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毛共军事神话：读《毛主席用兵真如神？》（4）

六

根据芦著所列毛泽东的指令、讲话及中共的种种举动，我们可以看出，得知苏军要出兵东北，抗战胜利在望，毛随即下令全党布置军力，做好了抢占地盘，迫日缴械，部署内线战场的准备。毛一面准备打内战，一面摆出自卫的姿态，在他的主使下，共军以反内战的姿态跳出来挑起内战，正如他曾经以促蒋抗日的面貌出现，唆使共军做尽了消极抗日的坏事。不巧的是，1945年8月20日，斯大林打电报给中共，指示他们“不要反对蒋介石，说如果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作为一个外国人，斯大林现在何以表现得比毛泽东都更关心中华民族的存亡问题呢？就毛不惜打一场内战的蠢动而言，毛的缺乏国家民族关怀是显而易见的，但斯大林的关怀却另有其毛未必领悟的原因。1945年7月8日，苏联与国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了在外蒙古、长春铁路和大连、旅顺港的问题上求得国府让步，苏联承诺支持国民党一个中央政府、一支统一军队的主张，并表态不支持中共联合政府的纲领。之所以很快就电令中共屈从蒋介石，当然是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中共这个共产国际支部的利益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至于对中华民族的存亡问题，自然谈不上会有多么真切的关怀。斯大林在关键时刻给毛泼了冷水，这同样使他耿耿于怀，后来他便拿斯大林此举作为“整他”的实例，抱怨斯“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并把斯比成不许阿Q革命的赵太爷。由此可以想见，毛泽东被迫到重庆与蒋介石和谈时，他心里曾如何窝火。尽管如此，面对国共双方军事实力及其它情况的对比，重庆和谈时的毛泽东和中共高层显然并无打一场胜仗的把握。对他们来说，企图武力夺权是一回事，能否打一场必胜的内战又是另一回事。在那个边打边谈的时刻，他们抢占地盘，插手去摘桃子，更多的是为了增加共军在谈判桌上的筹码。毛在1943年给彭德怀的电讯中曾说过：“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战争，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见芦著，页377）可见随着形势的变化，即使在毛泽东左右摇摆的意念中，那条历史的虚线也曾明灭闪现，触动过他被迫作良性互动的意念。中国之命运并非完全没有在国共和解的局面下走向民主共和的可能。然而靠“党指挥枪”的原则攀上统帅高位的毛泽东深知，他个人的权力以及中共的势力全都基于他们拥有的武力，因此他所谓的“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只不过在口头上讲讲，而且更多地是针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讲的，他们共产党人才不会为民主的承诺而交出自己的武力呢。所以在和谈中毛始终坚持保住共军作为党军的底线，而且企图把他们的解放区作为国中之国维持下去，结果使国共和谈的进展陷入了僵局。

关于中华武德，古代的军事典籍阐述得十分清楚。《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膑兵法》更强调，“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还说：“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更强调，“恶战者，兵之王器也。”（不好战，是军事上的最高原则。）不幸一直在恶性互动中的国共双方均缺乏“恶战”意识，高层一边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地方上的部队一边在不自觉地制造摩擦，随着摩擦越来越厉害，最后从上到下都卷入了“乐兵”和“利胜”的漩涡。特别是共军，从创建到壮大，一路走过来，都是趋向“乐兵”和“利胜”的路线。

