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贤谈
李宝贤当过饶漱石的卫士长。饶调北京任中组部部长后，1953年2月，他和饶的秘书艾丁一同返沪，李任华东局保卫处保卫科副科长，专门负责来沪的中央领导的警卫工作，接待过许多头面人物。
他对饶漱石的看法也是很好的。他说起他回到上海不久，饶漱石出事后在他心里引起的震动：
半年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说是“高饶联盟”在上海开会，陈毅发表了好多意见，原来有一本材料叫《高饶联盟反动罪行》很厚，我当时看了，很多事情我们不熟悉，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他的威信那么高，我们这些人搞警卫一点也不知道。……见了那些材料后，他联盟搞什么我也弄不清。饶漱石办事很稳重，我跟领导这么多年，看的领导不少，觉得办事稳重的领导考虑问题就全面，我想也没有想到饶漱石会这样！他就与高岗接触过几次，也都是高岗来看他，所以我总感觉到（叹气）这么好的人！过去他有个叔叔来，他都不见（应是饶的族兄饶真泉，其祖父收养了饶漱石之父饶思诚。饶真泉土改时划为“破落地主”，“文革”中夫妇俩双双在厨房吊死——引者）。有一次我们警卫在大门口收到一封信，里面有两颗子弹。我说不给他（饶）看，这事只有秘书（艾丁）和我知道。我对下边说，这恐吓信没有什么，你们不要怕，只是今后有什么人要见他（饶），你们一定要让我知道。
李宝贤对饶漱石一家充满了感情，他对我说：“我很想到北京去看看兰沁，但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出门。”
凌文英谈
凌文英在李宝贤之前任饶漱石的警卫队长。他说：饶出事时，我们只能以“想象不到”来形容。从外表看，他蛮好的嘛……弄了半天，这样的人怎么能反党呢？前些时，我们还在一起，说饶漱石的事。高岗怎么样我们不清楚，饶漱石这人我们知道……说实话，作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反党”呀，“联盟”呀，都存在疑问。
林钧堂谈
林钧堂曾是张鼎丞的警卫员，因为张鼎丞与饶漱石私交较好，工作上接触又多，所以对饶漱石也有所了解。林钧堂后来进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回上海，离休前任上海机械专科学校纪委书记。
在我采访过的警卫人员之中，林钧堂的文化修养算是最高的了。
由于经历与政治文化修养的缘故，林书记给我谈了许多在山东的经历，只是在评介饶的“反党”一事上，他出言还是很谨慎：
他（饶）这个事，我们作为一般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反党”、“联盟”之类是存在疑问的，实事求是地说，是不大有这种可能的。
饶在山东没有什么闲空，他和别人也没有私交。
我在北京读书时，他出事了，我去看张老，兰沁也在张老家，张老对这件事也很吃惊。
艾丁谈
艾丁跟随饶漱石6年多。1946年在延安开始由组织安排到饶身边当政治秘书，1953年2月离开。作为饶的政治秘书，他应该知道很多历史真相，可是他不愿跟我多谈，采访时也不同意录音。
1994年3月14日上午9时左右，我在上海外滩市政府大楼采访了他，当时他是上海市建设委员会顾问。事先与艾丁先生预约时，他不希望我上他家，而选在他上班的市政府大楼。采访虽有一个半小时，但记下的事情不多，其中有这么几点：
一是在延安枣园时，饶漱石夫妇散步，陆璀去挽饶的手，饶不肯。俩人拌嘴多用英语；
二是薄一波“三反”、“五反”期间来上海，作报告时，说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上海“三反”、“五反”表示过不满，说上海右倾；
三是为饶的事后来他吃过很多苦头；
四是饶漱石后来有些不信任他，以至他也不愿跟饶说话；
最后，在谈到饶漱石事件性质时，他仍然客观地说：
“他的事，按理也应属党内的事。”
20世纪90年代，兰沁一次来上海时，艾丁还宴请她，邀当年一起工作的人作陪。
陆熙昶谈
陆熙昶，是陆璀的小弟弟，给饶漱石做过几个月的保健医生。他说：
我是从部队进的大学，1952年春夏在上海医学院读三年级，有一天，组织上找我谈话，要我到北京去。到了北京，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找我说：在华东首长中，饶漱石是一把手，你去给他做医生，护理他……由于长期的地下工作与精神紧张，饶当时患有肾虚症，战争年代没有条件，进上海后，陆璀开始督促他去看病：“一天到晚总是工作工作，其他什么事情都不顾，现在条件好了，你可以去看病。”当时上海有一位很有名的医生叫杨国亮（音），他给饶看了病，饶也信任他。杨大夫给饶漱石开了针，据说可以壮阳。饶上北京后，组织上派我给他每个礼拜打针，因而这段时间与他接触的机会多一点。
