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最大凶杀案：被暗杀级别最高的首长（下）

　　父亲事后谈起谭甫仁的死说过，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很多偶然凑在一起了。父亲说：“我也是司令员，如果大院里有个人要害我，也很难预防。外面的人想进来有难度，但是院子里的人要开枪，那就防不胜防了。”

　　真实情况是，1970年12月17日凌晨，地处闹市区的原昆明军区大院42号院内，接连发生了断断续续的几声枪响。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党的高级将领被暗杀的恶性事件在这个院子里发生了！最早知道的凶杀事件的是党办秘书邹贤玉，他马上告诉谭甫仁的秘书王克学。

　　我去过谭甫仁叔叔家，那是一个典型的军队高级干部经常住的小楼，我很难想象这个有着高墙围绕、幽静和保卫严密、总有警卫站岗的小院怎么会有人进去开枪杀人呢。从我记事起，我就是在这种格局的小楼居住的，一般都是一层住家属和会客，二楼是首长办公。楼的前面都是空地和草坪。和我家的司令小楼不同，我家的是解放初期盖起的，而谭这一座是解放后公私合营充公的大资本家杨希辰的小别墅。

　　谭甫仁的秘书王克学看见首长浑身是血，两只无神的眼睛向上翻着，谭甫仁的夫人王里岩更是毫无声息。王克学顿时惊呆了，也深感这将是一起会惊动毛主席、党中央的惊天大案。他本能地大喊警卫员”小李、小李！”但静悄悄的毫无动静。王秘书跑到警卫室，两个年轻战士正呼呼睡大觉，王秘书气愤地大喊：”你们怎么睡得像头猪，快给我起来！”

　　不久，警卫员小李从厕所哆哆嗦嗦地出来，原来这个军人竟然被枪声吓的躲进厕所。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中尽管调门很高，毛主席倡导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尽管在民间耳熟能详，但是由于一切秩序被打乱，一切规章制度被取消，结果会在军区核心的地方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事件。

　　(7)一个狗急跳墙的军区干部制造了惊天大案

　　谭甫仁和夫人王里岩被火速送往昆明军区总医院，王里岩两眉间中了一弹，正是要害部位。医生说：”看来已经死去一段时间了。”也就是当场身亡。谭甫仁身中两弹，一弹击中腹部，一弹打在头上。入院时，几乎没有血压。后来经过抢救才有了点微弱心跳。

　　在出事的第一时间，昆明军区副政委周兴命王克学记录，自己通过一号台要了周总理的电话，当时被文化大革命弄得身心疲惫的周总理在半夜尚未休息，周总理听到后也大为吃惊，当即指示：”要火速组织抢救；案子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要抓紧时间破案，重点是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专案组，由周兴同志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接到命令，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鲁维善教授飞抵昆明，在这之前由于谭甫仁腹腔内积满了血，医生只得剖开腹腔放出积血。后又打开胸腔，采用心脏按摩，但无力回天。午后4时，谭甫仁终因伤势过重离开了人世，那一年他正好是花甲之年。

　　当鲁维善教授到达昆明的时候，谭甫仁的遗体已经盖上了白单子，不过鲁维善教授肯定了昆明军区总医院的抢救方案是正确的。谭甫仁这位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开国将军竟然倒在了自家院中的暗杀黑枪之下。

　　父亲后来总结这个案件时也说过，不管怎么说，昆明军区的保卫工作还是有问题，对这类突发事件反应太迟缓，尤其不能让凶手在杀了谭甫仁后还有机会开枪杀人。在和平年代久了，已经失去战争年代的警惕。

　　事情发生后，根据总理指示，昆明军区常委会开始抓紧破案。常委们至少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军人，面对这起在军区首脑机关发生的恶性案件也感到从无先例。最后，主持会议的周兴感到先把枪的来源搞清，在军区大院里查枪、验枪；要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哪怕是蛛丝马迹；会议当即成立”017专案组”，也就是”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侦破小组”，由周兴任组长、蔡顺礼、王必成任副组长。

