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志海：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中）

 　　【内容提要】  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既是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同时也夹杂着复杂的国际因素，与当时中美日三国外交存在十分微妙的关系，尤其与袁世凯的联美制日外交的 失败直接有关。在这场政治权力斗争中，载沣之所以没有处死袁世凯，固然由于载沣本人性格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以及慑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但同时与 列强尤其是美国的强力干预有着密切关系。而就几个主要列强来说，它们对载沣驱袁的态度和反应并不一致。其中，因为袁世凯的联美制日外交妨碍了日本对中国东 三省的侵略，日本方面对袁世凯遭罢黜实际上持欢迎和支持态度，极不愿意看到袁氏复出; 而美国政府由于担心清末新政改革政策发生逆转，同时也为了抵制日本对清政府的控制及与日本争夺中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坚决反对载沣罢黜袁世凯，从一开始就期 待袁氏尽快复出。在载沣驱袁权力斗争的历史背后，同时也浮现出日、美两国较量的影子。

 　　【明镜历史网编者注】 本文较长，注释较多，为便于阅读和查找，采取逐段注释的方式。




美国的干涉虽然没有迫使载沣收回驱袁成命，但对避免事态扩大化还是产生了影响。根据柔克义的报告，他召集各国驻华公使非正式讨论抗议驱袁问题的消息，当时就传回到载沣本人那里，并令摄政王政府“十分着急”。① 为消除美国对罢黜袁世凯的不安，载沣在颁布驱袁上谕的第二天就任命亲美派官僚、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署理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1月8日又分别任命张荫棠和周自齐为署外务部左丞和左参议，以博美国的欢心，消除驱袁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柔克义在11日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就对载沣的这一任命表示欢迎，认为这有助于改变罢黜袁世凯之后清朝外务部的不得力情况。② 而柔克义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一道向清政府提交抗议照会，并从庆亲王奕劻那里获得将重新起用袁世凯的口头保证，则为袁世凯的东山再起提供了有力的外交支持。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美国政府的态度还迫使日本政府也不得不私下要求载沣不要将驱袁事件激化和扩大化，既不要进一步处罚袁世凯，也不要株连袁的同党，以免政局发生动荡。③ 载沣在罢黜袁世凯之后，没有听从袁的政敌的建议，既未对袁进一步加罪处罚，也没有对袁的同党加以清除，这固然由于他本人性格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以及慑于袁世凯培植的北洋势力，但美国的干预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就美国政府来说，它之所以对载沣驱袁事件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除了所说的担心清末新政改革政策发生倒退之外，另一个没有言明的原因是与当时的中、美、日三国外交息息相关。这从以下我们对载沣驱袁的背景的分析中可见一斑。

三、载沣驱袁与联美制日外交失败之关系

对于袁世凯突遭罢黜的原因，当时舆论及后来学者的研究多认为这是出于摄政王载沣与袁世凯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认为是满族亲贵与汉族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笔者以为，载沣驱袁体现了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这是确凿无疑的。④ 但一个有待补充的问题是，摄政王载沣之所以在1909年的1月2日罢黜袁世凯，这可能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至少，根据笔者的研究，载沣罢黜袁世凯与当时清政府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有着直接的关系，成为袁的政敌要求他下台的一个重要理由和导火线。

袁世凯自1901年继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便逐渐成为主导清廷内政和外交的一名重臣。日俄战争，尤其是1907年7月第一次日俄协约签订之后，为抵制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袁世凯在外交上极力主张和推动联合美国，以抗衡日本势力。为此，袁世凯的同党和亲信、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和奉天巡抚唐绍仪与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 Willard Straight) 商议借助美国资本，设立东三省银行，用于稳定当地币制、兴办实业、修筑铁路等事业。为实现这一联美制日计划，袁世凯于1908年慈禧太后病逝之前便奏请派遣他的亲信唐绍仪前往美国，予以落实。7月18日，清廷颁布上谕，命唐绍仪为赴美特使，表面为感谢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实为与美国商议东三省借款及推动中美德三国联盟。⑤

①Mr． 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8，1909，Telegram，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②Mr． 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1，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③Mr． O'Brie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5，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④最近，有个别学者以袁世凯确有足疾，曾因此提出休养的请求，便将载沣罢黜袁世凯回籍养疴看作一个正常的事情，认为不存在什么权力斗争或阴谋，这只是后人的想象，这一观点实在过于简单化，不足为训。

