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将谭甫仁
(1)父亲与谭甫仁还要从井冈山说起
谭甫仁是建国以后被暗杀的级别最高的首长，他死在乱哄哄的文革中。他与父亲相识于1928年春季，正是父亲参加的新城战役。那一次仗打得干脆漂亮，一整营的敌人一个也没有跑掉，除了被击毙的以外，都成了教导队的俘虏。
我父亲当时在红四军教导队当区队长兼教官，战役结束以后所有的俘虏都交给了教导队看管。当时红四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所有的俘虏都受到了良好的对待，有伤的会得到及时的治疗，他们身上的财物都由他们自己保管。红四军当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从这些俘虏中挑一些出身好且愿意跟红军走的人，把他们经过教育训练以后充实到红四军的连队中去。
一天，我父亲忽然听到楼上的俘虏中有人在唱《国际歌》。歌声引起了我父亲的注意，因为当时敌军兵营中是不能唱《国际歌》的，这首歌只有红军的部队里才有人唱。这个俘虏显然不是一般的俘虏，我父亲立即跑上楼去，想找到这个唱歌的俘虏。
《国际歌》有着神奇的魅力，父亲对我说过，他没有什么音乐细胞，但是他一生中有两首歌常常让他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一首是《义勇军进行曲》，因为在艰苦的抗战岁月和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刻，这首歌给了他那么多的鼓舞和联想。另一首就是《国际歌》，父亲说《国际歌》在鼓舞无产者砸碎旧世界而不惜牺牲一切方面真是登峰造极，所以列宁做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是知道《国际歌》在无产者中的分量的：“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父亲也正是听到了《国际歌》突然拉近了与这个俘虏的距离。
但看见我父亲上楼，歌声就停止了。我父亲只得发问：“刚才这首歌是谁唱的，请站起来！”
一个清瘦的青年俘虏起身答道：“是我唱的，长官，如果不允许俘虏唱，我就不唱了！”
我父亲说：“不，可以唱，你唱得很好。叫什么名字？”
那个青年说：“我叫谭甫仁！”
我父亲说：“你在哪里学的这首歌？”
我父亲这一问，谭甫仁立即变得眼泪汪汪起来。原来谭甫仁是广东梅县人，参加过澎湃领导的第二次东江起义。在那次起义中，他学会了唱《国际歌》。本来打算为了“英特纳雄耐尔”奋斗到底，没想到起义遭遇到巨大挫折，还没有取得什么战果就不得不随着起义部队四处逃散。
谭甫仁在逃亡过程中，到了江西一个地方。在饥寒交迫中，吃饭成了唯一的需求，无奈之下只得去军阀朱培德部当了一名士兵。这次谭甫仁随着部队来到新城布防，没想到竟成了红军的俘虏。
我父亲安慰了谭甫仁几句，并安排了他与东江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的朱云卿见面，因为谭甫仁参加过朱云卿的部队。朱云卿此时是红四军一团的参谋长。
谭甫仁高兴得不得了，立即给我父亲敬了一个军礼。
(2)谭甫仁指挥的炮声成为毛泽东笔下的千古绝唱
当即我父亲叫来传令兵，要他带着谭甫仁到团部去见朱云卿参谋长。朱参谋长跟谭甫仁可亲了，朱参谋长不但认识谭甫仁，还知道谭甫仁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东江起义中，朱参谋长和谭甫仁曾经并肩作战，多次出生入死。直到后来部队被打散，才各自不知去向。
我父亲吃饭时碰到了毛泽东，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一颗红色的苗子哩，现在该让他归队了，要把他要留在革命队伍里！”
由于父亲与谭甫仁的特殊关系，他多次向我讲述过谭甫仁的经历。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谭甫仁到工程兵担任政委。父亲在几十年的司令员生涯中，同几位政委合作的都不是太好，可能司令员和政委双方都有责任，这种格局在部队中是常见的。但是父亲说过，和谭甫仁合作是很融洽的，因为他知道政委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记得小时候我在家中常常见到谭甫仁坐在沙发上和父亲谈论工作，那时业余时间也都被工作大量地占据了。
