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革命中的“盟友”命运（上）

 　　写文章是需要灵感的。本文的灵感来自这样一句话：“你们这是替谁说话?”

　　请不要误会，这不是与笔者同城的郑州市城市规划局逯军副局长的话。说这话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二号领袖托洛茨基。时间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17年11月17日，场合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你们”指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唯一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列林、普罗相，还有托洛茨基的“同志”、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对派拉林、诺根等人。

　　首先解释一下，本文中的“盟友”、“同志”、“敌人”，主要是就布尔什维克党的角度而言的。列宁、托洛茨基等人所谓的“同志”，主要是布尔什维克党员。在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合作时，他们与对方党员也互称同志，但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同志，而是“盟友”。

　　关于“敌人”，或“反革命”，这一时期列宁下的定义很多，如“俄罗斯共和国的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任何人和任何机关攫取国家政权某种职能的任何尝试，都应视为反革命行动”。就是说，谁要是挑战布尔什维克一党的“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反革命。还说：“凡试图在这场斗争是束缚苏维埃手脚的行为都是帮助反革命的行为”，就是说，谁要是指责他们对“敌人”的“红色恐怖”，用“人道”或“法律”来“束缚苏维埃手脚”，也是反革命。1918年，他颁布余粮征集法令和粮食专卖法令时又称，“凡有余粮而不把余粮送到收粮站者以及滥用存粮酿私酒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要摆脱饥荒，必须向囤积余粮的农民和其他资产阶级展开无情的恐怖的斗争”(⑴，P113，120，169，209)。根据这些定义，孟什维克(曾经和布尔什维克是一个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同志”)、社会革命党(非左派)、立宪民主党是“反革命”，因为他们有“攫取国家政权某种职能”的“尝试”。资产阶级、地主，就不用说了，农民谁家有些存粮而不向政府上交，谁就是富农、反革命，谁就会面临着党组织的“十字军讨伐”。按照这些定义，十月革命中的一支功勋部队、波罗的海舰队喀琅施塔得基地28000余水兵也是“敌人”。1921年2月底，他们响应彼得格勒特鲁奇等厂工人的示威游行，建立“临时革命委员会”，要求自由选举，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结果被当局定性为“新白卫军的阴谋”、“反革命叛乱”，而受到严厉镇压。从3月7日晚开始，当局用飞机、大炮和重兵进攻，经11天激战，兵变被扑灭。到1921年夏，有2103人被枪决，6459人被处以各种期限的监禁;另有2514人被异地流放(⑵，P97-127)。

　　可见，在“同志”与“敌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界限，一切视党，主要是领袖列宁的需要而定。

　　关于社会革命党，从胜利者及其信徒所写的历史中，我们知道它是“反革命”，它的领袖人物克伦斯基参加与领导的临时政府，更是被定位为“资产阶级”性质，它的一个女成员在1918年刺伤了列宁。鲜为人知的是，这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一样都是社会主义政党。甚至在1917年以前，他们和布党还是一起反对沙皇专制的“盟友”。

　　这里之所以用“盟友”，而不是“战友”、“朋友”，是因为“战友”一般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朋友”也多有纯粹的道义之交、君子之交，而“盟友”则不同，它主要是基于利益而建立的。即使再“亲密无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盟友”，也不能超脱利害关系。一旦共同利益消失，那就更免不了反目成仇了。

　　1905年革命以来，立宪民主党、进步党等自由主义政党一直坚持合法斗争，成为俄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他们和左翼政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共同构成了反对沙皇专制的联合阵线。1917年二月革命是一次自发的革命，并没有哪个政党事先领导和发动。在革命蔓延扩大后，各党才积极行动起来。立宪民主党等自由主义党派利用他们在国家杜马(议会)中的多数，在促使沙皇退位、建立临时政府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左翼政党则组成了苏维埃。这时，布尔什维克全国才有2.3万，彼得格勒地区才有2000余党员，力量弱小，主要领袖不是远在国外(如列宁等人)，就是被流放西伯利亚(如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等人)，在革命中起的作用比较有限，在苏维埃中也处于从属地位(⑵，P27-29，42)。著名的彼得格勒苏维埃，1917年3月12日成立时，主席是孟什维克人齐赫泽，两位副主席，一位是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后来的临时政府总理)，另一位是孟什维克人斯科勃列夫。在常设机构执行委员会12人中，仅有两名布尔什维克。两天后，增加了10名士兵代表，其中也只有两名布尔什维克(⑴，P99)。

　　二月革命后，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国内领导人在内的各党派达成一致意见，未来召开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决定国家治理形式，并解决和平、土地、民族等重要问题;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成立临时政府暂时管理国家。然而，这一切很快就有了变数，因为4月3日，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列宁从流亡地瑞士匆匆回来“摘桃”了。

　　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是在德国特种兵的帮助下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的(⑶)。从1915年开始列宁就秘密接受德国皇帝的资助。表面看起来，两者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但共同的敌人俄国沙皇将他们变成了的“盟友”：德国皇帝希望借助革命党从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希望借助德国的援助取得革命的胜利。为了资助布尔什维克党，德国共支出了5000万金马克(⑶)。另一说，到1917年底德国至少支出了2600万帝国马克，相当于今天7500万欧元(⑷)。因为有了这一笔资助，处于地下边缘状态的小党布尔什维克党很快异军突起，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关于革命与外部资助的关系，请参阅近期即将推出的拙文《革命与“卢布”》)。

