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既是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同时也夹杂着复杂的国际因素，与当时中美日三国外交存在十分微妙的关系，尤其与袁世凯的联美制日外交的
失败直接有关。在这场政治权力斗争中，载沣之所以没有处死袁世凯，固然由于载沣本人性格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以及慑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但同时与
列强尤其是美国的强力干预有着密切关系。而就几个主要列强来说，它们对载沣驱袁的态度和反应并不一致。其中，因为袁世凯的联美制日外交妨碍了日本对中国东
三省的侵略，日本方面对袁世凯遭罢黜实际上持欢迎和支持态度，极不愿意看到袁氏复出;
而美国政府由于担心清末新政改革政策发生逆转，同时也为了抵制日本对清政府的控制及与日本争夺中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坚决反对载沣罢黜袁世凯，从一开始就期
待袁氏尽快复出。在载沣驱袁权力斗争的历史背后，同时也浮现出日、美两国较量的影子。
【明镜历史网编者注】 本文较长，注释较多，为便于阅读和查找，采取逐段注释的方式。
与此同时，袁的同党也四处活动，为袁的复出献计献策。袁在8月16日及其后写给杨度、张士钰、商作霖等人的信中，亦都谈到他本人的复出问题，对一些部下关心他的复出问题表示感谢，谓: “昨奉手翰，备荷注存，并代商鄙人出处，语长心重，可谓实获我心，具仰相知之深，见爱之厚，不同恒泛。”①同时，又重演一年前的故技，称报刊所传“不实”②，一再言不由衷地声称他本人并无出山之念，谓自己“衰病侵寻，精力迥非昔比，投艰遗大，断难胜任。林泉可乐，幸得长为太平之民，于愿足矣。”③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袁世凯迟迟未能出山，并非袁本人所说的那样，由于身体衰弱，“殊不作问世之想”，而是因为受到朝廷内外的极力抵制和反对，复出的时机未能成熟。在他回籍养疴之后，袁的政敌们就认为处分过轻，为防止袁世凯东山再起，纷纷要求加重处罚。袁的在野政敌康有为、梁启超就曾致函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建议劝说载沣对外宣布袁世凯罪状，加重惩罚力度，认为虽因种种原因，不予“明正典刑”，但“最轻亦宜加以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④ 他们还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载沣驱袁辩解、叫好，宣传载沣驱袁既非排汉和排外之举⑤，也非反对立宪之举，指出袁世凯并非真正支持立宪之人，只不过“欲藉宪政以自卫”⑥，“袁氏开缺与立宪前途有益无损”⑦，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不但没有影响，“且于外交上新政上反得良善之结果”。⑧ 他们批评袁在外交上采取“媚外主义”，“于外人无丝毫之损伤，而于本国亦无几希之利益”，在内政上袁只“为个人之地位”⑨; 他们还批评欧美国家干涉载沣驱袁，宣称这一事件并不会产生欧美国家担心的“袁党与非袁党之争”、“满党与袁党之争”和“新党与旧党之争”。10 他们热烈欢呼载沣驱袁为“大快人意”之举11，大力称赞摄政王载沣“贤明敏决”12，“隐夺宵小之气焰”。13
在朝廷内部，袁的政敌们则鼓动御史赵炳麟、江春霖，频频上书摄政王载沣，建议应将袁世凯的党羽一概罢免，以免袁世凯东山再起，重新掌权。在袁世凯回籍养疴不久，赵炳麟便密奏载沣，一方面责骂“袁氏党羽布散谣言，倾陷监国摄政王”，“不徒布之本国，抑且告诸邻邦，其意盖欲鼓动内国之人心，使之蠢蠢思乱，然后求外人干预挟制朝廷，不能不用袁世凯”; 劝说载沣“心志必须坚定”，绝不可听信流言，重新起用袁世凯。同时建议载沣进一步解散袁的党羽，消除袁在朝廷中的影响力，指出: 袁党“所恃以无恐、敢于怨怼朝廷者，以庆亲王谊系懿亲而尚居枢辅之任，直隶总督杨士骧地在密迩，而兼操兵财之权。是以袁世凯虽罢，其党内有庆亲王为之应，外有杨士骧济其财，仍然固结如旧。万一朝政偶有疏虞，则遇事挟持，监国摄政王必束手受制。今欲自立于不败之地，则直隶总督必不可不调。应请英断在心，不动声色，将杨士骧设法调开，另选夙有声望、不避嫌怨而居心忠义可恃者，授为直督，则北洋之财，不致为袁氏私人耗尽而党羽可解散。”为此，载沣在养心殿专门召见赵炳麟，商议对策，“逾一点钟之久”。14
