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探幽（下）

　　五、落马的为什么是他们

　　令人奇怪的是，就连当事人萧克，以及粟裕夫人楚青似乎也认为(也许这背后也有不便对毛作过多指责的原因)，他们的蒙冤是拜彭德怀等人所赐。如果真的如此，而毛是受蒙蔽的话，毛完全可以在庐山会议后把这桩公案作为彭、黄“篡党夺权”、“陷害打击革命干部”的一个“铁证”摆出来，并安抚粟、萧以及刘伯承等人，正如林彪倒台之后他出席陈毅的追悼会，为贺龙平反一样。事实是粟裕等人继续蒙冤受屈，粟还被中共中央某领导人训示不许接触部队，甚至他在战争年代的卓越战功也继续被抹杀——一些军史在不得不提到解放战争时的粟裕时，往往笼统地写为“华东野战军”、“华野首长”，一些正式出版物根本不提粟裕曾在解放战争三分之一的关键时间里代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兼前委书记，独立统率一个方面军。济南战役是谁筹划、指挥的？一些出版物，包括党史、战史资料和某些将军的传记、回忆录中，甚至在济南城的某些主要纪念物上，战役的主要指挥者赫然首列许世友或陈毅的名字[37]。这当然不是1959年就倒了台的彭德怀所能搞的。更栽不到“野心家”林彪的头上，因为据张雄文的《名将粟裕珍闻录》，林彪还是粟裕的“元帅知己”，多年来两人一直惺惺相惜。在粟裕蒙难之际，林还与叶剑英、萧劲光、陈赓等人为粟说了“难得的公道话”，之后，林亲自找到粟，两人“相见甚欢，谈了很久”[38]。

　　根据现有史料，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彭德怀等人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作为，固然有他们和刘伯承、粟裕等将帅的个人矛盾在内，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却是在奉旨行事。

　　这并非是捕风捉影。正如前文所言，匈牙利事件，尤其是苏联发生的“朱可夫事件”再次触动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他开始考虑解决自己党内军中的“朱可夫”。在毛心目中，“中国的朱可夫”指的是谁呢？林蕴晖先生得出的答案是彭德怀[39]，这当然不是错的，但似乎并不完全。按照传统政治的一般逻辑，酣睡于当权者卧榻之侧的，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而在其中，那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或者正义感的人们，往往又是首当其冲。不幸的是，粟裕、萧克，还有次年在庐山受整的彭德怀、黄克诚等人，正是这样一些人物。他们都是“脑后长有反骨”的“魏延”，或者说“朱可夫”。而用此“朱可夫”(彭德怀)去整其他“朱可夫”(刘、粟、萧等)，正是《三国演义》中“驱虎吞狼”权谋的妙用。

　　1948年1月，为了扭转处于僵持中的中原战局，毛和中共中央决策以华东野战军主力组建东南野战军，由粟裕率三个纵队先期渡江，向国军后方江南“跃进”。粟裕却在1月22日的“子养电”中提出了与中央精神不同的观点，建议在江北与国军周旋。毛1月27日发电，重申前令。1月31日粟再电中央军委，坚持“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 2月4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央军委发电报，表示支持中央关于粟裕率部渡江南进的决定，并主动建议：他们也“可以组织两个有力支队，继粟裕之后渡江南下牵制敌人一部兵力，一支出川、湘、鄂，一支出湘、鄂、赣，二、三两月做充分准备，3月底或4月初行动，并以第2纵队司令员陈再道率两个旅加强江汉军区，包括经营鄂西及汉水中流在内”。于是，毛泽东再次复电粟裕，要求他按原计划行动。4月18日，粟裕经慎重考虑，再次向中央军委“斗胆直陈”，建议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在此情况下，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粟裕4月30日被要求与会，陈述自己意见。毛最终在这一天采纳了粟的建议，允许其暂不渡江南进。然而毛并非是能轻易被说服的人，他在5月3日的会议上、5月5日致刘伯承、邓小平和华东局的电报中，仍称渡江南进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在内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与此同时，毛将陈毅调往中原军区，对粟说：“今后华东就由你来搞”。这种做法也可以解释为毛知人善任，为发挥粟裕的才干创造条件，但粟裕也由此“深感自己肩上担子沉重，觉得这次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40]。

　　往好处说，粟裕这种“斗胆直陈”、据理力争的做法是独立思考，行使自己党内的“民主权利”，是为了工作，但从坏处想，则是拥兵自重，和中央讨价还价——当年张国焘与中共中央不也是这样你一封来电我一封回电，“据理力争”的？也许在夺取天下的年代，独立思考、不盲从是优点，眼光高远的领袖人物会宽容、鼓励，甚至委以重用，然而一旦江山砥定，这样的品质往往就是“犯上”、“忤逆”、“怀有二心”的代名词，是要被重点防范和优先整肃的。