⑤有关唐绍仪赴美前后推动中美德三国联盟的具体活动及美国方面的反应，详见〔美〕查尔斯·威维尔著，张玮英、李丹阳译: 《美国与中国: 财政和外交研究( 1906—191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7—64页; 另参见拙文《关于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

10月初，唐绍仪即启程前往美国。但袁世凯的这一联美制日计划由于误判美国的外交政策，遭遇重大挫折。当时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政府虽然有意扩大美国在东三省的势力和影响，但同时完全无意与贫弱的中国结盟，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相反，在日本政府的拉拢和引诱下， 11月30日美国国务卿在唐绍仪抵达华盛顿的当日与日本缔结“罗脱—高平协定”，美国以听任日本可在中国东三省以“和平手段”自由行动换取日本不侵略菲律宾的保证，袁世凯的联美制日外交完全失败。在接着的会谈中，国务卿罗脱完全拒绝与唐绍仪商谈东三省借款和中美联盟问题。而有关中美联盟外交失败的消息也在1908年12月下旬见诸报端，《字林西报》就曾根据12月30日华盛顿来电，报道: “中国赴美专使大臣唐绍怡办理中美联盟事，现已失败。”①

正是这一外交挫折为袁的政敌提供了借口，成为摄政王罢黜袁世凯的一个导火线。袁世凯的门生沈祖宪、吴闿生在《容庵弟子记》中就强调袁的去职系由派专使唐绍仪联美一事引发，指出:“公( 即指袁世凯———引者注) 感悼孝钦后知遇，拟俟大丧事竣，亦即告退。乃未及上书陈请，而局势忽变。论时事者，言哤论杂，咸莫测其由来。不知公之去位，实由于派大使一案也。先是，公因甲午、庚子之后，政府虽一意讲求外交，而操纵失宜，究不免为外人所轻视。中国等级，向居人后，海牙和平会，置列三等。亲贵出洋，何尝无所激刺，奈事过辄忘。公因美之商派大使，遇我独厚，密建联美之策。先与庆王商定后，乘间独对，畅陈中国宜派大使理由，孝钦后甚韪其议。旋遭大故，枢廷同列，以不获预闻其事为恨，有议公之轻举者，于是横生阻力，事败垂成，其机会为至可惜也。”②

袁世凯本人在回籍养疴后回复友人的信函中，也婉转透露了他的去职与当时办理外交遭受挫折有关。袁在1909年3月2日《复邹道沂函》中这样写道: “弟半生鞅掌，梦觉邯郸。自顾中外回旋，过多功少，时艰莫补，悚惧滋深。客秋患足疾后，曾经请假休息，迄未就痊。只以事变纷乘，不得不力疾销假，入直必须人扶掖。腊月，疾益加剧，仰蒙朝廷体恤，放归养疴，圣恩高厚，莫名钦感。”③作为回籍养疴的待罪之人，袁世凯虽然依照上谕的说法，将自己的去职归因于“足疾”，并钦感圣恩高厚，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他的去职实起因于“事变纷乘”，以及他在“中外回旋”即处理外交问题上的过失。1911年6月22日，袁世凯在写给端方的一封信函中论及清朝内政和外交，也表示他当初主政时在内政和外交上的一个重大宏愿就是“大借欧美债，大兴实业，隐以抵制强邻，使我得多延喘息，专意振作”，并对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后与欧美国家签订铁路借款合同，实现他当初抵制日、俄两国的宏愿大为称赞，谓: “惟望当道诸公，才略魄力多得如此老者，东、北两大( 即指日、俄两国———引者注) ，何足畏哉!”袁在信中对当初没有与盛宣怀合作实现这一外交目的深感遗憾，写道: “惜从前误听人言，又为人所持，未得与此老共谋之，成此大举，悔不可追。”④

①《西报译要·中美联盟失败》，《申报》，1909年1月1日，第1 张第3 版。

②沈祖宪、吴闿生: 《容庵弟子记》第4卷，1913年印行，第28页。按: 袁世凯当时是支持宣统皇帝继任皇位和载沣担任摄政王的重臣。事实上，在皇位继承人的选择上，张之洞、侍郎俞廉三、御史赵炳麟有意立皇室中年长者为继承人，在光绪皇帝去世前夕赵炳麟为此专门上书。参见赵炳麟《谏院奏事录》第5卷，第1—4页。

