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的克格勃生涯之谜（上）

克格勃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开始了他不可逆转的改革之旅。

这时候，普京完成了他在莫斯科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的特训。这是普京第二次接受对外情报工作的训练。训练的目标很明确，结束后他将赴国外担任情报工作。在苏联，情报官员大致要接受过两门学科的高等教育，流利地掌握一门外语，同时经过若干次特别训练，然后才有可能获得去国外工作的机会。那个时代苏联的精英培养，莫不如此。

这次在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的特训，对精通德语的普京而言，结果一开始就很清楚：他将有机会去德国工作。问题只是，他要去联邦德国，还是民主德国？“如果去联邦德国，按程序，则必须先在克格勃总局工作一年至三年。”在自传《第一人：普京自述》里，他解释说，“而去民主德国，则可以立即起程。我拿定主意，立刻外派。”1985年，33岁的普京，决定去到民主德国，开始了他的国外情报工作生涯。

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之后，他的克格勃生涯，是所有人的好奇。

当年培养他的红旗学院的老师曾这样告诉媒体：“我认为他不是一心钻营的人。但是，我记得我也在他的评语中写了几条负面特点。在我看来，他当时多少有些内向，不善交流。这既可以看成缺点，也可以看成优点。”

那么，在克格勃的标准里，如何拿捏“内向”与“外向”呢？同是这位接受采访的老师说：“我们曾经有位学员完成任务像钟表一样精确。他的分析能力非常出色，所以他很快就能找到最佳解决办法。事实上，他的速度实在快，有时候你觉得还没提问，他就已经知道答案了。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条件，他学习结束时，我给他打的评语是不适合从事情报工作。不幸的是他的个人品质——出风头……虽然对这位学员总体上是肯定的，但他因此无法从事情报工作，他不能成为外派特工。”

克格勃，尤其是对外情报人员的素质——“职业情报人员要学会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在任何环境下都让自己感到自然和随意，不能让自己表现得卓尔不群，同时能控制自己的言谈举止并监督周围的人。职业情报人员不仅应当聪明，而且还要非常值得信赖。”很显然，普京符合这样的标准。比较之下，克格勃的标准，警惕的是“外向”——出风头。

有意思的是，普京在自传里，对自己的评论用了一个很专业的词汇：“过低的危险感。”在回答“在关键时刻能保持镇静”这一问题时，普京说：“我能保持，甚至过于镇静。后来我读情报学院，在那里接受过一次测试，他们认为我‘过低的危险感’是负面性格特征，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缺陷。你必须在关键时刻迅速动作，才算反应良好……很长一段时间，我是靠危险感工作的。”克格勃生涯所塑造的普京，特别是他的个性特征，是我们认识他的关键。

妻子柳德米拉·普京娜带着1岁半的孩子，跟着普京一同去到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在国外工作，对当年的苏联人，是一种荣耀。柳德米拉的记忆更感性：他们（民主德国人）每周都要清洗窗户。商品丰富——虽然赶不上联邦德国，但总比俄罗斯强。有一个细节我很惊讶，是一件小事，清晨上班前，大约7点，德国各家的妻子来到后院，在两根柱子中间拉起一道绳，然后她们把洗好的衣物晾出来，一件一件，非常整齐，大家都是一个样子。民主德国安全部门的人工资比我们高，当然我们想方设法节省开支，为的是攒钱买一辆汽车。真的，我们坐在皮箱上梦想回家。最初我们非常想家……

5年的国外情报生涯，生活方面，普京的记忆只有一件：“我们常去一个叫做拉德堡的小镇，那里有民主德国最好的酿酒厂。我经常要一个3升的小桶，把酒倒进桶里，装上龙头，然后可以直接从桶里喝酒。所以我每周喝3.8升啤酒。我的体重因此增加了25磅，达到了165磅。”普京当选总统后，俄罗斯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爱慕德尔”的啤酒小店，店主还记得普京，“他一次也没喝醉过”。俄罗斯旅游公司由此推出了德国的“普京之旅”，拉德堡小镇的这个小酒店，被命名为“普京角”。

民主德国5年时间的情报生涯，改变了普京的体重，还改变了他什么？

大学毕业，普京即分配进入克格勃，这是1975年。在第一次参加特工们的讨论，拟定出工作计划时，普京的意见让老特工很意外：“这样不行！为什么？不合法！”法律系毕业的普京的这个反对理由，让老特工吃惊。“什么法？……我们有上级指示！”“菜鸟”普京遭到老特工的讥讽与教导，“对我们来说，上级指示就是法律。”普京由此开始职业生涯。只是，这种开始并不让普京感到愉快，他说：“我的同辈人都有同感。”

