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毛共军事神话：读《毛主席用兵真如神？》（3）

五

近十年来，暴露中共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1937年8月）决定敷衍抗战的文件，有关“平型关大捷”夸大事实的材料等一系列属于中共“自我破解的叙述”陆续在网上公布，中共假抗日真发展的面目已广为人知。芦著中关于这一方面的详尽揭发，此处就不再赘述。但有两个问题，仍需作补充性讨论。按照芦笛的总结，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主张可概括为三点：一是把国军确定为敌军，而非盟军，表面上联合，背地里打击，谁不执行谁就是右倾投降主义。二是红军表面上接受整编，享受来自国府的供给和军饷，但必须保持“绝对的独立”，不得服从中央政府的指令。三是千方百计避免与日军作战，以“挺进敌后抗日”的名义占领地盘，将沦陷区化为中共领地，在促进国民政府失败的刀俎下做成中共夺权的大饼。芦著中进一步详列了其他领导人针对毛泽东讲话发表的异议。有张国焘对毛的怒斥，说他是“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汉奸”。有任弼时发表的小册子，他批评刘少奇执行毛的路线是“民族失败主义”。包括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在内，这些仍保持职业军人基本品德的共产党人都认为中共应通过积极抗战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不可仅为保存实力和避免损失而在全国人民面前做出抗战不力的事情。至于像王明那样唯莫斯科之命是从的尚方宝剑挥舞者，在奔赴武汉，竭力与国府合作的事务上更是搞得合拍而中矩，他当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为中共的抗日姿态造成了良好的影响。从他们或军装或西服与国民党要员所照的合影中可以看出，在国统区从事抗日工作的共产党人与延安土窑洞里的毛泽东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他们好像又回到了北伐前夕的状态，一派与国民党精诚合作的气象。

历史的虚线正是在这一时刻明灭闪现出熹微的希望。这期间，负责与国府联络工作的周恩来一直在暗中努力，为促进两党的良性互动做过不少工作。他曾与蒋介石两次会谈，讨论过“规范两党行动”的协议；更与蒋的专使张冲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张冲去世后，周恩来曾撰文哀悼，两方面都焚毁了他们来往的信件。（参看陈小雅《中国牛仔》，页720-723）那些化为灰烬的文字中到底讨论了多少后来被毛泽东指责为“受招安”的两党共识，我们已永远无从得知。对蒋介石来说，当时国共合作的最大障碍，就是毛泽东其人的存在。踢开了他这块绊脚石，事态的发展就很可能会出现突破性的光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力主他那个“取内战形式的民族革命战争”立场，如果中共按王明和周恩来的温和方式与国民党合作下去，后来也许就不至于发生那么多的国共摩擦，不会把所谓的“打顽”闹到让日军在一边观赏中国人自相残杀的地步，而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的牺牲代价也就不会那么惨重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抗战策略虽为共产党打天下立下了功劳，却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从来都不忧我们中华亡国，只恐怕他们中共亡党。因此他一直对中共集团灌输了他自己独特的“爱国主义”价值观，正如芦笛所说，把他们教育得“不觉得不打日本人是耻辱，却为中共的迅速壮大心花怒放，倍感伟大领袖的英明正确。”（芦著，页293）根据芦著的揭发，1939年底，在回答斯诺的新闻采访时，毛甚至赞成苏联采取占领半个波兰的方式来帮助中共。这就是说，只要能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和排除英美帝国主义的干涉，让中共在苏联的卵羽下幸存下去，哪怕由苏联和日本瓜分中国，中共也会欣然接受。因为那样做完全符合中共遵循的列宁主义原则。毛这样冒失吐露玄机的说法立即引起共产国际极度过敏的反应，因为他那一席谈话不啻预告了后来的日苏中立条约。该条约果然在1940年4月13日正式签署，苏方“誓言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方“誓言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联就这样在背弃中国政府的情况下，与日本达成了肮脏的交易。但对毛泽东来说，这一欺辱中国人民的事件则意味着他所期待的局面终于实现：让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从国民党政府的主权下“解放”出去，从而被无产阶级的祖国抓到手中。于是他代表中共发表声明欢呼说，“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那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后不久的年月，毛泽东竟如此高调欢呼一个赞同日本侵占东北和苏联分割外蒙的条约，其用意之卑劣实在令人发指！我们完全可以说，此时的毛泽东已从红色山大王心态转化为红色石敬瑭心态了。