③《复署南汝光道邹观察道沂》( 宣统元年二月十一日) ，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版，第33—34页。按: 袁世凯在稍后写给吴品珩、何昭然、陈昭常、伍廷芳、桂君芳、刘燕翼、徐抚辰、严修等人的信函中，都有“自顾回旋中外，罔补时艰，循省之余，方深悚疚”词句，这说明袁的这一表述绝非泛泛而谈，而是寓有为己辩解之意，参见该书第41、47、61、63—64、69、75、79、89、139—140页。

④《致端方函》( 宣统三年五月廿六日)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第295页。


美国政府在分析载沣驱袁的背景时也将它与外交问题联系在一起。1月7日，国务院远东司在一份备忘录中认为这件事与清廷内部在外交问题上采取亲日还是亲美的斗争有着直接关系，同时既牵涉满汉之间的矛盾，又与日本政府的活动有关，而美国与日本签订罗脱—高平协定，则进一步削弱了袁的地位。该《备忘录》指出: 最近几年，满族亲贵铁良、那桐和醇亲王载沣对像袁世凯这样的汉族官员一直存有戒心，他们信任日本，希望获得日本的支持，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访美就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只是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唐才被任命为赴美特使。同时，日本方面对唐绍仪使团的使命十分敏感，他们意识到美国在中国尤其在满洲利益的确立会妨碍日本的图谋; 而挑选有前途的中国青年到美国留学，也对日本构成另一威胁。因此，日本便采取行动，破坏唐使团成功访美。由于十分清楚此时日本与美国互换照会传达给中国的信号，日本便于1908年11月30日成功结束谈判。此外，日本还在中国皇帝和皇太后去世时努力向摄政王保证，日本将支持他主持清廷朝政，并向美国声明日本将不会采取劝说、干涉行动，相信此时是没有必要的。国务院远东司表示日本的这些举动“从实际发生的事情来看，是非常有意思的”。① 1月16日，柔克义在写给国务卿的报告中也指出袁授意唐绍仪赴美执行联美制日的外交活动遭到了他的政敌的攻击，写道: “我得到可靠的消息，袁的政敌对摄政王说，袁所执行的个人政策危害中国的利益，唐绍仪出使国外完全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结果，摄政王命令唐应被立即召回，但庆亲王解释说已通知了好几个欧洲国家唐将前往访问，现将唐直接召回，这是极不礼貌的。摄政王虽然做出让步，但坚持唐必须赶紧完成出访欧洲的使命，并命令他尽早回国。”②

美国政府当时非常怀疑日本参与了驱袁这一阴谋，以排除袁世凯集团对日本侵略东三省构成的障碍，同时加强日本对清廷朝政的影响和控制。1月5日，国务院就电令美国驻日本大使收集有关中国政治局势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情报和观点，以及与日本的关系。③ 一向对日本持正面看法的柔克义在1月16日的报告中也持同样看法，指出: “一些外国列强，尤其是俄国和日本不会对袁世凯遭罢免感到不高兴，这并不奇怪，因为袁是他们满洲政策的最厉害的反对者。现在，日本政府、至少在这里的日本公使无疑如释重负，对袁的下台感到十分高兴。他从中看到一些直接好处，因为他正与外务部就满洲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谈判，他期望日本将获得比袁世凯在职时更有利的条件。”④

为消除美国的怀疑，日本政府一再向美方解释，声称他们与罢黜袁世凯事件无关，并不愿看到这一事件的发生。1909年1月14日，日本外务大臣就中国形势与美国驻日大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表示有关日本策划罢黜袁世凯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日本需要的是和平，指出自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后，他本人就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政府表示，日本希望中国维持国内和中日两国间的和平局面，不要采取任何危害现状的激进措施; 他本人也认为袁世凯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人，对袁遭罢免感到非常遗憾，这种遗憾不是基于袁对日本的用处，而是因为他对于中国的价值。同时，还安慰美国政府不必对罢黜袁世凯之后的中国局势过于担忧，指出“至少就目前来说，他不相信中国方面会试图进行任何激进的政策改变，策划对其他国家的邪恶计划”，并表示他本人已让日本使节向北京的有关官员转达，希望不要对袁世凯做进一步惩处，袁在军政部门的同党也不要被追究，他相信这一方针会得到执行。⑤

