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梁效、罗思鼎写作组（下）

“罗思鼎”的头头都认为他们所干的事，说出去要杀头

　　与“梁效”相呼应，“罗思鼎”也开始大量发表文章。1974年9月15日，上海市委写作组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他们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尊儒反法》一文。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这个写作组除了常用的“罗思鼎”笔名外，还用过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史锋、史尚辉、曹凌益、戚承楼、勒戈等。他们在《红旗》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左”倾文章，还进行了大量的反动活动。写作组的头头说：“我们所干的事，现在说出去，现在杀头；将来说出去，将来杀头。每一期《学习与批判》就是一块我们的墓砖。”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方向问题上，周恩来根据实际情况曾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根据周恩来几次讲话的精神，《人民日报》在1972年10月发表了一整版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受到厌恶“文化大革命”的群众的欢迎。当时，在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立即授意《文汇报》搞了期《内参》上送，说《人民日报》发表批极“左”的文章是错误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11月，外交部和中联部提出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其中提出要以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为会议的中心内容。这个正确意见，得到周恩来的批示同意，但引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攻击反对。张春桥说：“批林彪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江青说：“我个人认为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还要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对批林性质的认识分歧很大，最后由毛泽东裁决。毛泽东从他晚年的“左”倾错误理论出发，对这个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在1972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肯定林彪反革命集团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给江青一伙壮了胆。根据这次谈话的精神，写作组立即炮制“新年献词”，在1973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刊登，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从此以后，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批林彪的极“左”。江青一伙乘机大批所谓“右倾回潮”，把“批林整风”运动引向他们心中的目标。联系这个背景，毛泽东对周恩来有些不满，提出注意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提出“批孔”问题，就不难理解了。而江青一伙正是利用这一点，认为时机已到，便组织“梁效”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作为批判林彪、影射周恩来的弹药。

　　这一年，周恩来始终在困难地支撑着。活跃的“梁效”、“罗思鼎”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布置下写了许多文章，控制着运动的方向。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元旦献词》。社论说：“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说明这场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我们一定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我们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批判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社论明确提出继续批判“尊孔反法”，批判“修正主义”。

　　1974年1月12日，江青、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向全国转发“梁效”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中共中央于1月18日将《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1974年1号文件下发。于是，“批林批孔”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他们的意图也一步一步地显露出来。

　　现在看得很清楚，“四人帮”一伙攻击周恩来，是为了继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由江青组阁、张春桥当总理。所以“梁效”、“罗思鼎”的文章开始朝着这个目标靠拢。8月1日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罗思鼎”的文章《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借用刘邦美化吕后，说“刘邦、吕后刚毅地消灭了韩信、彭越等人的叛乱，保卫了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只是由于毛泽东讲了“四人帮”问题，他们才把原稿中肉麻吹捧吕后的露骨言辞忍痛删去。在炮制此文的同时，“罗思鼎”还奉命赶写《论吕后》专文，并按照江青的口径，写作时遵照三点要求：“吕后是了解刘邦最深的，追随刘邦最紧，与刘邦生活时间最长，刘邦所建立的功绩与吕后是分不开的”；“吕后是刘邦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刘邦法家路线的忠实继承者”；“吕后是按照刘邦生前的法家路线办事的，除吕后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完成刘邦的未竟之业”。实际就是让读者把文中的“吕后”在脑中转化成江青。由于写得太露骨，文章未被发表。

　　上海写吕后，北京则侧重写武则天。8月20日的《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登载了“梁效”写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说武则天当皇帝，上表拥戴的就有6万多人。文章的结论是：“她终究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人物，称之为：法家女皇武则天，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为了给“四人帮”组阁制造舆论，“梁效”借古讽今，编造历史总结出“要有法家集团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所谓历史经验，为了江青当女皇，大肆吹捧武则天是“法家女皇”。甚至连江青带头穿“开襟领连衫裙”，“梁效”都将其与武则天扯在一起，说“武则天是新式衣装巾袍的积极拥护者”。

　　江青把吕后、武则天尽量朝自己身上拉，以满足她要作女皇的私欲。但她也非常清楚，周恩来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于是又利用“风庆轮事件”，批判“洋奴哲学”、“崇洋卖国”。“罗思鼎”根据姚文元定的调子，在《学习与批判》第3期上，抛出了署名“景池”的文章——《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紧接着，上海《朝霞》杂志(笔者注：1974年1月在上海创办的文学月刊《朝霞》，登载诗、小说、散文和评论，是“文革”中集中、鲜明地表达激进派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的文学刊物)也加入了攻击周恩来的多重唱，他们刊载“罗思鼎”以史经名义发表的《李鸿章出洋》，伪造了一个李鸿章买洋船洋舰的情节，影射周恩来的适当向外国买船的主张是“崇洋媚外”。5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的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更是露骨地以孔老二重病在床，影射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把孔老二“张开胳膊”改为“端起胳膊”，对周恩来进行人身攻击。6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上，大讲所谓“儒法斗争史”，要求写文章批“现代的儒”。江青说：“现在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难道我们现在没有儒了吗？没有，为什么反孔老二？现在没有儒？有很大的儒。”第二天，江青又对“梁效”、“唐晓文”的成员再次重复说：“现在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没有，为什么反孔老二？”她的亲信怕大家还是联系不上周恩来，在一旁提醒说：“注意这个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指林彪、陈伯达……”

