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探幽（上）

　　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反右”、“庐山会议”、“文革”等相比，并不太为人所知，但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大事件。因为在此之前，中共高层虽然“路线斗争”频仍，军内“肃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度还相当激烈，但由于与国民党和日本力量对比长时期处于绝对劣势，客观环境要求军方高层保持稳定、团结。正是这次被当事人萧克上将称为“建国后的第一次军内大批判”[1]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拉开了直到文革结束一系列军方“路线斗争”的序幕：1959年的反彭(德怀)、黄(克诚)，1960年的反谭政，文化大革命中的“揪军内一小撮”、“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以及“九一三”事件等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是，它不仅反掉了教育训练在中共军队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反掉了现代化建军的基础，——正规化建设，而且成为建军新阶段指导思想出现“左”的偏向的起点，为1964年军队院校整风、1965年批判“大比武”、1966年全军大规模烧书、1969年全军大砍院校作了铺垫，给军队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影响[2]。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相关“权威史书”，如《彭德怀传》、《粟裕传》、《刘伯承传》、《曲折发展的岁月》等虽对有关过程介绍得较为详细，但总给人一种羞羞答答、欲说还休之感，离事实真相仍有相当的距离。

　　学术研究不应该有禁区；不应该有预设的“结论”，不论这个“结论”来自何方神圣；最根本的是本着学人的良知，努力还原历史真相。正是基于这些理念，本文试对这次运动的真相作一分析，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正。


　　一、运动发生的背景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以武力夺取天下的统治者都要处理为他们砥定江山的军方高级将领和地方大员们，于公，他们要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军阀和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于私，他们要保证他们及子孙后代的江山永固。所不同的是，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采用的是血腥暴力的方式，宅心仁厚的宋太祖赵匡胤采用的是和平赎买方式。蒋介石在北伐统一全国后，则采用的是和平赎买与武力征讨并用的方针：虽然爆发了中原大战这样大规模的混战，但他对失败后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一些地方小军阀仍给予一定的政治地位，甚至允许一些人，如李、白、阎等在承认他领导地位的前提下，仍保留原有的地盘和军队。

　　熟读各种线装书的毛泽东是“古为今用”的高手，对这些权力游戏自然并不陌生。正如一些历史著作揭示的，他是以一种带有隐忧的心情进入北京城的：他担心党经受不住“进城的考验”，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所以执政前几年他常常呼吁全党“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并下令处决了大贪污犯张子善、刘青山之流等。他也有另一种担心，曾公开抱怨：“什么都是西花厅，哪有颐年堂”，“西花厅车水马龙，颐年堂门可罗雀”(西花厅和颐年堂分别是周恩来和毛泽东办公的地方)[3]。1953年5月19日，他针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接连批示：“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4]。对至关重要的军权，毛更是大权独揽，不容他人染指，包括林彪和邓小平这两个“毛一直刻意培养”、“交替使用”的亲信[5]。邓小平曾表示：“我是总书记，调两个团到北京也不行”。九大党章明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也因发出战备的“一号命令”，不慎犯了毛的大忌，不但引发猜疑，更为两人后来的分道扬镳埋下重大的因子[6]。

　　曾任二野司令员的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经说过，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他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帅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7]！

　　于是，国共大规模的战事甫一结束，高级将领们纷纷“激流勇退”。刘伯承主动要求去筹建陆军大学(即后来的军事学院)，林彪将自己麾下的四野主力交给彭德怀带到了朝鲜，自己则去了苏联养病，解放战争中在华东独当一面的三野代司令员粟裕也自解兵权在家养病，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则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1954年陈毅、贺龙上调中央后，干脆分别从事与军事无关的外交和体育工作。有兵可带的只有一野司令员彭德怀，但这时他已远离其西北根据地，带的兵又是林彪的四野部队，这样“闹独立性”的威胁就大为降低，唯一的副作用就是朝鲜战争结束后彭的声威大振，不仅担任国防部长还负责起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虽然毛一直对他心存芥蒂，但要解决彭的问题，只有留待以后几年了。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把各大区的书记高岗、饶漱石、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以及在地方上有重大影响的叶剑英等上调中央，称为“五马进京”。时任高岗秘书的赵家梁说，毛此举实为“一石三鸟”：第一是群贤毕至，加强了中央的领导力量和权威；第二是通过成立以高岗为首的计划委员会，在职能方面平分了中央政府的“半边天下”，同时也挖了主管财经委员会的刘少奇的墙角，“从而形成了刘(党务)、高(经济)、周(外事与统战)三足鼎立的新格局”；第三，把各大区首领上调中央，这是“砍山头”，削弱“诸侯”大权的重要一步，“不失为调虎离山，防患未然之举”[8]。客观地说，毛的这些“削藩”之举也确实有消除清朝覆亡后绵延不绝的军阀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积极作用。