　　专案组经过初步调查，首先在现场获取了4颗59式军用手枪子弹壳。随即，军区负责验枪工作的保卫部发现两支59式手枪及20发子丢失。另外，发现现场的证据有墙根边皮革纸盒上，凶手留下了清晰的解放鞋鞋印，谭甫仁夫人王里岩倒的门框上有凶手的指印。

　　但是距离破案还有相当距离，因为尚没有嫌疑人浮现。这个案子后来的突破性进展竟然来自一个13岁的小男孩儿。因为这个叫王自正的凶手于谭甫仁被害后曾经出现过，王自正杀害谭甫仁后，还想杀死直接审查他的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陈汉中。他想敲开陈汉中家的门，开门的却是这个姓马的小孩儿，他在睡意朦胧中告诉王自正在另一个门。

　　王自正知道走错了门，他直接敲陈汉中的门，无人答应。恰巧陈汉中出差，躲过一劫，但是这个小男孩儿已经记住凌晨5点来的这个大人是同院小朋友王冬昆的爸爸。文革中讲究”人民战争”，在发动广大群众破案方面有其优势，当然这种方法也”误伤”过很多人。其实这个名叫王自正的嫌疑人本来已经处于被审查的境地，做为军区保卫部的一名干部保密员，他不久前平职调到云南文山军分区政治部担任保卫科科长。但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审查出有重大历史问题没有上任就被停职反省，拘押在昆明市西坝原军区联络部俘虏管理所接受审查，由保卫部陈汉中科长负责调查。

　　(8)凶手之谜

　　但是王自正一直否认自己杀过人。自从13岁小男孩儿发现他那一晚出现外，人们还回忆起在案发后王自正鬼鬼祟祟，犹如惊弓之鸟。但当别人以惋惜的口吻谈起谭甫仁被害的消息时，他却流露出一种暗自窃喜的神态。还有专案人员带着13岁小男孩儿在院里出现的时候，他曾经忍不住哭了，还喃喃自语：“见不到老婆孩子了！”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荷枪实弹地采取紧急特殊的行动，但是有关部门依然没有对这个凶残之极的杀人魔王有足够的警惕。1970年12月31日晚10时，专案组命令陈汉中、李伯志去王自正的隔离室进行审问。王自正心事忡忡地躺在床上，由于都是同事，陈汉中对王自正并不严厉，： “起来，到饭堂来一下，有点事。”

　　王自正知道末日来临，他表面上顺从地起床和穿上衣服，心中却在筹划着垂死的挣扎。他问陈汉中：”穿哪双鞋子？”陈汉中严肃地告诉他：”穿那双解放鞋。”王自正更知道完了，因为枪杀谭甫仁的时候他就是穿的解放鞋。王自正穿上鞋，然后弯腰系鞋带。王自正系完鞋带后，敏捷地从被窝摸出一支59式手枪，甩手就是两枪。

　　李伯志被击中腹部，倒在地上，陈汉中被擦伤右手。杀红了眼的王自正则提着枪夺门狂逃。幸而这次警卫班的战士警惕性很高，立即包围过来。王自正自插翅难逃，抓住也是必死无疑，便举枪向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他的脑浆飞溅，王自正终于见了阎王。

　　父亲也说过，凭我们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军人的经验，不该有这样惨重的损失，其实这种对垒在战争中是一个很小的交锋，如果头脑像战争年代那样清醒，可以把损失见小许多。

　　凶手的最大特点无非就是一个亡命徒。凶手王自正原名王志政，河南内黄人，富农出身。做为一个现役军人――那个年代军人的地位至高无上，尤其在非常讲究出身的年代还能留在军队里，应该很知足。

