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探幽（中）

　　三、“教条主义”的始作俑者

　　作为国防部长兼主管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是这一次“反教条主义”运动的主持者之一，对刘伯承、萧克等将帅，尤其是粟裕蒙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些材料在叙述粟裕受批判的过程时，罗列了大量彭粟将帅失和的材料，还说在粟裕受批判时，还是毛泽东为粟裕说了句公道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的？不能说都是为私的吧！”说正因为这句话，粟才没被定为敌我矛盾。在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还对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搞的”。只是后来因为听的“谗言”多了，毛才对粟产生了不信任感。这样一来，似乎粟裕的冤案都是彭德怀、黄克诚等人干的，伟大领袖是被蒙蔽的。就连粟裕夫人楚青也认为，粟的冤案不是毛搞的，也不是林彪搞的，为此还曾抱怨：“我巴不得是毛泽东整粟裕”，说毛整的人后来都平反了，唯独粟的平反申诉因不是毛整的而长期石沉大海[15]。

　　诚然，一向心系人民、光明磊落的彭大将军也有不少局限性，而“反教条主义”运动确实有军方内部各山头的纷争在内，但从这些年披露出来的史料、传记来看，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责任全推到彭德怀、黄克诚等人身上，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首先，中共的政治辞典中，“教条主义”以及“修正主义”、“宗派主义”、“机会主义”等罪名虽然很严重，但对其解释却没有任何严谨、清晰的判断标准，解释权和裁判权完全掌握在最高领袖手里，因而这些“正确”的指控往往沦为领袖打击政敌和异己的棍子。比如关于“教条主义”，虽然早在1956年中共中央就要求军队予以注意，但直到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时，毛泽东还不是看得很重，毛还说：“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然而，仅仅两三个月之后，他就在林彪等人的建议下，要求军委扩大会议批判“教条主义”[16]。由此可见其中的主观随意性。

　　其次，当时在国防建设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即照搬照抄苏联经验)倾向，其始作俑者既不是受批判的刘伯承、萧克、粟裕等人，也不是彭德怀，而是毛泽东，和他的积极跟进者刘少奇等人。

　　1949年，正是毛不顾不少民主人士希望新政权在美苏两大强权之间中立的愿望，坚持“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必须一边倒，……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7]。一次，他在接见来访的苏联客人时幽默地说：你们是大乌龟，我们是小乌龟，我们只要跟着你们后面爬就行了[18]。应该说，新政权建立后，毛泽东和中共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头脑里一片空白，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是必然的选择，他的心态是极为虔诚的。他多次指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毛还积极主张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他说，你们不愿请顾问，我反正是要请的。之后，毛又多次指示，在开展中苏友好月期间，凡有顾问的单位，都要检查同顾问的关系，征询他们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团结，密切双方关系(1952年10月20日)；“似应允许顾问参加党委会议”(11月7日关于华北军区报告的批示)；“凡有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判”(11月11日关于华北军区报告的批示)；“凡有顾问者一律作出和顾问关系的检讨，改善我们和顾问的关系，认真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12月14日对军训部长萧克的批示)；“希望各部门都照这样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顾问同志”(12月28日对总干部部的批示)；“这个总结很好，发给军事系统一切有顾问的单位。继续团结所有顾问，认真向他们学习，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继续团结所有顾问，认真向他们学习”(1953年1月1日批示萧向荣报告)；“我们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1月7日给总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8月26日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利用朝鲜战争和苏联顾问两个动力，使我们迅速进步。……学校用苏联教材，过去反对，不要乱搬，是讲政治，指那些教条主义者而言。‘七大’以后情况改变，无教条主义了。顾问有军事思想、业务、技术，向顾问学习，又向十二本书学习”(1月30日对黄克诚、张宗逊、萧华、萧向荣等谈话)[19]。直到“反教条主义”的1958年6月23日，他还在其住地中南海游泳池召集的军委委员和各组长会议上声称：“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0](当然，他也强调了“一定要有选择的学”，但如何才算“一定要有选择的学”，如何才不算“教条主义”，解释和裁判权还是掌握在他手里的)。

