，经过记录整理，还是转化为著作。这是他极重要的工作方式，是他的为别的政治家所不及的专长，是他毕生的习惯、风格和爱好。
他一般是不叫别人为他拟好现成的文稿和讲稿的。他总是自写文稿，自拟讲话提纲。讲话记录，秘书们帮他整理，他总是亲自过问并且反复修改。党内经历多一些的同志都知道这个情况。这些年国外境外不断有一些传言，我们这里也有人相信，说毛泽东哪篇哪篇著作是谁谁谁写的，说毛泽东哪部选集中有多大部分是别人写的。这全属无稽之谈。
向施拉姆介绍“毛选”版本情况
毛泽东著作编成选集，还是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事。
1984年4月我还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时候，曾经应邀向外国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施拉姆介绍毛泽东选集版本的情况。我提出一个观点：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其源盖出于延安整风时党内编印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以及从这两本书中选出来的《两条路线》）。这几本书，是为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而编选的，包括党的历次重要宣言和决议，党的领导人物的文章和报告，党中央的许多指示；包括代表正确路线的文献，也包括代表错误路线的文献。经过研究党的历史，经过起草、讨论和做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领导层逐渐形成共识：毛泽东是党的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主要代表。这样，把搜集在那几本党的历史文献集中的毛泽东著作，挑选出来，加以编印，就成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迫切需要了。
党中央还没有来得及编辑毛泽东选集，各解放区倒是纷纷先做了起来，出过《毛泽东选集》。
花800斤小麦的钱买了部新出的“毛选”
我向施拉姆介绍时还提到香港民主出版社的《毛泽东选集》。1948年秋天，我在香港读到过。那时，我在上海考完了大学，等待发榜。原来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父亲龚饮冰，奉命撤到了香港。于是我到香港我父亲那里作了短期逗留。香港是个特殊的地方，它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却在国民党的统治之外，中国共产党在那里有半公开活动的相当空间，办了不少在党的领导或影响下的报刊和出版社，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在这里可以公开发表，我得到了饱读的机会。
在这之前，我在长沙读中学的时候，读到过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那是公开的；读到过《论联合政府》，那是私下流传的；读到过日本投降时《第十八集团总司令给蒋介石的电报》，那也是私下流传的，而且只知是朱德的电报，对其口气和文风（对蒋介石称“你和你的政府”）印象很深，却不知是毛泽东的手笔。
在香港，我读到的是冠以《毛泽东选集》总名的一系列单印本，我只读过其中几个单印本，远没有读“全”。
1948年10月初我到北平上清华大学，很快参加了地下的青年组织，参加了地下党。《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啊，《新民主主义论》啊，《论联合政府》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啊，在进步学生间私下流传得就相当广了。毛泽东著作极大地吸引着我。1949年2月，北平刚刚解放，我在新华书店看到书架上摆着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集》，花了800斤小米的价钱把它买了回来，那几乎是我父亲给我存着备用的全部积蓄。
这部选集精装一大本，在解放区的出版物中，纸张，印制，都是最好的。它至今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硬壳的封面已经散落，纸张也开始发脆，因为要查阅毛泽东著作当时发表的原貌，我还得时常翻阅它。它算得上是我的藏书中稀有的一件珍品了。
“毛选”作者审定本的出版
1951年出版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在《本书出版的说明》中，一开始就说：“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
以前那几部毛选，对于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功不可没的，但就其编辑工作的缺憾来说，这几句话倒是说得很中肯。所以，中共中央有必要编辑一部经著者亲自审定的、编辑体例合理、文字没有错讹、篇目没有重要遗漏的《毛泽东选集》。
