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涪陵区李渡镇红星村三组,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为四川省涪陵县马鞍公社妙音二队。当时有73户家庭,299人。1959年至1961年间,除孤身老人朱吉云在敬老院病故属正常死亡外,因食物短缺,先后患浮肿
病致死的有44户、75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60%和25%。其中男51人,女24人,有10对夫妇双双死去(其中青壮年6对),留下孤儿;有28
个青壮年男人丢下孀妇或尚未婚配;有11个儿童、少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详情见统计表:
关于“食物短缺”的成因与程度
一、1958年秋收之前已建立公共食堂,秋后成立人民公社,精壮劳力大炼钢铁,农业实行大兵团作战,在“三年不种庄稼都吃不完”的谎言误导
下,“敞开肚皮吃饭”,较正常情况下超支了大批粮食;是年,晚稻和红苕本来收成都很好,但到收获时,农业上的劳动力已严重不足,为了突击完成任务,先后由
李渡小学的学生帮助割晚稻,后来挖红苕又不准用锄头,而是派人牵牛去犁,捡起来多少算多少,又抛撒了一些粮食和薯类,给接踵而至的三年饥馑埋下了隐患。
二、1959年片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实行“少种、高产、多收”,小麦以用种量测产量,开厢撒播,每亩用种五六十斤;包谷搞定向密植,
株距3寸,单株摆播;水稻栽“双龙出海”,株距2至3寸。如此过度密植,致使全年大减产,加之征购过头,又没收了社员的自留地,秋收之后即出现了饥荒。当
年秋播时,因为饥饿,社员们已开始在坡上背着干部生食葫豆种,次年春砍菜头时又生吃青菜头,浮肿病人大量涌现(驻妙音一队的县妇联干部王亚平也全身浮
肿),大队建立营养医院收治病号,食量大的青壮年开始死亡,土地成片荒芜。
三、1960年,笔者先后在马鞍公社任基干民兵连文书、文化站长、扫盲专职教师,有时下大队食堂吃饭,一张饭票只有一个淀粉粑(用石灰沤包
谷壳取浆制成),或干脆只有一碗红苕叶。县委调研组干部张富易,一次在妙音三队筲箕塘伙食团进餐,社员幸仁义准备倒了的红苕叶水(里面有盐味)他都去接来
吃了。是年春,我任公社基干民兵连文书时,接到石马大队的几份检举材料,说该大队六队张家坡有一个姓张的青年(名字已记不起了)及其老母在家煮食人肉(小
孩),被发觉后,队上干部收去在地坝脚埋了并泼上大粪,那老妇人还去刨出来啃吃,后来在太乙大队朱家堡逮捕那青年时,他旅行袋里还装着一块人肉。
四、1961年农村人口吃粮标准最低时,成人每月只有7.5市斤,加之几年来除春节和营养医院的病号外,一直都没有肉、油、糖、酒供应,饥
饿难耐,不少人开始用观音土充饥。本院冉相成、冉均武父子吃了拉不出来,只好让其妻去掏,以后不久就先后死去;我大母何素芳也因为吃多了观音土,损伤了内
脏,逐渐消瘦,在那年冬天含恨而亡。笔者亦因吃观音土导致痔疮严重,迄今,已先后动过四次手术。
当时人死后,安葬也极其潦草。我大母死后是用楼板钉一个棺材埋的。邻居未婚女青年况道芳死后,是其母用席子包起捆好,由我与何炳武用扁担抬去埋的。那时我们也没有多少力气,只是胡乱挖了一个坑,把尸体放下去,然后把泥巴传拢来盖上了事,根本没有去垒坟头。
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三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风)造成的严重后果。当时,妙音
二队附近东有涪三中、西有涪陵专科学校两所校地广阔的学校,学校农场和李渡镇蔬菜组种植的南瓜、白菜、萝卜可供社员窃取,不然,还会饿死更多的人。
作者金家富,为《涪陵市志》原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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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 |
2012年3月29日 星期四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一个生产队的死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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