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转移：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下）

6、胡绳发言“一石激起千层浪”

会议期间，有一个人的会议发言的确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这个人就是胡绳。胡当时是毛著编办 （即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的副主任，同时兼国务院研究室的负责人，但主要工作在毛著编办。毛著编办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被认为是“凡是派”的阵营，汪东兴是主任，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都在这个办公室任副主任（熊复1978年5月调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胡绳其实同“两个凡是”的社论没有什么关系，并没有参加社论的起草。“真理标准讨论”开始后，也不见胡绳反对的材料。但他在工作会议上的一番发言，谈到了这个讨论，引起众怒。11月27日，胡绳在东北组发言，对报刊上的文章和各地、各大军区负责人的有关讲话表示肯定，但认为有人宣布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这是一种八股老调，做这种宣布是轻率的。胡绳是有所指的。1978年7月，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了一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讨论会开得很隆重，影响很大。周扬做了一个讲话，高度评价 “真理标准”讨论，说“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周扬是近代中国“普罗文学”的代表人物，左翼文艺理论家。“文革”前，周扬整肃过许多文化界人士，被称为“文艺沙皇”，但“文革”中他自己又被当作中宣部“阎王殿”的“二阎王”、“四条汉子”之首打倒，并被投入秦城监狱。“文革”之后大概是大彻大悟了，说了这么一番话，人们当然非常注意。

胡绳是一介书生，长期以来又是“笔杆子”，谨言慎行，但“文革”中仍然被打倒，受到批判。粉碎“四人帮”之后，“思想解放运动”兴起，开始触及长期以来奉行的极左意识形态，胡绳担心牵涉毛泽东，引起政局不稳，而没意识到这场讨论的确不是限于理论问题的争论，就是一场关联政治的较量和博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命题，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之所以引起争论，就是因为它的实质就是政治。会议一开始，就有许多与会者谈到了“真理标准讨论”，但尚无争论。胡绳一发言，很快遭到六个组的“万炮齐轰”，使得这个问题成了一个突出议题。许多与会代表纷纷批评胡绳，同时批评毛著编办的几个负责人，认为毛著编办是一个思想不解放的单位，是以汪东兴为代表的“凡是派”盘踞的地盘。与会者从1977年“两个凡是”社论开始，一直到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历数汪东兴、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等人在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的错误。并且提出，中央要对“真理标准讨论”有个正式说法，要充分肯定这场讨论。所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特别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说“这个讨论好，越看越重要，越看越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问题”。三中全会的公报也对讨论做了高度评价。

7、邓小平、叶剑英讲话稿的起草

关于邓小平讲话稿的起草，近些年来最重要的发现，是于光远保存的邓小平亲笔起草的提纲。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都是一个秀才班子执笔，然后领导人拿到台上念一通。人们原来以为邓小平的讲话稿也是如此。邓小平去世后，《百年潮》杂志采访于光远，于偶然提起他有邓小平写的工作会议讲话的提纲手稿。以正式讲话文本与提纲手稿对照，框架、思路、观点直到语言都是一致的，说明这个讲话稿不像以往秀才的作品，而是邓小平本人设计的，秀才班子不过是根据他的思路、观点具体执笔写出来了。比如说，“开动脑筋”就是邓小平的语言，邓那段时间经常讲“开动脑筋”。还比如，整个框架也是邓小平提出来的。邓的提纲一共列了八个问题，正式讲话稿分为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正是提纲的前三个问题，最后一个部分无非是把提纲列的有关改革的四个问题捏在了一起，大框架并没有多少变化。

讲话稿是邓让胡耀邦、于光远组织起草的。原来有一个稿子，是胡乔木起草的，邓废弃不用了，重新找胡、于组织起草。胡当时是中组部部长，于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具体执笔是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和中央党校的阮铭。邓对稿子的起草和修改格外重视，几次约胡、于等人谈话。于光远保存了至少三次谈话的记录。从内容看，记录稿比提纲手稿远为展开和丰富，本该更值得重视，但似乎研究者多注意提纲手稿，对记录反而多少有些忽略。

关于讲话稿的起草和修改，迄今有两个争论：一是最初的稿子是邓小平不满意还是改主意而废弃的。阮铭回忆说是前者，称邓小平说“乔木的思路不行”。邓为什么说“不行”，阮铭没有提供直接材料，按他的说法，是胡乔木起草的稿子是要把邓小平考虑讲的“重点转移”纳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轨道。而朱佳木否认了阮铭的说法，称因为会议形势发生了变化，原稿显得不适用了，所以邓才要求重新起草。但朱没有提供邓感觉“不适用”的任何原始材料。二是重新起草讲话稿有没有胡乔木参与。朱佳木称是胡乔木找于光远组织起草新稿的，胡“自始至终”参与了新稿的起草，参加了邓关于起草讲话的几乎所有谈话。而于光远本人则回忆，找他起草讲话稿的是胡耀邦，不是胡乔木；邓的几次谈话他也没有见过胡乔木；在邓同于等人定稿之前，胡乔木与起草这个讲话稿并没有直接关系。