　　在毛眼里，粟裕算不算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干城”，这一点也可以从1955年的授衔风波看出来。看一些关于1955年授衔的文章，提到好多“辞帅让衔”的将帅，唯独不提粟裕，就连最权威的《粟裕传》，正文和后面的大事年表竟然也没有这种“高风亮节”的一字记载，可见所谓“粟裕让帅”的说法也不是没有争议的。即使如现在一些史书的说法，毛本来打算授粟裕元帅衔，是粟裕推辞掉的。但同样是推辞，罗荣桓等人也曾辞帅，许光达也曾辞大将，但都不被批准，而粟裕一推辞，按照有关说法，毛马上就夸奖：“难得粟裕！壮哉粟裕！”将其授为大将。

　　在授衔问题上与粟裕相似的还有“共和国第一上将”萧克。早在1934年8月，26岁的萧克就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此时，林彪、贺龙、彭德怀分别任红一、二、三军团长，聂荣臻是第一军团政委，大致与他平级，罗荣桓的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还要比他差一个层次，而陈赓、黄克诚、许光达等大将当时还只是师级干部。萧克后又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八路军120师副师长、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等要职。直到这时，建政后的大将们的职位大多数仍在他之下。萧克后来逐渐失宠的原因，正如他后来在文革中所说的，是因为“站错了队”，而且不止一次“反对毛主席”。1973年，萧克曾对人谈起过自己三次“站错队”的经历(第三次是文革中“站错队”)：

　　第一次站错队是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选举军委书记时，我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大多数代表都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只有林彪少数几个人投毛泽东同志的票，所以毛泽东同志落选了，陈毅接替毛泽东当了军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陈毅同志当选后，就化装绕道香港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红四军七大的情况。当时中央军委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周听了陈的汇报后，指示陈毅同志回去一定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陈回来后，请回了毛泽东同志，并于1929年的12月在福建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曾于9月开过红四军八大)，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报告，并根据这个报告做了决议——即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又恢复了在红四军的领导职务。你想，我在红四军七大的这次投票，不是站错队了吗！

　　第二次站错队是我们二、六军团长征快到现在的四川甘孜时。那时张国焘在甘孜，他派了一位代表来迎接我们。这位代表来到后，就分别单个找我们二、六军团的领导谈话，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他们率一方面军(东路军)北上如何如何错误，他们四方面军南下如何如何正确，等等。我当时不了解他们长征会师后的具体情况。那时我们六军团就一部电台，还经常坏，再加上战斗紧张，很少和他们联系，所以对张国焘代表所说的话我没有表态。也就是说，我当时没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这不是又站错队了吗？[41]

　　历史学家杨奎松指出，毛泽东和蒋介石一样，都是极为自尊、敏感、多疑的人。1936年他在陕北和斯诺谈自己的经历的时候，特别提到1919年，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登记来图书馆读书的人的名字的事。他当时讲了一句相当尖刻的话来形容他那时候的感受。他说：那些来看书的教授们根本就没有把他当人看。梁漱溟抗战时期到延安访问时，毛泽东又提到了这件事，还问：你还记得我吗？梁漱溟摇了摇头，想不起来。毛泽东告诉他，他当年在北京时曾住在他后来的岳父杨昌济教授家里，梁漱溟那时去过杨家，是他给梁开的门。杨奎松认为，建国后，毛泽东发动那么多针对知识分子和所谓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那样无情，恐怕都与此有关[42]。

　　不仅是对党外的知识分子，就是对多年来风雨同舟的战友，如红军时期和自己有过龃龉的朱德、陈毅、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人，毛很多年后仍是耿耿于怀。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说，毛曾指着张闻天对我们(当指警卫战士、服务员)说：“此人曾想要我的的命”。张闻天显得十分尴尬，无言以对，唯有苦笑。毛又指着周恩来说：“此人也曾反对我”。周“坦然”说：“历史上我反对过主席，反对错了，所以才坚定地站到了主席这一边”[43]。周曾说，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是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听任，甚至配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集团剥去毛的军权，由自己取而代之，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毛因此也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最落寞的两年多的日子。以后，他多次用怨毒的语气提起这段往事，说自己那时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周由此也背上了一生的罪孽——他在延安整风时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受到批判，有一个罪名就是“宁都篡军”。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其寓所中南海游泳池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上，再次重提周的这一段“罪恶历史”，当众指着周恩来说：“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做王明教条主义宗派集团的‘帮凶’”)[44]。1935年遵义会议后，林彪出于对毛军事指挥“走弓背路”，“造成疲劳”，“拖跨部队”的不满，向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撤换毛。在会理会议上，毛喝斥林：“你懂得什么？你不过是个娃娃！”却将账算到彭德怀头上，当场严厉指责彭：“林彪的信就是你鼓动起来的！”虽然彭当场声明：“这封信，事先我不知道”。但毛并不相信，其后多次提起此事，一直“误会”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又重提此事作为彭和自己“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例子。林彪当场作了澄清，他方才作罢[45]。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战友”们在文革中的遭遇来看，毛对这些曾冒犯自己“虎威”的他们并不是仅仅敲打一下就完了。