①Memorandum on Political Situations in China by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January 7，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②Mr． 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6，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③Mr． O'Brie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5，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④Mr． 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6，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⑤Mr． O'Brie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5，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1月21日，日本政府又通过日本驻美大使致函美国政府，再次就舆论认为日本支持罢免袁世凯进行辩解，声称日本在维持中国政局的稳定上与其他国家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日本公使之所以没有与美国驻华公使一道就罢免袁世凯问题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这是因为日本政府“认为在袁被罢免后再恢复原位会十分困难，这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并且不可能期待从中产生良好结果，这只能激起中国政府的反感，好像日本政府正在干涉他们国家的内部事务。”但日本政府在解释不愿在罢免袁世凯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声称为避免政局发生动荡，日本政府已“训令日本驻华代表警告中国当局对袁及他的朋友不要采取任何极端措施”。这就说明日本政府所说在罢免袁世凯问题上不愿干涉中国内政，并非由衷之言。对于某些外国人认为日本因为袁世凯妨碍了日本的满洲政策而很高兴袁下台，日本政府声称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表示虽然袁对日本不那么友好，但日本的满洲政策需要像袁世凯那样有能力、有影响人物的合作，“因此，袁并不被认为对日本不利的人物”。①

对于日本方面是否直接或间接地策划和参与了驱袁事件，尚有待学者利用日本方面的档案资料，做进一步研究。但上述相关档案和文献资料足以证明，载沣驱袁既是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同时又与当时清政府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有直接的关系，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这在此后袁世凯复出问题上也有所反映。

四、围绕袁世凯复出的斗争

对于罢黜袁世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对立。在摄政王罢黜袁世凯上谕颁布之后不久，袁的同党就积极活动，争取说服摄政王载沣重新起用袁世凯。1月4日，学部侍郎严修就上疏朝廷，呼吁载沣收回成命。② 而袁世凯本人则对严修在危难之际表现出来的这种真诚和忠诚感佩不已，赞其“风义竺厚，要当于古贤中求之耳，敬佩! 敬佩!”③朝中一些士大夫还纷纷致书御史赵炳麟，责备他弹劾袁世凯，“谓汉大臣中，才未有如项城者，去之可惜”，以至赵炳麟感到巨大压力，感慨“议者竟敢四起，可见人心世道之变矣”。④

袁在朝廷中的重要盟友庆亲王奕劻，则从一开始就反对摄政王驱逐袁世凯，对摄政王罢黜袁世凯采取杯葛行动，在罢黜袁世凯的前一天就请假( 1月1日) ，并拒绝会见前来官邸拜访的各部官员⑤，直至1月7日袁世凯离京后的第3 天才回朝参政。⑥ 此后，庆亲王在罢黜袁世凯问题上仍然不予配合，与摄政王载沣为难。对于如何向各国驻华公使解释罢黜袁世凯的原因，他坚决拒绝以足疾为由作答，载沣只好表示由那桐做这样的答复。在1月15日会见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时，庆亲王就以“不便表达”为由，拒绝解释袁世凯遭罢免的原因，同时对他们的抗议明确表示欢迎和感谢，坦认他本人十分清楚“袁在指导外交方面和改革工作中的作用”，称他本人也对发生这件事“感到遗憾”，指出载沣驱袁只是“摄政王个人发动的一场政变”，并向他们保证: 袁还年轻，将会被朝廷重新起用。⑦

①Mr． Baron Takahir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21，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23日，代理国务卿培根将日本大使送来的这份备忘录转寄给美国驻英国、日本和中国使馆。

②史晓风整理: 《恽毓鼎澄斋日记》( 1)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页。严修系因袁的援引，由编修超擢侍郎。

③《复严侍郎修》( 宣统元年五月廿四日) ，《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册，第140页。

④《致赵芷荪侍御书》，赵炳麟: 《文存》第2卷，刻本，第28—29页。

⑤《奏电·电一》，《申报》，1909年1月6日，第1 张第3 版。

⑥许恪儒整理: 《许宝蘅日记》第1 册，第229页。又见《专电·电二》，《申报》，1909年1月8日，第1 张第3 版，“庆邸足疾已愈，准明日销假”; 《要闻·庆袁之关系》，天津《大公报》，1909年1月6日，第4 版。

