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梁效、罗思鼎写作组（上）

“文革”写作组：发动“文革”的鼓手与号角

　　以写作组名义发表文章在“文革”期间非常盛行，“梁效”、“罗思鼎”、“石一歌”等笔名在当时家喻户晓，以它们名义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在社会上引起波澜。但写作组的出现并非始于“文革”。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1958年，随着我国经济上“大跃进”的开始，文艺的“大跃进”也被提出。在当时“一切都为政治服务、文艺为中心工作服务”口号的号召下，运动中明确提出“集体创作”与“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所谓“三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一时期，集体创作的运用，在多种文体如报告文学、剧本、史传文学、回忆录的写作与学术论著、工厂史、公社史、部队史等的编写上较为普遍和有效。形式上，或发动集体力量群策群力，或进行少数人自由结合的小规模的集体创作，既可以共同构思，共同执笔；也可以共同构思，一人执笔；或是群众口述，文艺工作者执笔。作品经过多人的修改润饰与意见的补充，政治上往往可靠稳妥，也有一定的“文学性”。

　　另外，60年代，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争和分歧，中共中央起草和发表“反修”文章，特别是“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发表，让人们对集体写作班子的力量开始刮目相看。但这些写作班子多为中央领导机构临时筹集的，并没有固定的人员。

　　到了“文化大革命”就不一样了，这些写作组，成了发动“文革”的鼓手与号角。在“文革”中，有时即使个人署名的文章，也可能是集体的产物，能在重要的刊物上占据位置。比如“文革”初始“姚文元”的重头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实际上是由江青、张春桥等人操纵的“写作组”组织写作、以姚文元个人名义发表的。这样做，是为了使文章看上去“操作”的痕迹少一些。可以说，“文革”就是从毛泽东通过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写文章批判吴晗开始的。一些知名的写作组以后几乎成了常设机构，他们经常或偶尔采用的笔名不断地见于报端。熟悉当时情景的人都知道，遇有重大事件，必有写作组“指导性”的文章出现，写作组成了中央文革小组及相应组织的代言人。直到“文革”后期，所谓“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仍是通过写作组写文章，引导批判指向，传达“最高指示”。

　　写作组的文章，通常以化名出现，取其谐音的居多。比如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组化名“梁效”；中央党校写作组化名“唐晓文”；上海市委写作组化名“罗思鼎”(镙丝钉谐音)；其中的文艺组又化名“石一歌”，指的是专写鲁迅作品评论的“十一个人”；“方岩梁”取自毛泽东诗词“风物长宜放眼量”后三字；“丁学雷”是上海丁香花园的“学雷锋”小组。也有一些不取谐音而取某种含义的，比如文化部写作组化名“初澜”或“江天”，与江青有关：“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乃“出蓝”之谐音；“江天”之意一望而知。北京市委写作组化名“洪广思”。除了基本的、常用的笔名之外，还有许多一次性出现的笔名，别看他们的名字只在报端一闪，其作用却如晴天惊雷一般，非同小可。比如“初澜”的一篇批判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将“桃峰”与王光美下乡蹲点的“桃园经验”联系在一起，给这出戏扣上了“为刘少奇鸣冤叫屈”的大帽子，使大批干部挨了整，下了台，有的还被关起来隔离审查。

“丁学雷”、“罗思鼎”反戈一击，投靠张、姚

　　与许多省市一样，上海市委写作班在“反右斗争”前已经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才有了笔名“丁学雷”、“罗思鼎”。“罗思鼎”取意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革命镙丝钉。“文革”中发迹的徐景贤就是“丁学雷”写作组负责人。他原是中共华东局的一名宣传干事，因为写过一部人物传记《穆汉祥》(穆汉祥，交通大学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和一些杂文而被张春桥看中，被调入了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后成为写作班的支部书记。他积极响应柯庆施提出的“写十三年”的号召，参加话剧《年青的一代》的修改，也成了作者之一。随着话剧被搬上银幕，徐景贤的名声大振。“文化大革命”前夕，柯庆施死后，曹荻秋担任上海市市长，市委写作组一直延续下来，仍是市委的工作班子。就在姚文元抛出评《海瑞罢官》的大块文章，上海市委陷入被动、被喊着“打倒”时，徐景贤还在为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起草检讨书。