关于叶剑英讲话稿的起草，过去也有一些不同说法。阮铭回忆，初稿是胡耀邦找他起草的，稿子出来后胡“很满意”。吴江也回忆说，最初是胡耀邦找冯文彬（中央党校教育长）、阮铭和他三人谈起草叶讲话稿的问题。胡嘱咐吴江和阮铭执笔，吴江请阮铭起草，吴做了些修改后上报。吴听说稿子“基本通过”。朱佳木则说，叶剑英的讲话稿是另外草拟的。他称叶讲话的前一天晚上，叶的女儿叶向真和当时的丈夫刘诗昆同去邓力群家，说中央党校为叶准备的讲话稿由于会议的进展已不适用，他们和叶办秘书重新写了两个稿子，为了和邓小平准备的讲话稿保持一致，需要再做些修改，叶让他们连夜找邓力群帮助加加工。邓力群把叶向真等人起草的稿子，由五个部分调整为三个部分。

最近发表的叶向真文章，提供了新的材料，对以往的说法做了澄清。叶保留了三份原始文献，又系当事人，所述具有相当的可信度。据叶文，初稿的确是阮铭起草的。这个稿子，叶剑英没有“认可”。时叶向真在家中闲居，此前经历了4年牢狱之灾，出狱后在家中通读了《列宁全集》，思考了“文革”灾难的原因。叶即重新起草，自己口述，由叶向真整理文字，然后再看，并讨论修改。改出第三稿时，刘诗昆参加了讨论。12月12日改出第四稿，胡绳参加了讨论。当天晚上，叶向真和刘诗昆拿着第四稿到邓力群处，请他提意见，帮助把关。邓做了些文字修改。叶文根本没有提及会议进展使得原稿不适用、要保持与邓小平讲话稿的一致等问题，也没有提及所谓“两个稿子”的问题。

叶向真的回忆解答了笔者心中的两个疑问：第一，叶剑英为什么谈“反封建主义”问题。叶向真说这实际上是她父亲的意思。“文革”中，叶剑英家中18岁以上的公民没有一个没坐过牢。叶是元帅，又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样的红色家庭竟然也有如此遭遇，令人震惊。当然，比家庭遭际更为严重的是“文革”对整个军队、对整个国家、对党的冲击，叶剑英有非常痛切的感受。他认为民主不健全、法制不健全，“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是导致灾难的重要原因。他跟叶向真谈了这些观点，叶向真就是根据这些意思起草稿子的。第二，这个讲话为何风格有些不同？讲话稿比较口语化，很少有文件里那种摆开架势的排比句式，道理说得实在又很尖锐，跟一般秀才班子写出来的东西不太一样。

从提出反对“封建主义残余”问题的角度看，叶的讲话比邓的讲话更深刻。令人不解的是，官方编辑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和《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都没有收入这篇讲话，读者只能从《叶剑英文选》查到这篇文献。

8、人事变动和机构设置

变动高层人事，本来不是工作会议的议题。不过众多与会者对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不仅提出激烈批评，而且质疑他们担负工作是否合适，有人甚至直接提议免除其职。与质疑汪东兴等人任职相对应，不少与会者呼吁陈云等人进入中央常委，还建议恢复中央书记处、成立中央纪委。这就牵涉到了人事变动和机构设置的问题。按照程序说，决定中央人事须开中央全会。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来开八届八中全会，就是因为要调整中央人事，要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拉下来。迄今没有文献显示，中共高层最初准备在工作会议之后召开三中全会。笔者推测，召开三中全会很可能是工作会议期间的临时动议，因为工作会议已经提出变动人事、设置机构的问题，所以必须开全会决定。

人事如何变动？不少与会者认为汪、陈、吴、纪有问题，应该下来，但邓小平不同意，他几次在中央常委跟各组召集人谈话的时候，都说到了一个原则，叫“只进不出”或“只上不下”。也就是说，汪、吴、陈、纪等人的政治局委员继续保留，但可以增加新的成员。会议还牵涉到一些中央委员的问题，邓的意见也是一个不动，继续保留。这是他确定的一个原则。为什么不动人事？笔者以为，邓小平未见得真的不想动，而是另有现实的考虑。当时海外舆论纷纷评论，称中共高层内部有分歧、有矛盾，正在酝酿“权力斗争”。西方一些政要和商界人士有些疑惑和顾虑，担心中国政局不稳，影响同中国交往、特别是同中国进行贸易的安全。邓的考虑是：第一，要给海外一个中共高层是稳定的、团结的形象。第二，考虑到当时中国需要大规模的引进，不能影响中国的引进工作。所以提出“只进不出”，没有调整汪、吴、陈、纪的职务，也没有调整部分中央委员的职务。同时又增补政治局成员4人：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增补中央委员9人：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按《党章》规定，中央委员必须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所以全会特别声明将来要提请十二大追认此次增补手续。另外，成立了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陈云出任第一书记。但这次全会没有恢复中央书记处的设置。

