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下）

　　“用战争来驱散革命的毒气”

　　为了填补放弃“俄罗斯传统公社精神”出现的意识形态空白，斯托雷平的外交政策是以强化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他指出：“你们(反对党)需要大动乱，我们需要大俄罗斯”，还提出“用战争来驱散俄国革命的毒气”的著名口号，并一手扶植建立鼓吹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党”。众所周知，俄国所有的战争都与国内的紧张局势有关，而战争的胜利与否又直接关系到国内政治力量较量的对比。1812年战争胜利，沙俄坐上神圣同盟的第一把交椅，1856年克里木战争的失败导致农奴制改革，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成为第一次俄国革命的起因，1917年俄国革命也是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沙俄之所以参加与发动这场现在看来几乎自杀性的战争，的确与斯托雷平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亢奋有关，这是1917年革命的另一线索。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几乎百分之二十的青壮男人都在军队里，1917年俄国总人口是一亿五千三百六十万，在海陆军中服役的一千一百万，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点二，其中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六十六是农民，百分之十六至百分之二十是无产者，百分之三点五至百分之六是工厂工人，1915至1916年俄国有六百多家工厂因征兵上前线而停工，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是城市市民。军人在国家的地位由于战争而凸现出来。到1917年初俄国约有六百万人在战争中丧生、受伤、致残以及被俘，在1917年2月至10月这段时间又增加了一百万，到1917年原来作为职业军人的军官精英阶层已大批阵亡。但是沙皇以及后来的临时政府不肯缔结和约，停战成为首要问题。战争及其后勤供应所造成的疲惫不堪的人民空前的困苦，为爆发社会革命提供了土壤。

　　早在战争打响时，内务大臣杜尔诺沃就向尼古拉二世上了一道折子，里面提到：不要卷入同德国的战争，“如果能在战争中取胜，一切都会好转”，“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奉是无意识的，普通民众不会去寻找政治权力，农民希望获得土地，工人希望得到工厂主的所有资本和利润，他们的渴望不过如此。但是在失败的情况下，社会革命在我们这里以十分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则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失败将归咎于政府，其后果是在俄国开始出现革命的直接宣传演说，在这些演说中提出能够动员和团结各阶层的社会主义口号，先是土地平分，接下来是所有财产和财富的共同平分，吃了败仗的军队多半被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所控制，再加上战争中又丧失了更可靠的军官阶层，士气低落、军纪涣散，难以成为维护法律和秩序的支柱。于是，俄国将陷入极其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其后果难以预料”〔25〕。事后证明一切正如杜尔诺沃所料，是战争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沙皇的垮台，克伦斯基下台也是同样的原因。

　　布尔什维克也看到对政局起决定作用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被战争弄得人心涣散的士兵，在“谁控制了士兵谁就卡住了沙皇的咽喉”、“国家越危机对革命越有利”、“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策略指导下，策反军队停战回乡参加平分土地是瓦解军心的最有力的杀手锏，布尔什维克发出的口号是：“要地主的土地而不要君士坦丁堡!”〔26〕这一招果真十分奏效，从1917年夏天开始，士兵都成为最坚决的革命分子，他们的最实际的考虑就是赶快缔结和约回家分配土地。士兵的情绪促使军队向左转，具体表现在士兵委员会的选举中，选上的人都是赞成停战签约复员回家的人。反战的士兵开始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军官的报告也把他们与布尔什维克等同起来，认为国家的“武装力量革命化”了。

　　在这种恶性循环下前线的全面战败，使俄国军队丢弃了战场跑回国内，军队的崩溃使军纪约束形同虚设，军事法庭法不责众，前所未有的犯罪猖獗起来，战败和无序使流氓心理扩大，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数百万士兵、水兵、逃兵和从德军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在这样一个深厚的社会土壤上，无政府主义倾向迅速增长，武装的农民自发地涌进地主庄园，在分掉土地以后烧毁庄园同时对地主实行惩罚。整个俄国的社会规范在瓦解，没有希望、没有食品、没有纪律，无政府主义宣传动摇了政权的权威，使人民大众变得冷酷无情，他们习惯杀人不受惩罚，暴力法则取代了法律的威力。所有这一切为实现“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与交战国的士兵举行联欢”、“使本国政府尽快垮台”这一今天在任何国家看来都是“散布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27〕的荒唐口号创造了条件。无序化加剧了社会的狂热机制，大家都把纪律、秩序、保守、温和、法律、遵守规则当作嬉笑怒骂的对象，这些名词都成了骂人的话，人人都在高呼一个口号：“劫不义之财!”在二月革命后的几个月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政党”这些字眼十分流行，立宪民主党在他们的报纸《言语报》上说俄国一夜之间人人都成了“社会主义者”。当然普通人对社会主义流派和各政党之间的差别不甚了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也知之甚少，但他们知道敢于公开“犯上作乱”者就是“社会主义”所想要的。

