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9日 星期三
赵宗彪：落日黑影长
今年春节前后，读完唐德刚的名作《民国通史》之人民政府篇--《毛泽东专政始末--1949-1976》。这本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的书，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阅读量，就象其他的关于大陆的其他书如《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一样，因为能够在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出版，就有不少流入大陆。尽管每一个学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视角，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没有偏见，但是，相对于大陆的同类书，倒是海外的作品更加接近真实，也更有说服力。至少，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问题的视角。历史的本质，就是真相。但是，真相的呈现，需要更多的当事人和研究者来努力。
对唐德刚，我早就熟悉。1981年5月，当时我正参加高考，复习正酣，却在书店看到他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虽然是2。80元的巨款，我却毫不迟疑地买来。事实上，这本书对我当年的考试，没有任何作用。但是，我还是在复习的间隙，读完了这本上下两册的书。这本书，同当时的教科书是全然不同的，对考文科的我，只有促退没有促进。幸亏老天保佑，当年我侥幸地考上了大学。当时促使我买这本书的动力，是非常偶然的--因为李宗仁的名字，有一个“宗”字，我以为和我是同辈。但是，这一本书，却改变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以后，要重新回到原有的思想，就不可能了。所以，说唐德刚是颠覆我世界观的启蒙者，也是可以的。尽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在2009年就归了道山。
唐德刚的这本《毛泽东专政始末》，是他民国通史系列中的一部。对我而言，这一本离我最近。因为我出生于1964年，我曾在毛泽东红太阳光芒照耀下生活到1976年9月，而毛泽东去世后，他落日的阴影，一直没有消退，实际上直到现在，还留在中华大地上。他去世的那一年，我12岁，小学毕业，刚进入村办的初中上一年级。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当时是如何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如何去到森工站的围墙上看14寸黑白电视机中关于追悼会的转播（森工站是专门打击树木私人买卖的机构，因为垄断树木贸易，比较有钱，最为一般农民所恨。当时，全区七八个公社就只有它有电视，又知道有转播毛泽东追悼会的新闻，所以，数百青年赶到它的大门外，要求看电视，追悼毛主席，否则就要砸门。慑于外面人多，又怕担当不给人民看追悼会的政治责任，所以，他们将电视机抬到围墙上，以息“民愤”。）我记得当时老师喊“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时，有些同学因为不知如何做而引起的小小的混乱，和对此话理解为当地语“烟吃盅”而引起的压抑的笑。以我这个年龄的人，读他的这本书，会有比70后、80后、90后更有切身的体会。我以半个当事人的身份认为，唐德刚的这本书，是有价值的，值得一读的。
唐氏作文，风格特别，常常自己跳出来对事件本身发议论。有些人不喜欢这种夹叙夹议，也有些人喜欢。我属于后者。我们的史圣司马迁，就是用太史公曰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有些曰，比史实本身更有价值。唐德刚的评论，正是他的风格所在。不是因为这种形式，而是他的点评常常切中要害，也较平和理性。
例如他关于中国历史三峡的比喻，就别出心裁，也发人深省。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的三句评价毛泽东的话：“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在当前的形势下，可能是大陆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对毛泽东的评价。以我本人的感受，唐氏的这个评价，是考虑到历史的延续性，是出于对历史人物的同情、理解和宽容。还有书中关于毛泽东的另一个评论：如果毛死于1956年，他是中国的列宁，死于1966年，他是中国的斯大林，结果他不幸地死于1976年，所以，他是中国的毛泽东。事实上，所有的历史都无法假设，就象我们所有人不能逃脱死亡的宿命一样，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任何历史，都是一种存在，我们除了面对面之外，只能接受。想要有对后人有益，那就找出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以供后人参考。只是，这种参考，意义并不大。因为历史上蹈常袭故者比比皆是，历史老师都不错，学生却都是顽劣不可教的。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肯定是大大异于后人的，否则，他就不会声称一辈子只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将蒋介石赶到了台湾，一个是进行了文化大革命。对后者，他化的心思和精力最多，产生的后果也最严重。我们现在中国的大地，依然还笼罩着文革的阴影之中。要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从人类文明上说，是毛泽东事实上将中国迈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脚步停止了，使我们重新回到中世纪。是他将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化列车，开了倒车，并且陷于绝境。虽然我们要全面评价他，因为时机不成熟，资料不完整，还为时过早。这颗红太阳虽然落山了，但是，他产生的巨大阴影，没有消失。我们在思想、体制、文化等许多方面，依然飘荡他的阴影的现实，却是不言而喻的。不说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运动，相比于文物的扫荡式破坏，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毁灭性打击，则是前无古人，世界仅有的。
当然，这一切历史，在我们一切向前看的口号下，都被淡化、虚化了，以致于70后、80后、90后对文革因为无知而心生羡慕和向往。幸好，我们还有台湾，还有香港，还有可以保存同一段历史另一种说法的地方。
唐德刚这本书的意义，是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给了我们回忆的由头。作为毛泽当政时代的当事人，我相信，如果让大陆的学人写，肯定会有更多切身的体会，更多丰富的细节，更多鲜活的事例，当然，也因为有个人的恩怨，会有更多的情绪表达。事实上，从事这样写作的人很多，只是我们现在不一定知道。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每一个都在盲人摸象，每一个人都只能说一部分。但是，只要说的人多，就会形成整只大象。只有敢于面对历史真相的民族，才是成熟的民族。我们的民族有五千年历史，算是成熟了吗？
我不知道。
作者：赵宗彪，原载: 共识网
毛迷信下的中国故事
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译自Cult一词，此词还被译为中文的狂热、邪教、巫术疗法等，根据等量代换原则，毛泽东迷信或毛泽东崇拜也可称为毛泽东邪教。在中文里，迷信、崇拜、邪教三者不是等量关系，有程度和情感色彩之别。毛泽东迷信，古今罕有，中外无匹，创巨痛深，宜用最高级，曰毛泽东邪教。
