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争与权争：“高饶事件”起因再解读（2）

　　二、苏区党人和白区党人

　　在“高饶事件”中，高岗的罪名之一就是散布党分成“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的言论。问题虽然是说在高岗身上，但此言一出呼应者甚众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在建政后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党内农民出身干部确实普遍存在着相当大的不满情绪。

　　中共的革命，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各个“山头”发展起来的。从1949年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时的四大野战军和六个大区，可以上溯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十九块根据地，土地革命时期的三大主力红军。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两个“山头”，一是苏区，即根据地和军队党的组织系统；一是白区，即在敌区工作的党的组织系统。苏区和白区又各有隶属。苏区有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陕甘苏区等“山头”，白区有南方局、北方局等“山头”。经过延安整风，中共确立起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团。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中，毛泽东是党的正确路线在根据地的代表，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的代表，毛泽东的第一助手和接班人。[16]中共七大，毛泽东为达到党内的团结一致，在安排中央委员时，采取了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的妥协办法。

　　而当中共成为执政党后，从思想上到组织上都有一个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型问题。

　　排座次的问题

　　中共干部队伍的主体是在长期农村革命战争环境中打出来的农民。在夺取政权之后，打天下的队伍，成为坐天下的队伍；对城市现代生活向无知识的农民干部，转身成为城市和现代经济的管理者。这个历史跨度非常大。掌握现代国家机器是一项复杂精确的工作，绝非冲锋陷阵的事情可比，需要建立专业化、知识化的“新型技术官僚体制”。中共执政以后，最迫切和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适用的干部。首先走到国家管理的前台上的，自然是党内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现代经济知识较多的干部。这些干部大都出自白区系统。党内在白区工作过的干部，有现代城市生活经验，文化层次较高，眼界开阔，比根据地和军队干部更具备管理国家的知识优势。这就带来了一个国家权力配置上的成分变化。打天下靠的是根据地和军队，坐天下则是白区来的另一拨人，这不免让根据地和军队干部很有些失落感。

　　在中央人民政府中，代表中共进入政府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都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历。政务院部委一级的负责干部中，白区干部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刘少奇提拔重用了一批经他营救出狱且有长期工作关系的中共北方局的干部，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廖鲁言、胡锡奎等人，都担任了要职。彭真、安子文掌管了组织人事大权，薄一波掌管了财经大权。[17]

　　这种格局的形成，不仅因为有过白区工作经验的干部熟悉城市的文化和经济生活，更能胜任国家管理工作，还有其他一些原因。首先，建国初期的中央政府具有联合政府的性质，许多民主人士进入了政府。中共派出的负责干部必然相应选用文化层次较高、对城市工作比较熟悉、能够与党外人士沟通的人选。其次，中央人民政府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组建起来的，在中央部门工作的华北局干部自然多于它地。另外，与刘少奇用人的圈子比较窄也有一定关系。

　　在长期革命战争条件下，军队和根据地干部与白区干部一向比较隔膜，对白区工作的艰辛和革命贡献不甚了解。在接管新区时，俱是外来的北方根据地干部和军队干部为主，本地的白区干部一般是仅陪次座。但在中央政府部门工作的，却大多为华北局出身的白区干部。这些白区干部大批进入中央政府部门，势必引起相当一批根据地和军队干部的心理不平衡。特别是那些抱有 “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封建意识浓厚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对知识分子干部进据国家部门要津很有不满情绪。

　　思想观念的差异

　　中共是以马列主义的现代政治理念组织起来的现代革命政党。在“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的争执背后，深刻地反映了两类干部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的差异。在中国革命中，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革命理想主义的色彩较为浓厚；农民出身的干部，则更多的是“造反有理”的反抗意识，“均贫富”的思想印迹很深。