提起抗战时期国共之间的军事摩擦，几十年以来，广大受众仅熟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所谓“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在中共的大力宣传下，蒋介石一直都背着发动反共高潮的黑锅。只是近年来随着中共内部不少“自我破解的叙述”吐露出某些不打自招的真相，再加上民间人士历史意识的逐渐觉醒，新四军抢占敌后根据地的行动，还有黄桥事件的实情，这才都通过网络文字和凤凰卫视的节目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根据广泛发掘的材料，芦著详述了陈毅、粟裕纵队如何挑起冲突，如何在黄桥围歼曾在台儿庄勇战日寇的韩德勤部队，而后又如何在攻打曹甸时失利，以及叶挺、项英纵队在不服从中央政府调令的情况下如何遭到歼灭的经过。在他还原历史真相的叙述中，芦笛特别点出了共军如何“效法跟在狮子后面的鬣狗，跟在日本人后面‘捡洋捞’，收编被日军击溃的国军，占领日军留在战线后方的广大地域。”（芦著，页283）。芦笛用鬣狗的猎食方式比喻共军的战术，准确形象之极，可谓入木三分地刻画出共军在毛泽东“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逆反思维指导下损尽了军人武德的卑劣行径。有趣的是，“鬣狗”这个比喻在网络作者周剑岐的博文《民国军人抗战卫国的武德与其凶残病变》（见“博讯网站”所载“周剑岐文集”，http://blog.boxun.com/hero/zjq/ ）中也有所提及，且对共军的“鬣狗性”分析得更加透彻。可见在破解毛共军事神话的问题上，时至今日，一个“天下英雄所见略同”的局面已在初步形成之中。

按照周文的叙述，1937年，国军在淞沪会战中挫伤了日军猖狂侵华的锐气，振作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精神。紧接着次年打响徐州会战，中央军统帅地方军，汇集了各地方派系的力量，军令政令的国家化得以初步实现。八路军改为第18集团军，配合支持第二战区的平型关等战役，江南红军则改编为新四军，在巢湖一带配合徐州会战，后转入华东游击。按照1938年6月军委汉口会议的决议，要求敌后作战紧密配合正面主力作战，军令、军政由战区统率机关统一运作。1937年12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专题报告，批评了中央洛川会议的方针和政策，提出六大纲领：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王明的提议上符合莫斯科的指令，下有利于初步建立的国共和作，他说得有理有节，一时间在高层中占了上风。这情形自然让毛泽东很不舒服，他立即抓起“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向对方扣将过去。

毛在党内搞路线斗争由来已久，从本质上看这一问题，与其说是不同的路线导致了他与其他领导人的对立，不如说总是由他挑起的权力争夺造就了针锋相对的路线。人们通常论史或读史，视野多为 “路线斗争”的框框所局限，深陷入政治说辞的迷阵，却很少透过路线斗争的棱镜观察对立的双方在人格、气质和教养上有什么不同，更未由此不同出发，进而分辨各人所处的价值阶序。无论就天生的资质还是就后天的修养而言，人群中不同的个人在能力、气质和品性上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别，由此构成了或偏高、或偏低的品位之分，从古代的九品论人到今日的考核评级，人群中向来就存在着不容否认的高低优劣之分。在传统社会各安其位的正常情况下，一个人有什么能力就干什么事情，是何种资质，便遵从其被规定的价值，这就是社会公认的价值阶序。但在不正常的情况下，价值阶序上品位较低者很可能由于达不到品位较高者的层次而有所怨恨，共产党所搞的阶级斗争正好为这种低品位者的怨恨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根据，所谓“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致使怨恨者的个人情绪也具有了革命斗争的崇高性质及其正当理由。这种纯个人的怨气若发生在中共领导人之间，所谓的路线斗争——往往包装上理论——就会被顺手制造出来，作为策略来掩盖那暗含的竞争欲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扭曲的情意状态。就拿毛泽东其人来说吧，看看他那一身土窑洞的做派，你真要让他像周恩来和王明那样去武汉或重庆坐镇，谅他也撑不起那种干练的架子，更迈不出自己的故步。但心胸狭隘的毛总是不服气别人出头露面，于是，那满肚子窝火的情绪就成了他寻衅找事的酵母。直到1956年召开八大预备会议，十几年前的旧事还让他耿耿于怀，忍不住在会上抱怨起来。他对大家说：“那时候，一个八路军，一个新四军，党的两支队伍，可是不完全是听指挥的，八路军有时候冒进，新四军有时候右倾，王明在长江局呼风唤雨，挟天子以令诸侯，共产国际就是放个屁都是香的，项英脑子里只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模糊主义严重。少奇同志还是很清醒的，在华中开展了新局面，陈毅、粟裕、谭老板、张云逸等同志都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陈毅同志的一些主张和中央保持了一致。”毛泽东为什么在抱怨一通后又表扬起刘少奇等人呢？那时候他在和长江局的人马争风吃醋，要的就是抓紧军队的领导权，好贯彻他“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路线。因此他派邓小平到太行山协助刘伯承，派彭真到晋察冀协助聂荣臻，派刘少奇在华中监督陈毅和粟裕。只有派出那些受他支配的党代表去作监军，不断督促部队在敌后打出占地盘的局面，他窝在窑洞里挥笔发令，才显得有事可干。要是让武汉或重庆方面的同志把事情做大了，他在延安的运筹帷幄还有什么出路！总而言之，对党内那些穿着笔挺的军装或西服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出现的同志，毛始终怀有一言难尽的复杂心情。他不服气他们在那边做联蒋抗日的工作，于是便钻到窑洞内挑灯疾书，不断向华北和华中发出搞摩擦的指令。