①《复杨京卿度》( 宣统二年七月十二日) ，《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版，第667页。
②《复商观察作霖》( 宣统二年八月七日) ，《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册，第685页。
③《复张总办士钰》( 宣统二年七月十七日) ，《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册，第673—674页; 相似的表述又见该书第685—686、690、699—700、733—734、796、798、917—918、932、999—1000页。
④丁文江、赵丰田编: 《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9—480页。
⑤《读去腊十七日某报铁尚书论书后》，《申报》，1909年2月6日，第2 张第2 版。
⑥《十一日上谕恭注》，《时报》，1909年1月5日，第1 版。
⑦《论袁氏开缺于立宪前途有益无损》，《时报》，1909年1月14日，第1 版。
⑧《论袁宫保开缺事》，天津《大公报》，1909年1月8日，第3 版。
⑨《论袁宫保开缺事》，天津《大公报》，1909年1月8日，第3 版。
10 《袁宫保开缺后之三大问题》，天津《大公报》，1909年1月10、11日，第3 版。
11 《国人之于袁世凯》，《申报》，1909年1月7日，第2 张第4 版。
12 《综论近日臣工之进退》，《申报》，1909年2月17日，第1 张第3 版。
13 《论今日之朝局》，天津《大公报》，1909年1月4日，第3 版。
14 《密陈管见疏》，赵炳麟: 《谏院奏事录》第5卷，第13—18页; 赵炳麟: 《宣统大事鉴》第1卷，第3页。
御史江春霖也一再上书，敦促载沣尽快清除袁在清朝政府内的党羽，指出: “三月以来不惟未退一人，且加委任焉……自古及今，未有始终行姑息之政而可以治国平天下者。”声称: “巨奸虽去，邪党尚多，非就京察，择尤罢黜，不足以惩既往而戒将来”，控告袁开缺后，“奉天巡抚出使大臣唐绍仪往来密电甚多; 学部侍郎严修之请收回成命，实受世凯之子克定之嘱托; 各处造谣，则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及苏松太道蔡乃煌居其大半; 江西巡抚冯汝骙，安徽巡抚朱家宝，亦多附和”。① 江春霖建议摄政王应速起用勋旧大臣，“不虞需才孔急”; 否则，“异时更有请用袁世凯如严修者，不从，则驱爵于丛; 从之，则为虎附翼。患至为备，害至为防，已无及矣。”②
1910年8月17日，载沣虽然下谕起用徐世昌和唐绍仪两位袁党官员，但他同时又起用贝勒毓朗和盛宣怀，实亦寓有牵制之意。盛和毓朗均为袁的反对派。其中，盛宣怀因袁世凯自出任直隶总督后侵夺他的路、邮权利而与袁积不相能。毓朗则为载沣倚重的满族官员，当初载沣在罢免袁世凯的第二天，就任命毓朗为步军统领。据说，庆亲王当时就对载沣令毓朗入军机处极为不满，以意见不和，以乞退相要挟。③ 当时，日本报纸对载沣任用袁的政敌毓朗大加赞扬，称此举“足见用人自有次序，不失偏颇矣”; 认为毓朗年富力强，“四十有五，神识明敏，思虑周密”，与善耆为从兄弟，均为摄政王载沣最信任之人，足以“镇轻躁好事之徒”唐绍仪，“即有徐一人自旁助唐，亦未易逞其意也”。④ 江春霖则上书载沣，警告勿因美日外交问题起用袁世凯，指出: “都下谣言，二国( 美日) 交涉，非袁世凯断不能了。安保非该党人构此难题，挟制朝廷，为起废地步。臣知圣明在上，必不坠其术中。”⑤
可以说，在重新起用袁世凯问题上，摄政王载沣一直十分慎重，他本人并不愿让袁复出。1910年9月27日载沣的胞弟载洵在白宫拜见美国总统，答复有关袁世凯复出问题的问询时，就表示“此事正在由摄政王加以考虑，但还没有做出决定”，因此“不能给予肯定答复”。⑥ 稍后，美国驻华公使馆中文秘书丁家立( Charles D． Tenny) 在向清廷中的线人了解情况后，也报告“摄政王虽已被说服重新起用袁世凯，但他并不是那么愿意。努力促成此事的是庆亲王和徐世昌二位军机大臣。”⑦只是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为对付国内革命危机，载沣才在袁的同党奕劻和徐世昌的一再劝说之下，迫不得已重新起用袁世凯，最终导致清朝权力落入袁世凯之手。
