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旗飘扬，群情激昂，世风人心为之大变。吴宓深知难以见容于新时代，于是采取了“免祸全身”（《吴宓书信集》，第352页）、“避难苟安”（同上，第363页）的做法，“根本态度是不愿长住北京”：1946年，“不肯随清华北上而投武大”；1949年，“又甘弃武大而远入西蜀”；1950至1951年，女儿学昭传达“胡乔木等之雅意”，欲“调职回北京”，仍然“力却之”（同上，第391页）。可惜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人不找事事找人。急于上进的各地师友不断鞭策他“进步与改造”（同上，第373页），女儿学昭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督促他严加改造，以至于吴宓最怕见的人竟然是亲生女儿——“学昭宓怕见她，总是促我思想改造”（同上，第431页）。这份“怕”，吴宓自嘲“如《石头记》中之宝玉最怕人劝其‘读书，上进，做官’”，依然年轻的学昭当然“猜不透”（同上，第384页）。1948年父女首度交锋时议定的规则——“各友其友”、“各行其是”、“各守疆界”——迅速化为乌有。1952年，吴宓在那份著名的“洗澡”报告《改造思想，坚定立场，勉为人民教师》中特别写道：“一九四八年暑假，我在武汉大学答复我第三个女儿学昭‘各行其是’的话，我决不再说。因为是非只有一边，此是则彼非。”（1952年7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首发，7月19日《光明日报》转载）彼此相安勿扰既已无法实现，“固有”的“亲情”势将荡然无存，父女间的裂痕不但没有弥合，反而越来越深，最终扩展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革命的“萧光同志”，最终还原成了文化的“吴学昭女士”。这个当年不肯读父书的女孩，一生最伟大的成就恰恰是整理、出版亡父的文字。有女能读父书，吴宓纵有万般愁怨，也可以瞑目了。吴家父女充满吊诡的情感轮回，再次证明了一个基本道理：“生人五伦间之感情”终难“断绝”，“违反人情之政教”不可能“持久不败”（《吴宓日记续编》第1册，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65页）。
吴家父女的情感线索，由嫌隙到裂痕再到鸿沟，脉络清晰，昭昭在目。相比之下，陈家父女情的演变，至今仍然云遮雾绕，难以一睹真容。
陈寅恪虽然年长吴宓四岁，但结婚生女却整整比吴宓迟了七年。他和唐筼也有三个女儿：长女流求，生于1929年；次女小彭，生于1931年；幼女美延，生于1937年。阴差阳错，时间上的落后，反倒减轻了陈寅恪夫妇1948到1949年间防堵“左倾”思潮的压力。
1948年暑假至1949年初，陈家飞离北平、途经南京、滞留上海、南下广州的过程，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新鲜的回忆是这样的：
这年（张求会按：1948年）暑假，流求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匆忙赶回北平投考北方的大学，希望考取国立大学，减轻家里负担……流求高中就读于比较封闭的教会学校，加上九姑（张求会按：陈寅恪之妹陈新午）监护很严，对北方学运等情况了解不多，母亲就请刘适先生（张求会按：别名“石泉”）抽空为流求讲讲北方政治时势……放榜后，流求如愿考取国立清华大学生物系医预组。
……第二天（张求会按：1948年12月14日），胡适伯父请邓广铭先生寻找我们。邓先生通过俞大缜表姑才问到大伯母家地址，找到我们，告知国民政府由南京派飞机来接胡适等，交通部长俞大维带口信要陈寅恪一家随此机离开战火中的北平。父母与新午姑、大维姑父向来关系至为密切，相知笃深，听闻邓先生此话，稍做考虑后便随邓先生往胡适寓所，愿与胡先生同机飞离……这时，流求表示不愿离开北平，同学们都留校迎接解放，而且考上清华不容易，走了恐怕很难再回清华读书，非常可惜。母亲对她说：现在是烽烟四起的紧急时刻，父亲失明，母亲有心脏病，美延年龄还小又瘦弱，如果你不和我们在一起走，连个提文稿箱、搀扶父亲的人都没有，何况这次是大维姑父传话来接我们离开北平，也是亲人的一番好意。流求本来执意不走，后经母亲反复劝说，觉得母亲的话确是道出家中实际困难，很有道理，自己有责任替母亲分忧，九姑和姑父一贯待自己如同亲生，想到这些，决定和父母一起登机。
……我们在上海住了一个月，父亲决定应岭南大学之聘，遂南下广州。当时流求入国立上海医学院借读，后转学入二年级，一人留在上医读书，未随父母南下。（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著《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27-231页）