关于内战获胜的军事神话，有一个到处传播的说法，就是赞扬解放军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国军。据芦著的揭发，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固然在迅速打败日军的事情上帮了中国的大忙，但从中得利的并不是国府，而是中共。苏军在攻克东北后大肆抢劫，拆卸有价值的机械设备运往苏联，霸占中东铁路，妨碍国府的接收工作，甚至杀害中央派去的接收官员。苏军的暴行一时间激起民间的反苏情绪，招致英美的抗议，苏联控制东北经济的企图一时间受挫，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的对华政策于是急剧转向，莫斯科完全背弃了签约时在政治立场上的承诺，对于中共挑起内战的举动，苏方从斯大林原来一再限制的态度转为撒手放纵，进而公开支持。在被迫撤军之时，苏军不但把长春、哈尔滨及中东全线移交给共军占领，而且打开日军的武器库把大量的枪炮弹药，甚至坦克、飞机，都转手给共军。芦著中详列出共军从苏军手中获得的武器装备和其它战略物资，基于这些数据，芦笛明确指出，“到了48年，共军的火力已压倒了国军。”（芦著，页408）国军的美式装备其实仅限于个别部队，而此时在东北的共军已全面日式，甚至苏式装备了。毛泽东早在长征途中就企盼“接通苏联”后获得其飞机大炮好打败老蒋的梦想终于在1948年的东北得以实现。共军若未能在苏联的帮助下抢先进入东北，或在进入东北后没得到优势的武器装备，就靠毛泽东在西柏坡那被吹嘘得神乎其神的指挥，绝对打不胜辽沈战役。

1946年5月，国军攻占长春，驱赶得林彪部队向松花江以北撤退。苏联驻华外交官向美国驻华外交官发出警告，美国政府害怕在援华事务上与苏联发生冲突，硬是向蒋介石施加和谈的压力，致使国军在攻占四平后停战待命，让本可以一举歼灭的林彪部队得到了整编后卷土重来的机会。芦著特别强调了这一场大战受国内外形势阴差阳错变化的影响而出现的种种随机性情况。他反复论证说，正是这些有利的因素助长了共军的优势，使共军夺得先机。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和民心之所向，那都是共军获胜后自我神化的说辞，是党史编写者奉旨宣传，对既成事实作合理化的追认罢了。芦著从中共当年的电报稿和党内文件中搜集出大量的证据，以无可辩驳的实例让我们看到，是众多的随机性情况使共军巧钻空子，打了几次险胜的战役，那既不是毛泽东“用兵如神”的结果，也与所谓的历史必然性无关。

芦著还进一步告诉我们，中共能打胜内战，不但不是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功劳，恰恰相反，是众多指战员各自为战，相机处事，在不同程度上对毛的瞎指挥打了折扣，甚或反其道而行之的结果。就拿东北战场上的战事来说吧，毛一开始就催促共军占领大城市，妄图一举控制东北全境，率先在那个比邻无产阶级祖国的地方建立其独立王国。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的决定完全错误。反而是刘少奇趁毛病倒之机，电令初入东北的共军不要急于占领大城市，要分兵到广大的乡村发动群众，清剿土匪，实行土改，建立巩固根据地，维持纵深的战略后方。正因刘作了如此详密而具体的安排，才为后来共军的取胜打下良好的基础。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他让共军死守四平，占据长春和哈尔滨的奢想，结果导致了东北战场初期的大溃败。若无美国插手促和谈，害得国军中途停战，共军败绩的罪责，毛大概是想甩也甩不掉了。

毛泽东指挥打仗最缺德的一点就是他自己“下定决心”要打，指令别人“不怕牺牲”去战的一贯做法。他的“乐战”—“利胜”心每每使共军将士付出伤亡惨重的代价。就像后来搞政治运动，事先就定下杀多少人抓多少人的指标，毛泽东下达战斗命令，竟也给指战员规定具体的伤亡人数。比如在1946年4月6日，他下令林彪在四平、本溪与国军决战，便明确开出伤亡许可证，指令林彪“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决心付出此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见芦著，页439）结果四平没守住，共军伤亡达五万人之多，明显已超出毛所下达的指标。后来林彪部队攻陷锦州，粟裕的华野打豫南战役（中原会战）和围歼黄百韬、黄维兵团，均以此付出大量伤亡的人海战术攻坚夺胜。据战争的亲历者所描述，那是倒下一批，又接着扑上来一批的冲锋，其势如波涛汹涌，活人踏着死人前进，让持续扫射的国军机枪手面对尸体盈野，血流成河的现场而感到恶心和害怕。据一篇有关“中原会战”的回憶记载，在一次共军的攻坚战结束后，国军在阵地前的尸体堆中发现了一种奇怪的“装备”，那是一条长约三尺的麻绳，一端缚在尸体的脚上，另一端则压在束腰的皮带之下，还结了一个绳圈。（参看东方绿《记国共内战期间的“中原会战”之役》，http://adfxtl.blog.hexun.com.tw/7732124_d.html）显而易见，做这样的装备，就是战死后供他人拖回尸体而用的。由此可见，系绳的战士早在冲锋之前已被毛泽东的大笔批入他下达的“死亡指标”。毛曾有一联诗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读到如此革命浪漫主义的诗句，谁又能从那豪言壮语中读出千百万被断送到“死亡指标”中的生命呢？*