父亲也向我讲过谭甫仁回到革命队伍后的事迹，他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士兵委员会干事，红十二军连政治委员，687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红十五军团第78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谭甫仁打仗曾经引发了一首被亿万人传诵、并将流芳百世的诗词，那就是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
那是1928年8月30日早上，国民党湘赣敌军4个团向井冈山扑来，妄图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举扼杀在摇篮中。当时部队弹药紧张，每人只有3至5发子弹，所以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几发子弹，所以决定把敌人引入近距离再发射。由于敌人装备比我们好得多，如果攻上来会导致我们重大伤亡。团长朱云卿观察敌人已经很近，甚至他们士兵的表情都已经看见，他命令“打”，简陋装备的鸟铳、步枪一齐开火，由于距离近、敌人密集，真是做到了枪枪有人倒下，红军积攒了一些大石头也派上了用场，大家从高处掷下，大石头飞速滚动向下，敌人被砸得惨叫声四起，纷纷从羊肠小道两旁滚下山去，不是摔死就是伤痕累累。
敌人知道红军枪弹有限，在下午4点卷土重来，谭甫仁看看自己的枪膛，只剩下可怜的一发子弹了，只见谭甫仁大声喊道：“团长，前不久我们修的那门大炮呢？”
此时只剩下最后一发炮弹了，大家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几十斤重的家伙身上，谭甫仁憋住气命令：“放！”只听见炮弹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不偏不倚地落入密密麻麻的敌群，随着一声巨响，敌人血肉横飞，惨叫不断。敌人以为红四军主力回到井冈山，敌军害怕吃亏，赶忙逃回茶陵。
毛泽东得知，兴奋写下：“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而制造炮声的正是谭甫仁。
(3)谭甫仁中将被暗杀前几个月，我曾经拜访了简朴的谭叔叔
自从父亲与谭甫仁相遇，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保持了很好的友谊。父亲说，谭甫仁是个难得的部队政治工作者，看他后来的履历，也大多担任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115师教导第七旅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委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父亲对我说，他们那一代军人也许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乃至不足，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非常敬业，个个都是工作狂。1959年谭甫仁到武汉军区后，就在想着政治委员如何做好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尤其解放已经十年，在和平年代里部队还能不能居安思危，能不能有严明的纪律和顽强的作风。这就需要一个好的榜样，为了选好这个榜样，谭甫仁深入调查研究，他感到一军一师一团一营六连是一个很好的样板。他培育了六连继承和发扬了战争年代的不怕苦、不怕死的作风， 1964年1月，国防部正式批准授予六连为“硬骨头六连”的荣誉称号。直到改革开放年代，这个闻名全军的先进典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书写着自己辉煌的历史。
1977年1月，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向“硬六连”学习的号召，1984年1月22日，中央军委向该连赠送了“发扬硬骨头精神，开创连队建设新局面”的锦旗――而那时谭甫仁已经离开人世十多年了。
说到谭甫仁的去世，曾经给了父亲很大的震惊，因为这样级别的干部被枪杀在解放以后从来没有过。
在谭甫仁去世前一年，我正在云南健水二炮基地培训。尽管我的家庭背景部队首长也知道，但是在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照顾。部队的伙食是比较单调的，我特别希望能够有机会好好吃上一顿肉。
