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金瑞子
毛澤東為葉劍英留了面子，說：“葉劍英在華南工作是有成績的，他對這個問題沒有什麼責任，更不能說他是搞地方主義的頭頭，大家要理解他。當然，包括劍英同志在內，各地的同志都應從這件事中總結教訓，防止今後再發生此類錯誤。”
會議很快結束了，葉劍英、方方心情茫然地回到廣東。
1952年6月29日—7月6日，華南分局舉行擴大會議，開展所謂反農民運動中的“右傾”和“地方主義”的鬥爭。在毛澤東批評的強大壓力下，葉劍英、方方在會上都承認了錯誤，承擔了責任。葉劍英還形象地自責，說：“主帥無能，累及三軍。”
葉劍英晚年頗爲風光，但其革命生涯也飽經修理。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改組成立中共廣東省委員會，任命陶鑄等28人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其中，陶鑄為書記兼省長，趙紫陽為副書記兼省委秘書長，不久，陶鑄又從外地調來陳鬱當省長，從此，以絕對優勢壓住了“廣東地方主義”。
自此，廣東也成為林彪“四野”體系根據地——林彪終於在讓出東北根據地後，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新領地，以至於文革“9·13”前夕，林彪曾有割據廣東與毛澤東南北對抗的設想。當然，林彪折戟沈沙後，廣東四野的很多幹部也跟著倒了大霉，這是後話。
廣東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鬥爭”，從1957年6月至1962年10月，歷時5年。
這一次起源是“整風運動”與“反右運動”。在整風運動開始後，以馮白駒、古大存為代表的廣東幹部對前幾年的“反地方主義”進行了質疑，於是，陶、趙體制立即借“整風”轉為“反右”的契機，開展了“廣東歷史問題大辯論”，發動了第二次反地方主義大戰。
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當時設省委第一書記，副書記均稱“省委書記”）的區夢覺對第二次反地方主義有一段精粹的介紹——
【廣東在第一次反地方主義，批判了方方和馮白駒等人之後，“當時一些犯有嚴重地方主義錯誤的人並未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認真地改造自己，而是把錯誤的根子隱蔽起來，等待適當的氣候以便重新滋長。因此，到了一九五六年，當社會主義革命高潮到來，國內階級鬥爭較之民主革命時期更為深刻尖銳的時候，特別是在國際上發生波匈事件，出現修正主義的逆流，而國內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我們黨內又產生反‘冒進’錯誤的情況下，便又重新泛濫起來，形成了以古大存、馮白駒兩人為首的地方主義反黨集團，肆無忌憚地向黨進攻。他們抗拒和反對黨中央的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反對省委的領導，破壞省委的團結，阻撓黨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利用反‘冒進’的錯誤口號，否定黨所領導的歷次運動的成績，不但鬆懈黨內的思想鬥志，而且進行分裂黨的活動，給黨的工作造成莫大的損害。
“從1956年以來，古大存和馮白駒在反對中央的方針政策上，在反對以陶鑄同志為核心的省委領導上同流合污，結成了反黨集團。他們視省委的忍讓等待的做法為軟弱，苦心孤詣求團結的態度為可欺，得寸進尺，頑抗到底，而且在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牛鬼蛇神紛紛出動的時候，竟裡呼外應，步步進逼，迫使黨不得不與他們開展一場大論爭。因此，從1957年的夏季開始，廣東黨內就以‘廣東歷史問題大辯論’為中心開展了一場黨內鬥爭。
“他們既然給黨出了許多題目，就必須發動全黨來作文章——到底‘依靠大軍、南下幹部掛帥’的方針是否正確？廣東土改是否‘搞左了’？土改整隊是否‘偏差很大’？合作化後到底把農村搞好了，還是搞壞了？工農業生產發展了還是‘比陳濟棠時代都不如？’鎮反到底是消滅了敵人，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還是製造敵人，把‘好人趕到敵人那邊去了’？省委執行的是否‘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整編瓊崖縱隊是否‘消滅異己’？中央和省委是否‘不重視廣東歷史’或‘割斷瓊崖歷史’？讓全黨通過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報，座談會，以至黨的代表大會來找答案吧！經過四、五個月的辯論，終於事實真相大白，是非界限大明，黨內覺悟大為提高，而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則大為孤立，處境大為不妙，他們徹頭徹尾地辯輸了。”】（《明鏡月刊》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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