编辑这样一部选集的动议，有许多文章说，是来自斯大林，是毛泽东1949年底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提出来的。这样说，有根据，因为斯大林的确作了这样的动议。但是，此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道在斯大林动议以前，还在西柏坡的时候，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做这件事情了。
据黄洛峰（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主任）的工作报告，这部正式毛选的初编稿1949年5月6日已经发稿。6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斯大林，说经毛泽东校订的选集6月底就会出版，希望苏联不要急于出版根据东北书店版译出的选集俄译本。
但是，因为开国前后内外事务的繁忙，毛泽东没有时间顾及审定工作。据即将出版的逄先知等所著《毛泽东传（1949－1976)》介绍，直到抗美援朝三次战役胜利，战局初步稳定下来，毛泽东才腾出身子，带着几位秘书，到石家庄郊外的一栋生着土暖气的房子里，静下心来审定出版社送来的一百多万字的毛选清样稿。
1951年7月开始，已经编定的校正本毛选，第一卷的若干篇文章提前在《人民日报》陆续刊载，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10月，第一卷正式出版。我至今还记得读到这部新编的《毛泽东选集》时那股喜悦的心情，因为它有过去选集所没有的详尽而且有分量的题注和注释，还包括许多篇过去没有见过的著作。
当时预定，毛选分四卷，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发行时是四卷一起出售，后面几卷凭预约券在出版时领取。第二卷、第三卷分别于1952年和1953年出版。第四卷却延迟到1960年才出版。
这一卷显然是重新编过的，内容同原来设想的不同，只包括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据《毛泽东传（1949－1976）》介绍，毛泽东1960年2月底到3月初，带领几个人在广州郊区的一处别墅里，花了一周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这次不像在石家庄那次那样，毛泽东不是在别人的帮助下自己做编辑工作，而是在他主持下一篇篇审读别人帮助整理的文稿，审读别人起草的题注和注释。
我是先从父亲那里看到第四卷的清样本的。他那时是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出版前给他们传看了清样本，但在他手里只能停留几天，而我以先读为快，就拿过来连夜读完了我没有读到过的那些文章。很快，我也拿到了这本书，机关里给一周的时间要干部学习。对于其中那些从前发表过的著作，我从容地对照着从前的版本读，发现有不少修改。我仔细地在书上标记出这些修改，思考着为什么要作这样的修改。谈学习体会时，我谈了这些发现。我自以为学得很认真，没有想到，领导上却不指名地批评了我这种学习态度和方法，说是没有集中精力领会选集的精神实质，却去搞什么版本比较！
第四卷出版了，是不是接着就要出版毛选第五卷呢？
我知道，其实那时已经编出了待毛泽东审定的第五卷的一个粗编稿。1962年在讨论为《红旗》杂志写的一篇评论时，一位负责人便拿出这个秘本，给我们念过1956年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讲话中的一段话。
但是，毛泽东认为建国以前的著作，已经经过了实践和时间的检验，建国以后的著作，还不像建国以前的著作那样经过检验，所以他不愿意那时就出版他建国以后的著作。他倒是建议编刘少奇选集。
在“文革”中读“毛选”
“文化大革命”开始，国家陷入准无政府状态。红卫兵是不顾一切的，他们也不顾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是一件政治上非常严肃的事情，私下印行了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集。
我那时虽然关了牛棚，有时还可以回家、上街，我的妻子孙小礼是北京大学的教员，“黑帮”家属，当不了造反派，算是个逍遥派，也利用一切机会，帮我购买和搜集红卫兵小报和红卫兵印刷品，特别是红卫兵印的毛泽东著作。在牛棚里，棚友之间还可以交换各自从不同途径得到的这类印刷品。记得我见到的红卫兵印的毛泽东著作，有叫《资料汇编》的，有叫《学习资料》的，有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有叫《毛泽东文选》的，有一大本的，有几大本的，北大编印的是四卷本，北京师范大学编印的有七卷本。还有许多散篇油印的，那都是我的妻子帮我弄来的、北大各种战斗队的传印本。有一次在街头看到一种我所没有的毛泽东著作汇印本，持有者却怎么也不肯出售，要用他喜欢的毛主席像章交换，我只好把我儿子的珍贵像章拿去交换。没有事先征得同意，儿子直生气，我直对儿子道歉。