　　王自正的为什么要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呢？在他暗杀谭甫仁之前，调查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进攻中原后，其堂兄带领一个还乡团对王自正老家的村庄反攻倒算，枪杀了村武委会主任，王自正参与了这次反攻倒算的杀人行动。后来他本人逃往他乡，由王志政改名为王自正，到起它地方参加了解放军。文革当中清理阶级队伍，把问题扩大化乃至冤假错案也不少，王自正在解放前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也许永远是个谜。1970年初，他被提升为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科长，他还没有来得及弹冠相庆，便因家乡告发历史问题而被送到俘管所隔离审查。

　　那个年代无论是真的还是被冤枉的，都采取坐以待毙的态度。王自正是个极少的另类，他决心鱼死网破。他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我不能这样死；我要死，也要杀几个人。”“能报复的，只有这一条。”

　　王自正在笔记中列下了好几个要杀害的人的名字，包括军区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田维扬等人。权衡之后他又写道：”不如杀谭甫仁，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但没有枪，要设法搞到枪。”“拿到枪半胜，见到人全胜。”这个隐藏在昆明军区心脏地带的杀人狂魔竟然能够偷出两支手枪，而且进入了谭甫仁壁垒森严的住宅。可见那个年代虽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但是打乱的规章制度也留下了各种隐患。

　　(9)几个偶然的疏忽造就了共和国最大的凶杀案

　　谭甫仁的住宅共布设了五个警卫员，前门二人，后边三人。那时候正值“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和苏联打仗，部队正搞所谓“千里野营拉练”。但是再拉练也不能影响首长的安保，可是谭甫仁的警卫员也被拉去，警卫员仅仅剩下了两人，这给凶犯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当然一个突发事件也有偶然因素，凶犯独立作案其实并不容易，他深夜跳进谭甫仁的深宅大院和高大的围墙，就是从食堂拿了一张凳子。食堂原来养了一只狗，如果狗在肯定会和他撕扯，他也不会有机会，偏偏凶犯做案前一两天狗失踪了。

　　那一晚，王自正就是从厨房穿过天井进入小楼的。凶手对谭甫仁的住所早有了解，他直奔谭居住的卧室。因为年龄大，谭甫仁夫妇又喜欢安静，他们有时不同居一室。凶手敲门，谭甫仁夫人王里岩以为是谭甫仁敲门。王自正面露凶光地问：”谭甫仁在什么地方？”王里岩知道不好，她尽力保护丈夫：”不知道。”

　　凶手进门搜寻，谭果然不在，王里岩呵斥：“你要干什么！”凶手用手枪对准司令员夫人，王里岩本能地跑到沙发旁，她已经被这个场面吓得无力反抗。王自正顶住王里岩的额头扣动扳机，子弹从司令员夫人额心穿过，夫人当场死亡。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王里岩为了保护丈夫，曾经死死抱住凶手，并高喊：“老谭快跑！”由于当事人都已经死去，所以永远无法判断那种说法更准确。由于射击距离过近，谭甫仁夫人弹洞四周的皮肤已被枪口喷出的气体灼焦。

　　这一刻是在1970年12月17日凌晨4点多，枪声本来已经划破寂静的夜空，但是久远的和平年代已经让人麻痹了也让人惊惶了。其中一个警卫员吓得不敢出来，另一个警卫员发生了非常荒唐的事情，这位年轻战士正和一个比他大30岁的保姆在一间屋里姘居。据说这位风韵犹存的女人是国民党军官的太太，老公解放前夕跑到了台湾，20多年一直独身。对于生理的需求也是人之常情，她眼中的小战士也成了猎物，徐娘半老的她想啃嫩草，小战士怎么禁得住诱惑，从未尝受过男欢女爱的他已经晕菜了。

　　偏偏这个老保姆在谭甫仁家一个人烧饭洗衣做杂物，又为凶犯的得逞增加了成功的因素。那一刻，身经百战的谭甫仁也发生了判断上的错误，听见枪声他本应躲在屋里，因为他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人，只要他不死，都不是什么惊天大案，谭甫仁偏偏跑了出来，跑出来的时候也没有带上武器，因为多年来司令员已经不用亲自带武器了。

