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毛共军事神话：读《毛主席用兵真如神？》（2）

三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只是萧华的《长征组歌》吹起来的，毛本人早就发出过自我吹嘘的言论。1960年，他会见来访的蒙哥马利元帅，听到那位英国名将赞誉他指挥解放军打胜了三大战役，毛竟王婆卖瓜，自夸说四渡赤水才是他平生的得意之笔。然而事实到底如何呢？让我们回过头对照芦著中发掘出来的史实。原来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首次指挥土城战斗，即以惨败告终，红军伤亡四千，比第五次反围剿的损失还重。战败后的红军逃往赤水西岸，是为“一渡赤水”。在彭德怀的建议下，红军撤退到云南威信县扎西镇整编。但到达扎西不久，毛坚持要攻打兵力薄弱的黔军，于是部队又回师东渡赤水，是为二渡。红军进攻防守空虚的娄山关，算是打了个小小的胜仗，进而再次占据遵义。但即使这场侥幸得利的遭遇战也非出于毛的指挥，而是一、三军团自动配合，殊死相拼赢得的。即便如此，按照彭德怀的批评，这一仗仍打得有攻坚乱碰之嫌。可笑的是，就这么个小有斩获的胜仗，一时间竟冲昏了毛的头脑，他立即大发革命乐观的指令，声称要带领红军赤化整个贵州。结果害得红军在鲁班场陈尸七百多具，吃了他瞎指挥的第二次败仗。贵州站不稳脚跟，毛置彭德怀、林彪的反对于不顾，又要带红军入川建立根据地，于是西渡赤水，是为三渡。但红军刚到对岸，即遭到敌军三面合围，危急中不得不退回赤水以东，向云南方向逃去，是为四渡。所谓“四渡赤水”，仅此而已。连这样无头苍蝇般东窜西躲的领军行动都好意思自夸为平生的得意之笔，对于这位“伟大统帅”的帅才，你还能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因此芦笛作结论说：“四渡赤水应是红一方面军长征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而它完全是毛瞎指挥造成的。”（芦著，页175）

由于对毛“只打圈圈不打仗”那老一套走弓背的路线强烈反感，林彪甚至上书中央，要求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毛不但不接受失败的教训，还自作聪明，利用他掌握的无线电情报玩高招，炫耀他如何神机妙算。读一下博古讲给潘汉年的这段话，我们即可看出，早在长征途中，毛泽东本人及其追随者已在巧耍手段，存心饰伪，编造起他“用兵如神”的谎言了。博古如是说：

一渡赤水后，在扎西休整时军委二局一科科长曹祥仁告诉我，他破译了敌人的密电码，掌握了敌人的行军路线，出发时间等，于是毛泽东指挥行军，甩掉尾追的敌人，犹如神助，顺利地二渡赤水并进行了遵义战役。
……毛泽东任政委后，亲自主管一科，直接掌管电台的电讯往来，以此指挥战斗行动，用兜圈子的办法巧妙躲过敌人的追堵。
……三渡赤水后……一些中、高层部队领导也有意见，反对毛泽东兜圈子……林彪还为此给张闻天写了信，要求更换军事领导人，把毛泽东换下来，让彭德怀上。
面对这种情况，是我和周恩来两个人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出面做工作，和大家解释，总算把此事平息下去。从此周恩来开始宣传毛泽东如何神机妙算，牵着敌人的鼻子跑，把敌人拖跨，使红军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另一方面则严格控制一科，封锁曹祥仁破译密码之事，使部队感到毛泽东用兵神奇，毛泽东的威信也逐渐在红军中树立起来。（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的领袖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页151-152）

毛泽东人格的低下于此可见：他不但贪他人之功据以为己有，进而连现代军事运作中最起码的技术功效都窃据在手，秘而不宣，借以神化他个人的能耐。

让我们再回到林彪对毛所渲染的长征轻蔑说“屌”的问题上。在那“一场败仗之后的溃逃”中，对当时的中央领导——特别是毛泽东——来说，尚有一走投无路中可抓的救命稻草，一个海市蜃楼般鼓舞他们前进的目标，那就是北上“打通苏联”的计划。据张国焘的回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在毛泽东住所开过一个军事会议。会上张闻天告诉与会者，红军撤离瑞金前曾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让红军在走投无路时向外蒙古靠近，以便取得苏联的接应。但红军撤离苏区后便失去与国际的联系，张闻天在会上提说此事时，红军的去向尚待确定，高层中正在争论到底应该在西南一带找机会建立根据地，还是继续北上，向他们无产阶级的祖国求援。如今经张闻天这么一说，毛泽东立即浮想联翩，向其他人乐观地大讲起他“打通苏联”的主意。他说他提出这主意有两个理由：其一，他认为，红军打败仗是吃了蒋介石飞机大炮的亏，部队若能跋涉到蒙古边界，获得苏联运来的飞机大炮，就可以打败蒋介石了。其二，即使将来在宁夏一带站不住脚，毛认为，“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我的回忆》，第三册，页226-227）毛泽东原话是否如张国焘所述，读者尽可以怀疑，但就后来毛与中央其他人在长征途中一直对打通苏联所抱的希望和安排来看，毛的地理知识之浅陋实在令人跌破眼镜。他那时若真能意识到从宁夏到外蒙以至到与苏联接壤的距离有多么遥远，进而考虑到其间必经的沙漠和荒原根本无路可走，他大概就不会津津乐道冒险的武器运送计划，更不会作那个坐汽车逃到外蒙的荒谬设想了。