那是1970年春，18岁的我正是长身体、贪图吃的年代。当时部队派我到昆明，事情办完后，我很想到谭叔叔家改善一下生活，于是直奔昆明军区。警卫看到一个小孩子找政委，有点怀疑我是故弄玄虚。我很自信地说：“你就告诉谭政委，我是陈士榘的儿子，我父亲让我来看望他。”
谭甫仁接到电话很快让我进去。他见到我很高兴，摸了摸我的军帽，拍了拍我的肩膀，他说：“我和你爸爸也是这么年轻就穿上了军装。”他又问我是家中的老几，我告诉他老四，他感叹地说：“小孩子长得真快，我们怎么能不老呢。”
他询问了父亲的情况，在那个年代，虽然他和父亲都身在高位，但是政治空气是非常紧张的，他们也都害怕在某一天会突然间被打倒，所以说话也很谨慎。当然，回忆起井冈山和父亲的相识，他和谭阿姨都笑了。
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谭甫仁叫上他的老伴儿和我一起吃饭，老两口不停地和我叙旧，还回忆起父亲的一些轶事。我在等待着一顿美味午餐，但是军区政委的家宴也很普通，除去主食云南过桥米线外，还有三四个菜，也没有多少我梦寐以求的肉，不过我已经很知足了。
(4)父亲说，早知道谭甫仁死的这么惨，不如留下他
几个月后，我们非常震惊地得知，谭甫仁夫妇双双死于非命。由于我当时不在北京，所以不知道父亲闻知后的感受，我估计他将是很难过的，毕竟是艰苦年代一同走过来，共事又这么久远。
后来听妹妹陈小琴回忆，出事后父亲在电话中听到这个事件，很焦急地说：“赶快送医院抢救！”我特别记得那次在谭叔叔家吃完饭的一个插曲，我向谭叔叔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从1968年到1970年，我还没有和家里通过电话，想在他家打个长途给父亲。谭叔叔当即让秘书把我带到一个军区机关打了长途，父亲先是埋怨我不要给人家添麻烦，同时让我转告，一定让谭叔叔多保重。父亲的含义与其说是身体的告诫，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告诫，那个年代的政治空气太险恶了。
几年后，谭甫仁的一个儿子曾经到北京找过父亲，父亲见到他的儿子很难过。事过多年，父亲谈到这件事还感慨万端。父亲特别说，早知道这样，应该向中央打报告，千方百计地把他留在工程兵，那也就不会夫妇二人惨遭杀害了。当然，即使打报告也阻挡不住，因为谭甫仁将军从工程兵到云南是毛主席亲自点将，那是谁也不可能提出异议的。
父亲说，1968年中央把谭甫仁从工程兵调到云南，大家都没有准备，连谭甫仁本人也是突然间接到命令的。
云南当时是“文革”的重灾区，而且难以控制，武斗也在不断升级，这种武斗来源于江青的指示“文攻武卫”，文革初期江青还不像后期那样臭，很多人认为她的讲话精神很大程度代表了毛主席，所以纷纷拿起武器互相攻击。造反派由枪战发展到炮战，甚至把军工企业研究试制的尚处于在保密阶段的新式武器，也抢来用于武斗。
这一切传到北京，中央迅即采取措施，当时真正着急的是周总理，因为他要不仅要管“革命”，更要管生产，而后者才是最难的。周总理多次针对云南情况，作了指示。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便是一项重要举措。中央紧急开办云南学习班，本来和父亲共事的谭甫仁进入决策层视野，也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父亲说，他得知谭甫仁要离开工程兵真有点舍不得，但是谁也阻拦不了，这是毛主席点的将。
1968年1月24日，谭甫仁走进了乱哄哄的“云南班”。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当时还有“林副主席”)委托，谭甫仁以“学习班”办公室主任的身份主持了“云南班”的开学典礼并作了重要讲话。
2月11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各省和军队办学习班的情况汇报，周恩来首先谈了“云南班”的情况，当云南已来了八百多人时，毛主席大手一挥，摇头说：“不行，800人少了，要增加一倍。”
(5)毛泽东让谭甫仁做云南王
那天后半夜，谭甫仁突然接到通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紧急约见他。谭甫仁兴奋、紧张和不安地走进去。文革年代，即便高级将领也很少能够见到毛主席，更不要说和毛主席谈话了。毛主席向来是夜间工作，和下级见面也从来不拘一格，谭甫仁为之一惊，因为主席披着一件睡衣。谭甫仁还是很紧张，那个年代人们已经把毛主席视为“神”。
