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统帅把紅軍領入了絕境

幾乎葬送全體紅軍的西征（6）

《新史記》蘆笛


　　此役之所以慘敗，完全是毛澤東堅持要四方面軍北上，在西安－蘭州通道地區阻擊胡宗南部造成的。他只想讓四方面軍為他堵住西進的中央軍，確保一方面軍攻取寧夏北部，接引蘇援，卻無視徐向前看出的兩大嚴重問題：首先是選定的戰場正處在西蘭通道地區，利於國軍東西對進，不利於紅軍南北夾擊，光靠四方面軍完成這任務就更困難了；其次是全體紅軍擠進極度貧窮的陝甘北，給養必成嚴重問題。

　　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徐向前的預見一點都不錯。主席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原定戰役目標一個也沒達到：打仗迭遭重創，國軍借交通便利，迅速推進，勢不可擋，接連給紅軍以沉重打擊。二方面軍受損嚴重，幾乎徹底喪失戰鬥力，四方面軍的紅5軍遭到敵機狂轟濫炸，傷亡高達三分之一，紅4軍與31軍也節節敗退；渡河也只渡了個半拉子——30軍、9軍、5軍兩萬多人渡過河西，就此被隔斷。留在河東的餘部與一、二方面軍一道陷入國軍鐵壁合圍，被壓縮在定邊、鹽池以南，豫旺堡以東，曲子鎮以北的狹小地段。

　　自紅軍起事以來，這還是第一次面臨全軍覆沒。政治局為此在11月13日召開會議，決定放棄陝北再度突圍長征，於當日電告共產國際，因寧夏戰役失敗，“在河東之主力軍不得不改變行動方向，現擬第一步從慶陽、鎮原、合水南下，佔領平涼、涇川、長武、分州、正寧、寧縣等戰略機動地區，之後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視情況再定”。 

　　然而事態很快就惡化到連這一設想都無法實施了。7天後，張聞天向國際報警：“紅軍主力在現地區不利作戰時將被迫恐怕得準備分路遠出，去支持相當長時期的遊擊戰爭。”可見情勢已經惡化到了紅軍只能化整為零，分散突圍，去打小股遊擊戰爭的嚴重地步。

　　幸虧次日紅軍即發動山城堡（今甘肅環縣境內）戰役，在該地伏擊了胡部一個旅，殲滅其大半。但這並不能緩解紅軍嚴重的生存危機。如徐向前、張國燾早就預見到的那樣，三個方面軍的人馬全都擠進陝甘北貧瘠的死地中，衣食立即成了難題。幾萬紅軍戰士衣食無著，饑寒交迫，洛甫不得不急如星火地連連向莫斯科催款：“你們多延遲一天，則紅軍餓死凍斃者就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你們答應十一月底在滬交款，究竟實行了沒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給了孫夫人？我們派人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飛機到滬取款，決不可使落空，八九萬人靠此吃飯！”

　　軍事上的危局也並未因此小勝而被扭轉。連彭德懷都承認：“胡宗南並不死心，率四個旅為左路向鹽池、定邊前進；王均、毛炳文兩軍為中路，向吳起、志丹（保安）前進；東北軍為右路向華池方向前進。” 此時整個紅軍的主力都集中在蘇區西部，離中央所在地保安直線距離一百多公里。就算西部的紅軍主力能頂住胡宗南的進攻，王均、毛炳文部也輕易即可重演86師兩個營便攻佔瓦窯堡故事，彈指而下空城保安，掃蕩紅軍空虛的“戰略後方”，再與胡宗南部東西夾擊紅軍，則紅軍縱是大羅金仙，也難逃全軍覆沒的命運。偉大領袖的高聚焦隧道眼，把紅軍領入了絕境。

　　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張學良毅然挺身出來挽救革命挽救黨。徐向前披露：
　　“我黨與友軍聯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計劃，因蔣介石親臨西安大力‘剿共’，已瀕臨‘流産’危局。加之，當時陝甘寧邊的數萬紅軍，在敵人重兵封鎖下，缺衣少糧，難以過冬，不得不準備進行新的戰略轉移。部隊開動前，我黨向張學良作了通報。張學良力主紅軍留在現地，‘熬過一、二個月’，等待西北局勢的變化。因此，中央才推遲了‘新計劃’的執行，令李富春、李維漢等緊急籌集一個月的軍糧，並著西路軍停止西進，在永涼地區創立根據地，作爲一支戰略機動力量，待機策應河東。”（新史記》 第4期）

 芦笛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明镜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