《辞海》的个人崇拜定义是：“神化个别人物并加以盲目崇拜的现象。”神化和崇拜是该定义的两个核心动词，其指向是被神化和崇拜的对象，其他人均不在该定义的现场。毛泽东崇拜则不然，其核心动词不止神化和崇拜，更有残害，所指对象是毛之外的其他人。在毛泽东崇拜的现场，有数不清被残害的各色人等。神化毛，崇拜毛，相当程度上落实在对无数中国人的残害上。毛泽东崇拜大量的现实呈现是残害民众，极言之毛崇拜即残民以逞。
狗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特性，人作为能识别最复杂符号系统的高级动物，其捕风捉影的能耐大于狗无数倍。个人崇拜就是人们在不仅不见其形、而且也不闻其声的情况下，就能为之吠成一片，咬作一团。毛泽东，全国多少人见其面、闻其声？可是几亿人只因迷毛、拜毛，便叫得一国如沸，闹得一塌糊涂，厮打得个个一嘴乱毛。迷毛、拜毛、制作毛崇拜的媒介手段主要有如视觉领域的毛画像、毛塑像、毛像章、毛语录、挺毛标语和听觉领域的颂毛歌曲、挺毛口号，而真正把毛打造成“炙手可热势绝伦”的邪教教主的手段，还不是对这些媒介的正面使用，而是在这些媒介的使用问题上兴妖作怪、制造冤狱。比如，全国家家户户必须贴毛像固然把毛搞得像一个邪教教主，但是更让他像一个邪教教主的做法则是：如果拿带毛画像的报纸垫屁股或擦屁股，被人举报，立即逮捕法办。诸如此类。
毛泽东邪教对民众的残害可分四类：第一，对反毛者的残害；第二，对不以毛的敌友为敌友的人的残害；第三，对无意反毛而出现失误（口误、笔误、手误）者的残害；第四，曲解事实、强奸人意、罗织罪名的肆意嫁祸残害。
传统的人物传记通常只写传主的个人行为，好比传主走到哪里，聚光灯就打到哪里，传主身外之地，是聚光灯的盲区。这是一个立传误区。传主的影响也是传主生平的一部分，尤其曾经形成个人崇拜风潮的传主，更是如此。写毛传，不应忽略毛崇拜的“盛况”，可是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毛传都未涉及这个现象。在编《黑五类忆旧》的过程中，我读到毛泽东被人搞得炙手可热、莫余毒也的故事实在太多、太荒诞，其荒诞离奇的程度超过《拍案惊奇》、《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世说新语》、《搜神记》、《述异记》和二十四史之荒诞量和荒诞度的总和。基于此，我整理、编纂、改写出这些实实在在发生的毛邪教的故事，“以飨读者”，以补毛传之缺失。中国人这样的精神生态，无论秦始皇时代还是希特勒、斯大林时代，都不曾出现过，在这个星球上也许只有金家统治的朝鲜可得仿佛。
画像篇
1
刚开始批判刘少奇时，不能提“刘少奇”三字，只能用“中国的赫鲁晓夫”代替。某中学的陈同学，有一天在毛泽东画像后面写了一句“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被人举报，成了现行反革命。怎么回事呢？他正好把“打倒”二字写在毛头像的背面了。群众专政期间，陈同学被打得遍体鳞伤，哀求道：“还是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送监狱）吧。”造反派答应了他的要求，将他送到公检法，根据“公安六条”，判了八年刑。坐满八年，陈获释回家务农。后来平反时，公家发给他五百块钱补偿金，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双手捧着钱，一个劲地高呼：“共产党万岁！”这时毛泽东已死，不然肯定还会喊“毛主席万岁！”拿到钱的当天，陈某将钱捐给大队党支部，并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入党申请书。不久，陈某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某当书记不几年，查出患了癌症，已是晚期，很快死掉。
2
翠屏山专政基地松林坡看守所二十九号号子里关押五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姓牟的青年，本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标兵，因为买了十余幅毛主席像，从家里正阶檐的墙上贴到横阶檐的墙上，横阶檐连着厕所，最后一张就贴在了厕所门外，因此有人检举小牟让伟大领袖毛主席守毛坑，构成恶毒攻击罪。还有个姓洛的，一家人天天喝包谷糊，每当家人端起饭碗站在饭桌前搞“三敬祝”时，洛某就把包谷糊涂在毛像的嘴上，说：“红太阳呀红太阳，你吃腻了肉，就喝点这玩意儿吧！”于是被人举报，也是反革命罪。有一次，牟犯问洛犯：“我让毛主席守了毛坑，你让毛主席吃包谷糊，我们俩谁的罪恶大？”
3
一个小青年，与女朋友到公园恋爱，公园的石凳很脏，就拿报纸垫在屁股下。报纸上印有毛泽东头像，有人举报他们侮辱毛主席，这个小青年和他的女朋友各判刑三年。
4
新疆戈壁滩上的博斯腾湖，面积近千平方公里，几十个大小岛屿散布其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大饥荒中，关内大批盲流逃亡到新疆谋生，许多人流落此湖，以打鱼、割苇、捉水老鼠为生。文革时期，又有许多内地盲流为躲避公安部门、造反派组织和收容站的抓捕，逃亡到博斯腾湖，藏身在芦荻丛生的小岛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打三反”时，当局决心端掉这个“盲流乐园”。他们调集正规部队、兵团值班连和沿湖各县的公社民兵，利用冬季湖水结冰的机会，对整个湖区进行大包围、大搜捕。许多无辜的盲流被抓，并被任意加上罪名杀戮判刑，其中一个叫徐长生的，四川长寿人，25岁，被人举报撕毁毛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5
1966年9月3日，武汉某街道小厂的几个红卫兵揪斗牛鬼蛇神吕某，喝问道：“我们红卫兵昨天贴出告示，勒令你们必须佩带‘牛鬼蛇神’黑符号，没看见吗？为什么你今天还不佩带？”吕某回答说：“516通知中没有这一条。”吕某话音刚落，红卫兵骨干邱某立即掏出哨子吹起来，大喊：“全厂紧急集合！”大家都放下手里的工具，来到现场。邱某发号施令道：“把高帽子给他戴上！”几个红卫兵男女立马拥上来，从两边抓住吕某的胳臂，另有二三人将一顶硬纸糊的两尺多高的高帽强行扣在吕某头上。吕某极不配合，他们一松手，他就飞快将自己头上的高帽摘下撕毁。他们立刻又拿来一顶给他扣上，他又撕毁。邱某带头高呼口号，同时众人又将第三顶高帽扣在吕某头上。三个男工紧紧抓住吕某，示众批斗，一直折腾到晚上六点。当晚，红卫兵又明火执仗抄了吕某的家，粮票也被抄走。抄家中，红卫兵发现了吕某的新罪行：他家板房的板壁上没挂毛泽东像，而是挂西斯廷圣母像。他们愤怒地质问吕某不挂毛主席像是什么狼子野心，吕某理直气壮地回答：“板房失火把毛主席像烧了你们负责？”红卫兵一时无言以对。
6
那时各家各户都派发毛的彩色纸画像，让人贴在墙上，一天到晚祷告。文盲邓六叔就有两间泥土房，一间厨房一间睡房。睡房里没窗户，黑咕隆冬，贴了也白贴，于是邓六叔把分发给他的毛像虔诚地贴在厨灶上方，像灶神一样膜拜。后来他发觉那个位置也不好，时间久了会把毛的脸熏黑，于是立即关了厨房门，小心翼翼地想把它揭下来，重新贴个地方。当初贴时是用稀饭粘的，现在想揭下来可不容易。邓六叔又急又怕，费老半天劲终于揭下来了，可还是弄烂了毛像的一只眼睛。他把揭下来的画像贴在最黑暗的睡房墙上，免得被人发现，可最终还是没有逃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没多久，县公安局来人，把他抓走了。
7
浙江台州人陈某，在沿海部队某留守处当参谋。战友都去支左了，办公室里只剩他一人，于是心生一念：何不用过期的《解放军报》练毛笔字？每天的报纸上都印有套红的毛泽东像及其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像，起初陈某小心翼翼避开毛像、林像下笔，偶有涂及，立即烧毁。这天中午，书写正酣，外面哨兵高喊：“陈参谋，你爱人来了！”听到叫声，陈参谋立即扔下笔关上门冲了出去。陈的妻子从老家来探亲，他本来要去接站，结果写得兴起，忘了这码事。就在陈参谋离开办公室接待妻子的当口，同办公室去支左的余参谋临时有事回来了。陈参谋与妻子一番亲热之后，带着快意返回办公室，却发现桌面报纸被人动过，细查发现还少了几张；再向卫兵打听，方知余参谋来过。陈参谋顿时大惊，心里说“完了！”立刻回宿舍对老婆说：“部队临时有紧急备战任务，你必须马上离开部队回老家。”没等老婆反应过来，陈参谋便拉着她，夹着未解开的行李，叫辆车，赶往火车站。妻子上火车前，陈参谋千叮万嘱：“回去后，不要再往部队写信找我。”最后，陈参谋被军事法庭以反革命罪判处六年徒刑，随即他向法院提出与妻子离婚，并放弃对五岁女儿的抚养权——他不想让女儿生活在“反革命爸爸”的阴影之中。
