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左二）和妻子羽太信子（左一）
“文革”即将结束时，1976年8月，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画册《鲁迅》曾是当时出版界的一桩盛事。由于这部画册收集了几乎所有存世的鲁迅照片——114帧，因而备受人们的瞩目。不过，受到当时具体的历史场景的局限，曾与鲁迅合过影的某些人，比如周作人、林语堂、孙春苔等，就似乎不宜出现在这本画册中，于是，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本画册的“后记”中，就有如下的文字：“个别照片有所剪裁”。当然，这主要发生在与鲁迅合影的照片中。
1. 周作人。周作人图像被摒弃和隐匿的原因无须多说，这本画册的第29帧“在北京世界语会”（1922年5月23日）就是一张被分割的照片，其目的在于把周作人去掉；第30帧“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等合影”也是一张被分割的照片（原照图26，即鲁迅日记1923年4月15日：“午丸山招饮，与爱罗及二弟同往中央饭店，同席又有藤冢、竹田、耀辰、凤举共八人。”）但这本画册中的8人合照却只有6人，没有了“二弟”和连带的藤冢，也是意在去除周作人。此后，人们就难得一见周氏兄弟的合影了。
2. 林语堂。林语堂与鲁迅曾经有过亲密的交往。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后，经过也是难友林语堂的介绍，鲁迅南下开始了他后半生的生涯，显然，他们之间友谊的发生是基于他们相近的思想和文学观，或者说是“和而不同”。后来，他们还都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员，此后由于一次聚会时鲁迅的误会（林语堂当时以为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以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内部的分歧，特别是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林语堂未能参加在万国殡仪馆举行的追悼入殓活动，鲁迅不屑于林语堂的胆怯和为人，与林语堂的关系逐渐冷却和疏远。再后来，两人相互间的志趣大异，也就各为参商，不再往来。用林语堂的话来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至于两人何以竟志趣大异，林语堂说得好：“《人间世》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肯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鲁迅之死》）然而，鲁迅和林语堂之间的破裂和分离，后来更被有意识地放大处理了，于是，在这本《鲁迅》画册中，林语堂先是在第42帧“向厦门大学辞职后与‘泱泱社’青年合影”中神奇地消失了，而且他竟然变成了厦门南普陀坟茔中的一块石头，这真是人类照片史上难得一见的“大变活人”。此外，在这本画册中，林语堂又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总会同人与萧伯纳的合影中“蒸发”了。
3. 孙春苔。197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画册，包括1977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画册等，还不约而同地动了一番手脚，即把有鲁迅与孙春苔（孙福熙）合影照片中的孙春苔一律隐去，这却是为何？原来近代以降，浙江绍兴的人才可谓不得了，除中国文化界的周氏三昆仲之外，绍兴孙氏兄弟也令人刮目相看，鲁迅又与孙氏兄弟多有交往。就说新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孙伏园的弟弟孙春苔，他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散文家，也是画家，他的《山野掇拾》、《大西洋之滨》这两本散文集就是鲁迅为之校订出版的，鲁迅的《野草》和译文集《思想山水人物》、《小约翰》则是由孙春苔设计封面和插图的。以这样的关系大概可以推想：要在鲁迅的文字和照片中找到孙春苔是不困难的吧。果然，《鲁迅日记》不必说了，几本鲁迅的影集如《鲁迅画传》、《鲁迅在上海》等等，当年在鲁迅的周围，都可以看到孙春苔的踪影。至于后来所以要把他隐去，今天推测起来，这一是孙春苔是1957年反右风暴中的人物，二是孙春苔与其兄孙伏园一样，与鲁迅的友谊都未能善始善终，这也是鲁迅一生中多见的故事了，而孙氏兄弟一个授人以柄的“罪名”，便是双双曾在国民党“改组派”的刊物《贡献》任职编辑，又与自由主义文人的“新月社”似乎有些瓜葛，这在“大革命”那个语境下，自然是罪过罪过了，于是，删去其人与鲁迅的合影，也是在“情理”之中了。如今，这些照片自然都已恢复了原样（所谓原版），比如鲁迅那张著名的“结婚照”（画册第55帧“抵上海时与许广平、周建人等合影”），即1927年10月３日鲁迅由粤抵沪的翌日，鲁迅与许广平、周建人、孙氏兄弟、林语堂的合影；此后的８日，鲁迅与许广平从共和旅店移居景云里，这便是两人的结合了。对此，孙春苔应该说是一个见证人。后来，孙春苔和林语堂两人莫名其妙地在这些照片上不见了，代之的，却是“鬼打墙”般的一片幕布，在“大变活人”的把戏里，他们变成了遁迹的空气，这倒仿佛邮市中的“错版”会身价陡增，历史照片的“错版”，也许大有收藏价值呢。