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围绕袁世凯复出问题，同样也夹杂着美、日之间的矛盾。如前所述，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反对载沣罢黜袁世凯，希望袁能早日复出。对于摄政王载沣于1910年8月17日分别任命徐世昌和唐绍仪为军机大臣和署邮传部尚书，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 W． J． Calhoun) 给予高度重视，当日就将此任命电告国务卿。⑧ 随后，他在8月23日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便将它与袁世凯的复出问题联系在一起，指出这“可能是某种重要行动的第一步”。
①《请罢黜袁世凯党羽疏》( 宣统元年闰二月初二日) ，江春霖: 《梅阳江侍郎奏议》第2卷，第34页。
②《请召复勋旧大臣疏》(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江春霖: 《梅阳江侍郎奏议》第2卷，第30—31页。
③《庆邸乃亦乞退》，《申报》，1910年9月10日，第1 张第4 版。
④《中国大官之更迭》，《大坂每日报》( 中七月十五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日本报纸评论中国译件( 清末) 》，乙F35，以下不一一注明藏处。按: “中”指农历，下同。
⑤《请防奸党藉外交束手挟制起用袁世凯片》，江春霖: 《梅阳江侍郎奏议》第2卷，第44页。
⑥Memorandum by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sia，September 29，1910，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Microcopy．
⑦Confidential Papers by C． D． Tenny，October 14，1910，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
⑧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17，1910，Telegram，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
他分析说: 任命唐绍仪署邮传部尚书，至少一部分是迎合美国的意见，这可能导致在铁路借款问题上采取一项更为坚定的政策。作为一名官员，唐的特点是富有活力和勇气，他以前在满洲时与徐世昌的友好关系使他能在军机处获得有力的支持。除此之外，唐最近几年与袁关系极为密切，他的任命自然会引起有关袁世凯重新掌权的议论。使馆还未能得到这方面的证实，目前据说袁的条件是要求实际权力而不是名义权力，这使得摄政王很难让步。但如果帝国内部的困窘继续增大，那么，目前任命像唐绍仪那样袁的朋友，日后完全有可能促进袁本人的复出。① 9月13日，嘉乐恒在向美国政府的汇报中，进一步认为清廷最近人事任免的斗争主要围绕袁的复出问题。他指出摄政王在努力由他本人控制国家之后，开始认识到他的不成功，并被内忧外患弄得焦虑不安，最后下决心召集那些同情改革的力量;载沣的弟弟载涛在访问美国和欧洲归来之后也建议重新起用袁世凯，但这一建议遭到以载泽为首的一派的激烈反对，摄政王则在这两派之间摇摆; 而袁世凯本人并不急于复出，拒绝出任东三省总督，要求恢复直隶总督及在军机处的位置并控制北洋军。② 为弄清清廷内部围绕袁世凯复出问题的斗争，嘉乐恒还指示公使馆中文秘书丁家立会见他们在清廷中的线人，了解情况。③ 此外，一位美国记者也曾就袁世凯复出问题专门致函国务卿诺克斯( Philander C． Knox) ，称赞袁是清廷中一位独一无二的官员，与其他只会夸夸其谈的官员不同，袁具有办事能力和魄力，指出“中国目前的危机很大程度就是由于袁世凯未能在北京掌控局面”，袁遭罢免肯定是由那些希望中国虚弱的人策动; 尽管唐绍仪重新得到重用，他在许多方面也是一位强人，但唐如要有所作为，“必须要有袁的支持”，建议美国政府加以干涉。④ 而美国总统塔夫脱( William Howard Taft) 和国务卿诺克斯也的确亲自过问了袁的复出问题。9月27日，他们在白宫接见到访的载沣胞弟、海军大臣载洵时，其中就谈到恢复袁世凯的权力问题，鼓励摄政王载沣尽快加以落实，指出“这个方向是可取的”。⑤
