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人在二月革命中的抗争，没有之后建立的自由制度，布尔什维克恐怕仍将长时间内处于地下和边缘化的状态。然而，这个党一旦得势，它就将以前的“盟友”和自由制度一手扼杀!
布尔什维克的行径遭到工人群众的强烈抗议。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有几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他们扛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红旗走向立宪会议所在地。布尔什维克党军人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造成流血事件。全俄铁路工会再次宣布举行大罢工。许多行业工会支持。
其它政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人民社会党联合散发传单，强烈抗议布尔什维克枪杀手无寸铁的工人，并将布尔什维克的做法与1905年革命的沙皇相提并论。对于一心要搞“无产阶级专政”的布尔什维克党来说，这些前“盟友”的下场是不言而喻的。早在1917年11月28日，二月革命的主力——立宪民主党就被宣布为“人民敌人”的党，而被取缔。其他党派很快也在红色恐怖下土崩瓦解。
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悲愤地写下《1月9日和1月5日》，也是将布尔什维克与沙皇并列。悲愤而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它奋斗的宪政梦想!
“一月剧变”后，俄国国内矛盾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许多反苏维埃势力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列宁1919年也承认，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⑺。
不过，在群情汹涌中，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也并非没有“盟友”，如唐恩、马尔托夫等孟什维克左翼势力，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后者更是从一心想成立“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列宁虎口中夺下几块人民委员(政府部长)的肥肉，虽然都是非要害部门。列宁之所以要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合作，主要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党农村工作薄弱，没有一个明确的土地纲领，而社会革命党人在农村却力量雄厚，且提出了符合农民愿望的农民土地委托书。
“联合政府”虽然建立了，但双方的观点却相差很大。布尔什维克主张建立以城市工人为主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党专政，左派社会革命党却主张建立农民占有重要地位的、所有社会主义党派的联合政府。这是原则性的矛盾。在一些具体事务上，双方也龃龉不断。一项重大冲突围绕契卡的地位和权限而展开。1917年12月20日，在列宁的亲自提议下，苏俄当局成立全俄非常委员会，不久又改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即后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首脑是捷尔仁斯基。这是一个直属于执政党的法外机构。司法人民委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施泰因贝格强烈质疑布尔什维克党的权力凌驾于政府之上，契卡在没有任何法定程序下逮捕和镇压反对派，要求即使契卡这样的机构也要在司法人民委员会的管辖之下。但捷尔任斯基并不买账，随意的逮捕和镇压一直在继续。1918年更是发生了30名水兵冲进监狱医院将两位原临时政府部长杀死的严重事件。
另一个冲突是关于《出版法令》的。1917年11月8日，即十月革命成功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党就颁布法令，查封彼得格勒《俄罗斯意志报》等5家有影响力的报纸。9日，列宁又签署了他与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一起商讨起草的《出版法令》。高尔基连续在《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严词抨击。11月17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列林、普罗相等人和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对派拉林、诺根要求撤销《出版法令》。托洛茨基等人反对，他还针对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党内反对派的质疑说：“你们说，我们曾经要求过《真理报》的出版自由。但那时我们处在要求最低纲领的条件下。而我们现在要求最高纲领”。卡列林马上讥刺道：“霍屯督人有个道德原则：别人偷了我的老婆——这不好，我偷了别人的——这是好事”，还说，出版自由和社会主义并不是相克的事物。托洛茨基老羞成怒，严厉地责问：“你们这是在替谁说话?”列宁同意托洛茨基的责问：“托洛茨基说的对”，“托洛茨基问得好”，“我们早些时候就声明过，我们一旦取得政权，就要查封资产阶级的报纸。……谁主张‘开放资产阶级报纸’，谁就是不了解我们正在大踏步向社会主义前进”。
最终，布尔什维克支持《出版法令》的决议案以34票赞成、24票反对和1票弃权通过。此后，苏俄当局进一步强化了出版检查，1918年2月28日决议建立出版革命法庭。到1918年7月1日，它查封的报纸已达111家(⑴，P130)。
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罗莎·卢森堡曾就布尔什维克党的做法评论道：“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实际上关系到社会主义政策的最有价值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她批评列宁等人的布尔什维克专政“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消亡，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这根本是一种派系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她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她说：“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⑻，P16，28，31-32)。
