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紅
《新史記》編者按：本文係作者提交給北京“九一三”40週年文史研討會的書面發言。
作者向紅是周宇馳的女兒。據“維基百科”等資料：周宇馳（1935年－1971年9月13日），河北樂亭縣人，曾任解放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是“林彪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之一。1971年9月13日，在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起飛後，周宇馳、于新野及李偉信在北京沙河機場乘直昇機出逃迫降，周宇馳及于新野開槍自殺身亡。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如今四個十年過去了。每年的這個日子，我會和許多受“九一三”事件牽連的人一樣，思緒萬千。在40年前，我已經下了結論：從政治生命這個層面上講，政治上的我，已經隨著我父親死去了。遺憾的是，40年來的經歷證明了我的預言。
關於“九一三”，的確是一個令我難以回避又難以把握的命題。鑒於我與之40年的淵源，我想嘗試一下管中窺豹，來談談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想。
我對歷史知之甚少。我認為：研究歷史就是要細，因為往往細節導致拐點或突變，所以點點滴滴，都要記錄下來。作為個人回顧歷史，卻不能走得太近，否則深陷其中，枝枝蔓蔓，歷歷在目，只能看到一家一戶的離散，一城一池的得失，怎不糾結？就真的“碧海青天夜夜心”了。尤其在這個事件上，要學著站得高一點，離自己的利益遠一點，去看國家、民眾的利益，“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周宇馳與妻子1971年2月攝於頤和園。（向紅提供）爺爺、爸爸與我
聽我奶奶講，爺爺很早就是地下黨，後來參加了八路軍，一穿軍裝就是幹部；曾任四野某部的後勤幹部，一直隨著四野打到廣東。我父親從小當過兒童團長，在抗日中學畢業，入伍的前一年就入了黨；他是搞宣傳出身，入伍後不久在四野某部任幹事並兼職戰地記者，身上有兩處遼瀋戰役的彈片留下的傷疤；組建空軍時他所在的那個團去了空軍第一航校，他還是搞宣傳。他是個政治上很堅定、工作上很有能力、性格上很活躍，很要求上進的人，所以才被挑去給劉亞樓司令員做了幾年秘書。
我的小學經歷由於父親的工作調動被分成了三段式——一年級下學期剛開學，我們家就從北京搬到上海的空四軍，住在軍部對面門診部的院子裏；四年級暑假前，又搬回了北京的空司大院。
那是1963年初，走的時候正是北京最冷的季節，大人的臉上也沒有笑容，我隱隱約約聽見什麼“劉司令發火了”之類的話，給我的感覺，父親是犯了什麼錯誤。
剛剛到上海，我們都住校，奶奶在家，媽媽在門診部上班，父親卻去了一個很遠、很艱苦的地方，極少回家，回來了也是風塵僕僕，帶著股農村的稻草味道，人又瘦又黑，但情緒飽滿。他一回來就講很多和戰士在一起的趣事給我們聽。我們就又能聽見愛乾淨的媽媽數落他腳臭，把他的簡陋行李拎到門外，要消毒。他看著媽媽那認真樣兒，還故意逗她；有父親在，家裏總是充滿了快樂。後來父親不再去外地了，他和媽媽在虹橋機場的空二師工作，在那裏又安了個家。
大概是1964年，我們上的部隊子弟小學接受地方生源以後，我們開始走讀。但是週末都會坐著部隊的大卡車回虹橋機場，從位於上海市東北角的江灣，到西南角的虹橋機場，要穿過整個上海市區。孩子們一路上說說笑笑，一路高歌“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進，像那高空的長風一陣一陣吹不斷，我們高舉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往下傳。革命先輩揮血汗，創立了人們的好江山，我們繼往開來，建設這幸福的樂園……”非常的快樂；媽媽也覺得在上海那段日子，是最輕鬆愜意的。
再回北京時，大約是1966年5月下旬。“五一六通知”已經傳達，在快要離開上海的日子裏，有一次我隨著父親在空二師的幹部食堂吃飯，廣播里正在播送《人民日報》的什麼社論。父親停下了筷子，側耳聆聽，一臉嚴肅。
我們到了北京，還在車站等著提取行李時，我覺得口乾舌燥，鼻子就突然流血了，媽媽說是北京的氣候太乾燥了的緣故。在上海市普通話比賽得過獎的我，拿著錢去買冷飲，絲毫沒想到當我習慣地說成“棒冰”時，卻受到了嘲笑：什麼呀？這叫冰棍！這兩件事使我對北京頓失好感，現在想想，簡直像是不祥之兆。
好像是王飛伯伯和何汝珍叔叔來接的我們。我對何叔叔很感興趣，因為在上海時我看到他寫給父母的信，字寫的非常端正秀麗，因此記住了他的名字。對於為什麼要回北京我很不解，我已經適應了上海的生活，對學校很不捨。後來我跟王飛伯伯提起此事，他說自我父親離開空司以後，他們倆一直保持通信聯繫，前後長達三年多；父親調回北京，也是經過他們勸說才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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