接受师母唐筼之委派、为师妹流求介绍“北方政治时势”的石泉，当时就学于燕京大学研究院。1948年暑假，石泉刚刚完成研究生学位论文（张求会按：指导教师即陈寅恪），未及最后校阅，“国民党政府发动了‘八·一九’大逮捕，反动军警包围了燕园，准备进校搜捕进步学生，石泉的名字也在黑名单上”（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此据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幸得师友掩护，“仓促脱身离校，进入华北解放区”（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自序》，三联书店1997年版，“自序”第2页）。“进步学生”石泉的介绍，是否对十九岁的流求起了一定的作用，不得而知。但陈流求顺应时代，自觉接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应该是事实——也就是说，流求不愿随父母离开北平，极有可能另有隐情：
陈寅恪一家12月16日到了上海，住进俞大纲家中……陈寅恪一直留在南京念中学的二女儿陈小彭已先期到了俞家。至此，陈的一家可算是大团圆了。
但社会分裂所带来的一些矛盾，也投射到这个多年漂泊、凄苦的家庭里。还在北平时，陈家大女儿已经受到“学运”思潮的影响，用当年的话来说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学生。这一点，与陈寅恪一向所坚持的学术应当保持独立自由精神的观点有所冲突。为此，陈寅恪是将他心爱的女儿带离了北平，但两代人的心灵并没有很快得到沟通，时代的裂变仍将对这个家庭产生很深的影响。也许两代人都有自己追求人生的方式，等到一切都回复到平静时，历史已刻下了很多不堪回首的沧桑！（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页）
两相对照，我倒更相信陆键东的分析与研判。键东为创作此书而辑录文献时，“陈寅恪”尚未大红大紫，彼时所获各类访谈、回忆，自然较后来更加可信。当然，陆著情感过浓、以臆测代替考证的瑕疵，也确实需要使用者时时警醒，试以下面这段文字为例：
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还在上海时陈寅恪就开始考虑将广州作为他一生漂泊的最后一站。他不但把两个女儿带到了广州，其中二女儿立即转入岭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升入岭大农学院园艺系，最小的女儿陈美延则进入岭大附属小学。（原注：大女儿陈流求留在上海念医科。）而且，他一抵达岭南大学便马上进入角色，兼任中文系与历史政治学系两系教授，参加一些活动，恍如回到了熟悉的母校。（同上，第18页）
此段文字，一头一尾均属“以臆测代替考证”（张求会《〈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让更多人认识陈寅恪》，《南方都市报》2009年1月11日）的典型。2009至2010年，胡文辉《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及其他》（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5月24日）、张求会《陈寅恪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载《南方周末》2010年4月29日）、张求会《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补谈》（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5月18日）三文陆续发表，以新史料再次验证了余英时多年前的推断：“陈先生最后未能离开广州固是事实，但我们决不能说他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考虑过‘避地’的问题。”（余英时《跋新发现的陈寅恪晚年的两封信》，见余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68页）因为，已经有足够的材料证明他不但有过“避地海外的念头”（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同上，第97页），“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曾经付诸行动”（张求会《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补谈》）。这里所讲的“付诸行动”，指的是1949年5月，陈氏夫妇分头申请办理入港、入台许可证，以谋求“避地海外”。有一个重要的细节不得不提：陈寅恪为办理赴港入境证提交的是“像片四张”，为办理赴台入境证提交的是“申请书四纸”，两次都只准备了四个人的材料。如前所述，当时陈流求一个人留在上海医学院读书，因此，被漏掉的那一位家庭成员最有可能就是她。最大的疑惑至此浮现出来了：到底是流求又一次不愿随家人出逃，还是陈寅恪夫妇对长女另有安排，抑或彼此另有难以言传的隐衷？所有这一切，只能留待当事人自揭谜底。
最后，我愿借用2010年写下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逝者已矣，生者犹存。最好的纪念永远是还原真相，无论还原真相将令人如何难堪与痛苦。而书写的自由，既取决于外在的环境，又何尝不取决于作者的心态呢？”
作者：张求会，来源: 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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