4. 所谓“托派”的伊罗生（艾萨克斯）。在前述林语堂被“蒸发”的一张照片，即画册第78帧“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欢迎英国作家萧伯纳时合影”（杨杏佛摄）里，还人为地少了一个人——一个老外，即美国人伊罗生（《随笔》2007年第4期中薛忆沩的文章《两个“一分为二”的故事》讲的即是这一“故事”）。
关于伊罗生，李辉等翻译的美国作家彼得·兰德的《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其中有《走在异域的先知》一节，就是描写伊罗生在中国的经历的。美国记者伊罗生，在中国革命最激烈和危险的20世纪３０年代来到中国，当时他是《大美晚报》、《大陆报》的记者，后来与宋庆龄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鲁迅指导下编选、翻译了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脚》。当年他还创办了一家《中国论坛》，以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而著称，如当时深陷国民党囹圄的薄一波、刘澜涛、刘尊棋等，就是在《中国论坛》上得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消息，遂由刘尊棋用英文写信给该报并转给“同盟”以获取援助。1934年，伊罗生因为反对在刊物上发表支持斯大林反托洛茨基的文章，与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发生了矛盾，结果被停止了经费资助，只好离开上海，赴北京与刘仁静接触，并写下了煌煌大作《中国革命的悲剧》。此后伊罗生离开中国，到“二战”时再度赴华，曾在重庆采访，——但未能获准赴延安采访。
1980年，伊罗生相隔近四十年后再度访华，这是通过宋庆龄的邀请而实现的，此后他又写有《重返中国》一书。伊罗生在这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的访华行程中，也留下了一些令他不快的感受，比如他行将离别时，特意给茅盾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感谢接待方（中国作家协会）和友人的热情招待，他说：在中国的观光和与旧友的相会，不仅使他了解了几乎一个花甲之后友人们的经历，也“使我能站在另一个不同的高度上重温将近五十年前发生的事情”。然而，伊罗生又向当时兼任《中国文学》主编的茅盾提出了一件令他不悦的事情，他在信中说：他发现最新一期的《中国文学》上，有一篇麦金农等写的关于史沫特莱的文章，文章附有一张老照片（案：这幅照片又见于1980年第11期《人民画报》），这张老照片他在上海参观鲁迅纪念馆时也发现有同样的一幅，不过，后者中却有着他当年的身影。伊罗生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在北京时戈宝权也曾给他看过这张老照片，那也是一张“原始版”的，上面还有《中国文学》所刊登的照片中不曾出现的伊罗生和林语堂二人。
伊罗生因此十分敏感地觉察到：“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们成了认为不存在的人。”于是，他在给茅盾的信中有些生气地说：《中国文学》上发表的照片“根本不可能是从你们的档案中找到的。它很可能是写关于史沫特莱的文章的作者提供的。我希望能问一下作者这张照片是从何处、什么时候得到的，以及作者所知道的有关这张照片的情况”。他还说：“我自己非常愿意得到这张修过版的照片的底片。”
至于这一张“原始版”老照片的历史背景，是1933年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总会在宋庆龄寓宅宴请萧伯纳，当时有八人与会，除主、宾之外有六人作陪，即鲁迅、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当时他们还在宋宅的阳台上合影，那是杨杏佛的作品。这张照片后来经过技术处理，删去了伊罗生、林语堂二人，成为“修过版的照片”。有意思的是，《鲁迅》画册的“照片说明”中引用鲁迅的日记，偏偏将这次聚会记为与会者“七人”，即“同席为萧伯纳、伊（？）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伊罗生和史沫特莱竟然“合二而一”；在1976年7月再版的《鲁迅日记》中，又分明去掉了“伊（？）”，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伊罗生这个人了。对此，伊罗生说：“这种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抹掉照片上的人物的创造发明在斯大林的苏联和共产国际是常见的。有人告诉我在‘四人帮’时代也有这种做法。如果有人说，有哪个中国人认为必须用这种方法修改这张照片的话，我将会感到万分诧异。但我认为必须调查这件事，以便把问题搞清楚。”伊罗生如此较真，显然不仅仅是一时的冲动，他还在信中对茅盾说：“从内心来讲，我询问这件事并不是寻求对个人的修正。我并不存在着因为一张照片而被抹杀掉的危险，而且原始照片在上海以显著的地位陈列着。但目前中国正处在与过去的实践不同的伟大的转折中，在过去曾有对人的真正的或象征性的损伤。中国目前正转向实事求是。”