　　由此，此前曾两次“站错队”的萧克失宠，和粟裕一起被低评军衔，在军方将领中又第一批落马，绝非偶然。

　　而粟裕、刘伯承，还有一年后的彭德怀，威名赫赫的四大野战军统帅中的这三位，竟在两年内次第落马(仅剩下那位“最亲密的战友”)，显然是“功高震主”的政治逻辑在起作用。


　　六、应该正视的一个重要史实

　　台湾研究者钟延麟在其论文[46]中，揭示出了海峡此岸关于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的众多“权威著作”，如《彭德怀传》、《粟裕传》、《刘伯承传》、《曲折发展的岁月》等有意无意忽略、遮掩的一个史实：作为毛钦定的“监军”，邓小平不仅全程参与了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而且态度颇为积极。如在初期批判粟裕时，邓小平的角色和作用，不下于掌军的彭德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军委会议批粟的同时，邓小平召集军队最高层的会议在小范围内对粟裕进行定调式的批判。5月26日、28日，以及6月4日，邓小平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元帅会议，出席者包括彭德怀、林彪、贺龙、陈毅、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七位元帅以及黄克诚、谭政、萧华等大将、上将。邓小平和彭德怀、陈毅、聂荣臻、黄克诚等发言批判粟裕。6月7日，在接到毛“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即军委扩大会议)开好”的指示后，邓小平召集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叶剑英等元帅开会。邓说，会议的“温度”不够，意思大体上是说，只有35度，没有37、38度，，更没有40度。暴露问题不够，在同志们的思想中意见是很多的，是多方面的，从建军原则、方针、领导方式方法，到许多工作的具体措施都有意见还没有端出来，应当鼓励大家摆开。他还说，今后会议开法，决定采取机关整风的办法，不再开小型会，只开小组会和大会。写大字报、小字报，配合大会、小会的发言，争取在一周内造成鸣放的紧张气氛。邓最后还为会议设定了靶子：批判的对象，主要应当是军委、各总部。邓还强调：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以后，地方工作更加活跃了，军队的这次会议要开好，工作也就会大大活跃起来。开不好，大家就下决心不要回去。一直到开好才算[47]。

　　对于邓小平受毛泽东指示介入会议的情形，黄克诚晚年回忆时留有深刻的印象：“中央委托邓小平召集各位元帅开会，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48]。这样，在毛泽东拍板决策，邓小平传达与部署之下，会议气氛急转严峻，会议原主事者彭德怀、黄克诚颇感意外地流于被指挥的地位。黄克诚后来回忆说：“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也许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49]。

　　钟延麟在论述邓小平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的角色和活动时，还花了相当笔墨叙述了邓“力保”老搭档刘伯承的“仗义直言”，并称赞“其政治勇气不可谓不大”，“确实是邓从政(史)上不失光彩的一笔”。邓小平晚年也不无自得地说：“迫于毛主席的决定，进行了批判，但我还是保护了一些人，特别是刘帅”。并说邓在新时期对1958年解放军“反教条主义”的重新评价与定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50]。

　　与钟先生的这一结论有很大不同，大陆学者张雄文在其博文〈无奈的历史：刘伯承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中提供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文中引用刘伯承儿子刘太行的话：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伯承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打了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又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刘伯承的二女儿刘弥群在接受研究者采访时也说出了几乎同样的事实，并说她母亲给邓小平写了信，并抄报给每个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徐帅、聂帅、叶帅办公室都打来电话过问，刘伯承最终才获平反[51]。

　　相比较而言，钟先生旁征博引、引用大量第一手文献，包括许多萧克、黄克诚、薄一波、杨勇、张震等革命家(当事人)的回忆录，但其局限性也许恰恰正在于其立论完全建立在这些“权威著作”上。很显然，这里有个悖论：如果这些“权威著作”不是“顾全大局”或“政治正确”的，以海峡此岸如此众多的当事人和“权威学者”，又何用海峡彼岸一个学者在“反教条主义”近50年后、“拨乱反正”20多年后来著文探讨邓氏在“反教条主义”中的“角色与活动”呢？

　　也许在某些人眼里，张先生的说法近于“野史”，但张先生是体制内学者、作家，而且近年正以有关粟裕大将的系列著作走红，不大可能在如此“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上杜撰，而甘冒犯“政治错误”风险的。何况张先生在其文章中注明其材料来源于刘太行接受电影《佩剑将军》编剧之一石征先的采访，其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