四、简短的评论

对此次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官方和学界都有大量评论，归结起来，可用“实现重点转移”来概括。笔者却以为，这次会议最重要的结果，与其说是“重点的转移”，不如说是权力核心的转移，即中共权力的核心从华国锋转移到了邓小平。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邓小平的声望进一步上升。邓作为政治领袖的民意基础，最早是从他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开始奠定的。那年他领导整顿，在可能的范围内触及和纠正“文革”极左政策，调整和恢复各方面的秩序，赢得党内外广泛拥护。1976年的“批邓”运动，不仅没有使他声望下降，反而博得更广泛的同情。这年的“四五”运动，国民公开表达了对邓的同情。粉碎“四人帮”以后，邓的复出成为众望所归。邓复出之后，主管军队、外交和科教，在整顿军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高考制度、促进科学和教育走入正轨以及落实老干部政策等几件大事上，大刀阔斧，成效显著，赢得更加广泛的拥戴。这次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与会者对此高度评价，其声望明显超过了曾被当作“英明领袖”宣传的华国锋。

第二，会议的大政方针的确定，基本上是邓小平拿的主意。邓虽然还不是中共第一把手，但已经可以做主了。一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邓小平最后拍板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问题、彭德怀的问题、陶铸的问题、康生的问题等等，处理到什么程度，解决到什么程度，是邓小平定的调子。彭德怀的问题，邓小平说彭还是党员，没有开除党籍，他有错误，但是功绩比错误大得多。二是高层人事变动，也是邓确定的原则。会议对中央高层的人事调整，增补了新的成员，但也保留了当时遭到诟病的4位政治局成员。这个“只进不出”的人事调整原则，是邓小平提出的。三是对毛泽东评价的基调，也是邓小平定下来的。会议实际上已经牵涉到毛泽东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一个“功大于过”的评价框架，即毛的缺点错误同他的功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邓在会议期间的几次谈话都谈到，“中国领导人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干过的事情。”赫鲁晓夫被认为是全盘否定斯大林，邓说“不会干赫鲁晓夫干过的事情”，那表明不会“全盘否定”毛泽东。这个基调不仅成为工作会议、三中全会对毛评价的基调，而且一直延续到以后。1981年中共中央做的历史问题决议，其中对毛泽东的评价正是延续了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说法。直到现在，关于毛的评价，官方仍然没有改变这个基调。

第三，高层人事的变化，扩大了邓小平的政治基础。在政治局层面，邓本来就有相当的政治基础。军方的几位政治局成员，几乎都是邓的班底。除军方成员外，其他成员不少在政治倾向上也接近和靠拢邓。比如赵紫阳。赵时任邓的家乡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1977年进入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赵在“文革”中抵制人民公社的“穷过渡”，就颇得邓的好感；“文革”后，赵在四川落实农村政策，更为邓所欣赏。多年以后，邓谈到农村改革，还不忘引用当时流传的“要吃粮，找紫阳”的民间政治谚语。还比如方毅。方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直接受邓领导，与邓的关系密切。政治局增补成员后，邓的基础显然更加扩大了。在常委的层面，陈云的重新进入，增加了邓的政治同盟者。在中央常委里，邓陈这时是联手的关系，也就是说，邓在常委里的分量加重了。政治局增补的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3位，自然更是拥邓的，尤其是胡耀邦和王震与邓是政治上的同盟者。胡1975年就在邓小平领导下，到中科院主持整顿，成为邓的整顿的骨干；1977年主持中央党校和中组部的工作，组织和领导“真理标准讨论”，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思想开明而活跃，行事果敢且有魄力。王震资历很深，又以率直著称，“文革”中为邓复出传递消息；邓再次被罢黜后，又拒绝“批邓”；粉碎“四人帮”后，为邓再度复出大声疾呼，是坚定的拥邓者。这两位进入政治局，对于加强邓的政治力量起了很大作用。在中央委员会层面，邓同样有着广泛的政治基础，老干部大多政治上拥戴邓，而9名新进成员都是“文革”中的“走资派”，感情上就与邓有沟通，其中有的人（如胡乔木）还曾直接在邓领导下工作，与邓的关系非同一般。

还要看到，三中全会之后，高层调整了中央一些机构的人事。汪东兴被免去几乎所有兼职：中央办公厅主任、毛著编办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仅仅保留了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的兼职。胡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姚依林、胡乔木担任副秘书长，姚依林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胡乔木担任毛著编办主任，宋任穷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接替张平化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最为重要的职能机构，基本上也成了邓小平的班底，强化了邓在高层权力格局里的分量。邓虽然没有中共第一把手的名义，但实际上他已经成为这个权力的核心。三中全会以后，重大的决策基本上就不出自华国锋了。所以，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就是一次权力核心的转移。这个转移的意义，实质上超过了“工作着重点转移”。

作者：韩钢，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来源：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