毛泽东的确有非凡的人格魅力，他首先讲起了云南的历史，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谈起来也深入浅出。毛泽东向来是个古为今用的大师，那个年代历史是个禁区，谁也不敢涉足：如果说哪个皇帝有作为，就是美化封建统治者；如果说哪个皇上是个昏君，就是借古讽今，影射毛主席，罪过就更大。全中国也唯有毛泽东可以随意阐释历史。
毛泽东谈到了吴三桂做平西王、永镇云南，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教训。最后，毛主席跃过数百年历史，转入正题道：“你要做平西王了，执掌云南边地，封疆大吏哟！”谭甫仁几乎插不上话，因为听毛泽东讲话是何等的荣誉啊，况且一个农民出身的将军怎么能同如此渊博的毛泽东对上话呢！
毛主席向谭甫仁传递了中央的想法：“中央已决定你担任昆明军区政委，名已正，言已顺，把云南班、昆明班办好，积累的问题解决掉，卸掉了包袱，再回云南。”
谭甫仁出了中南海，顿时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他走前对父亲说：“咱们从井冈山就在一起，在工程兵和你共事也很踏实，但是到云南就有点没底，如果你一起去就好了。”父亲也用那个时代的流行语言说：“这是主席对你的信任啊！”
1968年5月1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委谭甫仁担任昆明军区政委。6月17日，中共中央又批准谭甫仁担任昆明军区党委书记。由于要在北京办好两个班，故推迟上任。
6月底的一天，周总理又在中南海约见了他，再次对云南问题作了指示。从此谭甫仁正式主持云南全面工作。1968年8月11日，谭甫仁和“云南班”的代表们分乘4架伊尔18飞机，从北京抵昆明，正式当起了“云南王”，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关于谭甫仁的死，社会上流传的非常离奇，但是做为陈士榘的家属，当时就知道都是编造的故事。
谭甫仁离开人世是1970年12月17日，林彪在文都尔汗折戟沉沙是1971年9月13日，相距仅有几个月。而谭甫仁从井冈山时代就与林彪共过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也不大，所以很多人都把二人联系起来。当时的新闻是全封闭的，民间一点不知道谭甫仁的死因，由于把事情捂的过死，所以谣传也就更厉害。
(6)传说谭甫仁奉林彪之命打周总理飞机是民间编纂的版本
流传在全国最广泛的一个版本是谭甫仁受林彪之名要打周恩来飞机：那是谭甫仁死前几天，云南王谭甫仁突然接到北京密电，指示谭甫仁在某月某日，将有一架从缅甸飞来的民航机，该机经过昆明时，务必击毁之。说他是云南王，是因为他担任着云南最主要的几个位置：中共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接到这个命令忐忑不安，因为不明不白地打下一架民航飞机有悖常理。而上级命令又不能公开违反，于是采取了退一步的战略，命令四架战斗机拦截迫降从缅甸飞向昆明的民航客机。
守候在机场的谭甫仁也在指挥着下一步行动。飞机下降后出来一个人，询问是怎么回事。谭甫仁走到悬梯旁，跟着走出来一个气宇轩昂、风度翩翩的老人，谭甫仁一见腿都软了，差点没有跪下，说：“总理好！”周恩来愤怒地说：“你们怎么还迫降我的飞机？是谁让你们这样干的？”
谭甫仁吓得不知说什么好，周恩来说：“马上向中央写报告，把这件事情交待清楚！”谭甫仁彻夜不眠，他在灯下写检查，怎样把事情交代清楚。他深知已经被卷到政治斗争的最中心，如果交代不清，不仅要犯罪，还要顶上谋害周总理这个遗臭万年的罪名，他也庆幸自己没有下令打下飞机，如果那样真是死有余辜了。
凌晨，谭甫仁和他的夫人竟然离奇地在昆明军区大院警卫森严的住所内，被一个手持双枪军人在卧室内连开五枪击毙，那是林彪的死党杀人灭口。
这真是一个如同惊险电影一样的版本，如果拍出来肯定比一些程式化的领袖人物的电影好看得多，但是这仅仅是民间杜撰的一个离奇故事。如果对真实的信息封锁的过死，民间的流传就会甚嚣尘上。那么，到底他被暗杀的真相如何呢？（未完待续）
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作者：金汕 陈义风著 陈人康口述，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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