　　“均贫富”的旗号曾对农民群众的革命动员起了很大作用。但当中国革命胜利在即时，这种小农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破坏性”负面作用暴露出来了，出现了一股要求平分工商业、平分土地、一切平分的极端倾向。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把这种思想倾向称为“农业社会主义”，认为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18]。此时，毛泽东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批判，与他在中共七大上讲的中国需要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1948年7月27日，中共中央以新华社信箱的问答方式，详细阐释了毛泽东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观点。文章指出：农业社会主义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农业社会主义不仅要破坏封建的土地财产关系，还要破坏自由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不仅要平分封建的半封建的土地财产，“还要平分社会上其他一切阶级、农民一切阶层（例如中农和新式富农）和其他一切人等的土地财产，还要平分工商业，并把这种一切平分称为 ‘共产’，或称为‘社会主义’”。这样，“不独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必然要使社会生产力大大降低和倒退。”文章特别说明：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不是废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并在客观上还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扫清道路”。在土地改革后，农村中的经济竞争，新富农的出现和新的阶级分化，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被允许的，不是可怕的”。[19]这篇文献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立论，阐述了“社会主义不是依靠小生产可以建设起来”的道理。它指出：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在机械化基础上实现农民个体经济的集体化，达到社会主义才有可能。

　　在1949年中共执政后，毛泽东却不再提及“农业社会主义”的问题。刘少奇则继续坚持批判“农业社会主义”的思路，十分警惕党内绝对平均主义抬头的危险，有些话还讲得非常重。如他在1951年7月3日给山西省委的批语中，就严厉批评党内一些人企图用互助合作组织的办法，阻止和避免土改后农村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20]。

　　从上述对“农业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可以看出：坚持新民主主义建国路线，承认现阶段存在剥削的合理性，体现了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它表达了中共党内对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但是，农民出身的干部却一时很难达到这种理性认识。

　　中共党内农民出身的干部，其生长环境与现代工商文明的距离很远，而“打土豪、分田地”的思想印记很深，很容易把绝对平均主义的东西和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当作是社会主义。进城后，他们对现代工业大生产的了解，又多半来自于对苏联计划经济的有限知识。于是，农村封闭落后环境的生活经验、根据地的革命经历和知识眼界的狭小，使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是一种“道德理想国”的憧憬，希望实行“组织起来”的一统化社会管理，并对之抱有十分急切的热情。所以，高岗为代表的一批从农村根据地靠枪杆子打出来的高级干部，不仅有在枪林弹雨中跟从毛泽东走向胜利的铁血忠诚，从思想认识上也更容易接受毛泽东提出的治国路线。而对刘少奇等一批坚持新民主主义建国路线的领导人，他们无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派系“圈圈”上，都有些程度不同的隔阂和不同意见。

　　“苏区党人”与“白区党人”的提出

　　1953年，中共进入新的历史拐点。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新税制”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要开展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刘少奇、周恩来等一批坚持新民主主义治国路线的高层领导人受到批评。这对党内一些本来就对权力分配不满的干部无疑是一个鼓励。他们认为刘少奇政治上不成熟，用人有宗派，重用“白区党人”，忽视军队和根据地的干部。于是，党内高层关于“白区党”、“苏区党”的议论顿起，对“白区党人”掌权不满的各种传言不胫而走，一时形成了一股“倒刘”风潮。

　　当时批判高岗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说他制造“军党论”，把党分成“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并自认为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21]对此，高岗至死也没有认账，咬定这不是他的发明创造，只承认散布过“白区党”、“苏区党”之类的话而已。[22]当然，高岗承认在1953年财经会议上批评薄一波时说过“枪杆子造政权、枪杆子造党”之类的话，说是引自毛泽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在1938年11月的这篇重要的党内讲话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的著名论断。[23]高岗以此为论据批评薄一波，不仅是强调根据地和军队在中国革命的主导地位，更是要申明根据地和军队党的重要性远在白区党之上，在政治上更成熟，也更具有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资源。

