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成也土地革命败也土地革命（下）

　　学者张元济对1920年代中国农村破败根源的观察，与胡氏相当一致，也认为是受了世界化的冲击。张氏说：“大家都说农村破产。谁破这农村的产？不是别人，是我们破的。乡下人供给我们的衣食和使用，我们不要吃他，吃外国货；不要穿他，穿外国货；不要用他，用外国货。乡下人辛辛苦苦种出来，做出来，换不了钱，养不活生命，只得罢手，懒惰下去，这样农村自然要破产。吃的、穿的太多了，我也说不完。就是用的也不少。单就我们书桌子看一看，也就觉得狠可怕了。我们从前用的笔，是紫毫、羊毫、狼毫、鸡毫，现在是自来墨水笔、铁笔、铅笔了。(近来有人仿造铅笔。我盼望所用铅、木原料都采用本国的原料。)从前用的墨是松烟、油烟，现在红、蓝墨水了。从前……”（《张元济全集·第5卷》）

　　国民党内的意见，也大致如此。1934年3月16日，山东国民党人李天倪向全国经济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救济农村破产提案》，该提案不但敏锐地意识到国内农民的粮食生产饱受廉价进口粮食的压迫，而且通过详细的成本核算，得出农民在现有粮价前提下，种粮收入还不够偿付种粮成本，最后不得不破产的结论：

　　“窃维吾国以农立国，社会、生存、国家命脉胥惟农民是赖，而自耕农之中产阶层尤为经济重心之所寄，……两年以来年丰谷贱，盖以外粮入口贬价倾销，自耕之农亏赔太甚，渐积至今十九已濒破产，倘令此经济中坚摧折以尽，生产增加势将绝望，国何赖焉！去年中央兴复农村委员会曾有提高粮米价格之议，近来宪法初稿亦有平准粮物价格之条，如能切实计划尅日施行，则农民垂绝之生机尚有一线挽回之希望。查吾国农民生活，各地虽有不同，而破产原因要皆以粮价太贱之故。即以山东而论，全国富农不过千分之一二，次农以赋地三四十亩至八九十亩为最普遍，其服田力穑除躬自操作外，仍全恃雇募佣工。故每种赋地一亩，自播种耨获以至登场入食，至少需工七人，工资、伙食贵贱牵算，平均每工计算四角，已近三元之谱。种子、肥料每亩计需四元。每亩纳粮一角六分，附捐称是(每赋地二十五亩纳银一两，每两折征四元，平均每亩应纳如上数。)漕米六分，附捐相等，正附丁漕合计共四角四分。他如乡镇自治公益摊款，自卫民团摊款，虽无确定数目，亦每亩一二角不等，是合计每亩工费已至七元四五角之多。而每亩所得精粮普通不过二百余斤(约斛斗担余)，即价值最贵之小麦每百斤不过三元，其他杂粮价格尤低，即全数卖出，尚不及成本原额。其衣食之资、婚丧之费、世事应酬之消耗将何所取始于？始或举债以周转，渐至举债而不能，欲不破产不可得矣。”

　　李天倪来自山东，对当地的农村凋敝状况有很切身的体会，这些体会，也体现在他的提案里。李氏说：“鲁东向称富庶之区，地价每亩百元者，刻已低落至四五十元；鲁西、鲁南贫瘠之区，向之每亩五十元者，刻竟落至二十元或十元尚无人过问。农民破产之普通、痛苦之深刻，实为近古以来所未有。居今日而言，救济农村断非高润之生产议论所能济急，惟有设法提高粮价始足以解此倒悬。”（《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1931-1937）》）

　　【苏区土地革命满足了底层农民欲望，故而能掀起苏维埃运动的狂澜】

　　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地主剥削强度没有以往宣传的那样高，但农村经济确实处于一种全面破败的状态，大部分农民确实都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国民政府和中共苏维埃都同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前者的解决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农村复兴运动”；后者的解决措施，则是发起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土地革命”。“农村复兴运动”终于流产，“土地革命”却风起云涌，个中原因，是一目了然的——大量只有5亩、10亩土地的自耕农们，仍然寄望于得到50亩、100亩土地之后，能够摆脱生存的危机。1928年的一份《CY湘南特委徐林同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里说：