1939年，听到日军扫荡苏北的消息，毛泽东认为共军夺取苏北的大好机会到了。于是他电令“叶飞部队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二万人枪，韩德勤部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歼灭之。”正是在毛的一再督促下，粟裕那支打游击的土共队伍迅速壮大起来。他们对日军游而不击，对国军则大打运动战或歼灭战，发挥“鬣狗战术”，“打着国府的旗号，跟在日军后面招降纳叛，收编散兵散枪，吞并民众自卫武装乃至土匪武装，组织民众，建立政权，派捐收税，建立国中之国。”（芦著，页290）这情形恰如《沙家浜》中胡传奎所唱：“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钩挂三方来闯荡：老蒋、鬼子、青红帮。”这出样板戏所唱的就是黄桥事件前后当地武装力量的生态。现在我们回过头仔细一看，若把那唱词改为“钩挂四方”，再加上个“共产党”，才更为全面和恰当。在那个战争生态学的丛林群落中，正是靠了抗日的大环境总氛围，在正规军之外，才自发地催生出一批批在拼命中各讨其生活，杀出血路来各壮声势的杂牌武装力量。土共的日渐壮大即来自其间的拼杀、兼并与重组。这里面不能说没有各自的抗日业绩，但抗日仅为他们的手段，壮大兵力和抢占地盘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如上所述，共军靠打劫维持粮草，赖缴获补给军需的生存方式时日已久，早就养成了“鬣狗战术”的习性。粟裕带领的纵队更是如此，他们名为新四军，戴的是国军军徽，吃的是国府军粮，但在毛泽东“打顽”指令唆使下，直到抗战胜利，却从未配合国军打过一场对日军的硬仗。他们“对国军只要有任何机会，伏击、偷袭、攻坚、分化、掠夺人枪资源，从不放过。如鬣狗秃鹰，凶残猎食，群攻死咬，受残缺物化主子的精神奴役而不能自主。黄桥、曹甸后，自有孟良崮、碾庄。民国军人抗战卫国的武德，从此便笼罩在此恶灵尸腐之下。”（引自周剑岐文）  

这一“鬣狗行动”最终招致皖南事变，项英、叶挺部受到报复性惩罚，国共抗日统一战线从此公开破裂。那条依稀可见的历史虚线随之磨灭，国家在抗战胜利不久便卷入了内战。共军虽在内战中赢得胜利，却败坏了他们自身的武德。就共军与国家的关系而言，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为其一党之利益，破坏抗日，所作所为有违民族大义，这本身便是共军难以洗刷的耻辱。众所周知，中文这“武”字一直号称“止戈曰武”，抗战的宗旨就是打败侵略者，终止世界大战，实现中华民国的和平建国纲领。但毛泽东领导的武装斗争却把国共两党拖入血腥的内战，直到今天，海峡两岸仍未结束军事对峙的状态。就共军内部而言，自朱德带领从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队伍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合，就一直存在着职业军人的武德意识与毛泽东土共作风或多或少的冲突。比较而言，叶挺、项英带领的正牌新四军在执行毛、刘来电指令上便与陈毅、粟裕所率土共游击队配合较密切的做法有所不同，前者多少顾及抗日合作的大计，故受到毛泽东的指责和后来那近乎迫害性的误导，后者则被逼得如鬣狗般撕咬浴血抗日的国军，最终落了个自残的下场。（未完待续）

作者：康正果，原载: 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