作者：焦国标，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辞海》的个人崇拜定义是：“神化个别人物并加以盲目崇拜的现象。”神化和崇拜是该定义的两个核心动词，其指向是被神化和崇拜的对象，其他人均不在该定义的现场。毛泽东崇拜则不然，其核心动词不止神化和崇拜，更有残害，所指对象是毛之外的其他人。在毛泽东崇拜的现场，有数不清被残害的各色人等。神化毛，崇拜毛，相当程度上落实在对无数中国人的残害上。毛泽东崇拜大量的现实呈现是残害民众，极言之毛崇拜即残民以逞。
狗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特性，人作为能识别最复杂符号系统的高级动物，其捕风捉影的能耐大于狗无数倍。个人崇拜就是人们在不仅不见其形、而且也不闻其声的情况下，就能为之吠成一片，咬作一团。毛泽东，全国多少人见其面、闻其声？可是几亿人只因迷毛、拜毛，便叫得一国如沸，闹得一塌糊涂，厮打得个个一嘴乱毛。迷毛、拜毛、制作毛崇拜的媒介手段主要有如视觉领域的毛画像、毛塑像、毛像章、毛语录、挺毛标语和听觉领域的颂毛歌曲、挺毛口号，而真正把毛打造成“炙手可热势绝伦”的邪教教主的手段，还不是对这些媒介的正面使用，而是在这些媒介的使用问题上兴妖作怪、制造冤狱。比如，全国家家户户必须贴毛像固然把毛搞得像一个邪教教主，但是更让他像一个邪教教主的做法则是：如果拿带毛画像的报纸垫屁股或擦屁股，被人举报，立即逮捕法办。诸如此类。
毛泽东邪教对民众的残害可分四类：第一，对反毛者的残害；第二，对不以毛的敌友为敌友的人的残害；第三，对无意反毛而出现失误（口误、笔误、手误）者的残害；第四，曲解事实、强奸人意、罗织罪名的肆意嫁祸残害。
传统的人物传记通常只写传主的个人行为，好比传主走到哪里，聚光灯就打到哪里，传主身外之地，是聚光灯的盲区。这是一个立传误区。传主的影响也是传主生平的一部分，尤其曾经形成个人崇拜风潮的传主，更是如此。写毛传，不应忽略毛崇拜的“盛况”，可是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毛传都未涉及这个现象。在编《黑五类忆旧》的过程中，我读到毛泽东被人搞得炙手可热、莫余毒也的故事实在太多、太荒诞，其荒诞离奇的程度超过《拍案惊奇》、《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世说新语》、《搜神记》、《述异记》和二十四史之荒诞量和荒诞度的总和。基于此，我整理、编纂、改写出这些实实在在发生的毛邪教的故事，“以飨读者”，以补毛传之缺失。中国人这样的精神生态，无论秦始皇时代还是希特勒、斯大林时代，都不曾出现过，在这个星球上也许只有金家统治的朝鲜可得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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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刚开始批判刘少奇时，不能提“刘少奇”三字，只能用“中国的赫鲁晓夫”代替。某中学的陈同学，有一天在毛泽东画像后面写了一句“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被人举报，成了现行反革命。怎么回事呢？他正好把“打倒”二字写在毛头像的背面了。群众专政期间，陈同学被打得遍体鳞伤，哀求道：“还是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送监狱）吧。”造反派答应了他的要求，将他送到公检法，根据“公安六条”，判了八年刑。坐满八年，陈获释回家务农。后来平反时，公家发给他五百块钱补偿金，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双手捧着钱，一个劲地高呼：“共产党万岁！”这时毛泽东已死，不然肯定还会喊“毛主席万岁！”拿到钱的当天，陈某将钱捐给大队党支部，并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入党申请书。不久，陈某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某当书记不几年，查出患了癌症，已是晚期，很快死掉。
2
翠屏山专政基地松林坡看守所二十九号号子里关押五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姓牟的青年，本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标兵，因为买了十余幅毛主席像，从家里正阶檐的墙上贴到横阶檐的墙上，横阶檐连着厕所，最后一张就贴在了厕所门外，因此有人检举小牟让伟大领袖毛主席守毛坑，构成恶毒攻击罪。还有个姓洛的，一家人天天喝包谷糊，每当家人端起饭碗站在饭桌前搞“三敬祝”时，洛某就把包谷糊涂在毛像的嘴上，说：“红太阳呀红太阳，你吃腻了肉，就喝点这玩意儿吧！”于是被人举报，也是反革命罪。有一次，牟犯问洛犯：“我让毛主席守了毛坑，你让毛主席吃包谷糊，我们俩谁的罪恶大？”
3
一个小青年，与女朋友到公园恋爱，公园的石凳很脏，就拿报纸垫在屁股下。报纸上印有毛泽东头像，有人举报他们侮辱毛主席，这个小青年和他的女朋友各判刑三年。
4
新疆戈壁滩上的博斯腾湖，面积近千平方公里，几十个大小岛屿散布其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大饥荒中，关内大批盲流逃亡到新疆谋生，许多人流落此湖，以打鱼、割苇、捉水老鼠为生。文革时期，又有许多内地盲流为躲避公安部门、造反派组织和收容站的抓捕，逃亡到博斯腾湖，藏身在芦荻丛生的小岛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打三反”时，当局决心端掉这个“盲流乐园”。他们调集正规部队、兵团值班连和沿湖各县的公社民兵，利用冬季湖水结冰的机会，对整个湖区进行大包围、大搜捕。许多无辜的盲流被抓，并被任意加上罪名杀戮判刑，其中一个叫徐长生的，四川长寿人，25岁，被人举报撕毁毛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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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3日，武汉某街道小厂的几个红卫兵揪斗牛鬼蛇神吕某，喝问道：“我们红卫兵昨天贴出告示，勒令你们必须佩带‘牛鬼蛇神’黑符号，没看见吗？为什么你今天还不佩带？”吕某回答说：“516通知中没有这一条。”吕某话音刚落，红卫兵骨干邱某立即掏出哨子吹起来，大喊：“全厂紧急集合！”大家都放下手里的工具，来到现场。邱某发号施令道：“把高帽子给他戴上！”几个红卫兵男女立马拥上来，从两边抓住吕某的胳臂，另有二三人将一顶硬纸糊的两尺多高的高帽强行扣在吕某头上。吕某极不配合，他们一松手，他就飞快将自己头上的高帽摘下撕毁。他们立刻又拿来一顶给他扣上，他又撕毁。邱某带头高呼口号，同时众人又将第三顶高帽扣在吕某头上。三个男工紧紧抓住吕某，示众批斗，一直折腾到晚上六点。当晚，红卫兵又明火执仗抄了吕某的家，粮票也被抄走。抄家中，红卫兵发现了吕某的新罪行：他家板房的板壁上没挂毛泽东像，而是挂西斯廷圣母像。他们愤怒地质问吕某不挂毛主席像是什么狼子野心，吕某理直气壮地回答：“板房失火把毛主席像烧了你们负责？”红卫兵一时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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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各家各户都派发毛的彩色纸画像，让人贴在墙上，一天到晚祷告。文盲邓六叔就有两间泥土房，一间厨房一间睡房。睡房里没窗户，黑咕隆冬，贴了也白贴，于是邓六叔把分发给他的毛像虔诚地贴在厨灶上方，像灶神一样膜拜。后来他发觉那个位置也不好，时间久了会把毛的脸熏黑，于是立即关了厨房门，小心翼翼地想把它揭下来，重新贴个地方。当初贴时是用稀饭粘的，现在想揭下来可不容易。邓六叔又急又怕，费老半天劲终于揭下来了，可还是弄烂了毛像的一只眼睛。他把揭下来的画像贴在最黑暗的睡房墙上，免得被人发现，可最终还是没有逃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没多久，县公安局来人，把他抓走了。