　　二月革命：流水席式的临时政府与苏维埃

　　1917年初，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罗曼诺夫王朝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由于“斯托雷平反动”断送了俄国在1905至1907年间曾经一度大有希望的、通过君主立宪建立议会民主的机会，而斯托雷平改革推动的市场经济发展又掏空了传统皇权主义的基础，并因对传统农村公社实行掠夺性的“专制私有化”而积累了巨大的民怨，因此当对外战争冒险的失利触发了社会危机后，全俄便急剧地卷入革命漩涡。1917年2月貌似强大的沙皇政权完全“出人意料地”突然崩溃。从天而降的“二月革命”完全是自发的。正如当时任彼得格勒第一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苏汉诺夫所说，“没有一个政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一天当作革命的开始，这一天所发生的运动似乎与前几个月的运动没有区别，这种骚动在人们面前已经出现过几十次了”〔28〕。布尔什维克所有的一线人物都不在首都，他们全是在得知沙皇倒台以后匆忙回国的，列宁4月17日从瑞士回到俄国，托洛茨基5月17日从美国赶回国内，斯大林3月25日从西伯利亚归来，二月革命爆发时他们都不在场。

　　2006年由中国党建研究会、中国社科院“苏共兴衰与苏联兴亡”课题组编写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八集教学参考片解说词中说，是“拥有二十万党员”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29〕，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917年受布尔什维克影响最大的阶层不是农民，甚至也不是工人，而是极度厌战、因而赞成极端反战宣传的士兵。但这也是10月前的事。在1917年2月以前，布尔什维克主要是个人数不多的“政治侨民”党，1917年2月走出地下状态时仅有二万四千人，集中在一百五十个组织和小组里，多数成员包括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党的领导机构都在国外。那时国内反对派的主力是在农民中宣传农村公社很有影响、在城市中因搞刺杀活动也受到注意的老牌革命民粹派——社会革命党，1917年后成立的“政治流放与苦役者协会”成员大多是他们，而搞工会很有成就的孟什维克也比布尔什维克更有影响。布尔什维克当时在城市人数就不多，在农村只有四个支部，四百九十四名党员〔30〕。只是在从二月到十月的这个过程中它才发展到二十万人，但社会革命党当时已有百万之众。

　　当然，即便社会革命党等更有影响的反对派也并非二月革命的发动者。俄罗斯国内外史学界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争议地承认“二月革命是自发的”〔31〕。二月革命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政府兵源缺乏而把面包师征发入伍，导致首都面包脱销，出现主妇们抢购而突然发生的事件，接着不满的市民涌上街头，同样心怀不满的士兵拒绝向民众开枪，部分士兵转入抗议者行列，冲进监狱释放了政治犯。沙皇一筹莫展，却因杜马此前不断警告他社会不满而恼羞成怒，莫明其妙地下令解散杜马，结果更导致对抗升级，部分议员抗命组成杜马临时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结果就在短短几天内，政权便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转到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手中。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在俄罗斯整个世纪都在准备革命，直接的革命却没有准备好，君主专制制度与其说是被推翻的，不如说是自行瓦解和自己崩溃的，与其说布尔什维克准备了革命，不如说他们利用了革命的转变。”〔32〕二月时惟一直接参与其事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施略普尼科夫后来因为说二月革命是“自发”的而被整肃，但就连后来直接领导十月武装夺权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也曾指出：二月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派”〔33〕，一直到1917年9月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仍在苏维埃中占优势〔34〕。

　　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与苏维埃实际上都是变动不定的“流水席”。“临时政府”并不是一届，而是包括六届政府，在“政治雪崩”中它的政治面貌改变很大，在八个月内五易其主，一届比一届“左”，其主导力量从温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变为社会民主派与革命民粹派，而且在十月“冬宫之夜”前夕已经在预备议会上通过不信任案，剩下的几个自由派退出，准备再次更换成“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了，但是这些人无论是左是右，共同的特点是“无所作为”。

