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大革命”为何大恐惧（上）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拉开序幕。因为聚合了苏俄的卢布、新党军体制以及工农运动，这场北伐取得了国民党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战果。但在这辉煌的战果之外，质疑与恐惧也同时在人心中弥漫，在梁启超看来，这场“大革命”，简直就是祸国殃民……



梁启超对“大革命”的大恐惧

1926年的“大革命”，是在爱国忧世的青年们集体倒向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开启的。这场“大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部分，前者指的是通过军事北伐推翻北洋军阀政权；后者则是指工、农群众运动。前者大致上处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后者则完全由中共包办。政治革命获得了时人的高度认同；社会革命却收获了知识界最严重的分裂——支持者将其赞美到天花乱坠，批评者将其贬斥得一无是处。

如何看待这种分裂？尤其是如何看待那些批评？那些批评背后有没有坚实的事实作为依据？梁启超1926-1927年间写给子女们的书信里的那些对时局的评论，或许是个极好的视角——1、这些评论系私密性质（家书），能够完全代表作者的真实想法；2、梁氏毕生致力于救亡和开启民智，其立论的动机显然是善意的；3、梁氏在政治信仰上反资本主义而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不至于被解读成“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文人”
。
1926年9月29日：不反对研究系人物辅佐军阀孙传芳

梁启超家书：

“时局变化极剧，百里所处地位极困难，又极重要。他最得力的几个学生都在南边，蒋介石三番四复拉拢他，而孙传芳又卑礼厚币要仗他做握鹅毛扇的人。孙、蒋间所以久不决裂，都是由他斡旋。但蒋军侵入江西，逼人太甚(俄国人逼他如此)，孙为自卫，不得不决裂。我们的熟人如丁在君、张君劢、刘厚生等都在孙幕，参与密勿，他们都主战，百里亦不能独立异，现在他已经和孙同往前敌去了。老师打学生，岂非笑话(非寻常之师弟)。好在唐生智所当的是吴佩孚方面(京汉路上吴已经是问题外的人物)，孙军当面接触的是蒋介石。这几天江西的战争关系真重大。若孙败以后(百里当然跟着毁了)，黄河以南便全是赤俄势力。若孙胜蒋败，以后便看百里手腕如何。百里的计画是要把蒋、唐分开，蒋败后谋孙、唐联和。果能办到此著，便将开一崭新局面。国事大有可为，能成与否不能不付诸气数了。”（1926年9月29日）

笔者注：

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围绕在梁启超周围，以梁为精神领袖的“研究系”人物。“研究系”的前身，是辛亥年后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进步党”；“进步党”的前身，是辛亥年前与革命党分庭抗礼的立宪派。“进步党”搞“开明专制”失败后，放弃党派活动模式，成为松散的“研究系”。很显然，在1926年，“研究系”知识分子仍然寄希望于通过影响当权者，走“政治改良”的道路。梁启超本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和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合作，但并不反对“研究系”人物去辅佐孙传芳。次子梁思永曾致信梁启超质疑此事，梁启超回复道：

“思永问我的朋友何故多站在孙传芳那边？这话很难说。内中关系最重要者，是丁在君、蒋百里二人，他们与孙的关系都在一年以前，当时并没有孙、蒋对抗的局面。孙在北洋军阀中总算比较的好，江浙地方政象亦总算比较的清明，他们与孙合作并不算无理由，既已与人发生关系，到吃紧时候舍之而去，是不作兴的。直到最近两个月，孙倒行逆施，到天津勾结二张，和丁、蒋等意见大相反，他们方能老老实实的和他脱离关系。中间这一段诚然是万分不值(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然在一年前他们的梦想原亦很难怪。(故丁在君刻意欲在上海办一较良的市政，以渐进手段收回租界。)至于我呢？原来不甚赞成他们这类活动(近数月来屡次劝他们自拔)，但我们没有团体的严整组织，朋友们总是自由活动，各行其是，亦没有法子去部勒他们(也从未作此想)，别人看见我们的朋友关系，便认为党派关系，把个人行动认为党派行动，既无从辩白，抑亦不欲辩白。我之代人受过，总是免不了的(亦自甘心)，但因此颇感觉没有团体组织之苦痛，朋友中有能力的人确不少，道德学问和宗旨都是对的，但没有团体的一致行动，不惟不能发挥其势力，而且往往因不一致之故，取消势力，真是可痛。（1927年1月25日）

“研究系”与军阀孙传芳的合作，主要是丁文江的主导，梁启超只是一个不反对的旁观者。丁文江之所以愿意选择军阀，用傅斯年的话来讲是：“他认为改良中国的政治（他的政治大体上是行政）决不能等到所谓时机成熟，有机会不可失机会。他之参加孙传芳团体，是个三人团，陈陶遗、陈仪和他。他们三人想借机试验一回”；但更重要的，则是“研究系”一以贯之的“政治改良”立场——如梁启超所说，“孙在北洋军阀中总算比较的好”，宁愿在一堆烂苹果中选择一只腐烂程度最轻的，也不愿意抛弃苹果去选择别种水果，这是“研究系”一贯的政治立场。


1927年1月2日：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正当工人全部失业

梁启超家书：

“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拚耳。”（1927年1月2日）

笔者注：

信中所谈及的两个问题：1、“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2、“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是梁启超谴责中共包办下的“社会革命”，也就是工、农运动的主要理由。这两个问题是否属实？ 长期致力于工人运动，1927年前后战斗在“大革命”工运战场第一线的刘少奇，在1937年2月26日，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对十年前的那场稚嫩的“大革命”中稚嫩的工人运动做了深刻的反思。刘少奇说：