一如薛忆沩先生在《两个“一分为二”的故事》中所说：通过一张老照片中一个“反动文人”（林语堂）和一个“托派分子”（伊罗生）的“失踪”，历史就这样被篡改了，当然，“被篡改的历史无疑也是一种历史，甚至是一种更深的历史。因为被篡改的历史更深化了我们对历史的感觉和认识”。如此说来，伊罗生就毕竟是“老外”了，他陌生于即使是在“转向实事求是”的岁月中，在中国仍然有着许多的各类的“凡是派”。伊罗生早有“托派”的嫌疑，这在“凡是派”看来不啻就是“敌人中的敌人”了（关于“托派”以及中国的“托派”，那是需要另外来介绍和分析的了），于是，伊罗生还对茅盾解释说：“情况的确是这样，在那张照片拍过不久，我和林语堂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与那种政治以及和共产国际的那种政治方法分道扬镳。如果有人对这一小小的事实，对这些小人物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调查并讨论这些以往的分歧，弄清来龙去脉。”这就是说：伊罗生认为自己与林语堂并不是同一类的人，同时，他也不否认自己与“那种政治”——其实就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以及“共产国际的那种政治方法”——“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都不同的。不过，在当时，这些“分歧”还真是不易澄清的。于是，伊罗生在即将离开中国时，就不免有所遗憾或者怅惘，他对茅盾说：“就我个人而言，能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重访中国，使我感到莫大的荣幸。我曾多次听说在新的领导之下，中国正朝着每个人都有更充分的自由思考和写作的目标前进。我的确希望你们全体人都能在这条道路上快速前进。正是怀着这种希望我才写这封信请您注意这个问题。”后来，茅盾给他回了一封信，在信中茅盾是这样解释的：“《中国文学》杂志今年第十期刊登了一幅经过篡改的关于鲁迅、萧伯纳等人的照片，为此我深感遗憾。您在来信中说得很对，那张照片并不是来自我们杂志的档案中，而且篡改照片并不是我们的现行政策。您在上海已看到的那张未经篡改的照片陈列在显著的地方，可以证明这一点。”茅盾还说：那张修改过的照片并不是文章作者提供的，它出自新华社，而新华社又是根据那本1976年出版的《鲁迅》画册翻拍的。让人困惑的是，现在还有许多图书和刊物一直在引用、翻拍那本很成问题的《鲁迅》画册。
5. 李济。也是在这本《鲁迅》的画册中，人为删去了老照片上的另一个人物，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总会的盟员、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当年鲁迅在上海的照片，有一些就是与“同盟”的杨杏佛和李济等合影的，但在这本画册中，如第81帧“与杨杏佛合影”，杨杏佛被保留了下来，李济先生却不见了，所以如此，我想大概是考虑到他后来去了台湾地区。
6. 画册《鲁迅》，人为抹去的人物还有记者姚克等。
姚克，原名姚志伊，字莘农，早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是戏曲家吴梅的学生，他还有文学家、翻译家、电影评论家等多重身份，其中，最有名的一是缘于他与“文坛杀手”、“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是亲戚关系（即姚文元的叔祖父。1982年，姚克曾在我国台湾《传记文学》发表有《“四人帮”中的二位舍亲》一文）。不过，姚克根本不曾沾过姚文元的光，相反，曾由他编剧的电影《清宫秘史》，在“文革”之初莫名其妙地让刘少奇头顶了“卖国主义”的帽子而百口莫辩，姚克自己也因此“声名狼藉”，只得定居大洋彼岸的美国遥望祖国而已。二是说来有缘，姚克曾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文坛的活跃者，那时作为电影评论家，他的一个同道唐纳与演员蓝苹相爱（当时姚克的恋人则是著名演员上官云珠），后来两人情感发生波澜，成为此后被人议论不断的话题，而蓝苹抵达延安之后，易名“江青”，并主演京剧《打渔杀家》，从此声名爆起，由此又发生了许多故事，而当年最早将《打渔杀家》译成英文并介绍到海外的人，即是姚克。
在上海，姚克与鲁迅有过许多接触，他还很受鲁迅的赏识。1932年底，姚克与美国记者斯诺共同把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译成英文，随后又将《呐喊》译成英文，他们还合作编译了一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姚克参加了守灵和全部治丧活动，当时他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写了一副挽联，并与斯诺一同署名，即：“鲁迅先生不死。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在今天保存下来的照片中（当时姚克与欧阳予倩等与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联系，为鲁迅的丧礼拍摄了纪录影片），还可以看到他与友人为鲁迅扶柩下葬的场面。
姚克与鲁迅交往有四年多的时间，期间鲁迅在自己的日记里提及他多达近百处，至于两人的通信，也十分可观。说到拍照，当年斯诺完成了《鲁迅评传》的撰写后，想得到一帧鲁迅的近照，经过姚克的传达，鲁迅先是拿出一些姚克认为“远未反映出先生的性格与神韵”的照片，随后又接受姚克的建议，一同赴照相馆留影。1933年5月26日下午，姚克陪同鲁迅赴南京路“雪怀照相馆”拍照，其中一张是鲁迅的单身半人像（最早刊登在1936年底伦敦出版的《活的中国》的扉页上，鲁迅逝世后，上海万国殡仪馆供人吊唁的巨幅遗像就是由这张照片放大而来的），另外一张，即是鲁迅与姚克的合照（据说鲁迅与人的合照甚少，双人的合照，更可能仅此一张。鲁迅1933年8月31日将此照片送给了姚克），后来画册《鲁迅》发表这张照片，由于上述“可以理解”的原因，在“为斯诺编译《活的中国》所摄之一”的标题下，只有鲁迅一人的立像了。
作者：散木，原载《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四辑，原标题为“‘文革’中的‘伪照片’举隅”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