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逻辑起点：30年代国共土地政策比较（中）

诚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在不同地域也是有差别的。如在江苏省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就有差异，“在江苏省较贫穷的北部地区，……佃户占总居民数的比例较低，地主则是残暴无比；他们欺压农民，不惜毒打拖欠地租的人”，而在发达的苏州周边，“大多数的地主都住在上海或其他城市，……收租事宜完全交给专业的管理公司”。而在云南省，“拥有少量地产的地主，他们情愿以微薄的租金，来维持并不奢华的悠闲生活，也不愿透过自己的劳动，从土地上获取双倍的收益。”(〔英〕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著，朱章才译：《中国革命》，第164页。)虽然剥削方式有差异，但没有改变地主占有土地对农民进行剥削的本质。

2.高利贷剥削更加剧了农民生活的困苦。地租的沉重，还衍生了另一种剥削，就是高利贷。“借款是农民的另一种常见负担，特别是那些不用缴租金的自耕农。三十年代初，全国约百分之四十四的农户欠债。由于缺乏现代化的农业资金制度和债务法规，合作社制度又才开始，农民不得不忍受私人出借者的各种剥削。平均年利率在百分之三十；在经济落后的地区甚至于更高。”(〔英〕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著，朱章才译：《中国革命》，第167-168页。) 1934年山西平顺负债的农民要占总人口的80％。(赵梅生：《山西平顺县农村经济概况》，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81页。)在西南川北地区，“打打钱”（高利贷）盘剥尤重，月息高达10％以上，到期不还，利上加利。(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61页。) “借来的钱，只有小部分用于生产。一些用来办理传统所规定的奢华红白事宜。其他则是出于急需，如收成不好、生病，或家庭失去一份劳动力。无力偿还的债务，是卖地产和随后的贫富两极化的普遍原因。而在30年代的华北，到期失效的地产抵押，成为城市生意人致富的主要财源；他们因此累积庞大的地产。负债和高利贷，是中国农村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英〕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著，朱章才译：《中国革命》，第168页。)

据1933年间所做的一次调查，现代式银行和钱庄所提供的信贷只占总额的10％，其余是由商人、地主、地方上的放债人和当铺提供的。债主所索利息的幅度一般在年利20％至40％之间，有时还要多。农民苦不堪言(〔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35页。)。

3.苛捐杂税特别是土地税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田赋是历代王朝政府的主要收入。1912年后的国民政府，确定田赋应作国家税收。1913年收益是8200万元。不过各省获准在特殊情况下加征30％以上的数额。结果是田赋平添了许许多多数不清的附加。有些地方甚至预征到了60年以后的田赋。中国农村当时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没有正规而准确的田赋册籍。经征人员只得到名义上的薪金，制度本身造成了偷漏和横征暴敛。并非原有税目就那么多，而是层层加码使负担有增无已。这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内战期间更是节节上升。据统计，田赋有不少于673种各式各样的附加税，江苏有147种，浙江有73种。1933年时，这些附加税比田赋正额多出81％到173％。虽然1920年的土地法规定已耕地不超过1％，未耕过的荒地允许税率稍高，但税率仍是偏高了。(〔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75页。)

1928年政府将田赋划归地方征收。田赋是各省岁入最重要的来源，还有约占总数35％至40％的转让地契税。但中央对地方财税控制的程度有限，1935年，全国1941个县，仅有半数把预算报到了中央政府。中央对地方的失控，导致隐性农业税急剧增长。据统计，1934年至1935年间，平均每户农民的总税务负担（按实物计算）比1931年高出30％至35％。(〔英〕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著，朱章才译：《中国革命》，第175页。)

需要说明的是，统计数字显示的农民税赋与实际情况还有一定的差距。1936年到1937年，中国本土每年总岁入，中央政府得8.7亿元，加上省的近5.34亿元和县的1.9亿元，总计约15.94亿元。假定人口以5亿计，每人担负税款平均为3元多。可是，还应加上各色军人、官吏等在正常税收之外的大量勒索。而各省的数字由于是估计数字，显然超过实际税收。以绝对数字而论，平均负担似乎并不太重。但是，“它过分使那些很少能担负得起的人，特别是贫农来承担它，30年代尤其如此。”(〔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80页。)川北巧立名目的捐税，如田赋、青苗捐、烟捐、青山费、马路费、招待费、人口税、花灯税等，不下数十种，一年要征收10多次。封建地租，高利贷，苛捐杂税，像是套在农民身上的三条追命索。(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61-262页。)农民由于农产品的价格随着经济萧条而剧烈下跌，早已挣扎在饥饿线上，或者被压制在这个水平之下。而“富厚之家大多没有任何直接赋税负担，而仅只缴纳一些轻微的关税和货物税。”(〔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80-81页。)在不平衡的税制下，农民生活愈加困苦。