“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倘若你们看看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倘若某某同志咒骂苏区国营企业的工人‘要求过了’、‘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要告诉你：这还算不了什么！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这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工会是第一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他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你总听说过吧？……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共产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示，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刘少奇的反思，证明梁启超信中所谈及的“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确属事实。至于“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1927年6月，武汉失业工人救济局有过一份统计，称当时武汉有失业工人14万人；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报告中，外交部长陈友仁则有另一个数据：“失业的将近二十万人。”汪精卫所估计的数据，则是“失业的工人现共有三十万之多。”

何以一场以维护工人利益为宗旨的“工人运动”，最终带来的却是大量的工人失业？刘少奇的反思里其实提供了答案——“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其实情况比刘少奇所描述的还要糟糕，据郑超麟回忆：工人们不但以武装化的纠察队封闭商铺厂店，强迫店主厂主接受自己的要求，而且“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向雇主算账，不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几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这样激进的结果，自然只能是雇主关闭商铺厂店逃亡。张国焘还记载了运动的一种恶性循环——随着工厂的纷纷倒闭和雇主的纷纷逃亡，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成了：“工人们一方面要工厂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企业更难经营”——失业时间越长，工人生计越艰难，“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就提得越高，企业就越不敢重新开张……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在调查武汉纺织业迅速衰落的原因里谈到：工会势力过于庞大，工人纷纷怠工，无病也要求带薪休假，管理者则“简直不敢说”，以至于“商人纷纷歇业，以避工人之锋”。

社会普遍的不满，也反馈到了主持“工人运动”的共产党那里。据刘少奇给张闻天的书信里说：

“在起初，人们都期求共产党设办法，就是政府都并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产党在当时责无旁贷答应政府这些事，但共产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作到。这就使人们都上了另外的路途。反革命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共产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取强迫办法（与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了工人的反感，大大的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于工会与党，另一方面国民党人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这也正应了梁启超所说的那一句：“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


1927年1月25日：只有“国家主义青年团”有希望救中国

梁启超家书：

“思永来信所讲的政治谭，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有点如此，何况你们青年呢？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曰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了。”（1月18日）

“……万恶的军阀，离末日不远了，不复成多大的问题；而党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也是看得见的。其最大致命伤，在不能脱离鲍罗庭、加伦的羁绊——蒋介石及其他一二重要军人屡思反抗俄国势力，每发动一次辄失败一次，结果还是屈服。——国民党早已成过去名辞，党军所至之地，即是共产党地盘，所有地痞流氓一入党即为最高主权者，尽量的鱼肉良善之平民。现在两湖之中等阶级（中国本无资产阶级），已绝对的不能生存，全国生产力不久便须涸竭到底，前途真不堪设想。若我们稳健派不拿起积极精神往前干，非惟对不起国家，抑亦自己更无立足地了。

“我看现在国内各党派中惟有“国家主义青年团”一派最有希望，近来我颇和他们为交谊的接洽。但其中主张亦不一致，内中有一派主张意大利莫索里尼式者，结果还是一党专制，还是剥夺人的自由，我们绝对的不能赞成。但这一派人最有朝气，最能奋斗，将来希望他们能稍折衷以归于中庸，才有合作余地。留美学生中，此团体发达状况何如(听说从前是不甚多)，你们不特随时留意，恐怕将来要救中国，还是要看这一派的发展运用如何。”（1月25日。编辑注：此信分两次写成）

笔者注：

梁启超在信里提出了第三个他反对“大革命”中的工人运动的理由：“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在工人运动中呼风唤雨，真正的工人则流离失所。工运的领导者在主观上是否有利用地痞流氓来打开局面的想法，笔者目前尚未见到相关资料，更多的材料则证明，帮会势力一直是中共在组织工人运动时的严重阻力和重要敌人，原因很简单——中共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专政基础的政党，其势必要在工人当中积极发展工会，而工会势必与已经广泛存在于工人中的帮会势力发生利益冲突，二者极难互容。但在梁启超的语境，似乎是把一切破坏“中等阶级”生存的工运参与者，都视之为地痞流氓了——梁氏很早以前就说过：“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所以，梁氏虽然赞成国民党的“政治革命”（北伐推翻军阀政权）——“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却反对共产党包办的“社会革命”（工农运动），在他看来，这样的社会革命，会激发“下等社会”民众血液里的“黄巾闯献之遗传性”，最后变成地痞流氓当道的“革命”。

梁氏接受“政治革命”，但坚决排斥“社会革命”，他希望中国能够走一条“社会改良”的道路。而要走通这条“社会改良”之路的关键，是一个“中等社会”的存在。在梁氏看来，：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强盛，靠的是富人而非贫民，在经济发展方面尤其如此。梁氏为自己的“富人”概念作了一个定义：排除了那些“剥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为己肥，乃窖之而藏之”的剥削者之后，所余存的“中等社会”，颇类似于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梁氏主张先在中国造就一个“中等社会”，然后再由这部分人去发动社会改良。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梁氏在目睹“中等社会”遭遇大破坏之后，对“大革命”的强烈抵制的态度了。

被梁氏寄予希望的“国家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党的前身。该党与中共渊源极深，都是从少年中国学会分化出来的。青年党后来成为国、共之外的民国第三大政党，党魁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信奉“国家主义”，长期在政见上与中共分庭抗礼——青年党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中共推崇“工人无祖国”；青年党主张全民的民主政治，中共信奉世界革命和阶级专政。（详见《转型中国1923·民国第三大政党》）

腾讯历史，原标题为“1926年年度事件：北伐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