　　后人说这些临时政府都患有“权力恐惧症”。用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的话说：“先前的大多数革命都是激烈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而我们俄国革命有时却退化为争取放弃权力、争取将权力推到别人肩上的斗争。”〔35〕确切地说，他们都曾反对沙皇专制，此时也不愿“以暴易暴”，而且在清算斯托雷平改革的问题上早已形成共识。但他们都自我定位为全民民主选举产生立宪会议之前的“临时”管家，而且也承认苏维埃与自己分享这种“临时的”权力。当时在德国人已经深入国境的情况下他们想“保卫祖国”，不愿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无条件放弃作战，但面对前线的无政府状态，他们又不能祭出铁腕去镇压“士兵民主”、恢复军事纪律，结果只能继续打败仗。而前线失利又进一步加剧不满，加剧后方的政治危机。临时政府的君子们遇到社会不信任就下台，让位给更加激进的人。

　　而比政府更左的苏维埃原来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主导，自我定位为民主大选前“临时政府”的监督者和下层利益的代言人，并没有想去夺权。但是由于自由派在遭抗议后下台，导致权力真空，本来并不想执政的苏维埃头头为避免无政府状态恶化又不能不去填补政府空缺。结果原先的苏维埃领袖(包括克伦斯基等)变成后几届临时政府中坚，而他们腾出的位置被主张暴力的布尔什维克填补。这时前线不断的失败已使军心瓦解，加上这时后方农村已经开始自发地清算斯托雷平改革，以传统农村公社的方式分配“份地”，那时的惯例是不到场者没有份。俄国士兵绝大多数是“穿军装的农民”，前线令人绝望，后方分地时他们又不在场，怎不令他们归心似箭?于是布尔什维克的极端反战大受士兵欢迎。亲布尔什维克的士兵涌进首都，人数已比原来的城市工人多得多，苏维埃也在没有任期制的流水席式的不断改选中变得工人代表越来越少，士兵(实际上是溃兵)代表越来越多。所谓“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只有八百个工人代表，却有两千多名士兵代表。从二月以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就只听从苏维埃的调遣，发展到十月布尔什维克又控制了苏维埃。同时在混乱中首都与地方上的行政联系中断，一大批省份都变成了独立存在的自治辖区，临时政府更加无能为力。最后列宁就依靠这些反战士兵发动夺权，抢在“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冲进冬宫，几乎未遇反抗就推翻了本来已准备交班的、大多数成员已是社会主义者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

　　从宪政到“专政”：一月事变与内战爆发

　　这时布尔什维克仍然表示他们的夺权只是临时的，是因为临时政府迟迟未能举行全民选举。他们宣称俄国前途仍然取决于全民选举的立宪会议，并且为控制立宪会议选举做了大量工作，希望俄国人民能以多数选票来认可他们夺权的既成事实。尽管很少人赞成“冬宫之夜”布尔什维克的做法，但是期待立宪会议的俄国人也因此大体平静地接受了他们的安排。

　　然而到年底，布尔什维克在他们自己主持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却遭到惨败，他们只得到四分之一的选票，而社会革命党获得了绝对多数。列宁立即翻脸，在1918年1月派兵驱散了立宪会议并枪杀抗议的工人群众(当时布党说有二十一人被打死，而反对派则提出了各种大得多的死亡数字)。1917年2月开始的“革命宪政”就此终结，正如高尔基所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打碎了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的梦想!”

　　至此俄国各地的不满终于爆发。不仅各种民主反对派起来抗争，旧俄右翼势力原来在二月革命后在全俄期盼宪政民主的趋势下一直蛰伏，到了这时在人们的宪政民主前景破灭后也乘机四起，有枪便是草头王，加入了抢夺帝国遗产的游戏。波澜不惊的“十月革命”就这样在三个月后随着立宪会议的被驱散而变成了一场空前血腥的内战。列宁审时度势，预见到未来德国的战败，不惜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屈辱地割让半壁江山，稳住德国后腾出手来，镇压国内各种反对势力。他依靠托洛茨基重建军队，废除“士兵民主”，实行“沙皇军队的纪律”，并各个击破，逐一粉碎了从极左到极右、从帝俄“爱国者”到反俄民族分离势力的各支反对力量。在此过程中于1918年镇压了首都各大工会抗议驱散立宪会议的示威，1920年剿灭了反抗余粮收集制的农民武装，最后在1921年又平定了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几年前“攻打冬宫”主要就是靠他们)的造反。历史上新的“专政”终于确立了。

　　今天回顾历史，令人感慨万千。虽然历史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的说法各有道理，但人们不禁还是会问：

　　如果1905年的宪政运动中维特政府与反对派的谈判能够达成妥协，俄国会有“斯托雷平反动”吗?俄国能否走上一条宪政条件下的发展之路呢?

