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大革命”为何大恐惧（下）

1927年1月27日：“知识阶级”已成为反革命代名词

梁启超家书：

“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河南、山东人民简直是活不成，湖南、江西人民也简直活不成，在两种恶势力夹攻之下。全国真成活地狱了。不惟唐生智头痛，连蒋介石们也头痛。总而言之，共产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了，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我们常说：‘他们有组织，我们没有组织。’谁知陈铭枢给他的朋友的信(我亲看见的)，说的也正是这两句话。现在倒蒋陈、倒唐之声大盛于两湖、江西，李济琛在广东想自己练些非共产的军队(四师)，到底被他们破坏，练不成功。蒋、唐他们自己安慰自己道：‘好在军队不在他们手里。’不错，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着生产事业都要停止真是不了。将来我们受苦日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我们只有磨炼身心，预备抵抗，将来还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业，教小孩子们也要向这条苦路进行。”（1月27日）

笔者注：

梁启超所感受到的“‘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的状况，其实与工、农运动中严重的“民粹”倾向有关。所谓“民粹”，有两个基本特征：1、绝对的排斥社会精英，也就是梁启超所谓的“知识阶级”；2、绝对的“平民利益”。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有一段话，可谓大革命中的“民粹主义”的最佳注释：

“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后增入“恶意地”三个字）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过分（后更改为“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间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据《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编译。1947年3月出版；其他版本对文字有所修改，见括号内注释）

“必须不准人批评农会”、“ 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这其中的民粹味道是很浓烈的。更何况当时还有这样的认识：“乡下农民中，还是那些闯祸不怕大，生事不怕多的游民无产阶级分子，才有胆来领导这个革命。”李维汉多年后反思这段历史说：毛泽东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人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农民运动中民粹若此，工人运动自然也不例外，知识阶级成为“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927年3月21日：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

梁启超家书：

“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更恐北京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我现在正在斟酌中。本来拟在学校放暑假前作一结束，现在怕等不到那时了。……南方最闹得糟的是两湖，比较好的是浙江。将来北方怕要蹈两湖覆辙，因为穷人太多了，(浙江一般人生活状况还好，所以不容易赤化。)我总感觉着全个北京将有大劫临头，所以思顺们立刻回来的事，也不敢十分主张。但天津之遭劫，总该稍迟而且稍轻。你们回来好在人不多，在津寓或可以勉强安居。还有一种最可怕的现象——金融界破裂。我想这是免不了的事，很难捱过一年，若到那一天，全国中产阶级真都要饿死了。现在湖南确已到这种田地，试举一个例：蔡松坡家里的人已经饿饭了，现流寓上海，他们并非有意与蔡松坡为难（他们很优待他家），但买下那几亩田没有人耕，迫着要在外边叫化，别的人更不消说了。恐怕北方不久也要学湖南榜样。”（3月21日）

笔者注：

梁启超担心“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不是没有道理的。随着“知识阶级”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1927年6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曾呈请中央通缉“学阀”，排在首位的是章太炎，随之家财被没收；“研究系”的骨干张君劢、张东荪也列名其中。

蔡松坡即蔡锷。蔡家在湖南尚有几亩薄田，也未遭到农民运动的直接冲击，但仍不得不为生计流亡上海，个中原因，与当日底层贫民搞的“平粜阻禁运动”有密切关系。该运动的本意，是底层贫民担忧一旦遇上青黄不接的年份，省内粮价暴涨，进而威胁自己生计，故而以农民协会的名义，禁止一切粮食出境。

这种措施既然是贫农自己所定，本来理应对贫农有利。但实际却不然。措施最先损害的是佃农、自耕农、中农、富农和地主们的利益——这些农民，都有在市场上自由出卖粮食的需求，“平粜阻禁”之后，粮食不能在丰收与荒歉之间流动，导致其价格极低，种地反成了亏损之事，中共的《向导》周报描述说：“政府催还田赋，地主即推谷卖不出去”，政府对此也无计可施；无力抗拒政府催赋的自耕农和佃农，则纷纷抛荒或违背租佃契约逃走。蔡锷家中多是老弱妇孺，几亩薄田又无人愿意租耕，无奈只能流落上海，寄食乞讨于故旧之门。佃农、自耕农们放弃种地之后，粮食大量减产，贫农们美好生活的愿景自然也落了空——更严重的是：贫农们这样闹，将粮食控制在省内，不许外运，导致前线的北伐军补给出现了严重问题，激起了军队的愤怒。

