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上）

　　两种改革模式：维特与斯托雷平

　　1861年改革以后，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俄国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统治下出现了“反改革时期”，此后沙皇在维护传统体制和追赶西方模式的取向中来回摇摆。二十世纪初，农村公社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君主专制与宪政诉求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俄国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


　　当时俄国先后的两任总理大臣——维特与斯托雷平是上个世纪之交的两大改革家，他们曾主政俄国二十余年，对推进俄国的现代化进程各有建树，因此成为苏联解体后“改革史研究热”中被谈论得最多的改革明星。但是他们在尽可能维护上层既得利益而又跟上历史变革潮流的一致下，对俄国的发展路径有不同的认识。荷兰血统的自由派贵族维特(1849—1915)主张政治改革先行而经济改革需谨慎，他从1903年开始修改农民立法，1904年起着手俄国宪政改革问题。他力主沙皇与自由派结成联盟，促使俄国从专制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他认为只有在宪政即代议制改革相配套的情况下方能进行经济改革。斯托雷平(1862—1911)则主张推迟宪政进程，先用警察方式以铁腕解决农村公社阻碍市场经济的问题，在保证沙皇体制、保证权贵利益、保证稳定的情况下搞经济改革。他的典型语言是“哪里富足了，哪里就会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宪政这类西方自由主义的玩意不适应俄国，代议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搞改革很难与那些七嘴八舌的杜马议员合作(用今天的时髦语言来说，就是“交易成本”太高)，为此他提出了一个著名公式：“先稳定，后改革!”〔1〕。

　　1905年俄国爆发了革命。革命的导火索是和平请愿造成的“1月9日流血星期日”。关于这一天由于军警开枪射击，打死和践踏伤亡的人数说法不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有一千多人被枪杀，两千多人受伤，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孙成木、刘祖熙教授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中说“死伤四千六百多人”〔2〕，1997年俄罗斯出版的《二十世纪俄国通史》中更正说，在这次事件中“死亡九十六人，受伤二百三十三人”〔3〕。该事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影响，使沙皇的威望一落千丈。以前俄国是传统的皇权主义国家，沙皇一直扮演着慈父的形象，他向来以强调“抑强扶弱”、“富人与穷人之上公平的仲裁者”、“弱者的沙皇”、“老百姓的沙皇”而著称。“流血星期日”打破了人们对沙皇的幻想，为了调查1月9日事件，沙皇命令成立由参议员希德洛夫斯基主持的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要求工人选出代表协助工作，调查委员会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律师诺萨尔·赫鲁斯塔廖夫，他提出用“苏维埃”这个古老词汇来命名这种具有协商机制的调查委员会，这就是“苏维埃”作为现代政治词汇的由来。“苏维埃(совет)”一词是一个古俄语，来自于村社议事会的协商传统，意即“以公众的民主决策”为首选。于是在这位自由主义律师的倡议下社会上出现了第一批群众自发选举产生的“苏维埃”〔4〕。后来在1905年革命中这种民选协商机构却在“左”派激进力量的主导下变成了暴力对抗和夺权机构，最终遭到镇压。在1905年这场风波中，“苏维埃”存活了五十天。

　　1905年革命中，当时还在任的总理大臣维特要求群众运动克制、冷静，在法律的程序下运行，只要给他时间，他一定会尽力而为，对民众和沙皇都有一个交代。但在沙皇与保守派权贵的压力下他能做出的让步是有限的。而当时反对派在“大好形势”下也不愿克制。议会中的立宪民主党人虽然呼吁非暴力，但拒绝与激进群众运动保持距离，实际上是希望借助激进派的暴力威胁压当局让步。而街头的反对派更激进，时任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的托洛茨基说：“我们不需要沙皇的配合，不会同沙皇进行可耻又可怜的交易，维特的宪法是虚伪的，我们二十四小时就能唤起整个俄国，让一把大火烧遍全俄罗斯吧。这样一把全国性的大火就叫做‘革命’”〔5〕，并且号召民众展开从停止纳税、从银行提款(1905年全国的提款额达八千五百万金卢布〔6〕)、工厂罢工直到武装起义的各种反抗。这样使俄国的变革错过了一个上下互动的良好时机。 由于1905年8月日俄战争失败后，维特一边忙于日俄和约在国外奔走，一边应付国内的革命运动，与反对派谈判妥协失败，引起沙皇不满，当局中强硬的保守派乘机得势，维特被保守派官僚认为太“左”、太软于1906年被迫辞职。强硬保守派戈列梅金、经济改革派斯托雷平相继接任主政。沙皇下决心镇压1905年革命，1906年8月19日到1907年4月20日设立的“战地法庭”共判决死刑五千起，实际执行三千五百起〔7〕。