　　如果斯托雷平的市场经济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不是因“警察式私有化”和专制腐败、社会不公而积累民怨，会引起那么强大的、反感市场经济的清算情绪吗?假如不是如此，即便“斯托雷平领带”会把宪政推迟若干时期，一旦它重新启动(比方说，在1913年经济发展最好的时候如果发起政治改革)，会不会仍然有成功的可能?

　　尽管有强烈的上述情绪，如果斯托雷平们不是为转移社会不满、填补专制的精神支柱而强化民族沙文主义，以至对外冒险，发动战争，而且又遭到严重失败，那么在和平环境下，“斯托雷平道路”虽然有失公平，是不是也能走得通呢?

　　当战争终于触发革命，而且革命又不能不表现为对斯托雷平改革和“警察式资本主义”的清算时，俄国出现左派政府与某种“社会主义”已是不可避免——这并非发生在“冬宫之夜”，而是在1917年2月就已明显化了。但是直到1918年1月，这种社会主义趋势仍然是与宪政民主方向结合的。如果世界大战能提前一年结束，临时政府应该能稳定局势并完成宪政民主进程，“冬宫之夜”的夺权未必会发生。

　　即便发生了十月夺权，布尔什维克在最初三个月也还是延续立宪会议进程，全国也基本维持着和平，如果这种状态不被一月事件打破，俄国会发生后来的惨烈内战吗?俄国会不会像魏玛德国或者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瑞典那样，出现民主“左”派执政的体制?

　　即便内战已经爆发，如果不是世界大战恰恰在1918年终止，列宁的政权无论是继续对德作战，还是在《布列斯特和约》仍然生效的情况下失去半壁江山、并顶着“卖国”骂名与反对势力打仗，那结果又会如何?

　　历史不是宿命，但人们总是希望它向好的方向发展，鉴古知今，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教益?

　　注释：

　　〔1〕(俄)A.A.伊斯肯德洛夫：《俄国君主制：改革与革命》，见(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1期，第110页。

　　〔2〕孙成木、李祖熙、李建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0页。

　　〔3〕(俄)萨哈洛夫：《二十世纪俄国通史》，莫斯科1997年版，第63页。

　　〔4〕〔26〕(波)伊萨克·多伊彻：《先知三部曲——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272页。

　　〔5〕(俄)米留可夫：《第二次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1册，索非亚1921年版，第18～19页。

　　〔6〕〔7〕(俄)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56、804页。

　　〔8〕(俄)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第2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9〕《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42～243页。

　　〔10〕(苏)菲·伊·卡利内切夫：《俄国国家杜马(文献与资料)》，莫斯科1957年版，第348页。

　　〔11〕《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333页。

　　〔12〕《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09～408页。

　　〔13〕(美)G.雅内：《强迫动员：1861—1930年的土地改革》，伊利诺斯大学1982年版，第187～189页。

　　〔14〕〔22〕〔23〕〔35〕刘淑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九十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153、181、299页。

　　〔15〕(苏)A.B.谢多夫：《1917年的农民委员会》，见《历史学博士论文摘要》，1980年莫斯科，第17页。

　　〔16〕(英)G.J.吉尔：《俄国革命中的农民与政府》，伦敦1979年，第160～161页。

　　〔17〕1895年列宁、马尔托夫、波格丹诺夫、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共同创立了《火星报》。

　　〔18〕(俄)司徒卢威：《知识分子与革命》，见《路标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172页。

　　〔19〕(俄)别尔嘉耶夫：《哲学的真理与知识分子的现实》，见《路标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2页。

　　〔20〕1909年一批大知识分子提出俄国应该摆脱“西化”，回归传统，回避现实，整理国故，从东正教神学中寻找民族精神，故称“寻神派”。

　　〔21〕拉斯普京为一乡村巫师式的的非正统僧侣，受到末代沙皇宠幸，出入宫廷，干预朝政，弄得乌烟瘴气，一些贵族对其深恶痛绝，最终将其谋杀。

　　〔24〕(英)乔·弗兰克尔：《1917年有没有其他的选择?》，见《重评1917年俄国革命(论文集)》，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5〕(俄)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

　　〔27〕普列汉诺夫：《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见《统一报》1917年4月9—12日。

　　〔28〕(俄)尼·尼·苏汉诺夫：《革命札记》莫斯科1991年，第1卷，第60～62页。

　　〔29〕《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解说词，见《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6年8月23日。

　　〔30〕参阅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31〕(俄)伊·戈·采列杰林：《关于二月革命的回忆》，巴黎1963年，第392、35页。

　　〔32〕(俄)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0页。

　　〔33〕(俄)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页。

　　〔34〕(英)伦纳德·夏皮罗：《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


作者：金雁，来源: 《书屋》2009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