4.匪患猖獗和恶霸横行也是农民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首先，中国土匪的产生反映了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但基本是丧失了土地的农民走投无路的结果。从土匪的构成来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偶尔为之者”；二是“职业土匪”。有资料统计，到1930年，土匪人数的保守估计，为2000万左右，一些地方志反映了当时老百姓的抱怨：“国家不像国家，简直成了土匪世界”。显然，这2000万数字将“偶尔为之者”也包括了进来。1928年，河北的土匪人数最多达500万，占总人口的20％。到1930年，山东境内的土匪人数超过20万。1931年，四川土匪总数至少有150万。1937年，河南土匪达40万。(〔英〕贝思飞著，徐有威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44、45、49、83-84页。)土匪对农业生产破坏极大，同现在文艺作品中的“杀富济贫”的理想化行为相距甚远。很多有钱人为了逃避土匪都躲到城里居住，土匪便抢夺穷人的物品。土匪还向村民要求贡品和其他回报，如果得不到回报，就进行严厉的报复。(〔英〕贝思飞著，徐有威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第229页。)其次，地主中还有不少败类，千方百计增加剥削，“大斗进、小斗出”司空见惯，其他敲骨吸髓的方法固然光怪陆离，也非奇闻罕见。地主不把佃农当人看本极平常，动辄打骂更不时发生。荒年时对农民的困苦无动于衷，不但不减赋，反而囤积居奇。这种地主败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恶霸分子。这种恶霸分子虽然在农村人数不多，但很常见。恶霸地主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民生活的困苦。恶霸带有黑社会性质，在国民党统治下，同地方政府的紧密结合，是一大基本特色。这是中国农村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这些黑恶势力的头子往往都兼任地方的某一官职，强取豪夺，欺男霸女，民愤极大。冀南永年县一恶霸宋品忍，曾任日伪时期宪兵队长，之后又成为地方官员。其对待老百姓极其残忍，难以用语言描述，1946年夏被抓起来后，开斗争大会，被老百姓打死，尸首都被分割，骨头被砸碎。(李新：《流逝的岁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0-233页。)彭德怀回忆道：湖南“南县注磁口是一个有三百户左右的小镇，物产甚富”，但当地恶霸欧盛钦，“兼当地的税务局长及堤工局长，滥增百货税收（特别是鱼税），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为害群众比土匪还甚”，后来被几个青壮年杀掉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页。)

此外，自然灾害不时加剧农民生活的困苦。1933年一次旱灾，“迫得江、浙、安徽、四川、陕西等处的农民在吃树根和观音土，饿死和自杀的不可胜计”(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1卷，第297页。) 。冀南1943年四五月间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在重灾下人口死亡占总数5％，特重灾区更加严重。”“人口之整个减少（逃、亡）占70％。牲口之减少重灾区占90％以上。饿死、病死、逃荒者最多是贫农，中农次之，地主富农极少”。(宋任穷：《冀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灾荒问题》，《宋任穷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342页。)

综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前后，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拥有70％至80％的土地，而占有农村人口90％的贫农、下中农、中农，只拥有20％至30％的土地。这90％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法靠自有的土地维生，于是向地主和富农承租土地或出卖劳力，成为佃农或雇农。由于地主和富农的剥削极重，地租一般超过收获总量的50％，贫苦农民本来就难以为继，婚丧喜庆又势所难免，而自然灾害更是接踵而来，只有向有钱的地主、富农借贷，而这又跌入高利贷的陷阱而无法翻身。贫苦农民除了要付地租和利息以外，还要应付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加上匪患猖獗和恶霸横行，正常的生活根本无法保证。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一幅极其悲惨的画面。废除造成这种悲惨状况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现实基础和必然要求。


二

孙中山先生曾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崇高目标，但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却没有实行过真正革命意义的土地政策。其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统治集团代表着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通过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两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来。

（一）从中央政权的角度来看，国民党最保守的集团占据着统治地位，同时，为了维护内战和日常庞大的开销，更多的是从眼前的财政利益出发。

1.国民党内极其反动保守的势力占据着主导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国民党的有识之士和地方实力派，迫于外界压力和地方利益，主张对地主土地所有制做一些改革，但这些体制内的改革最后也夭折了，仅举三次土地改革为例：