1970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普京与同学艾琳娜在一场聚会上跳舞

在苏联，搞情报工作的必须是党员，但对普京这一代克格勃而言，“党的干部不受欢迎。专职党务干部调入情报部门后，结果都是一事无成，不是混官做的，就是野心家。那里有各种党务干部，他们一般都是自我膨胀的人。他们把自己看成大领导，不想做具体工作。所以他们引起专业人员的怨恨，也是自然的事”。

“专业人员”普京以及他那一代克格勃新人，如何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与职业尊严？

可以在国外工作的情报处始终是克格勃里最让人神往的组织，只是，在国外工作，即使在同一社会主义阵营里工作，仍不免价值观遭受冲击。对于情报人员，最困难的是，从国外回来后很难习惯苏联的现实。普京的解决之道是寻找老一些的同事交谈，“当然不是斯大林时代的老同事”。这条解惑之途，在相当的意义上开启并拯救了普京。

“我有位朋友在阿富汗工作，负责安全事务。他回国后，我们什么都问。你还记得当初这里是什么样的吗？凡是与阿富汗有关的东西都能引起‘乌啦！’我们都觉得有种强烈的爱国热情。所以我们才找他谈话，问他在阿富汗工作的感受。要知道，在阿富汗发射导弹需要他的签名，没有他的签名，轰炸绝对无法实施。他给我的答案使我大吃一惊：‘你知道，我衡量工作结果的标准是有多少文件没有签字。’这确实令我震惊。经过这类谈话之后，我反复思考，这些人都是权威，他们是我尊敬的人。忽然他们的观点与人们习惯的既定说法背道而驰。当时在情报部门，我们允许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可以说一般人不允许说的话。”

“衡量工作的标准是有多少文件没有签字”——拒绝才是一种能力，一种评判工作的标准。这当然让人惊讶。绝对忠诚之下，普京很偶然发现了可以摆脱控制形成自我的“自由”。这或许让普京自己都深觉意外。极权体制下的情报人员，是制度性逸出僵化意识形态控制的那一小部分人。欧洲人，包括俄罗斯人在研究苏联变革的起点时，共同的认定是，改革开始于同样是克格勃出身的安德罗波夫——“他对苏联真实状况，比任何领导人都知道得多。”可惜他在位时代太短，只能由他选择的接班人戈尔巴乔夫来完成苏联变革。

部分政治研究者在分析普京时，注意到了情报机构这种特殊性，但在此途上寻找普京后来演变的轨迹——以求解答“普京之谜”，结果很难找到他“自由主义”的倾向。因为，研究者忽视了情报人员的制度塑造条件：只有忠诚之下才有“自由”。忠诚，是第一位的。

在自传里，普京描述自己在民主德国的情形：“我是高级官员，接下来我的工作是处长助理，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后来我又晋升高级助理，再也没有更高的职位，我上面是高级管理层，我们只有一个老板。后来，我被选为克格勃驻民主德国办事处党委委员。”那么，普京究竟具体做什么呢？“通常的情报工作！”这个话题，就此打止，普京不再给出任何解释。他拒绝将他的克格勃经历传奇化，虽然这或许能为他赢得更多关注。

可是，所有人都好奇他在民主德国干了些什么。研究者能够找到的只是“环境证据”。

苏联内部的控制模式，共识性的看法是：显性部分是意识形态指导之下，由苏联共产党各级组织进行；隐性部分，则由秘密警察，亦即克格勃控制。那么，戈尔巴乔夫开始自己的改革之旅，要整肃僵化的各级党组织，将他们转轨，由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结构，他需要依靠什么样的制度性力量来帮助他呢？这是真正深入观察苏联变革，以及后来无可逆转崩溃的极有价值的思路。在俄罗斯极有声望的德国研究者阿列克塞德尔·拉尔由此着手，在其所著《克里姆林宫里的“德国人”：弗拉基米尔·普京》一书里，描述这一过程：

在改革时期，在克格勃那里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即增加新的职责：在一党制的领导下促进改革，把市场经济成分灌输到由党控制并操纵的那种僵化结构中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戈尔巴乔夫依靠很久之前的靠山——安德罗波夫的人数众多的顾问、专家，用克格勃机关来拆掉由党组织任命的干部队伍。由于克格勃内部拥护政治改革的人的积极活动，那些习惯于追求豪华奢侈生活、工作极不认真的共产党官僚们的位置开始动摇了。因为，戈尔巴乔夫通过克格勃掌握了能够损坏他们名誉的证据确凿的事实。

表面上看，这当然是人事更迭。但实质的戈尔巴乔夫变革思想，往往容易被忽视，更重要的是，又因为克格勃的秘密性质，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亦被广泛忽略。比较起来，见多识广的克格勃，尤其是情报人员更容易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思想。