　　《10月17日宣言》启动的宪政改革

　　1905年革命虽然失败，但是沙皇也像慈禧搞新政一样，镇压了戊戌变法，却成为革命遗嘱的执行者。沙皇于1905年8月6日颁布了由内务大臣布留根主持制定的《国家杜马宪章》、《国家杜马选举法》，10月17日正式颁布开始宪政进程的《宣言》。这标志着沙皇首肯了自由主义力主的宪政改革的部分内容。1905年10月17日宣言表示要进一步发展普选法原则，召开国家杜马，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8〕。沙皇政权具备了立宪的外衣。因此《10月17日宣言》被视为俄国政治现代化与国家法制化的标志，俄罗斯终于在专制制度上打开了缺口。

　　可以说沙俄在经过摇摆、迟疑、时断时续的十九世纪修修补补小打小闹以后，终于在1905年革命之后开始了自上而下的自我修正，虽说晚了几十年，但是在政治体制上改进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俄国开始了司法独立和多党制的发展进程。从1906至1917年俄国一共历经四届杜马，第一、二届杜马分别只存活了七十二天和一百零三天，是自由主义主导、“左”派力量不断上升的杜马，因此被列宁称为“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9〕。《10月17日宣言》以后俄国出现了一百多个政党，各种类型的派别都浮出水面公开活动，从1905至1917这十二年是革命党最好的演练时期，虽然在此过程中沙皇政府打压革命政党的力度一直都没有放松，期间第一流的革命家都流亡海外，但是毕竟立宪的沙皇不同于专制的沙皇，甚至可以说是沙皇提供的杜马讲坛锻炼了反对派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沙皇的杜马成为革命的母体和掩护所。当时一位俄国的评论家说：“一个不好的制度最糟糕最脆弱的时候就是它开始自我修正的时候。”

　　沙皇把政治权利释放出一部分，杜马开始在俄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1906年11月杜马拒绝接受斯托雷平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并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斯托雷平以杜马内社会民主党团图谋“推翻国家”的罪名，要求杜马剥夺五十五个社会民主党人代表资格。当时主导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以知识界为主体的自由民主派政党)拒绝接受。1907年6月3日斯托雷平便强行解散了第二届杜马。以立宪民主党人为主的一批反对派议员发表《维堡宣言》号召反抗，结果遭到镇压。许多人被剥夺当选资格，许多人流亡海外。这就是史称的斯托雷平“六·三政变”。

　　“六·三政变”对议会反对派的打击、“战地法庭”对社会上反对派的镇压(当时的绞索被立宪民主党人斥为“斯托雷平领带”)，加上这一时期反自由主义的极右翼保皇派群众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其暴力团体叫“黑色百人团”，我国过去译为“黑帮”)对反对派采取的恐怖行动，使俄国出现了铁腕政治下的“安定”，宪政民主进程停滞并出现倒退，史称“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六·三政变”后杜马仍然存在，但当局修改选举法剥夺了大部分反对派人士的候选资格，使“立宪民主党人杜马”变成了“保皇派杜马”，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大为削弱，杜马本身的制衡作用也大大下降。

　　“六·三政变”并未使俄国回复原状。当时沙皇也知道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只知道搞铁腕的保守派戈列梅金很快也被撤换。继任的斯托雷平在经济上是个坚定的改革派，在政治上虽然强硬，也还保留了一些1905年宪政进程的遗产。根据新选举法产生的第三届杜马，是惟一一届任满法定五年任期的杜马(1912年11月第四届杜马的政治构成基本延续了第三届杜马，但它又是被解散的)。苏联时期对这届杜马是负面的评价，它被认为是沙皇的四届杜马中最右的“反动的黑帮杜马”。剧变以后由于新的俄罗斯国家杜马把它作为主要的参考系和传统延续，又开始大肆赞扬肯定这届杜马，它被誉为是“俄国走向法制化的标志”。平心而论，这届杜马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五年时间一共审议了二千四百三十二个法案，有二千一百九十七项被沙皇批准成为法律，教育拨款该届内翻了一番，农业达到前所未有的辉煌。〔10〕以至于身为革命党领袖的列宁认为“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了〔11〕。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在斯托雷平时代的停滞也是事实。即便对于所谓“保皇派杜马”，沙皇还是很不放心，总认为天下的乱子都是这些人吵吵嚷嚷弄出来的，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拿杜马开刀。1917年2月首都刚出现自发性街头事件，以后无论左、右派的史学家都公认该事件与杜马毫无关系，但当时沙皇第一个反应就是解散杜马。然而即便斯托雷平再世，历史也已不能重演。沙皇的蛮干很快导致天下大乱，几天后一个大帝国便土崩瓦解了。