7
浙江台州人陈某，在沿海部队某留守处当参谋。战友都去支左了，办公室里只剩他一人，于是心生一念：何不用过期的《解放军报》练毛笔字？每天的报纸上都印有套红的毛泽东像及其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像，起初陈某小心翼翼避开毛像、林像下笔，偶有涂及，立即烧毁。这天中午，书写正酣，外面哨兵高喊：“陈参谋，你爱人来了！”听到叫声，陈参谋立即扔下笔关上门冲了出去。陈的妻子从老家来探亲，他本来要去接站，结果写得兴起，忘了这码事。就在陈参谋离开办公室接待妻子的当口，同办公室去支左的余参谋临时有事回来了。陈参谋与妻子一番亲热之后，带着快意返回办公室，却发现桌面报纸被人动过，细查发现还少了几张；再向卫兵打听，方知余参谋来过。陈参谋顿时大惊，心里说“完了！”立刻回宿舍对老婆说：“部队临时有紧急备战任务，你必须马上离开部队回老家。”没等老婆反应过来，陈参谋便拉着她，夹着未解开的行李，叫辆车，赶往火车站。妻子上火车前，陈参谋千叮万嘱：“回去后，不要再往部队写信找我。”最后，陈参谋被军事法庭以反革命罪判处六年徒刑，随即他向法院提出与妻子离婚，并放弃对五岁女儿的抚养权——他不想让女儿生活在“反革命爸爸”的阴影之中。
作者：焦国标，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專訪舒雲（5）：林彪在“文革”中犯的大錯誤
■舒雲 □《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研究林彪和“九一三”事件，舒雲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
這 位在林彪殞命大漠時才17歲的女兵，頑強自學，業餘創作，成長為一位軍旅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她主要從事傳記文學寫作，出版過《羅瑞卿大將》、 《百戰將星楊勇》、《開國紀事》等大量作品。參加聶榮臻元帥傳記組之後，她接觸到很多關於林彪的資料，從1987年開始，全面搜集資料，尤其是第一手資 料，遍訪林彪親友、部屬及其家人、事件當事人、目擊者，潛心研究林彪其人其事。國內關於研究和介紹林彪仍然受到很大限制，她這方面的著作，都在香港明鏡出 版社出版。計有：以調查九一三事件為主的上下冊《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研究林彪一生、包含千幅圖片和十多萬字文字的《林彪畫傳》，上下兩厚冊《林彪日記》 （與林彪的秘書李德合著）。2011年“九一三”事件40周年前夕，她又出版了《百問“九一三”》和《林彪元帥最新相册》。這些書，是迄今爲止最完整、最 深入、也可以說最權威的關於林彪和“九一三”事件的著作。
2011年11月，《新史記》記者高伐林對舒雲進行了書面專訪。
新史記：經過多年來您與許多人士的努力，關於林彪的“兩謀”罪名，基本上已經弄清並無證據，而黃吳李邱幾位老將更與“兩謀”沒有關係。但是有人問：毛澤東所代表的路線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那麼，以林彪為首的群體，在其中起了什麼作用？對這些作用，站在今天的高度應該如何評價？
舒雲：我認為“兩謀”是有的，是林立果和周宇馳等人搞的。林彪、黃吳李邱與“兩謀”無關。黃吳李邱在1980年審判“兩案”時，摘清了與“兩謀”的關係。“兩案”沒有審查林彪，但是也沒有發現林彪與“兩謀”無關。按照“疑罪從無”的原則，林彪是無罪的。
現在有一種奇怪的現象，擁毛者和反毛者都罵林彪。我認為：凡是瞭解林彪的人，沒有罵林的，而是對林彪百般同情，因為林彪沒有幹壞事。而罵林的人根本不瞭解林彪，只是人云亦云，罵的都是口號式的。如果他們瞭解了林彪，就根本不可能罵林。
毛澤東所代表的路線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這我不否認；但是毛澤東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創下不朽之功，這也應該是歷史事實。無論是1959年廬山會議，七千人大會，還是“文化大革命”，林彪都是從團結出發，支持毛澤東，希望我們的國家不要亂，希望國泰民安。這也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錯誤，他看出了毛澤東的問題，卻一味順從。當然，如果他像彭德懷一樣仗義執言，早被打倒了。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個人崇拜並不是始自林彪，當年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誰沒有狂喊過毛主席萬歲？
李銳說：沒有林彪，毛澤東發動不了“文化大革命”。我當場反駁他：沒有誰，毛澤東也能發動“文化大革命”。李銳沒有反駁我。以後，我在網上看到李銳的文章，提“沒有林彪，毛澤東可能發動不了‘文化大革命’”。我還是堅持認為，沒有林彪，毛澤東一樣發動“文化大革命”。
縱觀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他除了前期有軍委八條命令等外，幾乎一直處於被動，他甘於處在沒有一點權力的“副統帥”位置上。除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的講話都是張春橋起草的以外，林彪在會議上的講話，反覆強調“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的，劉少奇的專案是江青搞的之類。可以感覺到林彪在努力與“文化大革命”保持距離，不想掠人之功。
有人說林彪整人，列出幾個人名，卻又舉不出具體事例。眾所周知，不要說打倒劉少奇、鄧小平是毛澤東的意思，就是打倒賀龍、羅瑞卿等將軍們，都不是林彪所能做到的。
林彪崇尚孔子，強調與人為善，他的名言是“狠狠地批，狠狠地保”，很多老將軍被他保下來了。（《新史記》第5期）
研究林彪和“九一三”事件，舒雲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
這 位在林彪殞命大漠時才17歲的女兵，頑強自學，業餘創作，成長為一位軍旅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她主要從事傳記文學寫作，出版過《羅瑞卿大將》、 《百戰將星楊勇》、《開國紀事》等大量作品。參加聶榮臻元帥傳記組之後，她接觸到很多關於林彪的資料，從1987年開始，全面搜集資料，尤其是第一手資 料，遍訪林彪親友、部屬及其家人、事件當事人、目擊者，潛心研究林彪其人其事。國內關於研究和介紹林彪仍然受到很大限制，她這方面的著作，都在香港明鏡出 版社出版。計有：以調查九一三事件為主的上下冊《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研究林彪一生、包含千幅圖片和十多萬字文字的《林彪畫傳》，上下兩厚冊《林彪日記》 （與林彪的秘書李德合著）。2011年“九一三”事件40周年前夕，她又出版了《百問“九一三”》和《林彪元帥最新相册》。這些書，是迄今爲止最完整、最 深入、也可以說最權威的關於林彪和“九一三”事件的著作。
2011年11月，《新史記》記者高伐林對舒雲進行了書面專訪。
新史記：經過多年來您與許多人士的努力，關於林彪的“兩謀”罪名，基本上已經弄清並無證據，而黃吳李邱幾位老將更與“兩謀”沒有關係。但是有人問：毛澤東所代表的路線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那麼，以林彪為首的群體，在其中起了什麼作用？對這些作用，站在今天的高度應該如何評價？
舒雲：我認為“兩謀”是有的，是林立果和周宇馳等人搞的。林彪、黃吳李邱與“兩謀”無關。黃吳李邱在1980年審判“兩案”時，摘清了與“兩謀”的關係。“兩案”沒有審查林彪，但是也沒有發現林彪與“兩謀”無關。按照“疑罪從無”的原則，林彪是無罪的。
現在有一種奇怪的現象，擁毛者和反毛者都罵林彪。我認為：凡是瞭解林彪的人，沒有罵林的，而是對林彪百般同情，因為林彪沒有幹壞事。而罵林的人根本不瞭解林彪，只是人云亦云，罵的都是口號式的。如果他們瞭解了林彪，就根本不可能罵林。