⑦Mr． 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6，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袁的长子袁克定也继续留在北京，四处为其父复出活动，有意巴结载沣的兄弟载洵和载涛，在6月10日的信末便向他父亲汇报“近日事尚顺手，勿以为念”。① 6月5日，他还曾亲往美国驻华使馆，向美方通报情况，以冀继续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驻华参赞次日就将这一情况电告美国政府，称: 袁的儿子昨天造访了使馆，密告他与载沣的一位胞弟举行了一次会晤，有迹象显示载沣可能会接受袁世凯作为一个没有实权的官员复出。②

1909年9月之后，袁世凯在与故旧和部下的通信中也多次谈到他本人的复出问题，言不由衷地声称自己没有重新出山的念头: “自顾甫逾五十，衰疾侵寻，遗大投艰，断难胜任，早无复出山之想矣。”③称“迩者都下颇有议论，遂致报纸喧传，未免失实”。同时，他又不忘一再表白自己的忍辱负重和为社稷计的高风亮节，称“屡世受国厚恩，何敢淡忘大局。惟自忖羸疾之躯，断难更肩艰巨。诚以国计所关，不容再误，至一身罪谤，固所不虑也。”④或谓: “受业屡世受国厚恩，何敢淡忘大局。第以时艰方亟，诚不当以孱疾之躯，再肩巨任。若犹是委蛇伴食其间，不但为受业所深耻，亦师座所不取也。”⑤或曰: “时事日艰，杞忧曷极。惟是剧要之任，断非衰疾所能胜，只能息影空山，经卷药垆，消此宽闲岁月，殊不作用世之想矣。”⑥袁世凯偶而也称赞部下所提有关他复出的建议“实获我心”。⑦

1910年夏、秋期间，为对付日俄签订第二次协约以及中国进一步出现的边疆危机⑧，清朝政府酝酿发起第二次中美德三国联盟。为配合这一外交活动，重新起用袁世凯问题再次被清廷提上议事日程。8月17日，摄政王发布数道上谕，命世续辞去军机大臣，吴郁生毋庸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以毓朗、徐世昌为军机大臣，另任命唐绍仪署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为邮传部右侍郎并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⑨ 如所周知，徐世昌和唐绍仪都系袁党的核心人物。因此，一时之间，国内报纸纷传袁世凯即将复出的消息，或曰载沣胞弟载涛“以开缺军机大臣袁项城，前在北洋锐意进取，现值整顿各项要政之际，置之闲散，未免可惜，曾商由枢府授意其公子袁参议电达乃翁，促其出山”10，或谓袁世凯将出任“督练军政大臣”11，或谓袁世凯将回京参与讨论清朝内政和外交等问题12，或谓在载涛和徐世昌的力推下，袁世凯可能接替去世的鹿传霖出任军机大臣13，等等，不一而足。

①《袁克定致袁世凯函》( 四月二十三日) ，《袁世凯等人函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甲147—6。

②Mr． Fletch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6，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③《复邓观察际昌》( 宣统元年十一月四日) ，《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册，第331页。按: 袁在《复李观察清芬》( 宣统元年八月十日) 、《复崔知县耀章》( 宣统元年十月十一日) 、《复程军门文炳》( 宣统元年十一月五日) 等函，以及下面文中所引的书信中，均有相近的文字表述，见该书第212、308、336页。

④《复朱中丞家宝》( 宣统元年八月十六日) ，《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册，第218页。

⑤《复张观察》( 宣统元年十二月四日) ，《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册，第360—361页。

⑥《复刘观察燕翼》( 宣统元年十月廿六日) ，《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册，第321页。

⑦《复王饶州祖同》( 宣统元年十月十日) ，《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册，第301—302页。

⑧有关此一时期的中国边疆危机及清政府的危机感和反应，参见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0—295页。

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6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255页。

10 《申报》，1910年8月29日，“京师近事”，第1 张第5 版。

11 《中外大员更调之先声》，《申报》，1910年8月30日，第1 张第4 版。

12 《袁项城确将起用》，《申报》，1910年9月9日，第1 张第4版。

13 《军机大臣尚难即简》，《申报》，1910年9月5日，第1 张第3版。（未完待续）

〔作者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cuizh@cass.org.cn〕

《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