　　斯托雷平改革及其后果

　　斯托雷平认为，在市场经济下必须改革沙皇制度在农村的社会基础，以便在农村形成一个强大的富农阶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出现了被称为“第二次解放”的斯托雷平经济改革。

　　1905年以前沙皇政府一直在扮演着村社和民众的“保护人”的角色，当时的国策宣布：“村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村社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是凝结俄国人民生活的水泥。”亚历山大二世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口号，“俄国的一切不是为了强者，而是为了弱者”而存在的。沙皇当局认为，专制政权“惟一可以依靠的是农民，农民是国家保守力量的支柱”。1905年以后，沙皇丢掉“抑强扶弱”的口号，放下了为“民”做主的旗帜，改而实行“保住地主，扶植富农，牺牲贫弱，分化农村”的改革，以明显反道德的“原始积累”方式“勇敢地走上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专制主义的反动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混合在一起，果真有了“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1907—1914年)”，农业生产的繁荣成为俄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的经济发展以1913年成为一个制高点，在农业方面以至于到整个斯大林时代都未能超过。1913年俄国生产的小麦占世界产量的四分之一(一万一千万吨∶二千七百万吨)，黑麦产量的二分之一(五千万吨∶二千五百万吨)，大麦的三分之一(三千五百万吨∶一千三百万吨)，斯托雷平创下的这一农业记录保持了半个世纪之久，当时俄罗斯的粮食产量超过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总和。斯托雷平的发展方向是符合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的，列宁评价说：“斯托雷平和地主勇敢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最无情地摧毁了旧制度”，他的改革“贯穿着纯粹资产阶级精神”，“用暴力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形式”，“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12〕。

　　但是这场以权贵利益为出发点的改革方式是极不公平的，正如维特所抨击的，这场改革“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进行的掠夺，维特预言，这样的搞法“将可能招致严重的革命动乱”〔13〕。维特于1915年去世，此后不到两年他的预言便成为现实。斯托雷平在尝到经济起飞的甜头的同时也为自己种下了苦果，一战前俄国的“黄金时代”无人能够否认，但它是以社会的紧张加剧作为代价的。经济相对繁荣了，但社会不公正感却日益突出，斯托雷平改革中的“扶强抑弱”政策导致农村中“反改革”的平均主义情绪强烈起来。农村的反对浪潮直接是冲着斯托雷平改革而来的，斯托雷平不公正的改革激起的群众“今不如昔”心理与集体行为，使得1905年摆脱“中世纪束缚”的斗争转变成为一场站在“向后看”角度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村社复兴运动”。

　　由于斯托雷平政治上专制主义的反动和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结合在一起，而政治上反专制的革命却成了经济上前近代宗法因素的复归，斯托雷平式的站在权贵的立场上的改革，使革命运动带有维护封建因素的特征，从而使俄国以否定资本主义、回到现代化以前的方向完成了革命;仅就农民运动本身来说，既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列宁原来设想拿到政权以后走上“美国式的道路”，便会自然解决否定之否定的“隔代相似”问题，然而1917年革命戏剧性的结果却是，俄国并未走上“美国式的道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又回到了传统村社之中，就这一点而言，革命等于开了斯托雷平改革与经济现代化的倒车，这里面既有理论上的局限，又有现实斗争中民粹主义化的影响。

　　由于两次改革中的“割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十分强烈：提出分配皇室土地、国有土地、大庄园土地和“不在地主的土地”(有很多贵族自己不住在乡下，而是由管家经营)。农民要求恢复公社对“斯托雷平农民”(独立农民的另一种称呼)的权威，重新确立农村公社。这种战斗精神是农村本身的内部平等意识决定的，当时所展开的“自发夺地斗争”并没有革命政党的组织，所有对“贵族庄园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经过农村公社来组织和协调的”〔14〕。一战后期农民在村社的组织下不经官方许可自己行使革命权力，百分之八十六点六的乡农民执行委员会自行分配土地，百分之三点六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基层机构听命于政府，1917年夏天确立的农民机构是由贫民和中农组成，他们完成了总数为一万六千二百九十八起革命行动中的一万零二百一十起〔15〕。农民从“回到村社”的宗法角度接受了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客观上加强了左翼激进主义阵营的力量。所谓的“十月革命分给农民土地”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十月革命前农民以传统村社为组织基本上完成了“自发夺地”的过程〔16〕，十月夺权当天苏维埃二大上通过的“土地法令”是借用的民粹派后继组织社会革命党的，与其说布尔什维克把土地分给农民，不如说他们对农民已经完成的土地均分不持异议，而临时政府虽然也同意农民的主张，只是认为应该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后，由国家行政部门有秩序的解决土地问题。这就是“反对肮脏的进步”和“干净的反动”的1917年革命的农村背景。