　　高岗把毛泽东当年搞武装斗争的话搬到这里来说事，其现实缘由是来自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一些事情不满。作为毛泽东的心腹爱将，他要在道统上证明毛泽东在党内独一无二的权威地位，强调毛泽东政治上的一贯正确，表明毛泽东作为根据地正确路线的领导者，其政治份量是代表白区正确路线的刘少奇不能望其项背的。所以，“白区的党”和“苏区的党”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暗喻了对刘少奇第二把手地位的质疑和挑战。据薄一波的回忆录中讲，高岗曾借“某个领导同志”的话说：“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24]这里说的“某个领导同志”，无论是不是毛泽东本人，实际上是修正了中共七大关于毛刘体制的根据。

　　至于“苏区党”、“白区党”的发明权究竟归谁，无从考证，亦不紧要。问题的关键在于此论一出，党内应和者众多。这说明，在根据地和军队的干部群体中，对刘少奇和白区干部群体的不满已经形成了一种集体共识。当毛泽东流露出对刘少奇等人的不满情绪时，作为这些跟随毛泽东靠枪杆子打天下的从龙之士，很自然地产生了对毛泽东中央大权旁落的担忧，希望能有根据地和军队的代表人物来辅助毛泽东。

　　高岗对白区干部有很深的历史情结。差一点把刘志丹和高岗杀掉的陕北肃反，主持者是北方局派的代表朱理治。在东北工作方针的争论中，林彪、陈云、高岗是正确的一方，另一方是彭真、林枫，都是来自北方局的白区干部。事后，高岗曾向刘少奇告过彭真的状，对刘少奇和稀泥的态度也有看法，认为刘偏袒北方局干部。[25]高岗在这个期间散布的一些言论，如“白区干部爱犯错误，有帮派。刘少奇对干部有私心，对华北干部的使用，在情绪上有偏向。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有圈子，对干部有偏有私。”[26]在有袍泽之谊的根据地和军队干部中很是有些市场。

　　在根据地和军队系统的高级干部中，论资历、论能力、论功绩，以及论在军队中的人脉关系，高岗都非常突出，人气很旺。在许多高级干部心目中，高岗是能够替代刘少奇的最佳人选。所以，多数大区都表现了对高岗的支持态度。

　　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在抗美援朝中得到高岗的鼎力支持，对高岗信任有加。高岗议论刘少奇等人的意见看法，他是“能够听得进而又信以为真”的。在1953年7月彭德怀回国治病期间，曾向毛泽东极力推荐高岗当军委的总参谋长。此后，也想要把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交给高岗。[27]

　　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也力推高岗。在财经会议期间，林彪对看望他的老袍泽们谈论说：“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权力，很危险。中央的领袖，毛主席年纪大了，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是久经考验的……。”[28]

　　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陈云，在西北和东北与高岗都有很好的合作，经常与高岗私下议论中央高层内部动向，是高岗最信任的人。

　　政务院建设工程部部长陈正人，是从东北调来的老苏区干部，对华北山头很不满，积极靠拢高岗，经常向高岗通报情况。

　　高岗与一野、四野都有很深的历史关系，得到西北和中南的支持是在情理之中。属于三野的华东，本是与刘少奇很有些渊源的，也出人意料地站到了高岗一边。华东局的第三书记，向有“谭大炮”之称的谭震林，面陈毛泽东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着党权（组织、人事部门）、政权（政法部门）和财权（财经部门）；另一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司令部。他率直地向毛表示了“大权旁落”的担忧，说白区党有篡党的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29]很明显，这话是冲着华北山头的安子文、彭真、薄一波来的。谭所说的“白区党”的司令部和“苏区党”的司令部，应是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的最早版本。

　　毛泽东当然不会认可“谭大炮”的这通乱炮。他在财经会议后，接见东北局负责人高岗、张明远时，专门讲到了谭震林说“三权”的这段话。他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已经批评了谭震林，不能说什么‘白区党’、‘苏区党’。我们只有一个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司令部，那就是以我为司令的司令部。”[30]毛泽东虽然批的是“苏区党人”，同时也是在敲打“白区党人”——只有他毛泽东能够摆平这两边人马。