　　刘少奇也是学习苏联的主要倡导者。1949年8月28日，他在沈阳欢迎来华的第一批苏联顾问的会上说：“苏联专家远道而来，……我们要把他们当作很好的老师。我们的同志在工作中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搞不好的局面，我们的同志要负责任。这就要‘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我们必须严格要求自己……”10月，刘又说：“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21]。

　　领袖们对苏联经验定调那么高，各行各业盲目崇拜也就难以避免。《人民日报》1952年11月9日报道说：“清华大学的教师们，肯定地回答着这个问题：科学上也要倒向苏联，倒向社会主义，倒向劳动人民；科学上也要‘走俄国人的路’”；“苏联的科学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教师们的面前，闪耀着苏联科学技术的光芒”；“苏联工科大学教学计划排列的课程使他们吃了一惊。……而当他们看到教材的内容时，又使他们吃了一惊。……苏联大学的教材完全是用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武装起来的，这使得许多先生在预备教材时都有重上大学一年级的感觉。……苏联科学的先进性在大学教材中完全反映出来了”[22]。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也称：“谁也不能否认苏维埃科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23]。河南著名医学教育家、前河南医学院(后改名为河南医科大学，现为郑州大学医学院)创始人张静吾先生回忆，当时崇拜苏联专家很普遍。河南医学院由开封迁往郑州时，他和郑州设计院的专家在一起研究建筑中的一些问题，凡有争执相持不下时，只要苏联专家发话，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如当时争论病房要不要有阳台，有人引用苏联专家的话说，病房无阳台等于不要电灯，于是问题就解决了。张先生说，1953年，他曾在北京汽车站向老同事、生理学家沈俊起教授征询阳台的事，沈教授答曰：“老大哥说了算”[24]。

　　对于如此全局性的偏差，毛作为最高领袖不承担责任，其他领域的人们也不承担责任，仅仅让军队中的“反党宗派集团”承担责任，这是否一个“高风亮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做派？聂荣臻晚年就曾说过：“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25]。


　　四、幕后的推手

　　本该属于总结工作性质的军委扩大会议怎么成了“路线斗争”性质的“反教条主义”的政治运动？仔细研读各种史书不难发现，毛泽东是幕后最关键的推手。


　　首先要指出的是，这次会议是毛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召开的，他指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要求会议用整风的方式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26]。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开始阶段，彭德怀依据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指示，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他认定的朱可夫式的人物——总参谋长粟裕，大批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可悲的是，此时，彭并未意识到他自己在毛眼中正是最典型的“中国朱可夫”)。这时，毛对批粟是支持的[27]。但对于“反教条主义”，彭德怀这时是当作思想认识问题来看待的，5月31日，他邀集张宗逊、萧克、李达、彭绍辉、李作鹏座谈时表示：“你们对敌斗争都很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问题。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责任”，“今天讲清楚，不是整倒哪个，只是把相互间的成见、意气消除掉”。对照一下罗荣桓5月23日将训总四级干部会议上的争论定位为“实质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激烈表态，彭德怀的态度还是相当温和的[28]。

　　使会议进程发生转向的关键人物是毛。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彭德怀时，林彪称，去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召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在他(林)看到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关于“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以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还说：“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变来领导这次会议”[29]。

　　事实确也如此。大会开始第四天，黄克诚就传达了毛的指示，要大家“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于更好地解决问题”。6月6日，毛听了会议情况的报告后，立即要求邓小平第二天召集军委领导同志召开一次座谈会，参加的有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叶剑英等重要人物。会议首先传达了毛对海军副司令员方强建议的批示，指出在建军路线上“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30]，这就将“反教条主义”一下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当天即6月7日上午，黄克诚向大会转达了这个精神。下午，彭德怀就明确指出：“建军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现在要与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作坚决斗争”。6月9日，黄克诚再次转达毛的“重要指示”，他说，毛主席对我们这次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还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要来，这样，参加会议的人数很快就从原来的300多人猛增到1400多人[31]。