　　眼见陈、曹成了“被砸烂的旧世界”，善于见风转舵的徐景贤开始向张、姚的大船靠拢了。

　　经济文化发达的上海，对政治具有闻风而动的传统，“文革”的形势在这里迅猛发展。1966年11月25日，“罗思鼎”的头头——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负责人朱永嘉被复旦大学红卫兵揪回学校批斗，要他交代在市委写作班里都接受过陈、曹的什么“黑指示”，替他们写过什么“黑文章”，不交代就要“砸烂狗头”等等。情急之下的徐景贤在11月28日清晨拨通了北京“中央文革”的电话，向张春桥、姚文元报告情况，请求援救。张、姚早有计策：要“丁学雷”、“罗思鼎”赶快脱离旧市委的“贼船”，“奔向光明的彼岸”。

　　刚从上海返回北京的张春桥怕泄漏风声，特地把电话打到上海的家里，把意见告诉妻子文静，再由文静转告徐景贤。姚文元则直接跟徐景贤通电话，要他转告复旦大学的红卫兵：“朱永嘉同志在批判《海瑞罢官》中，做了许多工作，是姚文元同志的助手。你们马上释放朱永嘉同志……”朱永嘉由此获得“解放”。

　　此后，姚文元多次给徐景贤打电话，催促他“起义”、“反戈一击”。姚文元话已经讲得很明白：“在打倒上海市委之后，写作班子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工作班子？”

　　徐景贤心领神会：就是说上海市委很快就要“改朝换代”了。在权衡利弊之后，他紧急召集写作班子的全体成员，传达了姚文元在电话中透露的重要信息，提醒大家何去何从，赶快决定。那是一个“造反有理”、“造反光荣”的时代，“秀才们”没有多想，都希望及早转舵，跟上形势。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开到深夜，没有人犯困。市委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郭仁杰激动万分，说出了一段“名言”：“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现在到了决定我们写作班命运的时候了，现在正需要从市委内部杀出来的——那就是我们！”开头那两句话后来成了上海广为流传的革命口号。

　　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动向被发行量极大的上海市委内部刊物——《支部生活》的造反派头头王承龙获知，他遂与写作班建立“联合阵线”，一起举起造反大旗，成立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并写出大字报，其中除了当时流行的口号，主要内容是：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上海在大乱，这样革命的大乱好得很！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反到底！

　　上海市委中的老爷们，我们这个反是造定了。你们把那些惯用的什么打击迫害、造谣中伤、欺骗拉拢、分化瓦解等等卑劣手段，统统使出来吧。我们有毛主席撑腰，有革命造反派小将支持，什么都不怕。我们上了梁山，就绝不再回头。而你们除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外，休想捞到半根稻草！

　　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笔者注：时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很快被“打倒”)！砸烂常溪萍(笔者注：时任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文革”前曾被派往北大担任该校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后被迫害致死)！

　　1966年12月18日

　　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张春桥很满意，让姚文元打电话表示支持，并说：“口号提得很好，四个人分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

　　就这样，上海市委写作班集体加入了造反派的行列，成为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重要舆论工具。徐景贤也就成了排在张、姚之后的上海“徐老三”。

　　“罗思鼎”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作的过程中，曾请他帮助查阅过明史资料，朱由此发迹，后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复旦大学革委会主任。

　　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北京决定发动上海“一月革命”，夺取领导权时，首先飞回上海，给“丁学雷”、“罗思鼎”布置任务。当天下午2时，武康路2号的小楼里坐满了人，其中有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

　　张春桥分析完上海当时的形势后，对秀才们说：“一月是关键性的一个月。陈、曹的垮台已经是大势所趋。我和文元这次回上海，目的就是在推倒陈、曹之后，在上海建立崭新的政权，而你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将是新政权的工作班子。”

　　秀才们听到这些话，无不欢欣鼓舞，他们不但抓住了“笔杆子”，同时还拥有了“印把子”。

　　过了两天，按预定计划，“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会同“工总司”，在人民广场召开了10万人大会，挂出了“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的横幅。徐景贤和王洪文在台上“慷慨激昂”发表演说。大会结束之后，上海外滩的一幢十几层的高楼上，从楼顶垂下来四条大红标语，写着“欢迎张春桥、姚文元当市委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市长和副市长”。这些字句就是丁学雷的“擂主”徐景贤拟的。

　　当这四条标语已经成为事实，张春桥、姚文元再次衣锦还乡时，并没忘记这帮秀才们的作用，在万人大会上，张、姚为他们声张道：“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毛主席对上海造反派提出来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背得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

　　这帮造反的秀才尝到了甜头，得到了鼓励，已经从简单的写文章变成了既能“文攻”又能“武卫”的“两栖作战部队”，变本加厉地为“新政权”鼓与呼。（未完待续）

作者：尹家民，来源：《党史博览》200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