与美国政府欢迎和支持袁世凯复出不同，日本方面则极不愿意看到袁世凯的复出。对载沣重用徐世昌和唐绍仪以及有关袁世凯复出的传言，日本舆论一片担忧和哗然，惊呼“中国军机大臣及邮传部尚书猝见更迭，属最须注意之事”，称清廷的这一人事任免“岂非由其间有一种政治的外交的阴谋以进退之耶”? 指出徐、唐均属袁党分子，均为亲美派人物，徐“与项城谊同兄弟”，“且颇与美国派亲善”，唐“为袁派又纯为美国派，人人皆知。今得新补邮尚之重职，洵为我国所宜致意者。”⑥或直言清廷的这次人事任免为清廷内袁世凯亲美派活动的结果，曰: 此事“虽出于内部朋党之排挤，然美国派之热心运动，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曲意允从起用唐少川者或致此耳”; 警告摄政王政府须慎重，声称“误满洲之政局者，实袁、徐、唐三人也”，责骂唐绍仪“喜弄小智小黠，往往不免起波澜于平地”。⑦ 另一方面，为避免袁世凯复出传言变为现实，有些日本报纸又立刻放言徐、唐的升任并不意味着袁世凯的复出，称“以徐唐二人之荣进，即为袁出庐之前提，不亦太早计乎”?
①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3，1910，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 按: 当时国内报纸分析摄政王载沣任命唐绍仪为邮传部尚书，也认为是出于外交的需要，并暗示系受美国等国的影响。见《中央政界大更动之种种原因》，《申报》，1910年8月23日，第1 张第3 版; 《再志中央政界之大更动》，《申报》，1910年8月24日，第1 张第3—4 版。
②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13，1910，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
③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October 17，1910，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
④Walter Krit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1，1910，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
⑤Memorandum，by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sia，September 29，1910，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 有关载洵访美详情，请参见拙文《海军大臣载洵访美与中美海军合作计划》，《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
⑥《中国大官之更迭》，《大坂每日报》( 中七月十五日) ，《日本报纸评论中国译件( 清末) 》，乙F35。
⑦《北京官场之小移动》，《大坂朝日报》( 中七月十五日) ，《日本报纸评论中国译件( 清末) 》，乙F35。
表示摄政王载沣当初罢黜袁世凯“其情事至为繁赜而且暧昧，然而一旦骤见起用，复占政府之要地，殆似无是理”。同时，日本报纸亦否认载沣胞弟载涛在欧美访问回国后支持袁世凯复出，表示此说“未之信也”，称: “摄政王之与袁，其间有一鸿沟，不可辄逾。除庆邸及徐唐二人外，北京大员之与袁，果有何等同情? 是数者，皆涛贝勒之所夙已知悉，则今日骤欲起用袁氏，吾侪窃以为未也。”①有的则扬言“袁党卷土重来之说”不足信，“不过其党中人故意播扬，中央政府初不挂齿牙也; 然项城党人乃声言当道有意起用，袁则自重不出，以糊涂世间耳”。并抨击某些国家之所以盼望袁世凯复出，“一则由政略上之利害; 一则由谬信项城才识过甚”。②