　　更能为张先生说法提供佐证的是刘伯承、粟裕等人冤案平反的艰难：刘伯承的彻底平反，是在1986年10月逝世后，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以致悼词的方式宣布的——其“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不幸一语成谶。次年11月25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又发出通知，为萧克、李达等多人平反。粟裕的平反拖的时间更长，直到他逝世10年后的1994年12月25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和张震二人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同时发表〈追忆粟裕同志〉，以一种罕见的方式为这个长达36年的冤案画上了句号。如果我们联想到邓小平拒绝为他在毛的指示下的另一个重要“政绩”——整的55万“右派”(官方数字，实际数字要大得多)完全、彻底地平反，那么刘、粟等人冤案平反的艰难也就不难理解了。

　　退一步说，无论钟、张两人的研究哪一个更接近于历史真实，一个被众多“权威著作”有意无意忽略的重要史实还是昭然于世：1958年主持批斗刘伯承、粟裕、萧克等人的，是邓小平和彭德怀，而且邓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来“帮助”彭的。他们都是奉旨行事。邓小平晚年自己也坦承：“当年我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那是毛主席指定的，我不好推辞”[52]。

　　查《邓小平年谱》，1958年5月26日上午，邓小平召集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开会，讨论将于次日开幕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有关事项。6月7日，收阅毛泽东当日来信，其中说：“六、七月份，你应做两件事：……(二)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即军委扩大会议)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军事会上，你应准备去讲一次话，时机可在结尾时候”。当日，以及11、14、18、23、26日，邓又多次召集军委负责人开会，讨论军委扩大会议的一些问题。6月28日，约黄克诚谈话，《年谱》虽未言明所谈的内容，但从邓、黄当时的身份和职责，当于这次会议有关。7月9日，与陈毅、聂荣臻、叶剑英、黄克诚等研究刘伯承在会议上的发言(第二天，刘不得不抱病在大会上作检讨)。14、22日，与军委负责人谈这次会议的决议问题[53]。《邓小平年谱》中的这些记载也为上述结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按照钟延麟的说法，自邓小平衔毛之命以“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强力介入军委扩大会议后，原来会议的主事者彭德怀和黄克诚实际上已处于被指挥的地位[54]。即使如此，四年后的1962年，由于对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感同身受，彭开始后悔他对刘伯承、萧克等人的批判了，说是“言过其实”的，会后对萧克等人的组织处理“并非出于我的本意”。为此，他还曾经嘱托侄儿彭起超，有机会时一定要代他向萧克道歉。文革后，彭起超找到萧克，转达彭德怀的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55]。刘伯承的女儿刘弥群也曾向研究者谈到，彭德怀的侄女彭刚曾给他们家带过话说，彭总晚年对那次“反教条主义”感到后悔：“叫我代表他向你父亲道歉，但是让你父亲到怀仁堂做检查，彭总当时是不同意的，那是邓小平的意见”[56]。


　　注释：

　　[37] 朱楹等：《粟裕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页947；梁丞：〈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百年潮》1999年第8期，页4-10；张雄文：〈前言：军史的发现与被淡化的名将〉，张雄文：《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8] 张雄文：《名将粟裕珍闻录》，(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页246。

　　[39] 林蕴晖：〈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百年潮》2004年第2期。

　　[40] 朱楹等：《粟裕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页674-681。

　　[41] 郭其侨：〈萧克将军谈“三次站错队”〉，《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页33-34。

　　[42] 杨奎松：〈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比较研究〉，(2009，6，29)，http：//history.news.163.com/09/0629/03/5CUPPN9K00013FM5.html。

　　[43] 权延赤等：《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转引自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页299-300。

　　[44]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

　　[45] 王焰等：《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135-136，625-626。

　　[46] 钟延麟：〈1958年邓小平在解放军“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之角色与活动〉，《中国大陆研究》第49卷第4期(2006年12月)，页78-103。

　　[47] 王焰等：《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686。

　　[48]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246。

　　[49]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247。

　　[50] 钟延麟：〈1958年邓小平在解放军“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之角色与活动〉，《中国大陆研究》第49卷第4期(2006年12月)，页78-103。

　　[51] 张雄文：〈无奈的历史：刘伯承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2009，10，25)，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547a30100f8p0.html。

　　[52]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等：〈一项提挈全军的重要决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513。

　　[5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页1430-1443。

　　[54] 钟延麟：〈1958年邓小平在解放军“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之角色与活动〉，《中国大陆研究》第49卷第4期(2006年12月)，页78-103。

　　[55] 王焰等：《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556；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457。

　　[56] 张雄文：〈无奈的历史：刘伯承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2009，10，25)，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547a30100f8p0.html。

作者：落桂闲人，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