　　同一时刻住在他家另一个房间的六姨妹也惊惶失措地跑了出来。凶手并没有理睬六姨妹，径直指向谭甫仁。谭甫仁跑到窄窄的小天井里，已经被挤在无处藏身的空间，王自正看准了谭甫仁进行射击。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用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方式死在一个亡命徒手中。

　　王自正的确是个凶残无比的家伙，但是如今回顾起这个事件，也有值得思考之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阶级斗争无疑被大大地扩大了，即使犯罪嫌疑人真的有什么问题，也不是在法制化的轨道上进行，而是踏上亿万只脚、大肆侮辱人格、永世不得翻身和极力株连九族。当时很多人都默默地承受了，但是也有人会走向极端。

　　(10)父亲说：谭甫仁死于错误的文化大革命

　　谭甫仁做为云南最高的领导者，也要忠实执行“阶级斗争天天讲”的路线，如果他放松了，他马上会被赶下台。为了不落后和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谭甫仁来云南的一件大事就是“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追查明显是极左分子杜撰出来的“滇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做为一个老军人，谭甫仁和父亲一样，总怕阶级敌人“变天”“复辟”，因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有多少战友牺牲在战场，革命的成功是多少人头和鲜血换来的，可是他们明显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无法逾越时代的误区，不把经济建设做为中心而把“阶级斗争”一再推向白热化。

　　在这方面，谭甫仁在这方面比父亲“左”，为写这本书，我采访了几位在工程兵司令部工作过的老同志于香林、李柱江，他们对我说“陈司令和谭政委都是好人，但是陈司令在那个混乱的年代还懂得政策，比如有个干部文革初期曾经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也有过造反行动，有人主张开除党籍和军籍，谭政委同意了，并且说应该开除。也不能说谭甫仁爱整人，他怕犯立场错误。你父亲却说，他作为知识分子敏感一些，看看大字报，造造反，也没有太多的错误，不能轻率地开除一个人。这个人就被你父亲保住了。”

　　他们还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工程兵三支两军，发生过造反派冲击军队的事情，工程兵领导讨论，谭甫仁就主张采取强硬措施。陈士榘司令员却说，我们不能做千古罪人！后来两个人还争论，陈士榘说，咱们就按总理最近的指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听两位老同志的回忆，我才知道父亲作为一个军人在这种大是大非上头脑还是清醒的。

　　谭甫仁做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在云南的行动是符合当时的潮流的，他指导当地各级领导：“(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个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能不能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可以，下放劳动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嘛！”

　　根据有关统计，云南仅下关市一地，追查“滇挺”分子运动中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多人。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受“滇东北游击军”假案牵连的干部群众多达六十万人，仅曲靖就有二十九万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中二万多人被批斗，二千多人被关押，四千多人被打伤，二千多人被打残，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谭甫仁人生终点无疑是悲惨的，他和父亲一样，一直在追逐着一个美好的理想，并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但是舵手的失误、时代的局限、文化的制约，都让他们承担了一个尴尬的角色。我父亲晚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这一点，他对我说过：“一条正确的路线引导谭甫仁成为我军的一名高级将领，而一场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又导致谭甫仁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 这位起步于革命圣地井冈山的将领被错误路线送进了天国。

　　对待父亲和谭甫仁，都应该有个更准确的评价，既要肯定他们为民族解放立下的功绩，也要思考他们为什么会做为一个群体那样毫不怀疑、不能诘问地参加那场历史闹剧。几十年过去，我再不把这种失误归咎于觉悟甚至道德。就是很多从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的老干部，如果文革重用他们，他们会自觉的抵制吗？

　　我想任何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都会找到答案。

　　愿历史能够原谅他们，也希望历史能够认真总结他们。

　　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作者：金汕 陈义风著 陈人康口述，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