　　除了上述历史传统和1949年后政治发展演化的逻辑外，作为近因的，还有两件最近发生在东欧苏联的大事值得一提：

　　一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派去镇压“反革命暴乱”的军队大批倒戈，与“暴乱分子”并肩战斗。据后来成立的国民警卫队全国司令部统计，到10月底共有2000多名军人分别在布达佩斯加入“暴乱分子”行列，还有不少指挥官“中立化”，尽量避免自己麾下的部队与“暴乱分子”发生武装冲突，只有很少一部分匈牙利军人真正参加了围剿“暴乱分子”的行动。正如联合国调查匈牙利问题的委员会在1957年秋天的一份报告中所写的：匈牙利有关领导人在整个匈牙利事件期间都未能使匈牙利部队与苏军一起同武装起义者进行战斗[9]。

　　二是1957年苏联的“朱可夫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下卓越功勋，并为赫鲁晓夫保住苏共第一书记宝座立下大功的朱可夫元帅，由于“僭取了很大的权力，……正在努力夺权”，“确实流露出波拿巴式的意图来”[10]，“试图削弱党组织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企图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实质和二战结束朱可夫被斯大林贬为地方军区司令员一样，都是因为功高震主)，10月底11月初，先后被解除国防部长、苏共主席团委员(即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

　　以上两起事件，无论哪一起(尤其是前者)，都是令抱持“枪杆子里出政权”观念的统治者寝枕难安的。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讲道：“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11]。5月30日，彭德怀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第三次小型会议上讲道(很难说仅是他一人的观点)：“‘朱可夫事件’就暴露了苏军在(不少地方违背列宁建军原则)这方面的缺点……我们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就是为了把我军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们这批老的骨干逐渐死去以后，我军就可能有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12]。

　　这样，无论从远因还是近因来看，以整军为目的的“反教条主义”运动都呼之欲出了。


　　二、运动的简要过程

　　表面上看，“反教条主义”运动肇始于中共军方高层关于如何学习苏联经验进行国防建设的争论。建国后，在毛泽东、刘少奇等高层领导的强力号召下，中国各行各业曾掀起过一股学习苏联经验的热潮，由于缺乏批判分析，盲目迷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偏差。还有一个原因，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出于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需要，再大张旗鼓地宣传苏联经验似乎也不合时宜。于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毛关于学习苏联经验的口风开始转向。5月25日他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演讲，提出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外国经验，“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搬，机械地搬运”。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进一步提出“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为了贯彻毛与中共中央的这一新意图，1957年2月，彭德怀和谭政视察刘伯承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最后得出该院“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和院领导对“反教条主义”“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的结论。

　　一投石激起千层浪，这一结论很快引起了军方高层的一场争论，有人提出“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军事学院有关领导和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此则持相反意见。1958年3月，训练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双方展开角力，先是以萧克等人为代表的一方占了上风，出身于西北野战军的原训总参谋长张宗逊以“保守主义”的罪名受到批判，后在彭德怀、邓小平的强力干预下[13]，会风突变，成了“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于是又转而批判“教条主义”。然而，1958年4月8日，另一位元帅、曾主持训总多年工作的叶剑英却在南京军事学院全院教职学员大会上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分，当然不必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在争论的当口上，叶帅这一表态是颇耐人寻味的。

　　接下来，便是在军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5月27日，会议正式开幕，从该天到6月9日，是会议的第一阶段，主要批判粟裕大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粟裕于5月26日、28日、6月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主持的元帅会议上，接受彭德怀、聂荣臻、陈毅、黄克诚等将帅的激烈批判，罪名一是“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告洋状”。从5月27日至7月22日，粟裕先后在大小会议上检讨了八次，被迫承揽了几乎全部罪名[14]。

　　从6月9日开始，会议转入第二阶段，开始以批判“教条主义”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并上升到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高度。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先后批判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人，并给萧克、李达等十多人扣上了“反党宗派集团”的帽子，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未完待续）

作者：落桂闲人，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注释：

　　[1] 萧克：〈建国后的第一次军内大批判〉，萧克等著：《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页179-192。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等：〈一项提挈全军的重要决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509。

　　[3] 赵家梁等：《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页74。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80。

　　[5]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BBC中文网记者魏城采访高文谦，(2003，4，5)，http：//newswww.bbc.net.uk/hi/chinese/news/newsid_2909000/29095712.stm。

　　[6] 于光远：《我忆邓小平》(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页229；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页14-15。转引自钟延麟：〈1958年邓小平在解放军“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之角色与活动〉，《中国大陆研究》第49卷第4期(2006年12月)，页78-103。

　　[7] 林蕴晖：〈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百年潮》2004年第2期。


　　[8] 赵家梁等：《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页76。

　　[9] 侯凤菁：《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页136。

　　[10]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东方出版社，1988)，页39-40。

　　[11] 林蕴晖：〈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百年潮》2004年第2期。

　　[12]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页684。

　　[13] 彭德怀公开扬言：“训总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邓小平也曾在一份关于训总四级干部会议的简报上批道：“方向不对，风气不正，水平太低。”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448。

　　[14] 钟延麟：〈1958年邓小平在解放军“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之角色与活动〉，《中国大陆研究》第49卷第4期(2006年12月)，页78-103；朱楹等：《粟裕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页935-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