而贫农们之所以能够将“平粜阻禁运动”付诸实施，是因为他们掌控了农民协会。据时人的调查，农民协会不仅“参加乡村统治权”，而且取代政府，实行“农协专政”，执行司法行政大权，独裁一切，“遂成为一个农民专政的机关”。不但乡村的一切权力归农会，“并且已经进一步蚕食、干与县政府”，几乎所有的农民问题要交给农会，工人问题要交给工会，学生问题要交给学联才能解决，“而县政府则门可罗雀，简直等于一种装饰品”。这时的湖南，“统治权在城市确已转到工会，在乡村中确已转移到农民协会。”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虽然由共产党包办，但发动起来之后，却已不受共产党的控制。按中共湖南区委1927年3月公布的数据，“在农协会的旗帜下，起来了的已1000万余人”，但当日湖南的农村党员仅仅只有1700余人，绝大多数的农民协会，都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许多则直接落入了地痞流氓手里，成为社会危害。舆论批评汹涌而至，以至于1927年1月，湖南省农民协会不得不做出对各级农协进行“洗会”的决定。

所谓“洗会”，就是清洗掉各级农协里的地痞流氓。该决定要求：一、为使真实农民意见，在各级协会中充分表现，乡农协执行委员须绝对是耕田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其他的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应严加淘汰；二、区农协执行委员3/5须属真实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2/5则属于有职业的知识分子，或是行动上表现为农民谋利益的人。带有流氓地痞性质的人，即应严厉防止，以免扰乱农民组织；……

但因为毛泽东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为宗旨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的出炉，这次整顿没有被严格贯彻下去，中途流产。农民协会这一事物，因其失控，也越来越被国民党人所诟病，汪精卫1927年6月1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的愤怒批评，与梁启超的言辞几乎一模一样：

“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


1927年5月5日：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

梁启超家书：

“近来连接思忠的信，思想一天天趋到激烈，而且对于党军胜利似起了无限兴奋，这也难怪。本来中国十几年来，时局太沉闷了，军阀们罪恶太贯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极，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以为无论如何总比旧日好，虽以年辈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何况青年们。所以你们这种变化，我绝不以为怪，但是这种希望，只怕还是落空。

“我说话很容易发生误会，因为我向来和国民党有那些历史在前头。其实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对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从不采那‘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那种褊狭嫉妒的态度。……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于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这种实例，举不胜举，我也没有恁么闲工夫来列举他。‘党军可爱，党人可杀’这两句，早已成为南方极流行的格言……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然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所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

“……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前面那几张纸都是十天以前陆续写的，现在情形天天剧变，很有些成了废话了。)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人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尤可骇怪者，他们自左右派火并以来，各各分头去勾结北方军阀，蒋介石勾孙传芳，唐生智勾吴佩孚(都是千真万真的事实)，双方又都勾张作霖。北军阀固然不要脸，南党阀还像个人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可见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现在揭开假面孔，其形毕露了。

“……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共产党，实在看见象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因此越发感觉有做文章之必要。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我倒有个方子，这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这方子大概三个月后便可以到你们眼边了。思永不是经济学专门家，当然会误认毒药为良方，但国内青年象思永这样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等我的方子出来后，看可以挽回多少罢。”（1917年5月5日）

笔者注：

正如那个年代大部分的爱国忧世的青年们（如胡适）集体左倾倒向社会主义一般，梁启超的两个儿子，梁思忠与梁思永也不能例外。其实梁启超本人也倾向于社会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所以，梁氏与他年轻的儿子们的思想区别，不在于是否同情社会主义，而在于是要“社会革命”，还是要“社会改良”。

梁启超很早就对“社会主义”下过定义，他说：“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要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二字，既包括“革命”，也包括“改良”，但梁氏始终都非常坚决地提倡“社会改良”。

不过，梁氏批评1926-1927年的“社会革命”，称其“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却没有看透“社会革命”的实质——尽管他努力做了补充：“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于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恰恰是这段补充，偏离了“社会革命”最危险的内涵：“阶级斗争”。——“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最关键的区别，正在于有无“阶级斗争”。“政治革命”针对的是执政者，是现政权，它推翻的是暴政，而不是某个阶级；“社会革命”则不然，欲以“社会革命”的形式搞社会主义，“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则必然会走向穷人革富人之命，无产者革有产者之命……


结束语

1926-1927年的“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社会革命”付诸实施。它带来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一方面，“社会革命”不能像“政治革命”那般，有非常具体的阵营划分（人民与暴君/暴政），每个人在社会中所属的层级（尤其是以财产来区分的时候）既没有原罪，更不会有天然的道德优势；另一方面，“社会革命”一旦开启，受财富重新分配的动力驱使，必然陷入“阶级斗争”的怪圈，但“阶级”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有严格的认定标准的名词，它无法像“暴君”、“暴政”那般有非常明确的指向，这种模糊性，导致“社会革命”缺乏明确的革命对象，或者说革命对象始终处于一种变动状态，其必然结果，就是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杀戮场，正如鲁迅在1927年所愤怒抨击的那样：

“革命，革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

所以，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那般的改良派，如戴季陶那般的革命党——前者从不盲目地高喊什么“告别革命”；后者从不盲目地高喊什么“革命万岁”——二者都明白：面对可能到来的暴政，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从不许诺“告别革命”；为了防范社会变成杀戮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也从不会鼓吹“革命万岁”；他们能够很清晰地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异同。

腾讯历史，原标题为“1926年年度事件：北伐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