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重庆沙坪坝。
1943年3月4日，蒋介石正式就任位于重庆市郊沙坪坝的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不过第二年夏天，蒋介石就辞去这一职务。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担任除军事和党务院校之外的大学校长(非名誉职衔)。
中央大学成功内迁
1927年6月，经过革命的东南大学和江苏省境内的其他八所专科以上学校合并，成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5月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中央大学伴随南京国民政府首都之始终(包括重庆时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也给予这所大学以最大的重视和扶持。由于特殊的地域优势和学科规模，中央大学有“民国最高首府”之谓，尽管当时未必所有人都承认。
1937年抗战爆发后，战局对中国极为不利。到9月间，上海和南京的局势已是十分危急。由于当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坚定决断，9月底，中央大学开始西迁重庆，用42天的时间在重庆市郊的沙坪坝建筑完毕简易校舍。与其他学校相比，中央大学及时又完整地完成内迁，学校的图书和仪器设备基本得以保存，连农学院农场的良种牲畜也经过了一年的“游牧”迁徙到沙坪坝。中大迁校一步到位，且保持完整，可以说是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成功典范。
罗家伦从1932年起开始担任中央大学校长，这是他第二次担任大学校长。罗家伦这位“铁帽子”校长虽成功将学校迁往大后方，却不得不面对内外交困的窘迫情势，于1941年7月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之职。继罗家伦而出的是顾孟余。虽然说顾孟余在国民党内是铁杆的反蒋派，但汪精卫叛逃后，他成为蒋介石极力拉拢的对象。顾孟余回重庆后，蒋介石就准备让他担任战时党政军最高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长，但他并不愿意。蒋介石还想让他担任因蔡元培逝世而空缺的国家最高科研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但因院内学者反对而流产。
1941年8月8日顾孟余正式到校视事。比起前任罗家伦的乾纲独断，顾孟余在校长任期内常处在半隐居状态，不太理会具体的校务，但他在学校师生中的口碑却非常好。大家普遍认为，顾孟余既有“党国原来”的派头，象征着这所“最高学府”的国家性，又能提供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
但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半时间之后，顾孟余便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关于顾孟余缘何辞职时人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但一般来说和顾在离开汪精卫后渐趋消极的政治性格有关，同时与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斗争也不无关联。
蒋介石主动提出兼任校长
顾孟余辞职的消息在报端和坊间传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大学生们并不希望顾校长就这样离开他们，校园内出现了动荡，学生们纷纷在校园和街头发起挽留顾孟余的请愿活动，这使得教育当局十分紧张。但终于，学生们并没能留住校长。1943年1月18日，报纸上有消息传出顾孟余辞职获准，由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兼任中大校长。
蒋介石继任中央大学校长，使党内人士和学校师生都感到意外甚至是诧异。据当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回忆，蒋介石是主动提出要兼任中央大学校长的，而且当时陈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而且还颇不情愿：
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二月，有一个晚上，蒋委员长把我找去了，那时经国弟也在陪他父亲吃饭。饭后，他向我提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所有军事学校都是我兼校长，现在所有的大学我来兼校长好不好？”我说：“军事学校和文学校不同，军事学校是重绝对服从的，所以比较容易管，而文学校则不是那么简单，委员长如果兼各校校长恐怕有困难，我看与其兼大学校长，还不如来兼教育部长，委员长如果担任部长，我来做次长好了。”因为我不赞成增加他的麻烦，所以这样说，他后来就想了一想，说道：“那么我先试一个学校好不好？”我不好意思不同意他试，于是就答允了他，以中央大学给他试，他就做了中央大学的校长。(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