在不愿看到袁世凯复出的同时，日本报纸还始终将它与中美德三国同盟问题联系在一起，抨击袁世凯是联美制日外交政策的始作俑者，指出: “盖倚美国后援以掣肘日俄两国之政策，创自袁世凯之为外务部尚书、徐世昌之为东三省总督、唐绍怡之为奉天巡抚之日，以及梁敦彦之为外务部尚书、锡良之为东三省总督，依旧绍述不改，即如军机处大臣中称为有力之那相、世续二人向与美国无甚因缘者，亦附和雷同，一意依赖焉，以冀一变满洲局面。”③强调袁世凯复出虽然没有成为现实，但对清朝内部亲美势力的增长和摄政王载沣态度发生转变、倒向亲美政策的可能性，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指出载沣“未至决意大用袁者，由皇太后反对最力故耳，民间所传如此，此须注意者一也。系袁派之王大臣、各部尚书以下，皆属亲美党，此其须注意者二也。宗室及各部尚书中有力者，亦有所谓亲德党者，此其须注意者三也。自政府大员以及民间人士有主张藉援美、德两国，以与日、英、俄、法两联盟相抗之说者，此其须注意者四也。美、德两国欲买欢中国，经营惨澹，无所不至，此其须注意者五也。夫其事情形势如此，袁之处于斯间，献联盟美德之策，无足怪者，而摄政王之心，不免为其摇动。”④为此，日本报纸一致抨击清政府推行中美德三国同盟政策是上了美国人的当，“徒蒙蔽于目前小惠，不悟为其牢笼，方且愉悦满意焉”。指出美国人所谓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不过藉此美名，以便瓜分豆裂之计而已”。⑤ 美国和德国之所以与中国倡同盟之说，其惟一目的“均图离间中日邦交，一面使日本不得助中国自强，一面使中国不便与日本唇齿相倚，终致中日两国，各各孤立，无从相扶，以阻遏其所谓黄种诸国隆兴之运”。指出美国一向不与其他国家结盟，中美两国国力相差悬殊，美国今日与中国结盟必有其私利，“或垄断筑路采矿之利，或总揽监督财政之权，以及兵马政治教学之权，必有所要挟，以便其私图”。断言“中美德三国同盟，名为藉力美、德，谋中国自强，以与列强相抗，实则不过举中国利权，付与美、德，独受其弊耳”。⑥ 批评清政府实行亲美政策，接受美国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和修筑锦瑷铁路，导致“日俄两国亦大不慊于中国”而使中国进一步陷于孤立境地的恶果，而美国方面并没有为中国提供实际帮助，责问: “中国之致意于亲美，如此其劳也，如此其苦也，然顾得其结果，窒碍纷出，不但无补于事，反招列国不平; 而中国之侨民之在美国，排斥侮辱，莫所不至，竟未闻稍异曩时。则中国之一意亲美，果何为欤?”⑦对中美两国关系大加离间和挑拨。
①《袁世凯果否出山》，《大坂朝日报》( 中七月十八日) ，《日本报纸评论中国译件( 清末) 》，乙F35。
②《中国政界及袁项城》，《东京日日报》( 中九月六日) ，《日本报纸评论中国译件( 清末) 》，乙F35。
③《中国承认日俄协约》，《大坂朝日报》( 中六月十九日) ，《日本报纸评论中国译件( 清末) 》，乙F35。
④《中美德三国同盟说》上，《大坂每日报》( 中十月十九日) ，《日本报纸评论中国译件( 清末) 》，乙F35。
⑤《美国之势力及中国之外交》，《大坂每日报》( 中二月廿七日) ，《日本报纸评论中国译件( 清末) 》，乙F35。
⑥《中美德三国同盟说》下，《大坂每日报》( 中十月廿日) ，《日本报纸评论中国译件( 清末) 》，乙F35。
⑦《中国之亲美策》，《大坂每日报》( 中正月廿八日) ，《日本报纸评论中国译件( 清末) 》，乙F35。