毛澤東所代表的路線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這我不否認；但是毛澤東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創下不朽之功，這也應該是歷史事實。無論是1959年廬山會議，七千人大會，還是“文化大革命”，林彪都是從團結出發，支持毛澤東，希望我們的國家不要亂，希望國泰民安。這也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錯誤，他看出了毛澤東的問題，卻一味順從。當然，如果他像彭德懷一樣仗義執言，早被打倒了。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個人崇拜並不是始自林彪，當年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誰沒有狂喊過毛主席萬歲？
李銳說：沒有林彪，毛澤東發動不了“文化大革命”。我當場反駁他：沒有誰，毛澤東也能發動“文化大革命”。李銳沒有反駁我。以後，我在網上看到李銳的文章，提“沒有林彪，毛澤東可能發動不了‘文化大革命’”。我還是堅持認為，沒有林彪，毛澤東一樣發動“文化大革命”。
縱觀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他除了前期有軍委八條命令等外，幾乎一直處於被動，他甘於處在沒有一點權力的“副統帥”位置上。除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的講話都是張春橋起草的以外，林彪在會議上的講話，反覆強調“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的，劉少奇的專案是江青搞的之類。可以感覺到林彪在努力與“文化大革命”保持距離，不想掠人之功。
有人說林彪整人，列出幾個人名，卻又舉不出具體事例。眾所周知，不要說打倒劉少奇、鄧小平是毛澤東的意思，就是打倒賀龍、羅瑞卿等將軍們，都不是林彪所能做到的。
林彪崇尚孔子，強調與人為善，他的名言是“狠狠地批，狠狠地保”，很多老將軍被他保下來了。（《新史記》第5期）
邵建：革命为何会导致专制
1916年，陈独秀在呼唤《吾人最后之觉悟》时，痛陈“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这样的表述让今天的我们奇怪，既是共和，又何以专制。如此表述，岂不就是“共和的专制”？
《新青年》说话的时代，是民初袁世凯统治中国的时代。首先要肯定，这个时代既是共和的，也是民主的。清末民初以来，民主与共和，语义相同，俱与君主相对。清末同盟会以暴动为革命，就是要推翻满清君主专制，以实现民主性质的共和。他们达到目的了吗？达到了，又没有。就前者，他们成功地推翻了满清专制。就后者，他们只是推翻了满清，但没有推翻专制。
陈独秀的话，直指袁世凯。如果就制度框架而言，袁是专制的，也是民主的；此可见民主本身无以解决专制问题。袁初任临时大总统，虽非普选，但经过了临时参议院的合法程序。就袁氏权力获得而言，既非窃取，更非篡夺。但为什么同盟会用革命求共和，企图解决专制问题，结果是另一种专制旋踵而至？其实，这个问题早在辛亥以前，梁启超就给出了答案：革命无以产生政治改良，只能产生专制政治。
1905年，针对同盟会以革命求共和，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借波伦哈克这样表示：“凡因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这里，正面的例子是美国，美国人最初抵达北美就是自治形态的，且那块土地也没有君主；因此独立战争后，他们很自然地选择了民主共和。反面的例子是法国，法国大革命追慕美国，但法国长期以来就是君主传统，它不效法水土相近的英国虚君立宪，却要走大西洋那边的共和之路。路径依赖错了，结果共和成了乱源。
至于中国，比英法两国有着更为长久的君主传统，民众没有养成过自治的习惯，且民智不开，民识低下。革命固然可以，一煽就行，可是革命只能改变政权的名分，比如从君主到民主；但，政权的专制性质不但无从改变，反而变本加厉。这是梁氏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时的表述：“在历史上久困君主专制之国，一旦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于彼时也，惟仍以专制行之。且视前此之专制，更加倍蓰焉。”
有鉴于此，任公坚持走立宪之路，用限制君权和转移君权的方式逐步掏空专制；而非用革命这种最专制的方式，在打破专制的同时，形成更大的专制。
历史无幸，革命功成。于是，我们看到了袁氏独裁的一幕，它委实比清末更专制也更难立宪。然而，当时的总统即使不是袁，专制格局依然无改。因为按照孙中山划定的步骤，军政之后是训政，训政本身就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任公是一个世纪的预言家。他不但预言了辛亥，更预言了辛亥之后。以上表述，以后来历史验之，若合符契。20世纪以来，由于革命打倒君主，袁氏和袁氏以下的专制，都改成了共和的专制和民主的专制。这种专制由法国大革命首途，中经苏俄，从辛亥前开始进入中国。于是革命和专制轮替，主宰了20世纪的中国。
从同盟会到《新青年》，法兰西的民主革命吸引国人到如今；那么，我们不妨转换一下视角，听听法国人托克维尔是如何检讨法兰西的“民主的专制”。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氏指出：“那个庞大的社会权力，……它不是直接出自上帝；它同传统丝毫无关；它是非个人的：它不再叫国王，而叫国家；它不是家族遗传，而是一切人的产物和代表，必须使每个人的权利服从于全体意志。”托氏把这种专制描述为“中世纪闻所未闻的这种名为民主专制的特殊专制形式”。
就这个披着现代外衣的专制形式，托氏分别从人民和统治者两方勾勒出它的特点：第一，“人民由彼此几乎相同、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这个混杂的群体被公认为惟一合法主宰，但却被完全剥夺了亲自领导甚至监督其政府的一切权利。”第二，“在它头上有个独一无二的代理人，他有权以他们的名义处理一切事务，而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在法律上，他是听命于人的执行者；在事实上，他是主人。”
这就是我们烂熟了的“民主的专制”，托氏和梁氏，表述上可谓珠联璧合。
作者：邵建，腾讯历史
一位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浮沉
学生时代结识的几位朋友，当年先后投入席卷神州的革命大潮，风流云散，天各一方。这些朋友在尔后数十年动荡的岁月中，荣辱浮沉，各有不同的命运，其中高启发悲欢离合的遭遇，犹如小说家编就的故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
一
我是在古城苏州一条小巷深处的补习夜校里认识他的。那是抗战时期，东南半壁的大好河山沦于敌手，苏州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之下。在夜校众多的同学中，有一个伪军教育单位的办事员，姓高名启发，南京人氏，年龄二十出头。
那年月，人们对“伪”字号人员都有种厌恶感，但同窗日久，我们终于慢慢熟悉。一天，他悄悄告诉我：去年的初秋，出于爱国热忱，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越过封锁线，投奔到国民党军队的敌后皖东根据地－－古河镇，以流亡青年的身份，暂栖在以徐合璧为主任的安徽省皖东教育促进委员会当一名文书。他原来打算等待时机，随部队越过淮南铁路敌伪封锁线，到重庆去参加抗日。他未曾想到，他所在根据地的部队－－属国民党第五战区的一七一师和属地方的第十纵队，枪口并非对准日寇，而是对准了活动在滁县、六合之间的罗炳辉师长率领的新四军二师。时时磨擦，战斗频仍。其时他年方二十，涉世未深，并不明了国共两党斗争的历史和现状，只是感到从事亲痛仇快的自相残杀的斗争，非我所愿，有违初衷，于是找了个借口，辞去了工作，悄悄回到了敌伪盘踞的老家南京。后来经同学的帮助，在苏州伪军某教育单位找了个混饭吃的工作。
他的这番告述，令我对他目前不得已的处境有所理解，觉得他还是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后来，当我获知他凄凉的身世时，更对他产生一种深深的同情。