　　也许是感觉仅仅躲在幕后遥控还不足以造出“大批判”的声势，21日，毛第一次，也是1950年代彭德怀主持的历次军委扩大会议中唯一一次亲自出席大会讲话。他在摆了一番军事工作缺点“军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的“高姿态”后，又说，我军有两种传统，一种是优良传统，一种是错误传统，一种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解放后又出现了教条主义，看来有一点，份量可以研究。说完全没有，是不妥当的，不加分析的搬外国，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还说，全国工、农、兵、学、商，现在工、农、商都搞出了自己的一套，只有兵、学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搞出自己的一套。23日，他又把军委委员和各组组长召集到他居住的中南海游泳池，座谈了两个多小时。他称教条主义是存在的，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刘伯承：“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入大别山，也不行”[32]。毛对刘所作的严厉批判，无疑为全面批刘开了绿灯。29日，毛召开第二次组长座谈会，“比较集中地谈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指名批评了刘伯承(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和萧克(训练总监部部长)，说他们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毛说：“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还说：“萧克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过去没有这样的时机开这样大的会议，今天有了这个时机，我们可以挖挖教条主义的根子”。毛还说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33]。毛还再一次强调说：这个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因此，会议上可以指名批评[34]。

　　在毛一次次推波助澜下，“反教条主义”就不再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军事路线斗争问题。会议开得十分激烈，斗争十分残酷。正如前文所述，直到5月底，彭德怀对萧克等还有意转圜，但由于毛说萧克为坏人，彭德怀便秉承旨意对萧克等进行严打[35]。从5到8月。萧由于受到连续4个多月批斗，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竟被指责“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长蔡铁根大校刚要辩解，就被当场扯下领章和军衔，逐出会场，关押起来。就连德高望重的刘伯承元帅，也不得不抱病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讨，并于7月1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大会上作检讨[36]。


　　如前所述，军队建设中教条主义的出现，本来与毛泽东和刘少奇“向苏联学习”的大力倡导很有关系，即使出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也应该采用“和风细雨”的方式，召集大家总结经验教训，改正工作中的问题。而毛却把“教条主义”的责任往下一推了事，并不断推波助澜，上纲上线。这显然是醉翁之意不酒。（未完待续）

作者：落桂闲人，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注释：

　　[15] 朱楹等：《粟裕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页944，448。张雄文：《名将粟裕珍闻录》，(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页19-221。

　　[16] 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448-449；钟延麟：〈1958年邓小平在解放军“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之角色与活动〉，《中国大陆研究》第49卷第4期(2006年12月)，页78-103。

　　[17]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1471，1473。

　　[18] 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页26，62。

　　[19] 〈毛泽东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讲话〉，《人民日报》，1957年2月8日；尹启明、程亚光著：《第一任国防部长》(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页62-65；王焰等：《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540-541；林蕴晖：〈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军委扩大会议〉，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页214。

　　[20] 王焰等：《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555。

　　[21] 尹启明、程亚光：《第一任国防部长》(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页62；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页4。

　　[22] 金凤：〈走俄国人的路 ——记清华大学教师的认识苏联、学习苏联〉，《人民日报》，1952年11月9日第三版。

　　[23] 李四光：〈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经验〉，《人民日报》，1952年11月11日第三版。

　　[24] 张静吾：《九十沧桑》(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8)，页102-103。

　　[25] 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458。

　　[26]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246；朱楹等：《粟裕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页935。

　　[27] 林蕴晖：〈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百年潮》2004年第2期。

　　[28] 齐德学：〈彭德怀与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军事历史》，1998年第5期；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页681，684-685。

　　[29] 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450。

　　[30] 毛泽东：〈在方强对军委扩大会议开法的意见上的批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260-261。

　　[31] 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450-451；梁丞：《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百年潮》1999年第8期，页4-10。

　　[32] 晓农、疆文：《彭德怀刘伯承的误会与纠葛》，《党史文苑》，2005年第1期，页26-32。

　　[33] 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451。

　　[34] 尹启明、程亚光著：《第一任国防部长》(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页125-129；王焰等：《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551-555。

　　[35] 钟延麟：〈1958年邓小平在解放军“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之角色与活动〉，《中国大陆研究》第49卷第4期(2006年12月)，页78-103。

　　[36] 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451-454；萧克：〈建国后的第一次军内大批判〉，萧克等著：《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页179-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