并且，根据美国公使馆中文秘书丁家立的报告，日本方面也的确卷入了袁世凯复出问题的斗争。丁家立在1910年10月14日的报告中明确表示，“日本人正在积极活动，反对召回袁世凯”，指出虽然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私下写信给袁世凯，否认日本报纸有关他对召回袁世凯向清政府提出抗议的报道，但军机大臣毓朗却亲自告诉美国公使馆在清廷中的线人，“日本反对召回袁世凯，赋予独立的权力”，表示“如果袁复出，他必须置于某人的权力之下”。① 载沣的胞弟载涛在回忆中也说到袁的政敌善耆曾与日本人川岛浪速合作，派密探前往彰德，刺探情报，监视袁世凯的动向，写道: “袁住在彰德洹上村之时，善耆对他并不放心。那时，日本人川岛浪速是善耆的警察顾问，亦即是他的心腹之人。川岛手下秘密侦探对袁的行动，随时都有密报。这种报告，善耆曾经给我看过。”②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一份《松字报告》，也证实载涛回忆所说内容不诬。该报告记述了宣统二年十一、十二两个月间袁在彰德的动静及其与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等人的来往情况，虽然没有报告“紧要之事”，并坦承“因彰德袁舍离城五六里，四面宽阔，在田亩连绵之间，宛如小城郭，不便徘徊窥探，内面情形，实难察知，惟能看视由各处出入之形迹耳”。③但该报告的存在，充分反应了日本方面对袁世凯复出的戒心。
综观以上的考察，有关载沣驱袁事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驱袁事件首先为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其实质是以摄政王为首的满族亲贵借机打击和削弱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以确保其权力不受威胁; 那种以袁氏确有足疾为由，认为载沣让袁世凯回籍养疴是一个正常的事件，并不涉及权力斗争或什么阴谋的观点难以成立。第二、载沣驱袁与当时清廷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有着直接关系; 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直接导致袁世凯在朝中失势，并为袁的政敌要求他下台提供了借口，成为载沣驱袁的导火线。第三、在驱袁事件发生之后，载沣之所以没有进一步加罪惩处袁世凯及其党羽，这固然由于载沣本人性格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以及慑于袁世凯培植的北洋势力，但同时与列强尤其是美国政府的强力干预有着密切关系。第四、由于袁世凯的影响力，围绕袁世凯复出的斗争几乎在驱袁事件爆发之际就在朝廷内外展开，并与中美日三国外交关系纠结在一起; 而在重新起用袁世凯问题上，载沣一直十分慎重，持抵制态度，并不愿让袁复出。第五、就几个主要列强来说，它们对载沣驱袁的态度和反应并不一致，日本和俄国实际上持欢迎和支持态度，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则极力反对。日本之所以支持罢黜袁世凯，主要因为袁世凯推行的联美制日外交政策妨碍了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而美国当时力挺袁世凯，一则为清政府的改革政策保驾护航，担心载沣驱袁导致清末新政发生逆转; 二则在外交上压制清廷内的亲日派势力，抵制日本对清朝政府的控制及有利于美国与日本在中国东三省的争夺。第六、外国列强虽然对载沣驱袁事件的结局施加了影响，阻止了载沣将驱袁事件扩大化，但驱袁事件毕竟是清内政，列强的影响又是有限的; 载沣最终重新起用袁世凯，主要出于国内因素，以应付国内的革命危机。总之，载沣驱袁事件首先是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同时也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与当时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外交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 在载沣驱袁权力斗争的历史背后，同时也浮现出日、美两国较量的影子。
〔作者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cuizh@cass.org.cn〕
《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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