可悲的是，打通苏联的愿望同样也鼓舞着中共的不少高层人物，后来西路军因被派往新疆方向接应想象中的苏援而全军覆没，以及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即贸然东征，欲北上外蒙迎运期待已久的武器，由此而导致的一系列失败及损失全都是毛急于打通苏联的瞎指挥造成的。从芦著揭发的史实可以看出，毛所参与的军事指挥不但毫无“用兵如神”的功效，反而多暴露出他的浅陋和低下。由此也可以看出芦笛的叙事高于张戎之处，张戎在她的书中好渲染毛泽东的阴谋诡计每每得逞，芦笛则更多地揭示出毛那些低劣和无能的表现。因此论及导致西路军全军覆没的问题，芦笛不同意张戎的阴谋说，而是认为，毛“之所以如此，倒未必是蓄意为之，主要还是气度褊狭、私心太重、目光短浅、思虑不周及知识缺损使然。”（芦著，页246）

四

所以说，真要划分凶恶的等级，排列权威的座次，毛泽东实在够不上斯大林那种铁腕独断的党魁型级别，他只配划归卑劣者之列。从井冈山到延安，他把大量心思都用于如何让红军——包括他自己的权力——幸存下来的策略，称他为幸存军事家倒算是名副其实。毛泽东深知，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支部，中共并不是独立的共党，他们在中国所搞的武装斗争一直都从属于以苏联为首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因此在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红军要求得幸存，在很多事情上都得同苏联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但对莫斯科的旨意，毛的揣摩和响应并不怎么高明，他的私心自用往往弄出不少馊主意，有时就犯了斯大林的大忌。直到西安事变爆发之日，毛之所以始终不忘执行红军向新疆或蒙古进军的计划，就是想把苏联拉入与国民党政府的冲突。毛这个痴念存心已久，早在党的三大会议上，他就发出过“请苏俄出兵从外蒙打进来”的动议。按照他那毫无民族国家观念的如意算盘，似乎只要引来红色的“沙陀兵”，中共即可里应外合，获得武器支援，趁势扩大他们的军事割据。在1935年末的一次会议上，他甚至号召红军“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在那时，我们便可以争取更大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远的）与进攻苏联，国民党各派军阀进攻全国红军，以空前的大打击，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大胜利。”（芦笛引自《毛泽东军事文集》，见芦著，页207）我们知道，当时日本已占领东北，蒋介石正在避免与日军冲突的忍辱策略下做切实长远的抗战准备，而斯大林因恐怕战火烧到苏联，也在积极支持国府抗战。毛泽东这段挑衅性的抗日言论反映出他一贯的趁火打劫心态。为了红军的幸存与扩张，他蓄意要挑起全面战火，甚至准备冒火中取栗之险，不惜把中共推上民族纵火犯的罪恶道路。余英时曾以“共公怒触不周之山”的灾难比喻中共对中华民族的危害，毛泽东这一宁可把天下拖入火海的用心的确堪称为“共工再世”。在武装夺权时期，他推行在天下大乱的局面下赢得中共大胜的策略，发展到文革，便是搞一场扬言“从大乱到大治”的民族浩劫。

直到西安事变在莫斯科强力干预下和平解决，中共被迫接受了斯大林联蒋抗日的指令，毛泽东才终于面对眼前这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苏联根本不可能介入中共与国民党的军事冲突，中共所依附的这个无产阶级的祖国毕竟是人家俄罗斯人的国家，共产国际要求中国支部执行的路线始终都是从苏联自身的利益出发的。抗日的任务压倒了一切，对莫斯科来说，从各方面支持作为抗日主力的国民政府要比维持中共的军事割据重要得多了。中国的抗日战场打得越激烈，苏维埃祖国就越安全。斯大林从苏联利益出发的决策不但促使国府凝聚了全国的抗日力量，也把蒋介石推向统领抗日的前台，同时还挽救了中共。若按照毛泽东原先立即杀掉蒋介石的主张办事，可怕的后果将不堪设想。直到那时为止，毛泽东的猴脾气还没为中共干出一件值得称赞的事情。按照芦著的描述，毛泽东平生真正的得意之笔是在国共再次合作的抗战岁月中谱写出来的，那就是毛为中共制定的“将内战巧妙地伪装为外战的新时期夺权战略，”它使得中共的“力量疯狂扩张，配合日本友军，极大地削弱了真正的敌人国民党，奠定了战后与国民党争天下的基本格局。”（芦著，页272）（未完待续）

作者：康正果，原载: 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