　　“农民表现与在未分土地以前绝对不同的则有：A、对苏维埃政府，普遍地认为是他们自己的敢府，随便做什么事，要到苏维埃政府里解决去；B、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就不藏了，并且见到土豪劣绅，立即抓到就杀。C、农村中互相打仗的现象已经没有了，都一心去抵抗敌人，唯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新分得的土地。”

　　曾担任过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的李六如则说：“打了一些胜仗，革命形势日见高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背，一面笑咪咪地催促。”

　　这种对土地的极度渴望，正是1930年代中国的底层农民虽然大多不能理解“苏维埃”为何物，但却能支持苏维埃政权，在江西、福建两省范围内，掀起共产主义革命的巨大波澜的真正缘由之所在。各种党史著作将“土地革命”作为这一时期苏维埃运动的核心，是相当准确的。

　　【但土地革命不足以解决农村的全面衰败，为维持革命动力，苏区不得不年年“翻饼”重新“打土豪分田地”】

　　“土地革命”固然能够发动大量底层民众加入苏维埃革命，但如上文所述，“土地集中”与“地主剥削”既然并不是民国农村衰败的主因，那么，很显然，仅仅依靠单纯的土地重新分配，就并不足以完成农村的复兴。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央苏区可谓成也“土地革命”，败也“土地革命”。

　　学者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2010年版）一书中，是如此描述这种成败玄机的：

　　“仅从1929年到1931年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前，江西范围内的苏区分田运动多半就至少搞了两三次之多。1929年是不管成分如何，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1930年是划阶级定成分，重新分配土地。第二次重分过程中，因为一些地方只注意了形式上的‘平’，没有‘抽肥补瘦’，结果夏天搞了一次，秋天又第二次再分。1931年3月新的土地法草案出台，明文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结果又引起新一轮更为激烈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在经历了如此频繁的‘翻饼’之后，只因为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又颁布了新的土地法令，各苏区于是又开始修改过去的土地分配法，并依据新法令陆续查田分田了……当然，他们对这样的‘翻饼’的负面效果也并非毫无了解，因此每每还是要保证说：‘自此后的土地，农民有买卖、租佃之权，不举行分配了。’但这一轮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1932年底前后刚刚结束，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来江西中央苏区，否定了过去‘抽肥补瘦’的办法，并怀疑地主豪绅残余和富农有假装革命混入苏维埃机关的情况，因此很快又发动了新一轮的查田运动。因为这一次强调要弄成‘一个剧烈与残酷的阶级斗争’，……结果，此番斗争更加激烈。”

　　中央苏区之所以年年“打土豪分田地”，党内政见分歧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因素却在于：一方面，“土地革命”是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最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土地革命”又不可能彻底根除农村的普遍衰败，如此，为了继续推进革命，就惟有不断“翻饼”，一年一次，乃至一年两次、三次，重新“打土豪分田地”。

　　这样“翻饼”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王明1933年曾撰文《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批评中央苏区的“翻饼”行为：“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的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曾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避免重新分田”，电文指示：“你们应高度重视苏区的经济政策问题。……无重大原因，要避免重新分田，特别是在老区。分田之后农民应当拥有固定的土地，只没收那些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富农的生产资料。”

　　【多次“翻饼”之后，连尚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中农，也不可避免地被划成了“地主”】

　　当然，频繁的“翻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通过“打土豪”来筹钱。王明在《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一文中曾如此总结红军筹钱的主要渠道：

　　“以前红军底供给是怎样来的呢？前此红军供给底主要来源，第一，是没收地主、军阀、官僚、绅士等方面的财产及储藏品；第二，占领新区域和新县城市；第三，夺取国民党军队底粮晌军装；第四，苏维埃政权在苏区内征收赋税。现在的情形是怎样呢?现在这些方法，其中很多都比较少了成效。”

　　到1933、1934年左右，上述方法都已失效。具体原因，王明总结为四条：(一)在旧苏区内，地主、绅士、军阀等已经没有了。因此，在这些区域内再没有什么可以没收了。(二)进攻新的县城已经很难，一方面“许多县城都早已操在苏维埃政权手内”，剩下可进攻的只有南昌、抚州、赣州这种防御坚固的大中城市。另一方面，与苏区邻近的“城乡里的地主、官僚、豪绅等，早已将金银细软及一切动产移到上海等大的中心城市里去了，所以近来我们占领了县城，时常多半得不到很多财物和粮晌”。(三)因为蒋介石采取了新的碉堡战术，国民党军队不再冒险深入苏区，“夺取国民党军队底粮械也更难了”；(四)征收赋税，“由于苏区经济状况底变坏，苏维埃政权在征税时不能不遇着许多客观困难。”