布尔什维克和它“盟友”的关系仍在持续恶化中。双方矛盾的焦点主要是：第一，布尔什维克用以城市工人为主体的贫农委员会代替左派革命党人掌控的农村苏维埃，几乎使他们在这些地区的地盘丧失殆尽，二是布尔什维克党政权实行粮食垄断，组织武装征粮队(所谓“十字军讨伐”)到农村强征粮食。三是1918年3月3日，为了维护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列宁不顾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反对，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条约。据此条约，苏维埃俄国不仅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支付50亿马克的赔款和10亿马克的粮食，还失去7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5600万人口(占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丧失了27％的可耕地，26％的铁路，73％的钢铁冶炼，89％的煤矿开采，丢掉了1073家机械加工厂。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对派称此为屈辱性条件，是卖国条约。两党的冲突已不可调和。
1918年7月6日，德国驻俄大使米尔马赫被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刺杀。尽管此案至今仍扑朔迷离，但列宁抓住勃柳姆金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员这一点(不过，勃柳姆金投案后却被赦免，又改换门庭，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果断地取缔了曾经是最忠实“盟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最终实现了列宁“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党政府”的夙愿。
推翻临时政府，驱散立宪会议，取缔昔日的“盟友”，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就建立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一元化专政体制，并通过“世界革命”流布国外，从而在20世纪的政治发展中烙下了深深的“列宁主义”烙印。
将近五十年后，在遥远的中国，几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派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执政党的严厉打击，虽未被取消，但也由“民主革命”时期执政党的“盟友”彻底蜕变为没有灵魂，没有党格人格的政治花瓶、应声虫。
从精神上死亡，甚至在组织上死亡，这就是列宁主义政党安排给他们“盟友”的命运。他们的政治逻辑是：真理只有一个，掌握真理的只有一个党派，即他们自己的党;他们推崇革命和斗争，极端鄙视妥协和改良，往往视改良主义者为“最危险的敌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其它政党都是它的革命对象(包括同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社会党)，只是由于革命阶段和任务的不同，为了反对某个阶段“最凶恶的敌人”，它需要一些“盟友”(中共甚至将“统一战线”视为“法宝”)，但最终，这些“盟友”还是会变成“敌人”的;既然如此，根据“革命功利主义”原则，对他们不必在乎什么政治道德，可以不择手段。如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对“盟友”国民党采取“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战术，排挤打击“国民党右派”，“解放战争”时期对民盟等“盟友”采取“特洛伊木马”战术，在其内部安插大量秘密党员。
当然，也有些“盟友”奋起反抗这种命运的安排，1927年蒋介石不甘于当斯大林所谓的柠檬(斯大林1927年4月6日曾讲话，说对国民党右派，要“像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把它扔掉”)，1965年印尼苏哈托不愿在亲共少壮派军人发动的军事政变面前引颈受戮，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挣脱了这种命运。但另一方面，成千上万颗人头也落地了，严酷的军事独裁也建立了……
然而，从毛泽东得知印尼共领袖艾地被杀后如丧考妣状(曾悲痛地赋词一首《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可知艾地也算毛在国际共运中为数不多的一个得意门徒，说不定他在取得大权后也会像毛的另一门徒波尔布特那样来一场疯狂的“共产主义试验”呢。因此，就艾地本人来说，虽然“壮志”未酬被杀，但也最终没有像波尔布特式那样以一个屠夫的名号遗臭万年，可算不幸中的幸运。如果黄泉下有知，说不定他还要跪谢苏哈托呢。
而对印尼人民来说，他们当然更应该为躲过一场红色高棉式的大屠杀而大大庆幸一番了。
参考文献：
⑴闻一：《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⑵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和崩溃》(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⑶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⑷佚名：《列宁：靠德国皇帝资助发动“十月革命”》， 见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history/1/renwu/200901/0126_2665_984483.shtml。
⑸靳树鸣：《十月革命——目击者的实录》，载于《读书》2007年第3期。
⑹(美)R. R. Palmer著，董正华等译：《现代世界史——1870年起》，世界图书出版社2009年版。
⑺思源：《俄罗斯走向宪政的大弯路》，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1期
⑻(德)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落桂闲人，来源: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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