原来，他一出生就成了“弃婴”，是他义父从垃圾桶边捡回来抚养长大的，因而他无从知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义父高乃庆，原是山东沂蒙山区的贫苦农民，民国初年因逃灾荒而辗转流落南京，在糖坊桥口赁屋开了一爿卖开水的“老虎灶”，勉强维持生计。高氏夫妇膝下无子，义母刘氏，是个纯朴厚道的农村妇女，对他视同己出，慈爱万分。当他11岁那一年，义父母先后因病弃世，他再次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邻居回民马师傅看他太可怜了，便介绍他去新街口泰昌电镀厂当学徒。那电镀厂坏境污染严重，他干了一年多，便得了急性活动性肺结核。那时资方不承担任何医疗费用，只好由他在南京的唯一亲戚、当伙夫的义舅父刘桂福领回养息。义舅父勉为其难地在他病愈后供他上学。读完初中二年级，老人家实在供不起了，只得辍学。为日后谋生计，他找机会学会了无线电收发报技术。
二
抗战胜利后，高启发经历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他贫寒的家庭出身，对真理和光明的热切向往，驱使他选择了一条艰险的生活道路，参与了推倒三座大山的地下斗争的行列。
将他领入革命之门的是他的同学、地下党员李昭定。李同他是在南京模范中学同班同桌，过从甚密，对他的身世和思想倾向一清二楚。后来经李介绍，他在1946年3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在国民党心脏之区的南京，在特务密布、对异党分子“格杀勿论”的坏境里，高启发申请加入“异党”，意味着将身家性命交给了革命，具有一种“壮士一去”的勇敢和悲壮。
他入党不久，适逢国民党军政部无线总台招考报务员。得地下党指示，他前往报考，被录取为少尉报务员，分配到联勤总台下属72分台。这个分台奉调暂驻北平铁路局，地下党命他随去，所得情报以暗语寄回南京。他于是在北平暂时定居下来。
在北平，他举目无亲，孤身一人，生活单调寂寞。这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他独自去颐和园游览，在回城等候公共汽车时，站上有两位女士也在等车，一位是中年，另一位是年轻姑娘，她们是一起的。在那乘客稀少的汽车站，他已记不起缘何契机，那位姑娘同他自然而然地寒暄起来。在汽车到来之前，彼此已互通了姓名，互相告知了工作单位。他这时才知道，面前这位身材适中、打扮素雅、操着一口京腔的姑娘，原来是北平某大学美术系毕业、而今在西城一所中学里执教的L小姐。
回到城里，高启发便将邂逅这位姑娘的事抛诸九霄云外了。他自忖无论从文化层次，还是社会地位，自己同这位L小姐相去甚远，根本不存在交往的基础。但人世的事情有时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忽然接到一封字迹娟丽的信：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没想到玩颐和园会有幸和您相识。坦率地说，您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颇深的印象。假如您愿意的话，可否于星期日下午三时在中山公园西门会面？如果有所不便，那以后在路上遇见就当陌生人一样好了，再也不必提这个事了。”
这封信，对漂泊古都、渴望友情抚慰的高启发来说，犹如一剂强烈的兴奋剂。从此他消除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和寂寞，沉浸在频频与L交往的恋情之中。他来信告诉我，他常陪L去公园写生，香山、卧佛寺、颐和园、北海、天坛，时常留有他们的身影。从他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他这只茫茫人海中的孤舟，终于找到了感情栖息的港湾。
1946－1947年，国内局势大变，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大决战拉开了序幕。他同L交往的过程中，对时局的分析和议论成为经常的话题。他内心激烈矛盾着，几次想向心爱的人袒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一想到入党介绍人李昭定的严肃告诫，要坚守党的机密，还是忍住了。
国民党在内战战场上连连受挫，颓势显露。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带的南京地下党任务繁重，组织上于1947年年末通知高启发：返宁待命。于是他在1948年初辞去了72分台的工作，返回南京。他对L说，为了他俩美好的未来他将应友人之邀回南京开创一番新的事业，日后他将接她到石头城下相聚。分手之际，两人难免“执手相看泪眼”，依依难舍。
从此，他和L劳燕分飞，单凭鸿雁传书，互通情愫。“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当他吟咏L信中引用的诗句，眼眶里益出幸福的泪水。
三
高启发回到南京后不久，南京《中央日报》在显著地位登出一则广告：某军事机关招考报务员数名。地下党指示他前去应试。凭着他曾任72分台少尉报务员的证明文件和娴熟的技术，他当天就被录取，主考人盛某确定他为中尉侦收员。这时，他才知道这军事机关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二厅所属电信总台。台方交给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收我军电台的机密通信。地下党组织得悉此情十分高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让他立即前往报到。
电信总台在珠江路左侧的小营二号（解放后为南京空军司令部驻地）。这是一个戒备森严的机关，大院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卫。它隶属国防部二厅技术研究室领导，室主任由二厅副厅长、特务头子魏大名兼任。总台的中文报房为200多平方米的大厅，厅内配置清一色的美制先进接收设备，专门从空中的电波中截取、收抄我第二、三野战军各纵队往来的机密电报。驻在同院的技术研究室雇有一些德国和日本的破译专家，破译收报房收到的如天书一般的密码。
一天深夜，特务头子魏大铭亲临总台训话，对前一段的工作表示嘉奖，特别对德、日破译专家的功劳大大吹嘘了一番，勉励大家再接再厉云云。会后马上传出消息：我二、三野战军各纵队的所有军事电报，都一份不漏地被德、日破译专家破译。高启发闻讯大惊，立刻向单线联系人作了汇报。因事关重大，上级通过联系人安排，由南京地下党市委委员朱启銮亲自听取了高启发的汇报。之后，朱启銮专程潜行至合肥，直接向三野政治部主任舒同作了报告。
不久，第二、三野战军各纵队电台呼号、波长突然全部变动，且时隐时现，出没无常，这里刚收到某台，音波却瞬间消失，如同捉迷藏一般，令敌人抄收不到一份完整的电报。特务头子气急败坏地召集全台人员训话，威胁地吼叫：“收听不到‘匪台’信号的事过去从来没有过，肯定是我们这里混进了‘奸匪’！”说话时他那凶狠的目光扫视四周，听者人人自危。此时高启发已有思想准备，尽管心情紧张，仍从容自若，巧加掩饰，镇静地挺了过来。
有一天，总台饭厅里来了几个操北方口音的陌生人，计两男一女和一个小孩。他们老固定在一张桌子吃饭。而且只在大院内活动，不出大门。
此事引起高启发的注意。后来他私下了解到，这几个人是被捕后变节的原北平地下党电台的刘姓台长和报务员（那女的是台长的妻子，小孩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移送南京后，按敌人的旨意，仍伪装地下电台与我方联系。高启发立即报告党组织，我方很快同此伪台切断了联系。敌人又一次被弄得莫名其妙。
1948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外面下着霏霏细雨，我正在苏州的一家报纸编辑部撰写当天的新闻稿，忽然接到高启发的电话：“我在北局大光明电影院旁边的巷口等你，请马上过来！”电话里他语气低沉，且不等我问话，便把电话挂了。这令我大吃一惊，心想，莫非地下组织被破坏了，他逃跑到了苏州？我匆匆写完稿子便跑出编辑部，叫了一辆三轮车，在蒙蒙细雨中直奔北局而去。到了电影院旁边的巷口，果然见他在一家小铺的屋檐下等着。他见我过来，马上说：“咱们走！”我莫名其妙地跟他走了十几步，待到没有行人的地方，他突然哭了起来，哽哽咽咽地说：“L死了！”我大为惊讶，马上问：“怎么回事？”他断断续续告诉我：今晨接到L家中的电报，电文是：“L在宣内大街遭车祸身亡，请勿恸。”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一边暗暗庆幸并非地下党遭破坏，一边将人死不能复活，生者应节哀顺变的道理劝慰于他。他告诉我，他已复电哀悼：“哀L逝，悲痛欲绝，狠不能北飞，苍天何罪我如斯。”他说，如果不是加入了组织，树立了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一定会投身大江，跳燕子矶殉情的。