　　1933年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证实了王明的判断。据毛泽东当年的多次调查，在苏区必须拥有6-10担谷田，才能勉强够吃；但在33年的查田运动中，拥有9担谷田的民众已经被定性为地主了，公略县曾查出“地主”381家(家庭总人口1181人)，没收地主土地5168担，按当时“地主不分田”的政策，这5168担田实际上是这381家“地主”的全部土地，以每户地主两个劳动力计算，每个劳动力拥有的土地不足10担，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这样的家庭都能被划为“地主”，可见经过多次“翻饼”之后，中央苏区确实已经没有地主了。

　　【“土地革命”没能解决苏区的补给问题，舒同说：红军之所以长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频繁翻饼的后果，如王明所说，是“苏区经济状况底变坏”，也可以说是彻底恶化。一方面，是民众对土地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对生产缺乏积极性，担心“将来有一碗吃的人都会被打为地主的”；另一方面，随着国民党的围剿压力越来越大，大量的壮丁被征召前往前线，后方生产荒废严重，而后方生产荒废，又反过来导致苏区民众不愿参加“扩红”，甚至于选择逃出苏区。据学者黄道炫的研究：

　　“中央苏区群众集中逃跑始于1933年下半年。首先从边区的万泰、于都、连城等地开始。出现这一问题，查田运动中‘左’的错误是导火索。时任粤赣军区政委的何长工根据其在粤赣工作的经验谈到，由于‘在地方工作中，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限制中农发展的错误的土地政策，使部分群众发生动摇，根据地边沿地区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部分群众‘外逃’的现象’”

　　一些具体的案例，也反映出群众大规模外逃与查田运动有密切关系。万泰县窑下区郭埠乡不顾当地“贫农团会议”中的反对，强行将一人划为富农，结果两三天内群众“就走了一大批”，这些走了的群众，显然是受到了仅够温饱者也不免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刺激。资溪县由于查田运动，“十余天来，各区群众向白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区乡，从数十（人）一批增加到几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地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主席秘书走。”（转引自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

　　“土地革命”的极限之所在，恰恰也就是中央苏区发展的极限之所在。经过若干次的“翻饼”之后，1934年的苏区，在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时，无论是物资的补给，还是兵源的补给，都已经难以为继，最终选择长征，是必然之事。正如曾长期在中央苏区担任要职的舒同1947年所总结的那样：

　　“同志们都知道，我们中央苏区最后不能坚持而被迫万里长征，除了路线错误之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结束语

　　自晚清以来，主义繁多，致力改良者有之，鼓舞革命者有之，但中国农村的全面破败，迄今未得到遏止与改善。30年代中央苏区的成与败，不过是这种农村全面破败的因与果的一个缩影罢了。30年代江西苏区土地政策的“翻饼”，也不过是这百年来农村政策“翻饼”的一个缩影罢了。

　　编辑还有几句题外话。此前三期策划，编辑关注了三种“自治”，国民政府的“县政自治”，地方军阀的“村政自治”，以及非政府主导的“宛西自治”，三种模式的结果，均无一例外成就了土豪劣绅们对基层政权的把控。何以如此？其实本期策划是一个回答：在一个农村全面破败的农业中国，“自治”这种事物，是避免不了被底层乡绅拿来做改善家计的手段的；如果“自治”不能有这样的功能，乡绅们就会像宛西那位遭遇民选的财主一样落荒而逃——“自治”固然与素质无关，但得了贫乏病的人，得着“自治”的第一反应，必然不是去问这“自治”当中有多少民主、民权，而是先打量这“自治”能不能治得了自己的“贫乏”；治得了，就拿来改头换面，治不了，就弃若敝屣乃至落荒而逃。这是人之常情。中央苏区的农民们对待“土地革命”的态度，其实也是如此。

作者:谌旭彬，来源: 腾讯历史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