但毛泽东对他自己的及其中央领导的生命还是很珍惜的，对比以上所引张国焘回忆录的片段，即可说明这一事实。毛在长征途中的会议上要求四方面军“掩护中共中央和多数干部安全到达宁夏地区”，而且公然说，“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他没有提说那些被撇下来作掩护的四方面军将士如何安排。如果他们不属于毛要留下的“革命种子”，那就只可能就地拼命，全部填充他那“死亡指标”所规定的数字了。

七

芦著还以大量的实例让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行军或作战中很少积极策应友军，但他却常以中央的名义发令，随意调遣部队策应他和他所在的中央。早在长征途中，由于与张国焘草地闹分裂，他私自决定，率中央机关和他的一方面军潜逃北上，把四方面军大批人马撇在南边，好吸引蒋介石派重兵围剿，而他带领的小股红军则得以乘隙在陕北落脚，有了喘息的机会。后来他又让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一带出没，再次诱国军西行堵截，减轻了宁夏战役失败后河东红军的压力。

内战打响后，毛泽东把他这种为自保而随意调遣部队的故技运用到顾头不顾尾的地步。1947年3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后，毛泽东及其中央机关开始了山沟中乱钻的逃窜，直至次年3月21日东渡黄河，他们一直都处于不断转移的状态。在国军的全面进攻下，当时的陕北赤地千里，人口锐减，部队的补给困难，无论就毛泽东及其中央机关的安全而言，还是就部队的生存条件而言，情况都十分危急，颇有些当年苏区受到四面围剿的状况。正是在此一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刻，毛泽东构想出芦笛称之为“外线病”的进攻性战略。7月间，胡宗南属下刘戡部已逼近毛及中央机关暂住的小河村一带，迫使他们在8月1日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佳县仓惶逃去。7月29日，邓小平收到毛泽东发来的一封密电。据毛毛写她父亲的那本书所述，邓读完那封电报，立即焚毁，后来曾对她解释说，“毛主席的电报很简单，就是‘陕北情况很为困难’……”毛毛进而指明，“刘邓打过黄河，一是实现战略反攻，一是吸引和歼灭敌人，更主要的是要减轻陕北、中央和毛主席的困难处境。”（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页500）芦著中引用了该密电原文：

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见芦著，页470）

邓小平接到电报后二话没说，很快就率刘邓大军从鲁西南长途跋涉，进军大别山区，去建立毛泽东构想的根据地。刘邓大军的南下果然吸引国军二十多个旅向南尾随追击，其中就有西安绥靖署从陕北抽调的部队。应该说，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缓解了陕北的压力。（参看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四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202-203）但刘邓大军在此过程中却损失惨重，据芦著的描述，他们劳师远征，不但没建立起大别山根据地，反而一路上丢弃重型武器，以出征时12万多人之众的大军，到次年3月被迫撤出大别山区为止，竟减员到不足6万人的程度。这就是毛泽东私心自用，擅自命他方部队策应己方的结果。