邓小平成为他们攻击的又一个目标

　　1975年，随着“四人帮”活动的猖獗，全国的经济生活、社会秩序越来越混乱。从1月起，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各方面问题的一系列会议，着手进行整顿。邓小平的复出，使“四人帮”组阁的计划又出现了新的障碍。于是，江青等人就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邓小平。

　　从1975年9月开始，迟群、谢静宜按照张春桥、姚文元的意图，亲自点题，提供材料，交代要点，指挥“梁效”写作班子，炮制了许多旨在煽动打倒邓小平的诬陷文章。11月，清华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吴炜煜写了一篇名为《论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迟群看到后，立即找到吴炜煜说：“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当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

　　在他的指使下，吴炜煜一口气写了10篇批判文章，有的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文章诬陷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还乡团’、‘复辟派’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纷纷出动，向无产阶级及其革命事业猖狂进攻”。并说：“我们要把眼睛盯住走资派，不停顿地向走资派进攻，同他们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迟群、谢静宜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和其他几位同志，先后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信中报告了迟群和谢静宜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严重问题，揭露他们在清华园狼狈为奸、大搞法西斯统治的罪行。由于信是请邓小平转交的，毛泽东产生不满，他认为邓小平偏袒了刘冰等。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4人信件的批示。以传达这个批示为起点，逐渐开始了主要是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12月1日，迟、谢布置“梁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这是第一篇有影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

　　受到保护后迟、谢二人从此更加卖力地诬陷邓小平。1976年1月到4月，迟、谢按照张春桥的指使，让写作班子编造了“邓小平言论摘录”。按江青的意见，编造了《邓小平言论与马列毛主席教导对照》、《邓小平言论与孔孟之道对照》、《邓小平与机会主义路线头子言论对照》等一大批诬陷材料。

　　6月，迟、谢又按照张春桥、姚文元的旨意，把从国务院非法搞来的邓小平起草的两个文件和一篇文稿，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几个问题》、《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诬蔑为“三株大毒草”。他们在文章前加了前言、按语，又让写作班子写文章，编成“三本册子”，有选择地大量印刷，向全国发送，据统计，“三本小册子”印了8000万册。

　　1976年2月，迟群同刘庆棠、毛远新、徐景贤等人，共同策划拍摄了反动影片《反击》。他亲自指挥清华、北大一些人组成剧本创作组，要求他们，“作品点上面的人物……使人一看就知道是邓小平”，“人物处理可以由下面来体现，根子追上去，直到邓小平”。迟群在审查剧本时，故意把剧中领导干部的职务改为省委第一书记，影射邓小平，并借剧中人之口大骂各级党政军领导是“还乡团”。电影拍完后，张春桥提出“要选一个适当时机再拿出来”。

　　1976年9月9日，当毛泽东刚刚去世时，迟群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仍保持着他那火药味十足的腔调：“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大家要坚定、镇静，化悲痛为力量，特别是警惕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警惕还在走的走资派的破坏和捣乱。要求民兵树立高度的战备观念，一旦有了什么情况，能够做到要多少人就出多少人，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我们要把情况想得复杂一些，斗争想得激烈一些，千万不要书生气十足。”直到10月7日，“梁效”的长文《〈论总纲〉和克己复礼》仍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并配上了通栏标题：《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论总纲〉》。

被历史定罪的“文革”写作组

　　与此同时，上海昔日的笔杆子们也开始盯着枪杆子了，他们也在行动。已经成为上海市革委会常委的“罗思鼎”负责人朱永嘉，在1976年10月8日晚上参加完密谋武装叛乱的会议后，先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和广播电台打招呼，要他们不发中央消息，只发上海的消息。回到写作组住处，他向秀才们交代：“可能出事了。”他要后来的市革委会写作组负责人王知常准备有关语录和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有时间再讨论《告全国人民书》。

　　10月12日晚上8点半，朱永嘉等4个市革委会常委召集了总工会和写作班子成员，在康平路开会，继续策划武装叛乱。会议气氛紧张，在吵吵嚷嚷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卷起袖子，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13日6点钟之前大干的方案，口号是4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朱永嘉还写了一张“民气可用，决一死战”的条子，在会场上传阅。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再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王洪文的秘书肖木急促地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破坏电网，把上海搞瘫痪。朱永嘉又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指被抓起来的“四人帮”及其爪牙)。如果被镇压了，失败了，那就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干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最后他和王知常提出：“民兵，你们工人干部去搞；报社、电台我们搞。我们和肖木一起起草宣言，天亮6时前派民兵占领电台，向全世界广播我们的宣言。要干就大干！现在不干，将来会在历史上留下惭愧！”

