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梁效、罗思鼎写作组（中）

“梁效”在江青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

　　“文化大革命”也造就了不少“时世英雄”，迟群、谢静宜便是其中两人。

　　在“文革”前，迟群只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名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也只是这个部队中的一个机要工作人员。当“文革”风暴骤起时，全国红卫兵小将、造反派们纷纷揭竿而起，批斗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随着形势的发展，全国的局势变得非常混乱。1968年夏，许多大、中学校和单位混乱形势严重，于是，中央不得不做出派工宣队、军宣队的决定。不久，八三四一部队进驻清华、北大，成立军宣队，维持学校的秩序。正是从这时候起，迟群和谢静宜两人开始崭露头角，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并成为她的亲信。

　　迟、谢二人之所以很快得到江青的欢心，一是因为他们既是军人又身处在大学要地；二是因为他们两人的性格有优势，执行命令坚决果断，不得胜利决不罢休；三是对江青百依百顺，甚至逆来顺受。他们打倒老的清华大学领导后，由迟群担任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谢静宜担任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直至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委员。

　　迟、谢二人的“辉煌成就”，就是在“批林批孔”中大搞影射史学和“批邓”运动中的具体表现，他们手下的一支重要力量就是人们熟知的“梁效”。

　　“梁效”的前身是1973年10月拼凑起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由当时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1974年3月，人员调整后，改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它是江青直接控制、指挥的写作班子，设在北京大学朗润园湖畔的一座幽雅的小楼里。前后有数十人参加，多时保持在30人左右。这些“秀才们”根据钓鱼台的指令，炮制了200多篇文章，其中有30余篇“重点文章”，成了当时的“学习文件”。他们的文章，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文章的来头，反对他们的文章也会被视为“反动行为”而遭遇打击。江青曾得意洋洋地对迟、谢二人说：“你们都是我的排炮。”而他们自己也以此为荣。江青把“梁效”叫作“我的班子”，而迟群也曾表示：“班子要对我负责，我对江青负责。”写作班子里的成员也声称，他们是在江青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虽然“文革”写作组已经成为历史，但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多数成员不愿重提旧事。但作为当年“梁效”写作组成员的周一良先生却不避讳忌，在多年之后写出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中详细地描写了他在这个组织中的情况，作了反思。周一良在书中介绍说：

　　“梁效”设立支部书记1人，由迟群、谢静宜手下的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名干部担任；副书记2人，北大、清华各出1名。三十几名成员中，两校之外，还有少数人民大学的教师。成员除老教授晚间回家外，都集中住宿，每天三段时间都须到班。“梁效”纪律森严，不得随便请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内容。集中驻地在北大朗润园的北招待所，门禁森严。给外人以神秘之感。“梁效”主要任务是写作，由中青年同志担任，为“四人帮”制造反动舆论。写作意图由迟、谢两人下达，或由《红旗》、《人民日报》等报刊的编辑口头传达，有时甚至写成书面提纲交给各写作小组。几个写作组之外，有个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有几名老教授在内。江青听毛主席谈话，遇到她不知的人物或不懂的典故，立即通过迟、谢两人命令这个组查阅报告，起了供顾问咨询的作用。“梁效”还要求老教授对于写作组的文章在文献典故方面发挥所谓“把关”的用处……

　　1973年9月4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署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这是这个写作班子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以后他们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多数署名“梁效”，有时也用“柏青”、“高路”等笔名，间或还有什么“秦怀文”、“安杰”、“景华”、“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等笔名的出现。

　　“梁效”最辉煌的“成就”是“批林批孔”，大搞影射史学

　　为了给“批林批孔”运动制造声势，1973年9月8日，迟群按江青的指使，背着中央，召开“全国教育系统批孔座谈会”，率先打出“批孔”旗帜。他在会上说：这是部署性的会，不但教育战线要批孔，其他战线也要批，中央现在还没有班子，你们的材料可给我们。