这类的毛泽东著作集，我得到不少，还借来不少。我把我得到的本子上没有的文章，都抄录下来。反正在我们那个牛棚里有的是“学习”时间，看管牛棚的人认为抄录毛泽东著作是学习，也不加禁止。这样，我就自行编辑毛泽东著作集，只供自己阅读。其中有铅印的，有油印的，有手抄的，统一按时间次序排列起来，分装四大册，目录就有厚厚的一叠。
“文化大革命”后期，整顿无政府状态，红卫兵印制毛泽东著作被宣布为不合法，几次言明要禁止和销毁。所以，谈毛泽东著作的正式版本，都不会提到它们。但是，尽管不是合法的出版物，却是实际存在的印刷品，流行颇广的印刷品，听说，在国外的一些研究中国的机构的图书馆里收藏得不少。中国的国家图书馆里大概也收藏得有吧。
我在“整顿”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
“文化大革命”中间，中央是不是编辑过《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呢？1970年批陈伯达的时候，涉及他在编第五卷时的错误，但没有听说他是瞒着中央的。
1975年，在邓小平、胡乔木主持下（还有康生，但康已病重，只是挂名），有一个名为“材料组”的小组，由李鑫、胡绳、吴冷西、熊复负责，有从中央党校来的几个人参加，在做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
这个材料组，在中南海乙区庆云堂西四院工作，是胡乔木主持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一部分，但专做毛选的编辑，同在中南海丙区工字楼的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是分开的。1975年10月，我被调到这个组来了。
我那时已经获得“解放”，分配在教育部工作。胡耀邦复出后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提出了一个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胡乔木叫我也来参加提纲的讨论和修改，大概是因为我曾经参加过聂总关于科学十四条的文件的起草吧。接着，胡乔木又决定把我调来政治研究室。先是要胡绩伟和我参加邓力群主持写出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的改写。胡乔木认为这篇文稿写得很好，但是太剑拔弩张了，如果这样发表，就像“一个拳头打了出去”。这当然是指打向“四人帮”。当时，乔木不赞成这样写。要胡绩伟和我重新改写，完全从正面写，写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分别写毛泽东这三项指示一项一项的意义，再写这三项指示两两之间的关系。我和胡绩伟聊了几通。记不得是不是写了一个粗粗的提纲，或者是连提纲也没有写出来，胡乔木又找我谈，说：写这样的政治评论，是吴冷西的专长，已经请他来写，你没有经验，还是过西四院来参加毛选的编辑工作吧。
我过来以后，李鑫告诉我，《论十大关系》已在胡乔木主持下依据两份原始记录（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一次和接着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一次）重新整理，已经毛主席看过同意，算是定稿了。还有一些讲话记录，如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等，还有待整理。他要我先阅读毛主席讲话记录的档案。又向我交代了整理讲话稿的原则。当然首先要求忠实于原稿。但原讲话记录不单有文句不完整的问题，表达不准确的问题，逻辑不严密的问题，论述太重复的问题，还有引据的事实、历史、文句待查证的问题，等等。所以要做很细致的整理工作。还有，毛主席有些观点后来有发展变化，有些是重大的变化，这就要根据后来发展了的观点，来加工整理前面文稿中的观点。他还说，所有经过整理的稿子，都要毛主席看过，毛主席认可，才能算数。他还举了陈伯达整理第五卷文稿时有些篇目调动过大、过于随意的教训，要我们做编辑工作时引以为戒。这些叮嘱我都谨遵，觉得编辑毛选大概一直是遵循这些原则的。我在1966年2月参加整理毛泽东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记录稿，不就是按1962年10月八届十中全会时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改动了1962年1月讲话记录稿中原来的表述吗？我那时对用后来的观点改动原先的观点是否恰当，一点也没有发生疑问。（未完待续）
作者：龚育之。此文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序，原文1.5万字，发表时有删节。小标题为原编者代拟。选自《湘声报·观察周刊》2003年12月26日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