为排解愁绪，我建议他去太湖边上的光福镇我的朋友处小住一段日子，他欣然同意。在光福，他休息数日，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心绪逐渐平静，便回南京去了。
四
1949年春节前后，淮海战役宣告胜利结束，国民党55万精锐部队土崩化解，反动统治中心南京暴露在我军强大的进攻矛头之下，伪国防部二厅奉命分向重庆、福州、台湾三地转移。地下党权衡轻重，决定高启发留在南京，准备迎接解放。于是他借故辞去二厅电信总台的工作。
正在这个时候，又一个绝好的工作机会向他招手－－新街口社会服务处贴出伪首都警察厅招考报务员的告示，党组织决定让他打进去。他以原二厅中尉报务员的履历报名应试，轻而易举地被录取了，他被分配在警察厅本部电信科总台供职。
在黑暗和光明交替的转折关头，南京地下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按照地下党警察运动委员会的指示，高启发在警察厅电信科秘密开展工作，联系群众，发展组织，为迎接解放做好了一应准备。
4月22日，南京国民党各部门骨干如丧家之犬，连夜向杭州方向逃窜。4月23日，南京成为历史上鲜见的无人管辖的真空城市。这一天，地下党空前紧张，空前忙碌。地下党警运会根据事先制定的方案，命令中区警察分局维持北区治安，并派出武装人员进驻国民党中央党部等要害部门。由于地下党的坚强领导和统筹安排，全市的供水、供电、交通、通讯等均正常运转，金陵古城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人民手中。在新旧交替的混乱时刻，高启发同其他地下党员一样，冒着被暗杀的危险，公开身份，向大家宣讲党的政策，要求各就各位，守护好机房和仓库。
4月24日晨，渡江的先头部队第三十五军进入市区，立即与地下党接上了关系，南京市军管会于大军进驻之日起开始办公。由于高启发和他所联系的群众的共同努力，全市警察系统的通信网络当天全部开通，为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的社会稳定、治安维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时高启发被任命为南京市军管会公安局电信科副科长，代科长职务。
五
解放初期紧张而忙乱的工作甫告段落，每当夜深人静，他不禁时时忆念起与L往日的恋情。一天，他利用现成的通信设备，拨通了L家中的电话，接电话的是L的妹妹。寒暄过后，他询问：“L埋葬在什么地方？”对方答：“很远很远的地方。”他又问：“具体在什么地点？”对方哈哈一笑，把电话挂断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L可能还活着，但以他和L相爱之深，他还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
于是，他拨通了北平市电话局长途台的电话，从那里他了解到：L活着，并没有死。
得此信息，他一时气愤的差点晕倒。他没有想到，被他深爱着的人会如此欺骗他，愚弄他。他给L写了一封长信，对她的背信弃义、虚伪欺骗作了尽情的斥责。信中述说了过去从未透露过的他此前加入地下党，以及如今的工作情况。不久，他收到L的回信。L在信中一再地向他认错，表示愧疚，请求他的原谅。L告诉他，遵守家中的安排，她已和一位教授结了婚。如果他不嫌弃她，她愿意同丈夫离婚，重新回到他的身边。高启发太痴情了，接信后几乎来不及探究她因何背叛了他，也未及掂量已为人妇的L离婚归来的可能性，便全然原谅了她。
由此，他那已成死灰的感情又重新点燃起来，与L频频书信往来。他内心有一种止不住的冲动，焦急地盼望着早日与L见面，他向领导上提出了请假北上的请求。那时南京解放未及半载，无形战线的斗争相当激烈，公安局领导理所当然地对他的请假要求严词拒绝。不晓利害的他竟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想出了一个极其错误的主意：交代科内工作人员他外出两周，如果处长找他，就说他生病了。交代完毕，他跑到浦口车站买了张车票，便匆匆走了。
到了北平，与朝思暮想的L见了面。L泪流满面地向他忏悔，说只要他原谅她，她会同丈夫离婚的。面对她的热烈真情，他一往情深地表示原谅她的一切，誓言要和她厮守一辈子。
原来，当革命风暴席卷神州之际，L的以律师为业的父亲告诫子女：他们家族不得与国民党阵营有任何瓜葛－－而高启发正是在国民党阵营供职的一员，尽管是地位卑微的一员。L经历了感情上痛苦的斗争，终于接受了父亲的劝告。可是她又不愿意伤害深深爱着她的人的感情，便编造出因交通事故身亡的谎言，意在让时间来消磨高启发对她的思念，渐渐将她淡忘。
两情缱绻，终不能久聚，过了两个星期，他和L只好洒泪而别了。回到南京，党组织对他擅离职守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作了严肃批评，支部会、小组会开了一次又一次，他自己连连作口头的和书面的检查。他以为，检讨结束了，日后好好工作，等待L离婚后就可以在南京结婚成家了。他在热切地期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此事发生后不久，一天，全市县团级以上干部集合在当地的人民大会堂听形势报告。报告人是一位相当高级的干部，他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后着重指出：南京是国民党统治22年之久的反动中心，这里的地下党必然混进一些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他建议市委对地下党员进行一次全面的彻底的整顿。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场报告过后，他后半生的噩梦般的厄运便开始了。
一天，公安局组织部门的负责人找他谈话，说：“你们在白区，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现在组织决定，让你们去华东党校参加学习。”同时去学习的，有原地下党员、现为分局副局长一级干部8人，市电信局专接蒋介石、宋美龄专线的地下党员1人，连同他共计10人。但是，到了设在苏州的华东党校，却意外地得知来此的任务是接受审查，他发现自己已被看作混进党内的特务嫌疑犯。一种难以名状的屈辱感，如雷击一般，将高启发震撼得目瞪口呆，泪如泉涌。
在华东党校一呆就是一年多时光，审查结果：10人中有9人以“历史复杂，面貌不清”被开除党籍。鉴于他曾犯擅离职守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给予党内当众警告处分。他们10个人回南京后，9人被公安局戴上手铐，投入监狱，高启发被分配到第八区人民政府工作。市委组织部宣布对他的工作分配时，并未说明因何对他降职使用；他呢，眼看同时受审查的9人被公安局铐走，也就不敢多问了。（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年投入监狱的9名地下党员－－其中有的瘐死狱中，均获平反昭雪。）
后来得知，华东党校对他的所谓“特嫌”问题并未给予澄清，而是“暂时挂起来”。这一挂，随着往后年月党内“左”倾情绪步步高涨，便将高启发一步步推向黑暗的深渊！
从接受审查时起，高启发同L的关系自然而然地断绝了。他感到自己的前途吉凶未卜，他不愿意让自己心爱的人牵扯到这场说不明道不白的政治漩涡中来。后来分配工作，降职使用，“特嫌”阴魂不散，更令他心灰意懒，感到无颜再与L见面。
可是，命运常常会捉弄人。1953年深秋的一天，他偶尔路过新街口，远远看见一个年轻女子站在路旁的报栏前看报，其背影极像L，令他大为惊讶。他走过去细认，果然是她。一对两度反复的旧日恋人，此时双目相对，久久说不出话来。
L告诉他，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她随丈夫调到南京某高校任教，他也告诉L别后的坎坷遭遇，彼此黯然神伤！