　　与此同时，迟群、谢静宜积极搜罗“批林批孔”材料。他们在江青的指使下，到林彪居所毛家湾去搜查，寻找林彪与孔孟、儒家之间的所谓联系。终于由“梁效”的秀才们编出《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送给江青看。迟、谢二人在后来的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谈到了有关编写这个材料的情况：

　　迟群：这个材料是在我们主席、江青同志直接关怀下编写的，是在江青同志直接地、具体地指导下编写的。

　　谢静宜：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他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同志看了以后，立即找我们去了，就是说，给我们提了意见了，感到东西不多。江青同志批示：东西不多，有些不够准确，还有一些个别的是牛头不对马嘴。

　　迟群：当时讲到了，抓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是当前的一个大方向。

　　谢静宜：当时我们提议，想成立一个班子，专门下点工夫好好地搞一下。江青同志同意我们这个意见，而且指示我们要老、中、青三结合，还提议我们要到毛家湾去，找资料。所以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他们那个大瓷缸子里头的东西，条幅、横幅，我们反正到那里翻箱倒柜呀，东西很多，材料这样就丰富了。后来，就编了一本，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细，连封皮、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迟群：还有些问题要不要联系实际呢？有的人成天在那儿讲“批林批孔”怎样联系实际啊，其实有的实际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就在他脑子里。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拍的一个纪录片，叫作《中国》……我们有些个很好的建筑，一些个场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专门突然地给你出来一个镜头。其中有一个女同志和他们拉了一个车子，在那个胡同里头，他专门给你放大成一个特写镜头，把你搞成这个形象。所以像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吗？

　　…………

　　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共产党员，他来华拍片是周恩来总理批准的，他拍的《中国》并无错误。而这天正是周恩来在主持会议，江青一伙的用心可见一斑。出席会议的江青也不时插话，好不得意。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把江青捧上了天。而江青更是趾高气扬，将到会的“尊孔”的郭沫若叫起来，站着，当着近两万人指责郭沫若“‘十批’不是好文章”(作者注：“十批”指郭沫若的旧作《十批判书》，当时社会上盛传毛泽东有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诗中有一句便是“‘十批’不是好文章”)，羞辱这位文坛老人。郭沫若后来对夫人于立群说：“他们是针对总理的。”对这次动员大会，江青甚为得意，掩饰不住地哈哈大笑：“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办法了！”

　　除了布置“梁效”等写文章“批林批孔”外，他们还嫌秀才们的分量不够，特别是不能从“堡垒内部打出来”。于是仍以郭沫若为对象，拉拢他们，企图从另一侧面攻击周恩来。那次大会以后，张春桥专门来到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的住宅，逼迫他写文章，要他承认他在抗战期间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叫他在文章中“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郭沫若执意不从，说：“我当时骂秦始皇，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

　　过一段时间，江青也亲自找上门来，纠缠折磨郭沫若。她同样是逼郭沫若写“批宰相”的文章，还以批判安东尼奥尼摄制的纪录片《中国》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郭沫若当时不断咳嗽，很少和她说话，她却东拉西扯纠缠了3个小时才走。当晚，郭沫若就开始发烧，到医院诊断为肺炎，好在抢救及时，没什么大碍。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效”是“批现代大儒”、“批宰相”的急先锋和主将。他们炮制的文章有：《林彪与孔孟之道》、《孔丘其人》、《赵高篡权与秦王朝的灭亡》、《读〈盐铁论〉》、《“克己复礼”再批判》、《再论孔丘其人》等等。这都是多有所指和别有用心的政治文章。