我到北京时，他还在北京医院住院（治颜面痉挛——引者），刚好陈毅去看他，对饶说：“我们这些人，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我们多活几年，对党是有好处的……”饶后来到了颐和园。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保健大夫，只觉得在北京三个月我没啥事可做，每天就是督促他吃点安眠药，吃点维生素，打打针。我想自己此时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学习很紧张，放弃了很可惜。于是我要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不要占一个人，有什么情况，只要中央保健局派一个人就行了。就这样后来我又回上海了。
这几个月在北京，几乎整天有接触。他这个人讲话很少，谨慎，不如陈毅放得开，陈毅作报告我爱听……抗日战争年代，我很少看到姐夫，后来我调到军部一个卫生学校，陈毅来给我们作报告，他来了，我这才知道他住地离我们不远……在所有的人心目中，一直到现在，都对他非常尊敬，所以听说中央首长出事了，华东的人都没有想到是饶，都很吃惊……华东局干部对此都有看法，但不敢讲。
我去北京是因为政治上可靠（亲戚），那年夏天去北京三个月，此事我以前没说过，出事后更不敢说。
……我去（北京）时，“睡眠疗法”已经做完了，他找主席可能是在我来之前的事。我在颐和园时，中央首长都来看饶……批饶的材料根本不可信。
高岗与彭德怀的关系好，所以后来讲“彭、高、饶”。高岗的表现说明他根本不会对毛不好，他只对刘少奇有意见。高饶出事之前几个月，毛泽东有时与高岗彻夜长谈，什么都说……
1954年，饶还未抓时，我去了。那次是去东北出差路过北京，我去看姐姐，姐姐是听了传达报告的（指1954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引者），饶拿本书给我看，说：“毛主席很注重什么什么……”还教导我说毛怎么伟大……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对姐姐说：“这样一个对自己很克己，工作勤勤恳恳的人，说他有野心，野心从何而来？连吃一口白糖，也说国家很困难，别浪费了……”姐姐说：“唉，政治上的事，你不要讲。”她了解的情况多，当时希望我保住工作，要我不要过问这些事。
八、九年以前，早已时过境迁，“文革”已结束，很多人都平反了，我们对陆璀谈起饶漱石：“像这样的有功之臣，怎么能这样就算了呢？”她就说：“饶这个人呀，也不知什么时候有个水落石出！”
“文革”中，我看到过一份材料，上面说：建国初，毛主席对刘少奇、周恩来感到不称心，毛正在考虑是否把刘、周放在一边，这时，高岗的事情发生了，毛最不放心高在背后搞名堂……我相信“文革”中这份材料是可信的，我知道高、饶两人相交很少。
我今天讲饶漱石许多事，并非（我）与饶漱石是亲戚，现在姐姐跟他的关系已结束了，我讲这些，是为了对历史负责。
李振田、姜廉谈
采访李振田是1998年长江大洪水九江决堤的前一周。李振田是山东人，15岁起为地下党跑交通，进上海后一直在华东局保卫处。菅荣斋接替李宝贤任卫士长前，原是拟定由李振田代李宝贤的，后有人提醒说他当时管的事太多（司机、警卫、其他服务人员）便改由菅荣斋去了。李后来也调到北京，最后在师级位子上离休。
李振田告诉说：饶漱石因“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后，凡是饶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被集中起来在一起学习，为期一个月，称之为“肃清流毒”，参加者包括警卫员、司机、其他秘书、保姆、厨师……
在1954年批判饶漱石的会议上，饶还有一条“错误”就是散布对刘少奇的不满，饶漱石本人对这事坚决否认。
李振田谈到刘少奇到上海期间，饶在接待上确实有过“怠慢”：
刘少奇夫妇那年来（1950年）住了大概一个月，他左右的人对生活要求比较苛刻，如叮嘱房里气温不得低于22度，不得高于24度，那时没空调，靠烧锅炉，这个温度很难控制。饶开初陪了几天，后来没有陪。对刘左右人员的特殊要求，饶总是一边叹气：“唉，唉……”
陆璀之弟陆熙昶也回忆说：
上海解放后，刘少奇几次来上海，陆璀讲：“少奇同志来了，你也去陪一陪”。他说：“这次他是带夫人来，还有小孩，又不是正儿八经的工作……”这件事有两种看法：一是首长来应陪陪；一是工作正常就不需要陪。这说明饶是正确的。
姜廉当过饶漱石等华东局领导人的生活管理员。他对饶漱石的看法很好，谈起饶的“反党”，他说：“他出事，我们莫名其妙。”
菅荣斋谈
饶漱石最后一任卫士长菅荣斋
采访菅荣斋，是在2005年5月。菅荣斋是饶漱石最后一任卫士长，亲眼目睹了他负责警卫的第三野战军政委、中组部部长被捕时的一幕。见面时，他告诉我：
我们很愿意为这些事（指饶）给他说说，也有老同志劝我：“不要着急，总会有人出来为他说话的。”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个说法……这次听说江西有人来找我，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直惦念这件事。
我们有很多话也不知跟谁说？听说你们要来，我老伴说：你别激动得睡不着觉哇！（我）太激动了，今天下午接到你们的电话，（因为）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所以下楼去接你们。