对毛泽东这种“外线病”战略，芦笛的批评特别突出了毛好大喜功，企图出奇制胜的一面，将毛的此类胡来描述为一种浪漫和冒险的风格，但对毛那些大肆张扬的浮夸之词背后色厉内荏的一面，却缺乏应有的剖析。其实，毛那些夸夸其谈的陈述是与他迂回周旋，近乎逃逸的作战惯性相为表里的。应该看到，他催促别人去冒险的战略多是他自己处境窘迫时谋划出来的，不过是一时紧张中大放的厥词，拿着鸡毛当令箭，读起来动听而已。对刘邓大军所下的命令尤其如此。当时毛对内战获胜的前景尚持比较保守的估计，他准备用五年时间与蒋介石逐鹿中原，所以他那个“战略进攻”的布局未免铺展过大，对他和中央机关在陕北的困境，颇有远水不解近渴之嫌。那就是他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电令中所作的布局，“进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226-227）等到他和中央机关渡河进入晋察冀一带，更要把来自京津的威胁疏解到中原，把中原国军的重兵引离到江南，以免共军在国军各路兵力的钳制下遭到围歼。这就是所谓“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的战略进攻之实质，其貌似反攻性的远徙不无遁去的成分。在解放军的兵力已经壮大的情况下，毛似乎还想发挥当年“打圈圈”的战术，作声东击西的突破。他那种大胆，是把别人指派到远处去冒险的大胆，等回到近在他身边的情况，他又谨慎得有点胆小。也就是在这一形势下，本来在山东打内线战打得蛮好的华野部队被电令渡江南下，去蒋占区另辟根据地。早在47年9月3日给粟裕的电文中，毛就指令粟裕放弃后方，仍然像抗战时那样从敌军、敌区获取粮食、弹药等补给，甚至让粟裕的部队“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甚至叫他们“重炮不要带去”，更要禁绝他们“怕牺牲，怕吃苦，要带大部队，要求大休息，每日叫苦连天等等错误思想。”（同上，页236）他一如既往，硬给指战员下达“死亡指标”。

但粟裕不像邓小平那样听话，他一拖再拖，最后迫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向毛上书直陈己见，讲明南渡的种种不利因素，提出了华野与刘邓、陈谢联合作战，在中原与国军来一场大决战的正确战略。毛接受了粟裕的建议。大概是为防止毛在战役打响后又趁着发电令大做文章，造成干扰，48年10月31日，粟裕更电致中央说：“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粟裕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落实野战军将令在前线指挥打仗的主动权。当时那一触即发的战情迫使毛立即致电陈、邓说，“具体攻击任务，由你们按当面情况临机决定。”（参看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页886）粟裕最终获得了他相机行动的大权。回到当时前线上各自为战的实际情况中，我们便可以看出，毛泽东及其军委多是在发挥协调的作用而已，来自前线指挥的建议则作为主要的补充，随时在修改和纠正着军委的计划。至于后来描述内战的电影中不时插入毛主席千里外指挥若定的那些画面，全都是导演所玩的老套，不过以一闪而过的镜头在银幕上来几个渲染性的亮点罢了。

粟裕从前在黄桥一带玩“鬣狗战术”，是因为兵员很少，武器太差，只好跟在鬼子后面“捡洋捞”，趁机对国军搞一些伏击偷袭的行动。如今他麾下的纵队远比当年壮大，装备也大大改善，已拥有大炮坦克武装的特种纵队。他们的“鬣狗战术”于是随之有所升级：那不再是吃腐尸般的零星偷袭，而是集中优势兵力，将受堵截或被冲散而陷于孤立的国军兵团团团围住，以密集的火力和猛烈的硬攻一举歼灭。所谓“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的打法，硬是将毛泽东担心的“一锅夹生饭”“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这位既非井冈山出身，也未经过长征考验的年轻司令具有顽强的鬣狗性，打了十几年游击，已磨练成一员骁将。如今，他正好在最利于他发挥将才的时势下脱颖而出，踊跃担负起领衔中原战局的重任。在尘埃落定的今日回顾当年，我们完全可以说，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前后，若没有粟裕那支鬣狗队伍投入战斗，若不是粟裕大胆抵制了毛泽东让他南渡的指令，国共相争的结局很可能就是另一种情况了。因此芦笛坚持认为，“粟裕敦促毛泽东作出这一战略思想的根本改变，才是中共夺权战争的转折点，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替毛拨正船头，指引航向，使得革命从困境走向胜利。他才是比毛更称职、更有眼光的战略家，尽管他提出的也只不过是常识而已。”（芦著，页490）（未完待续）

作者：康正果，原载: 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