那么，克格勃作为改革“先锋”部分，他们在国外如何起作用呢？德国人拉尔描述说：“莫斯科竭力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处在第一线的民主德国寻找新的、目光远大的党务活动家，把忠于社会主义基本思想的人与能够改革社会所有制的人结合起来，力求在变革时代不至于丢失政权。”

已经公开的材料表明：1987年，苏联情报总局局长秘密访问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和东柏林，他公开支持民主德国实行社会制度民主化的思想，建议让更年轻的中央书记取代现任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的做法一如国内：不换思路换位置。但是，这次情报总局局长的民主德国之行——换帅之举未获成功。于是，克格勃制定了一项名为“光线”的行动计划，用更隐蔽也更直接的办法达到目的。

普京参加了“光线”行动吗？

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发现了克格勃的秘密行动计划，德累斯顿的民主德国安全部门负责人，很愤怒地指责在德累斯顿的克格勃从事这一“反德”行动。德国方面的研究者认为：这时已向普京发出逮捕令。但是，世事难料。由克格勃发起的“光线”行动，结果却是民主德国人民的反抗，1989年，柏林墙倒塌，德共由此失权；这时，正是刚刚向普京发出逮捕令之际。政权倒闭带来的意外的结果是，德累斯顿的民主德国安全部门负责人选择了自杀。类似更换他国领导人这种高度机密的行动，因深知内情的当事人自杀，所有直接证据就此中断。这段历史，沉入深幕。

“有报告说你参加了‘光线’行动？”“没有！”后来，普京的回答很明确。

以秘密组织克格勃调查并制约腐败的党组织领导，并以此策略扩大到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控制的国家，内部瓦解，势在必然。但是，共产党组织的瓦解，同一结构里的克格勃系统能置身事外？

柏林墙倒塌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1989年底，愤怒的民主德国人聚集在德累斯顿的克格勃办公楼前。这是普京难忘的经历，他回忆当年：

人群越来越愤怒，我走出去问他们想得到什么。我向他们解释，说这是苏联军事设施。人群里有人高喊：“那你们在停车场的汽车为什么挂德国牌照？你们在这儿到底干什么？”他们好像在说：“我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我解释说我们之间有协议，允许我们使用德国牌照。“你是谁？你的德语说得这么好。”我回答说我是翻译……我集合了周围的保卫人员，说明目前的形势，有人告诉我：“没有莫斯科的指示，我们什么也不能做。现在莫斯科保持沉默。”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的武装人员赶来了，人群四下散去，但还是那句：“莫斯科保持沉默！”我当时的感觉是，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已经消失了。很清楚，苏联正在生病，而且得的是不治之症——权力瘫痪。

“莫斯科保持沉默！”看起来，克格勃国外情报组织即使没有被国家抛弃，至少也被暂时遗忘了。这一结果，会给像普京这样勤力的克格勃情报人员带来什么样的心理影响呢？

至少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里，普京的克格勃生涯是国内外媒体的兴趣焦点。普京曾很认真地回答了一位意大利记者对此的问题：“在苏联对外情报机关中有一种特别的氛围。人们几乎一生都生活、居住在国外。他们能够看到，苏联发生了什么，国外这里有怎样的意识形态模式，它们如何体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情报机关里被培养出了对祖国、对国家的爱。这是全体情报人员必修的也是最主要的思想政治课程之一，我相信，它对我是积极的，其帮助的成分要比妨碍的成分多得多。”

相信普京的这一回答是诚恳的。只是，我们回到那个历史现场，“莫斯科保持沉默”时刻，普京对国家的爱与忠诚，将如何寄托呢？

离开民主德国，普京回到了圣彼得堡（当时叫列宁格勒），以副市长身份接待过基辛格。追问之下，普京不得不告诉基辛格自己曾是克格勃情报人员，在民主德国工作。似乎当时普京不太好意思提及这段经历，但他却得到了基辛格一个意外的反应：“体面的人都是搞情报起家的。我也是。”在“莫斯科保持沉默”时所遭遇的“忠诚”如何寄托之惑，这时，从一位美国政治人物那里，普京得到了另种回应：“你知道，由于当时我在苏联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我至今还在受人非难。我相信，苏联不应该这么快地放弃东欧。我们正在改变世界均衡，速度过快，我认为这可能导致我们不想看到的后果……开诚布公地说，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来普京告诉记者：我从未想过我可能从亨利·基辛格——传统意义上苏联的对手那里听到这样的话，对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及苏联崩溃的叹息。（未完待续）

作者:李鸿谷，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