第一，陈诚在湖北搞的以“减租”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陈诚于1938年6月14日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当时陈诚估计：“中国人口之中占八、九成是农民，而在这八、九成农民之中又占七、八成是佃农。佃农就是‘耕者无其田’而以佃种地主土地为生的农民”。所以，他认为，“拯救贫苦的农民大众，最简捷的办法就是减租”。(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194页。)湖北省在1939年和1940年两年连遭旱灾。时任湖北省主席的陈诚“发动各厅处人员及地方团队，替人民车水灌田”。不料农民对此举表现十分冷淡。经过考察才发现，“当地农民的土地，都为地主所有，正粮的收获，悉数交租，只有杂粮的收获，才归佃农”。“农民种稻既然辛苦而无所得，所以宁愿稻子早一点枯死，反可提前播种杂粮”。(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195页。)陈诚便领导了以“减租”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

1941年4月《湖北省减租实施办法》出台。具体内容包括：“农民佃租定为正产物总收获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即由总收获量先提二成五归佃，所余七成五由主、佃对分；实施减租后，地主不得因减租而撤佃；按年分区推行，其分区推行次序及办竣期限，由省府以命令规定之，期于五年内，次第完成。各县成立调解委员会负责处理减租纠纷。”(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195-196页。)这种土地改革从1941年4月起开始实施，到1944年7月陈诚离职，实行了三年多，取得了一定成绩，“在最近二年间，恩施、咸丰的佃农已有百分之四十变为自耕农”(重庆《新蜀报》1943年7月27日，转引自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197页。)。但总的说来，效果甚微，“减租政令不免有遭受破坏的地方”，主要有：地主“将一部分田亩匿不陈报，以图拆补减租损失者”；“佃户在地主积威之下，仍多方维持地主利益，不敢有短失者”；地主“往往假词威吓，使佃户不敢依照规定减租”。“以上情形，均可见地主势力之大，竟可迫使无知乡农自动地放弃其应得的利益”。(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196页。)经过这段“减租”的实践，陈诚自己也承认：“所可痛心者，就是在‘做’字上太差劲。有的根本不做，有的做得太少，有的虽做而不彻底，以致等于不做，于是大陆遂不复为我所有”(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201页。)。更重要的，陈诚的“减租”改革并没有得到国民党上层的支持。整个改革，并没有国民党的中央文件加以肯定，都是湖北省的行为，结果收效不大。

第二，阎锡山在山西搞的“土地村公有”运动。

20世纪30年代，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风起云涌。与山西为邻的陕西，土地革命开展得十分迅速，逐步形成了陕甘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当时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也认为陕北红军和土地革命的兴起，“其根本原因是土地私有给共产党留下了可乘之机”(李茂盛：《阎锡山大传》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51页。)。“以中国来说，最要紧的就是土地私有露下的大空隙。我们有了这个空隙，为共党所乘。”(《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8），第65页，转引自李茂盛：《阎锡山大传》（上），第551页。)1935年9月18日，阎锡山召集山西沿黄河21县县长会议，提出了“土地村公有”的主张，并在讨论的基础上，于9月20日通过了《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主要内容有：“由村公所发行无利公债，收买全村土地为村公有”；“就田地之水旱肥瘠，以一人能耕之量为一份，划为若干份地，分给村籍农民耕种”；“农民之耕作年龄，定为18岁至58岁。人民满18岁，即有向村公所呈领份地之权；至58岁，即应将原领之田，交还村公所”。(李茂盛：《阎锡山大传》（上），第553页。)9月21日，阎锡山将其“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上报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但蒋介石却以“多事考量，审慎周详”为托词，实际上搁置了起来。(李茂盛：《阎锡山大传》（上），第557页。)

第三，蒋经国在赣南搞的“土地改革”。

1941年冬，蒋经国提出在赣南11县搞“土地改革”，扶植自耕农。其主要措施，就是用有偿购买土地的办法实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蒋经国土地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设立土地银行，发行土地债券，用债券支付地价”。1941年，先是在农民银行中设立土地金融处，开办扶植自耕农、土地改良、土地收买等放款。然后是进行试点。1941年冬，赣县的吉埠土改示范区首先开办，1942年到1943年又先后在南康县的横市、坪市、龙田、上犹县的广田乡，信丰县的游州等处开办了5个示范区。以上6个示范区共有耕地10820亩，经过测量、登记，编成单位农场，分配给无地少地的现耕农民耕种。据统计，这次土地改革一共扶植了自耕自田的农民991户，平均每户得土地10.92亩左右。蒋经国原计划全区11县每年扶植自耕农总面积4.25万市亩，但到1944年他离开赣南，这些计划都变成了纸上空谈。(李松林、陈太先：《蒋经国大传》（上），第179-180页。)（未完待续）

作者：关海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田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生

来源: 《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