　　1974年2月20日，迟、谢指使“梁效”用不同的笔名，在《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8篇“批林批孔”的文章，继续围攻周恩来。2月26日，迟群和谢静宜向“梁效”写作班子布置传达了江青给出的3个题目，其中之一是《孔丘其人》。迟群传达了江青对这篇文章的具体要求：要突出两点，一是孔丘稍一得势就杀人，杀少正卯；二是孔丘到处碰壁，还要写上“孔丘压迫妇女”。迟群说，文章要“写得生动、深刻，不要太长”，“要在5000字之内”，在“3月8日以前完成”。不久，稿子写完送给迟、谢，他们一看，说：“还差得远呢！”迟群点着秀才们的脑门说：“文章要写得更深刻，更生动活泼，要把孔丘写得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要写得好，3月8日以后写成也行。”3月8日到了，迟群再次向他们布置：“要集中揭露这个人，但又不要孤立批孔丘，要和我党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历代反动派、党内机会主义头子要抬出来……要在孔丘的家世上做文章，把孔丘的祖父、父亲的姓名写出来，注上音，以说明孔丘代表的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不适应历史潮流的需要。”“梁效”按照迟群的意见又写了一稿，但江青仍不满意。她拿眼瞪着迟群说：“《孔丘其人》你们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写不出来我另找别人。”迟群只得把稿子拿回去赶紧修改。

　　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江青点题授意并经过她与姚文元审定的《孔丘其人》。写作组炮制的这篇文章，通篇并不着墨批林彪，而是别有用心地说：“孔丘出身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急剧地衰落下来。”“孔老二这个家伙却是‘述而不作’，根本写不出什么东西。”“在他71岁、重病在床的时期……”甚至把鲁国当时根本没有的“宰相”头衔硬加在孔丘头上。文章特别突出了江青交代的“针对性”、“现实感”。这次江青面有喜色，连声夸奖：“写得生龙活虎。”

　　迟群听后，很是得意，继续表白道：“有人问我，《孔丘其人》中的孔丘指谁？我说，你看着像谁就指谁！”谁都知道，当时周恩来差不多这个年龄，而且积劳成疾，身患绝症。“梁效”的文章正是影射周恩来。

　　与《孔丘其人》同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署名“罗思鼎”的《评〈吕氏春秋〉》，是另一篇以吕不韦这个“宰相儒”攻击周恩来的文章。姚文元在布置“罗思鼎”写这篇文章时，特别指出“这是一篇政治文章”，重点是批“折衷主义”。1974年2月4日，姚文元又就这篇文章的写作提出：“批判《吕氏春秋》文望认真抓紧改出。要有揭露批判其折衷主义贩卖孔孟之道搞复辟、搞阴谋、搞分裂的内容。”3月5日，姚文元在催促这篇文章快些脱稿时，又强调：“不写为学术性的。”定稿前，姚文元对文章亲自作了修改，最后经张春桥“审阅”定稿。

　　这年的9月8日，迟群召集“梁效”成员，作了一番“影射史学”的纲领性讲话。他说，今天主要是讲古为今用的问题，即“研究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到底在哪里”？“现实意义，有一条比较清楚，古今一致的东西”。“现实意义”还有一条，就是“解决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感兴趣的是第一条，紧扣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然，研究它干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不要以为在结论上有了定论就可以了，有些问题结论很简单，主席说‘古为今用’四个大字就解决了，但具体的要有历史方针。不是不清楚，大家面前对着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但往里一深入，就遇到一些问题。这不是不可解决的，就和其他领域里的观点一样，如30年代的肺结核和现在的癌症一样。”

　　迟群还在这次讲话中宣布了写作班子的纪律：“要保密，过去已经发生了几起，轻了，既往不咎。在这个班子，更要注意这一点，因为我们是中央抓的班子，不准无组织纪律。”

　　“梁效”等写作组编写了大量的影射史学的文章，江青则怀揣着个人目的，四处“送材料”，真有点自产自销、兜售独家秘方的味道。在上海滩混迹于舞台的江青，一夜间成了无文不通、无史不晓的历史学家，的确让人吃惊。但是当你知道了她背后有庞大的写作组为她提供材料时，你就不会奇怪了。（未完待续）

作者：尹家民，来源：《党史博览》200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