　　根据得到德国皇帝和德军总参谋部“坚决支持”的革命计划，回到彼得格勒的第二天，列宁就抛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提出以工兵代表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以苏维埃共和国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不仅违背了他以前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提出的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而且遭到党内外人士的普遍反对。4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列宁的《四月提纲》，第二天就发表了加米涅夫的《我们的分歧》，明确说列宁的提纲是他个人的意见，《真理报》和党中央都不赞成(⑸)。这天(4月8日)，在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上，列宁的这一提纲只有两票赞成，却有13票反对，另有1票弃权。虽经列宁的“反复艰苦工作”，在4月下旬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上，在118票中仍有47票反对或弃权(⑵，P51-52)。

　　十月革命时，列宁“力排众议”的一幕再一次出现。11月6日(俄历10月25日)夜，在列宁反复命令和催促下，布尔什维克掌控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派兵占领了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这一行动立即遭受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和反对。立宪民主党反对，社会革命党反对，孟什维克反对，国际主义者(即高尔基的《新生活》)派反对，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报》派反对，左派革命党反对，知识分子群体反对，莫斯科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反对，当时在铁路工人中有广泛影响的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也反对。《震憾世界的十天》一书的作者、美国记者、美共党员里德写道：有三四百人要越过警戒线，其中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有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有克伦斯基的战友。他们很多人是正在举行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站在最前列的是彼得格勒市长、生着灰白胡子的老人斯莱德和临时政府粮食部长普罗科坡维奇，他是在今天早晨被捕而又被释放的”。他们坚决要到冬宫去，有的还拿出代表证，要与临时政府共存亡。警戒的水兵不放他们过去，他们喊着“向我们开枪吧”，“托洛茨基来到外交部，命令官员们把和平法令译成外国文。600名官员当着他的面提出辞职书”。农业部、粮食部、财政部、劳动部、社会保障部等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银行或关门，或不支付现金，或藏起金库钥匙，铁路不发车，连电话局的少女也不接线(⑸)。

　　就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形成了强大的反对派，高层中明确支持列宁的只有托洛茨基一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李可夫、米留亭和诺根宣布退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后三个人和特奥多罗维奇、施略普尼柯夫还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不久，特、施二人又服从党的的纪律，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在布尔什维克上层，反对的还有卢那察尔斯基、梁赞诺夫，甚至还有斯大林(⑸)。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与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达成多党联合政府的协议，规定联合政府成员18人，布尔什维克党8人，其中不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列宁公然威胁：“如果你们取得多数，你们就把中央的权力拿过去。而我们(指列、托两人)找水兵去!”于是，反对派们都向列宁承认了错误(⑴，P50-51)。值得一提的是，深得列宁这一真传的毛泽东也曾反复运用这个策略。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在与彭德怀摊牌时，就语带威胁地说：“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1966年5月18日，毛泽又借林彪的口威胁正在被打倒和即将被打倒的刘少奇等人：“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还说，最近几个月，毛“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1967年2月，谭震林、陈毅等人“大闹怀仁堂”后，18日毛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大发雷霆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后，我就和林彪离开北京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转眼又到了毛泽东要与林彪撕破脸皮的时候，1971年8月，他名为批评黄永胜实为警告林彪：“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于是，彭德怀、刘少奇、陈毅、林彪纷纷乖乖缴械，束手就擒。

　　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各党派协议设立的临时政府被推翻了，下面就是立宪会议的问题了。2到10月间，布尔什维克不断抨击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一再承诺只有它才能保证选举如期举行。11月8日，在布尔什维克掌控的苏维埃二大的文件中，很多地方提到立宪会议，称苏维埃政权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土地法令》具有临时性质，土地问题只有全民立宪会议才能加以通盘解决;“成立工农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管理国家”。列宁甚至宣布，如果布尔什维克在立宪选举中失败的话，他们服从“人民群众”。然而，也是在11月8日，布尔什维克还私下里讨论了驱散立宪会议的可能性(⑵，P80-82)。实际上后者才是列宁的真实想法，前者只是他“争取群众”的一种谋略。如果布尔什维克在立宪选举中获胜——在执掌政权的情况下，是很可能的，那就更能为建立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奠定“民意基础”。

　　1918年11月12日，立宪会议选举开始。有3600万人参加了投票，其中只有900万人将票投给布尔什维克党，却有2100万票投给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人(⑹，P620)。闻一《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则说，有9000万选民参加了选举，58.5%的选票投给了社会革命党，投给布尔什维克党的占25%，立宪民主党5%，孟什维克占2.6%(⑴，P109)。另一种说法，在总共707(《一个大国的崛起和崩溃》中说是715)个议席中，社会革命党人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还有其余几席为几个小组织所得。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即使加上其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的40席，也只占30%。而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他们的左派，也明显超过半数(⑵，P81;⑺)。

　　在获悉这个结果后，列宁马上说：“将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把全部政权交给立宪会议，同样是和凶恶的资产阶级妥协”(⑹，P620)，“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它就必然注定在政治上死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P379，转引自⑵，P82)。1月3日，在立宪会议正式开幕两天前，布尔什维克通过一个决议：“在俄罗斯共和国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无论什么人、什么机构赋予自己国家政权的职能，都将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苏维埃政权将以其拥有的一切手段直至使用武力来镇压任何这一类企图”(⑵，P83)。立宪会议在武装水兵黑洞洞的枪口下召开的第二天，就被急不可耐的布尔什维克强行解散。（未完待续）

作者：落桂闲人，来源: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