1953年，饶漱石的政治秘书艾丁和卫士长李宝贤回上海，陈麒章与菅荣斋分别接替秘书和卫士长的工作。不过，菅荣斋比陈晚去一个多月。他说：饶漱石对我们（我、艾丁、陈麒章等）要求很严。到北京别的没有什么，就是感到生活要求太严格了，陪客人吃饭我们自己都要掏钱，偶尔才去要点烟要点茶……按常人想象：在首长身边工作一定得到不少好处，但我们一点好处也没得到。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工资一级也没有增加，去时17级，回来还是17级。他对我们要求严，对自己也是一样，举个例子：他告诉我（他）吃饭只要一菜一汤（一荤一素）就可以了。来了客人，顶多加一个两个菜。他一家的伙食钱（包括兰沁、陆璀）一个月50块钱就可以了。有一次他妹妹（指在人民大学读书的二妹妹饶玉莲——引者）去看他，他也没有拿钱给妹妹，他没说，我也不好拿。他告诉我钱怎么用法：要节省用，不要大手大脚，以后退休了，休假都要自己花钱。我在那里一年多，给他攒了3000多块钱，一分钱也没乱花，走时，我都交给了陈麒章处理。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白开水一杯。没有什么爱好，只在上海看见他打弹子，一个人坐在那里。
他很朴素，一身衣服穿了好几年，后来是给虫子咬了，才换。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一床被子、一床毯子……啥也没有。
菅的夫人姚兰桂熟悉饶一家人，她插话说：
兰沁的裤子都接了三截（人不断长高，裤子不断接），她那时是高干子女。
菅荣斋谈起饶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交往时，说道：
当时饶管很多事：共青团、劳动部、组织部（都归他管），组织部行使总书记权力。（很多人）包括苏联专家都对饶评价很高。那时一些苏联专家的安全也归我们管，他们说他是布尔什维克。
在与饶接触的人中，张鼎丞是最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到北京没有安家之前，吃饭三天有两天起码在饶家吃。孩子们之间也这样。饶走了（被捕）之后兰沁就在他家。她妈后来也出事了，我们不能接待也不敢接触，兰沁就在他家和张的九九在一起。
饶和张云逸的关系也不错，谭震林也不错。
饶跟粟裕很好，粟裕小孩小龙在八一小学，礼拜天、礼拜六都是我去接回来住，礼拜一我又给送回去，那时粟裕和爱人在前线（南方）。
饶与廖承志、廖梦醒比较好，廖梦醒常去他们家。
潘汉年、扬帆没有看到他（饶）与他们有什么关系。
饶不怎么到别人家去，在北京一般都是别人到他家里多，他到人家家里去很少。他与黄克诚关系一般，跟邓子恢、曾山好一些。最后一次谈话是邓子恢、曾山去找他谈。我进去倒茶，饶说：你们去吧，去吧，让我们出来。那次谈话没几天，他就被捕了。
他与高岗没有往来过，两个人生活习惯很不同，高岗好跳舞，搞男女关系；饶很保守。在北京，他给我的印象，除了开会，他没有上高岗那儿去过。后来我们听说“高、饶”之事后，很奇怪：接触都没有接触，“怎么联盟”呀？
我们住在景山后街乙（1）号，右边张闻天是甲（乙）号，邓小平也在隔壁……
谈起饶出事和被捕，菅回忆说：当时斗争他的是陈毅、邓小平等人，那次在中南海西楼开会，我很纳闷：怎么都是华东的人、比较熟悉的人？会议结束后，他停职反省，他找到我们说：“我现在休息，你们要注意学习，钱不要乱花，以后退了休，什么都靠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停职反省，（那些日子）他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在这期间，中央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叫汪景贤（音），也布置我每周向他汇报饶的生活、吃饭、睡觉、夫妻生活怎么样……我也没说什么。
逮捕他的时候，饶正在吃饭，我在门口站着，这时外面来了人。一位是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还有一位是13局的局长，个子比较高，穿灰中山装。他们带了几个人，开了部两个门的汽车，这些人不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局的我们基本都认识。徐问我饶在哪里，我说在吃饭。他们进去，不让饶吃饭，也不让我进去。我在外面听到念逮捕令，说他包庇扬帆、潘汉年反革命，签字的是张鼎丞，他是总检察长嘛。他们给他换上囚服，带上汽车，我看着他坐汽车走远的。
（接着）他们在（饶）家里到处搜查，（他家）没有什么东西。他们说：“你去看看吧。”我说：“我不看。”他们啥也没搜出什么来。
他人特别好，从来没有对我们红过脸，发过脾气，没有背地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他一辈子没享到福，怎么落到这个结局呢？这些事，我们有时想起来真是难过。
说到这里菅心情沉重，神情无奈而又茫然。
（因篇幅原因，本刊在发表此文时作了大量的删节，在原稿的基础上主要保留被采访者的言论。《炎黄春秋》注）
（作者为江西省九江市文联一级文学创作员）
作者:景玉川，来源: 《炎黄春秋》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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