　　然而随着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的运筹，朱永嘉等写作班的“大秀才”们的最后一梦也破灭了，他们留在历史上的不是“惭愧”而是骂名。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梁效”等写作组中也吸收了一些在学术上确有造诣的老学者老教授。著名哲学家、北大教授冯友兰便是其中之一。他在“批林批孔”之初，也写了两篇批判孔子的文章，并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由于毛泽东对这两篇文章的赞同，它们先后在《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上用同一个编者按语发表了。后来毛泽东在圈阅过一份有关“批林批孔”的文件后，针对所列孔子言论和注解，在文件旁批道：我看可将冯友兰、魏建功吸收到两校大批判组当顾问，史料和文字可以请教他们。毛泽东很清楚，目前大批判组的这帮年轻秀才，写写口诛笔伐的现实文章还可以，但对历史实在是知之甚少，只有请那些老学者帮忙，也算是“革命的大联合”或曰“三结合”罢。

　　冯友兰从此成了迟群、谢静宜重视的专家学者。

　　对于自己成为“梁效”顾问的过程，冯友兰曾谈道：“这年(编者：指1973年)秋天，有一天，校党委政工组叫我去清华开会，会议由迟群、谢静宜主持，说是要组织力量批林批孔，成立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谢静宜拿了一本赵纪彬的《孔子诛少正卯考》给我，说：‘江青要你看看。不久还要找你谈谈。’后来并没有找我谈，当时宋柏年(北大党委政工组干部)对我说：‘你不必天天到，当个顾问吧。’我当时的理解是，我只是挂个名，不一定有实际工作。因为宋柏年在此以前曾到我家里，问我一些成语、典故的意义和出处，叫我帮他查书，大概还是要我帮着做这一类的事。”

　　对于自己在“梁效”中的作用，冯友兰曾说：“他们有事才来叫我，所以并不经常去。我去参加过一些批林稿子的讨论，查过一些成语、典故的出处。例如‘天马行空’最初见于何书，少正卯的‘少正’二字是官名还是姓氏，‘忠孝节义’四字连用最早见于何书等等。有时也推敲一些古书，例如《易·系辞》的‘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意义。”除了这些事，冯友兰还参加过“梁效”的一些会议和活动。就这些事而论，冯友兰在“梁效”中并没有起多么大的作用，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文献咨询员而已。虽然“文革”刚结束时人们对于冯友兰等“梁效”顾问有过各种非议，但后来证明符合事实的并不多。他们不可能在大批判组中起多大的作用，对于“四人帮”的活动他们也不可能了解多少底细，更不用说参加党内的政治斗争。

　　1984年，冯友兰教授在回顾了“我在‘文革’中所走的弯路”这段历史，本着“修辞立其诚”的做人准则说：“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藏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照上面所说的，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冯友兰的这番话，是当年许多知识分子共有的心声。应该说，除了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之外，在那个特殊年代，相当数量的正直的人们为了避免一时的精神或皮肉之苦，而违心地说了一些错话写了一些文章，甚至参加了这样那样的写作组，他们与那些主谋者不能一概而论。

　　主谋者们没有逃脱掉历史的惩罚。

　　1976年10月10日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按迟群给“梁效”定的“铁的纪律”，笔杆子们不能随便外出，傍晚都要回到朗润园湖边的楼里。和往常一样，看过书报之后，他们陆续上床睡觉。可是刚过半夜12点，楼前突然响起了摩托车声。还没等他们清醒，一队解放军战士已经神速地包围了这座灰楼。被动静惊醒的“梁效”的笔杆子们，一坐起来，就有人来通知他们到一楼的会客室集中。因为当时的写作已经成了政治任务，半夜被叫醒是常有的事。甚至还有人仍在做着美梦：“说不定是首长来接见！”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的重大事件。会客室里，一位陌生的北京卫戍区的军官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梁效’的材料封存上交。现在大家就收拾一下自己的用具，回家去，明天到校党委集中学习。但主要负责人不能走……”在10月6日晚上，北京卫戍区已经在市委大楼逮捕了迟群、谢静宜。

　　至此，“梁效”们没有笑到最后，“罗思鼎”也没有顶住历史的车轮，等待他们的是历史的审判。虽然他们的任务还是“写”，不过不是再写什么“锦绣文章”，而是写交代材料了。

　　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四人帮”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王秀珍和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等进行公开审理，做出判决。徐景贤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朱永嘉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判处迟群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在此之前，谢静宜已被免去党内外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