　　高岗是坚决反对把“白区党”和“苏区党”并列而论的，认为是贬低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正统领导地位。高岗在1953年10月休假到广州时，曾对陶铸说：有人认为苏区是毛主席领导的，白区是刘少奇领导的，这种二元论的看法，他要坚决反对。高岗还讲：在党的历史上，白区只是很小很小的部分，把白区和根据地对等起来提是不对的。中共的历史，主要是根据地的历史。[31]高岗强调根据地的主体和正统地位，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因为只有在维护毛泽东党内法定最高权威的名义下，才可以在新一轮的权力再分配中争取到更多的份额。 从上述可知，“白区党”和“苏区党”问题的提出，针对的只是刘少奇的所谓华北“宗派”圈圈。缘由固然是从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主持中央工作不满而起，同时也反映了党内其它山头对刘少奇和华北山头占居中央权力中枢的情绪。高岗并不是一般地歧视白区干部，他反对的只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山头的干部。正如高岗后来在检讨中说：“在组织问题上，少奇有宗派、有摊摊，支持华北的干部；……中央组织部尽是华北的人，有的人能力很弱，军队干部对这些人不满意。”[32]

　　当时，对刘少奇一派不满的，站在高岗一边的，不仅有“苏区党人”，也有“白区党人”，不仅有“东北山头”的人，还有其他山头的人。如陈云、王鹤寿、陶铸等人，历史上都应列入白区干部。他们是东北山头出来的干部，高岗和他们关系十分密切。如高岗对陈云关系极好，视为“圣人”，过往甚密，互通情况，许多大主意都与陈云商量。[33]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高饶事件”的主角之一饶漱石，本人就是白区干部，是刘少奇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1953年初到中央后，就马上站到了反对华北山头的立场上。如文献版的《刘少奇传》中说：“饶漱石一到中央组织部，就排斥和打击组织部原有的干部，开展对原来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安子文的无理斗争。”[34]可见，这里所反映的党争，就党内派系而言，只是在大区山头层面上进行的利益博弈，是新进中央工作的外来户和原在中央工作的本地户的冲突，与历史上“苏区”和“白区”的山头派系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综上所述，“高饶事件”中所谓“白区的党”和“苏区的党”的问题提出，表面是要突出强调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统地位，实际上是要贬低刘少奇系统的人马；表面上看是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见之争，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新的权力分配中争取更多份额的利益博弈。说到底，“白区的党”和“苏区的党”的问题，不过是一个“倒刘”和打击华北山头的说辞而已。（未完待续）

注释：

　　[16] 参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80页。

　　[17] 彭真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安子文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政务院人事部部长等要职。薄一波时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等要职。

　　[18]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

　　[19]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政策汇编》（1948年以来），中共中央华北局1949年6月翻印，第39～45页。

　　[20]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528页。

　　[21]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5年3月31日通过）。

　　[22] 《高岗在北京》，第23页。

　　[23] 毛泽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结论的一部分。文中关于枪杆子的话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2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312页。以该文的口气来看，这里的“某个领导同志”指的就是毛泽东。

　　[25] 《高岗在北京》，43页。

　　[26] 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第118页。

　　[27] 《彭德怀传》，第494页。《彭德怀年谱》，第529、592页。

　　[28] 张明远：《我的回忆》，第381页。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121页，注①。

　　[29] 张明远回忆，未刊稿。转自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122页。

　　[30] 张明远回忆，未刊稿。转自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122页；《高岗在北京》，第141页。

　　[31] 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第123、124页。

　　[32] 《高岗在北京》，第47页。

　　[33] 《高岗在北京》，第114页。

　　[34] 《刘少奇传》，第745页。

作者：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领导者》总第26期（200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