蒋介石兼任中大校长的消息传来后，一些学生的第一反应就是在“热烈欢迎”蒋介石的同时，即意识到以后肯定要采取“教育长”制度。由于蒋介石在各军校担任校长而其实又无法分身处理具体校务，一般均设教育长主持学校的日常事务，所以很多人就料想他在担任中大校长后也肯定要设一位教育长。这样一来，由谁来当教育长就成了焦点。这时有消息刚传出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调任中央大学教育长，立即引发中大学生的抗议活动。直到又传来吴南轩为英士大学校长的消息，学校秩序才完全恢复。最后，教育部确定由原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任中央大学教育长。
蒋介石不负责实际校务
虽然蒋介石是一个名义上的校长，并不负责实际校务，但他给学校还是带来了一些新变化，主要体现在学校内实施的“军事化管理”。中央大学自1943-1944年上学期起实行更为严格的军事训练，全体学生按年级编为四个大队，实施军事训练及军事管理。蒋介石担任校长期间，学校居然还驻扎有宪兵，直到1944年8月蒋去职后才撤离。
蒋介石当中央大学校长的时候，比较喜欢到校园视察。他第一次到校便去巡视校内教室、图书馆、学生宿舍等各处，并在食堂与各教职员工共同进餐。在视察完毕后，蒋介石感到“巡视全校各处，其宿舍之拥塞污秽不堪言状，设备之简陋与师生之无秩序，思之痛心”。此后每次到中大校园，蒋介石一般都会特别去学生宿舍、食堂、浴室和公共厕所看看，特别关心这些场所的清洁卫生情况。
此外，蒋介石还十分注意中大学生的仪表衣着。1944年蒋介石侍从室专门就“中大学生服装不整”发布训令，令中大的军训教官纠正这一现象：“中大为中央最高学府，对全国各校应有示范作用，少数不肖学生若不能规劝改过，应不惜忍痛开除以维护学校之尊严。”因衣容不整而开除大学生，足看出蒋介石对此问题的关切程度。而他对于此类问题的关注似乎在另一方面也说明校长对于学校的实际事务并没有太多的控制。
蒋介石当政时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对他的下属训话。他成了中大校长后，还是这个老习惯。1943年3月4日上午，蒋介石偕新任教育长朱经农同赴沙坪坝中央大学视事，在校长室约集学校三长、各院院长和各系主任等50余人谈话。3月7日，蒋介石又赴中央大学对全体同学“训话”，教职员学生3000多人提前在大礼堂集合恭候，讲话时间一个多小时，不仅是学生，而且教授也都是肃立倾听。自然，很多人对这种规矩以及蒋介石很不满，后来干脆一走了之，纷纷“旷会”。1944年7月9日，蒋介石以校长的身份亲自主持中央大学二十九周年校庆暨毕业典礼。典礼完毕后，蒋介石拟亲自点毕业生的名，这才觉得情况不对，原来到会的毕业生还不到一半，不禁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中大内部的人事纠葛
作为校长，蒋介石只是象征性的，在一般情况下，中大的校务全部由教育长朱经农负责。然而朱经农在学校日常决策和管理过程中，并没能享有绝对的权威，常常受制于人。由于朱经农在高等教育界的根基并不深，且他的教育背景和仕途履历也与中央大学系统没有渊源，因此，在中央大学校内，“朱经农在声望和权势上的不足使自己无法顺利行使职权。当时在学校里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校长坐轿四人抬(即教务、总务、训导三长和教育长)’，教育长是‘听由前面三人要怎样走，就怎样走，最没有主意’。”
而此时，真正掌握了中央大学内行政权力的又是哪些人呢？从历史上看，中央大学内一直存在两个主要的教师群体：一是由中大前身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毕业或长期在本校执教的教师构成的“南高东大派”(校友派)，另一个则是毕业或曾执教于清华学校(大学)的教师形成的“清华派”。蒋介石兼任校长后不久，在罗家伦和顾孟余时期长期担任教务长的童冠贤(亦非“南高东大派”)被替换，由南京高师出身的胡焕庸接任，总务长也由南高系统的江良规出任。
中大校内人事的巨大变动与蒋介石的个人好恶有很深的关联。一方面，蒋介石对原教务长童贯贤极为不满，认为童等人在中大“作梗”，“以书生学者必欲把持学校为怪”。另一方面，经蒋介石的同意，朱经农大力执行“校友派路线”，开始延揽中央大学(南京高师、东大)的毕业生返校任教，达到“校友治校”的目的。如胡焕庸就是奉蒋介石的手谕才担任中央大学教务长的。江良规也在此时由浙江大学返回母校中央大学，担任柏溪校区主任，后又兼任总务长。
到1944年8月，蒋介石辞去了中央大学校长之职，代之以“名誉校长”的冠冕，校长改由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接任。陈立夫回忆说蒋介石因为当校长，“知道困难，就不再兼了”。出于黄埔军校时期的个人“光荣历史”，蒋介石对“校长”之名终身受用，喜欢在各校兼任校长。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对此很不以为然：“各学校校长之自兼，仍设教育长之类，原欲以其威望，易于治理，事实上因彼不能亲政，身任教育长者或则懦弱无能，一任其糟；或则以总裁为掩护而自私自肥。”(《王子壮日记》，1944年8月27日，上星期反省录)
作者：蒋松溪，学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来源日期：2012-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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