　　“反改革的革命”之酝酿

　　用《俄国共产主义宣言》的起草者和俄国第一份马克思主义报纸《火星报》的创立者〔17〕之一、而后来变成俄国最大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司徒卢威的话说，斯托雷平改革导致了反对派运动的民粹主义化，表面上看起来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民粹主义，实际上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民粹主义改造并同化了马克思主义”，后来“它以革命社会主义的形式，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18〕。别尔嘉耶夫也认为，俄国激进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下，坚持着民粹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经过民粹主义的改造”，使得“社会主义的结局能够得以早于西方实现”〔19〕。

　　斯托雷平不但瓦解了村社，他采取的另外一个措施也给革命埋下伏笔——移民政策。由于瓦解村社的独立农庄以及现代化农场的建立，失地农民增多，斯托雷平便从中部地区向西伯利亚组织大量移民。从经济上讲，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既可以消除中部地区过剩的人口，又可以发展西伯利亚等地的经济。但是瓦解村社遭到农民反对，农民已经习惯用村社的“平均”来抵偿自己的贫困，而官方组织的移民又遭到了当地的抵制，由于专制官僚化的移民组织不好又出现了“回流”移民，一贫如洗和极度不满的农民回到原地已无立足之地，又转而涌入城市，这些人成为1917年革命中的中坚力量。

　　斯托雷平改革导致了俄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直盛行于知识分子中的那种激进倾向明显退潮。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成为秩序派，一部分人回归传统，走向了“寻神派”〔20〕的象牙塔，还有部分人坚持旧有的理念，但却丧失了对现实的敏感性，成为“书斋里的革命家”。而在他们不那么敏感的社会深处，却在积累着不满情绪，一个明显的指标就是俄国司法部门统计的政治罪的职业分布中知识分子的比例日益缩小，而工农比例迅速上升，从1905年到十月革命前知识分子和工农“反国家罪”的数量恰好来了个颠倒：从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变成大部分是工农。这样，俄国的反对派运动便逐渐由知识分子运动变成了工农运动，在工农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形象也由公道与正义的化身变成了与“老爷”类似的人，他们的道德感召力急剧下降，控制力与影响公众的能力也大为衰退，以至于运动一起便无人能加以约束，精英思潮的保守化与社会革命因素的增加与躁动形成强烈反差，“乱世心态”在滋长，形成了某种一哄而起、趁乱发泄的心理土壤。

　　改革家斯托雷平因其主导的“大改革”得罪了几方面的势力，维护公社的守旧贵族对他衔恨不已，传统的公社精神与教会集体主义精神被执政者放弃，导致特权进入市场，国家机器严重腐败，日益处于涣散状态，沙俄末期出现的近乎闹剧式的拉斯普京事件〔21〕，说明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荒唐与离心倾向，它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和自律能力都大大削弱，很多人都对局势忧心忡忡;自由派贵族又不原谅斯托雷平破坏了宪政，视他为“践踏法制的元凶”;知识分子在市场化中的边缘化反而促使了“草根激进主义”的膨胀;可以说各派人士都有人想暗杀斯托雷平，在几次未遂的行动之后，1911年斯托雷平终于被革命民粹派人士刺杀，死于非命。斯托雷平改革战略的“加速经济发展”本身并没有错，经济发展导致所有人相对受益原本是可以抵消掉“革命因素”的，但是由于这个“制造资本主义沙皇的统治基础”的转弯使原来过于紧绷的制度不但没有松弛，反而更加脆弱，已经经不得任何压力了，这时的世界大战彻底把它推向了革命的前沿。

　　苏联剧变以后，俄罗斯对斯托雷平的评价与苏联时期相比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不仅被塑造为杰出的政治和国务活动家，而且被称为是“个体农民的保护人”〔22〕。很多人认为，如果历史能够提供足够的时间，斯托雷平的道路是能够走通的，“只是世界大战把一切都淹没在血泊之中，从本质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23〕，“如果没有一战，就不会有二月革命，也不会有十月革命”，很多史学家都同意是旷日持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无法忍受的重负导致了沙皇政府的垮台〔24〕。（未完待续）

作者：金雁，来源: 《书屋》2009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