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书信集》
妻子温婉如玉、女儿秀美如花，应该是大多数男人的梦想。对于吴宓和陈寅恪这样成长于旧式家庭、各自生养了三个女儿的父亲来说，“三女承欢秀，一妻举案贤”（吴宓《赋呈陈寅恪兄留别》二首之二，见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9册，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83页）的理想似乎比一般男子更容易实现。然而，“人事叵测，恩仇易位”（梁锡华《说〈寒柳堂集〉》，载《华学月刊》1981年3月总第111期；收入《陈寅恪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第3册）。夫妻反目、父女成仇，吴家是一样不落；陈家虽然琴瑟和谐，但父女情也曾一波三折。
就夫妻情而言，陈寅恪远比吴宓幸福：1928年8月31日陈寅恪与唐筼成婚（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逝世（同上，第184页），11月21日唐筼追随而去（同上，第185页）。四十年相濡以沫，“也同欢乐也同愁”（陈寅恪《旧历七月十七日为莹寅结婚纪念日赋一短句赠晓莹》，见陈美延整理《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7页）。唐筼“对寅恪爱护之忠诚及其处事之明达”（《吴宓日记》第9册，第388页），曾令鳏居多年的吴宓深感钦佩和羡慕。
相比之下，吴宓的婚姻和家庭多有不幸：1921年8月23日吴宓与陈心一结合（日期见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18页）；1929年9月12日二人离异（详《吴宓日记》第4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3-288页），其时长女学淑七岁，次女学文三岁，幼女学昭一岁零两个月，三个女孩遭受了最直接、最持久的影响。平心而论，吴、陈仳离，自评“太患情多”（《吴宓书信集》第128页）、女儿评为“性情中人”（吴学昭《吴宓书信集·后记》，同上，第435页）的吴宓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这大概也是他“老年益悔痛”，将“昔年离婚”视为“一生最大之错误”（吴宓1970年5月“致吴学淑、吴学文、陈心一信”，同上，第432页）的根源所在。
吴宓与陈心一离异后，仍然在经济上承担了扶养“故妻”和女儿的义务，成为她们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吴宓日记》及其《续编》不乏吴宓邮寄款项和两人互相助力的记录，新近出版的《吴宓书信集》同样提供了不少佐证，比如1968年4月至1969年6月，吴宓每个月只能从单位领取“生活费10元”，“此时期，曾靠心一汇款济助”（《吴宓书信集》，第429页）。三个女儿的存在，使得吴、陈两人维持了一种更像家人一样的联系；另一方面，同为旧时代过来的人，两人在“大量细心保存书籍”（同上，第370页）等明显不合时宜的一些做法上，沟通起来反倒比较容易。
早在1929年9月，吴宓在与陈心一商议离婚时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自知生性乖僻，不适于家庭生活。”（《吴宓日记》第4册，第284页）长期的单身生活，加剧了这种不适应性，即便与三个女儿的短暂团聚，也是龃龉不断，有时甚至令人啼笑皆非。比如，1944年，吴宓最心爱的长女学淑擅自将父亲的“全套华贵西服”改做外套，吴宓去函指责女儿，学淑回函不以为过，“反视为义所当为，而加宓以毁损其名誉之罪”（《吴宓日记》第9册，第359页），越发触发了吴宓的“痛愤”，他不仅在日记里大倒苦水，而且先后给査良钊、李赋宁去信，一面寄示女儿的回函（详《吴宓日记》第9册，第359页），一面批评女儿不懂得“做人之根本道理”——“盖他人之片纸破衣，亦不宜取用，应绝对的尊重他人之财产权，并应尊重宓之财产权。”（《吴宓书信集》，第248页）
两代人因为生活习惯、行事风格不同而相互抱怨或不满，原本稀松平常、比比皆是，即使三个女儿对于父亲长期缺位心怀怨怼，最多也只能称得上感情的嫌隙。真正导致吴家父女情出现裂痕的，还是大时代巨变的背景下对于“新文化及赤化”（《吴宓日记》第3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4页）的观念差异。
1948年8月14日，吴宓在日记里记下了一段“直让人心惊肉跳”（佚名网友语）的话：
晚饭前，昭谓大变革后，一切不同目前，学问资格均无用，故径欲止读，不回燕京，而径往参加某方政治工作云云。宓强持和静，力劝阻之，然而心伤矣！（《吴宓日记》第10册，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09页）
当时，刚满二十岁的吴学昭正以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的身份在《武汉日报》实习。对于这个“每日食宓鱼肝油三次”而不肯“读吾书”的小女儿，吴宓惟有“气苦”、“嗟息”（《吴宓日记》第10册，第398、396、402页）。相比之下，女儿急于放弃学业“径往参加某方政治工作”的想法给予他的打击，远比不心疼他的鱼肝油、不愿陪他欣赏“云霞之美”（同上，第396页）猛烈得多。1949年10月1日，吴宓在写给堂弟吴协曼的一封信里，进一步还原、丰富了此次父女交锋的场景：
处今之世，父子、兄弟、夫妇、知友，人各异心，不能强同。分党分区各自效命而互为敌国，亦至寻常之事。即如三女学昭到燕京后，思想已完全左倾。1948七八月昭忽来武大，住近两月。与宓父女亲情固有，然各友其友、各行其是，宓与各守疆界。已而昭竟一再努力设词，欲改造宓之思想，宓乃诚恳语之曰，我们在私为父女之情，在公为异路之人；宓决不求改变昭，请昭亦勿来改变宓。且以宓五十馀岁之人，一生读书思想著作，态度早已固定，昭纵努力，亦必不能影响及宓也云云。幸得欢欣握手而别，今昭音信早绝。（《吴宓书信集》，第360页）
多年后，江家骏撰作《先师吴宓传略》，列举了吴宓三个女儿的名字，于“吴学昭”特意声明“即萧光同志”，并说：“萧光同志在解放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活动。”（见黄世坦编《回忆吴宓先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页）某佚名网友综合“日记”、“传略”作出推测：“吴学昭说到做到，可能在此后不多时，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献身革命事业。”
1948年10月25日，“心伤”尚未愈合的吴宓再次遭受“左倾”学生的打击。当晚，武汉大学文学院四系举行迎新大会，吴宓应邀出席。晚会上，学生们冒着寒雨冷风表演了独幕剧《控诉》，“皆共党之宣传，欢迎彼军即到此并统治中国之词”。在吴宓看来，与“希腊悲剧指引人生向上解脱之路”相比，“该剧只积聚可痛而无味之事情，不离现实之平凡，更无动机之主系”，二者“相去何止天渊”。“至感愤郁”之余，吴宓继而联想：“近五六十年，在中国，在世界，放火之人多而救火之人少。众思造乱，而莫肯平乱。此生民惨劫之所以临，而文化将毁灭至尽也。哀哉！”（《吴宓日记》第10册，第461-462页）
事实上，在学昭发飙之前，二女儿学文在这一年更早时候已经向父亲小小地展示了一番时代潮流的威力。学文当时在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就读，保证人张镐林是吴宓的表侄女陈一咏的未婚夫（据《吴宓日记》第10册，第340、452页）。学文“夙有inferiority complex（张求会按：自卑感，自卑情结）”，在上海“已受浸礼会之洗礼”，“读《圣经》，务宗教，而与城中一群浸礼会人往来亲密”（同上，第198页）。出乎吴宓的意料，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就是这样一个“受浸礼会教士之影响甚深”、“隘陋自封，俭约自苦”（同上，第198页）的女生，在上学期期末的联欢会上居然朗诵诗歌“触忤当局”，立信决定予以开除。经保证人张镐林商恳，“得准续学”，“但须家长具函保证学文不作任何政治活动”（同上，第340页）。1948年2月22日，当吴宓拆阅张镐林从上海寄来的这封快函时，学文从苏州发来的一封信碰巧同时送到，她在信里只是提醒父亲缴纳学费、膳食费，对此事毫不言及，“而不自知其犯规蹈危”（同上，第340页），吴宓的恼怒可想而知。
吴宓的三个女儿中，似乎只有大女儿学淑没有因为“左倾”言行而触父亲之怒。究其原因，应该不是学淑学习、生活的环境能够屏蔽“赤化”的洪流，而是另有缘故。学淑、学昭就读的燕京大学虽然是教会大学，但“校中少年教职员，大都赞成左派共党”（《吴宓日记》第10册，第10页），与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一般学生莫不左倾，但思欢迎共党，为之先驱，竞唱秧歌而诋旧师”（《吴宓书信集》，第351页）的情形并无太大差异。再以学淑的高中校友吴遐为例，也足以证明当时的“左倾”思潮早已如水银泻地，几近无孔不入。吴遐，原名吴珍曼，是吴宓的“十妹”，虽与学淑同年出生、同为上海工部局女中毕业生，却是学淑的姑姑，最让学淑难以企及的是，这位小姑姑不知何时成了“中共地下党员”，1941年7月毅然放弃了东吴大学的学业，“离开上海到苏北解放区工作”（《吴宓日记》第8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0页注释）。当时，吴宓应该尚不知晓妹妹的真实身份和意图，这才会在日记里将她的“辞家出走”赞许为“其志可嘉”（同上，第190页）。
因此，学淑的相对稳重，应该另有缘由。学淑生于父母婚后第二年（1922年），最受父亲喜爱。尽管学淑也曾在交谈中为母亲抱不平（参《吴宓日记》第9册，第148页），但总体而言，她与父亲相聚的时间最长，父女情在吴宓和学淑身上表现得最为集中也最为动人：学淑患急性肠炎，吴宓“侍淑大便，并为拭脸”（同上，第239页）；学淑则为父亲洗衣补衣、钉纽扣、唱京戏、剪发薙项洗头（散见《吴宓日记》第9册、第10册）。1943年11月17日，以燕大学生身份来西南联大借读的学淑，要求父亲宴请自己的学友程克强、郭宁然、郑雯（《吴宓日记》第9册，第150页）。这位程克强，其实另有一个身份——学淑的男友。两人关系发展顺利，最终于1948年11月2日在上海喜结连理（《吴宓日记》第10册，第467页）。爱屋及乌，吴宓对女婿的学习、谋职同样极为上心。除了身为长女懂事较早、与父亲情感更深等原因之外，忙于恋爱、成家、就业等事估计也会减弱学淑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热情和兴趣。（未完待续）
作者：张求会，来源: 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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