六
高启发的“特嫌”问题久久解除不了，为“纯洁组织”，1954年整党时，所在单位党组织随意找了几条“罪名”，将他开除出党。
1955年，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区领导在肃反动员大会上公开点名，指称高启发是“二厅特务”。在既无本人交代，更无任何旁证材料的情况下，竟然给高启发定性为“特务”，撤销行政职务，工资降三级，下放东门街小学当老师。在此前后，“左”风日盛，地下时期领导过高启发的一些同志，也先后受到整肃：他的入党介绍人、曾是他上级的李昭定，两度被错判入狱；地下党市委委员朱启銮多次受到审查；市委书记陈修良（女）则被错打成极右分子。在此情势下，没有人能为高启发的“特务问题”洗刷清白，天大的冤案也只能由他自己背着。
转眼到了1957年，所谓“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开始。高启发经过1954年、1955年接连两次整肃，自知处境危殆，处处谨言慎行。但是，在一个只有20来名教工的小学里，不批判“二厅特务”还批判谁呢？区里某领导在会上公开说：“有的右派是骨子里反党，哪怕他一句反党的话不说，一件反党的事不做，他也是右派！”1958年9月，反右运动早已结束，全国正开展“大跃进”运动。一天下午，区委组织部突然在东门街小学召开大会，通知他参加。没料到这个会竟是专门为他召开的，全区200余名教师早已严阵以待。区领导在大会上宣布将“大右派”高启发批倒批臭，一时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慷慨激昂的批判声，此起彼伏，气氛紧张热烈。发言者将事先准备好的“莫须有”罪名，如一盆盆脏水，尽情地泼洒在他头上。平日谨言慎行的他，这时实在憋不住了，竟然昂起头来对那些离谱的不实之词一一加以批驳。这无异于火上加油，大大激怒了会议主持者和与会的群众，当场就有十余名壮汉一拥而上，对他施以拳脚，打得他鼻青脸肿。最后在主持者授意下，几名身强力壮的青年教师走上前来，硬拽着他的右手，在事先准备好的“右派”结论上捺上了手印。他被市整风领导小组“定为右派，撤销小学教师职务，监督劳动，每月发生活费44.63元”，随即被发配到尧化门农场劳动。高启发后来知道，这叫做“反右补课”。
“文革”期间，高启发为少受皮肉之苦，先是东躲西藏，后来索性流浪到外地去了，直到武斗平息，才回到南京。“文革”后期，我路过南京，曾专程前去探望这位受苦受难的挚友，其时他正在栖霞郊区一所农业学校看大门，瘦骨嶙峋，满面病容。他告诉我，正患着肝炎，得不到应有的营养，只好带病延年。我邀他在附近的小饭馆吃饭，在暗淡昏黄的灯光下，彼此谈起当年的地下斗争，谈起青年时代的美好向往，恍若隔世，欷嘘叹息者久之。
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启发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但“二厅特务”未得平反，因而党籍未能恢复。
80年代初期，各地纷纷整理、出版当地的党史资料。1983年初，高启发偶然看到一份由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写的《中共南京地下党警运会斗争史料》，其中有两个自然段赫然载着他当年的斗争业绩：
“1948年，地下党警运会党员高启发，经组织上同意，打入伪国防部二厅侦测总台（按：即电信总台）这一特务机构担任中尉侦收员之后，摸清了敌台A系、B系、E系、K系、F系、O系等台控窃我第二、三野战军在淮海战役发出的每一份军事情报以后，及时向党汇报。原来我方所发出的军事电报，敌人几乎一份不漏地能收听到，自从该同志向党提供以上情报，我刘、邓、陈、粟领导的二、三野战军所属各纵队电台完全改变了波长呼号，因而伪国防部二厅再也侦察不到我军的军事情报了。”
“1948年底，伪国防部二厅分向重庆、福州、台湾撤退。奉组织之命，高启发借故辞职，留在南京。之后他打入伪首都警察厅电信科任报务员。他在敌人内部展开工作，发展报务员沙金华入党，争取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中青年报务员。1949年4月23日晨，伪警察厅仓皇撤逃时，他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动员电信科报务人员不要跟着敌人跑。经他动员，有三十余人在敌人撤退后的真空时间报到上班，保护了大批美制无线电设备（其中还有一些贵重的通讯器材）、警鸽、有线通讯器材等。解放军进城后，他向组织上保证，决不让全市警察系统的通讯中断一分钟。事实正是如此，南京人民警察总队一成立，整个警察系统内部电话通讯全部畅通。这对于军管会有效地维持社会治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高启发阅读这份材料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深感历史老人是公正的。就在他看到这份史料后不久，1983年2月，市委组织部派专人到他家，向他传达了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的文件，大意是：否定1955年市委肃反五人领导小组所作的“二厅特务”的错误结论，恢复党籍，党龄、工龄均自入党之日（1946年3月）算起；该同志原行政19级，现提升一级，为18级。市委组织部还考虑到高启发的具体情况，指示区里安排他一定的职务。惜乎时光不再，他已年近花甲，垂垂老矣。1983年3月，高启发按规定办理了离休手续。
2000年1月28日，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播放了反映南京地下党斗争的八集文献纪录片《无名英雄》，其中第五集《虎穴奇兵》放映时，荧屏上出现一位白发苍苍老者的身影，他向摄像者指点当年的“虎穴”所在：“这里就是原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二厅电信总台所在地。”这位老者就是高启发。但观众哪里会知道，这位苍苍老者，承受了人间多少的苦难！尤其是他立功而受辱的悲惨遭遇，直教人不知从何说起。
（此文选自殷毅书稿《回首残阳已含山－－“反右劫难亲历记》的附录，“共识网”作了删节。）
誰也沒本事從《臨時約法》一系列悖論中鑽出來
《新史記》蘆笛／張振武不過是當時大批涌現的素質很差的“革命暴發戶”，就司法程序而言，被殺當然是錯案。《臨時約法》太粗陋，“灰色空間”太多，不但使得人民失去保護自己的工具，也使得議會無法有效監督政府，這正是張案暴露出來的政治制度的大弊病
此外，《臨時約法》還沒有1947年憲法中“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一條。
如所周知，軍法審判因涉及軍事機密，常不公開，而這就給當局非法秘密審判平民提供了個方便藉口。段祺瑞搪塞參議員們的質問用的就是“軍事機密”、“國家安全”這兩個藉口。儘管如此，議員們仍質問老段，張是中華民國人民，何以須用軍法？老段答，張任湖北都督府軍事顧問，“此非軍人乎？”而且，“犯罪的事實均在其任軍務部時所爲，無一事不關係軍務，所以軍法從事” 。
但當時軍政合一，實行的是軍人統治，是否在軍政府任職者都算現役軍人，當時官制混亂，沒有明文規定，根本就說不清。就算確有證據證明張不是軍人而是平民，也無法指責政府犯法，蓋約法並未禁止政府以軍法審判平民。
更何况當時民國根本也就沒有什麽“軍法”。段祺瑞在國會答辯時承認：“軍法會議之法律既未明訂宣佈，只有照從前辦法。”這就是說，所謂“軍法審判”的法律依據其實是前清的“辦法”。鄙人無學，還真不知道大清的“軍法審判”是否允許瞞著被審判者進行。即使允許，除非立法機關明令規定在新軍法制定前暫用舊軍法，否則執法者“照從前辦法”本身就是違法。但若不這麽做，那就連軍法都沒有了，難道能設想軍隊沒有法律管束？難道當局能因爲缺乏執法依據，就坐視武裝暴動發生？而且，就算“旋捕旋殺”違反了前清軍法的規定，那違反的也不是現行法律，而是連是否有效都無法律明文規定的舊法，那又算什麽違法？這一系列悖論，誰也沒本事鑽出來。
正因爲“法網恢恢，疏而且漏”，黎元洪才會兩次幹出“旋捕旋殺”的爛事來。張振武被殺前一月，武昌曾發生所謂“三次革命”。“首義功臣”、同盟會員祝制六、江光國、滕亞綱等密謀暴動，事泄被殺。祝制六在漢口大賓公館被捕，押解到漢陽。輪渡才過江，他被押上岸後，就在碼頭之側被大兵用大刀砍了腦袋。旁觀者連殺的是什麽人，犯了什麽事都不知道 。當時並無任何人指責黎元洪踐踏法治。從程序來看，這作法與處置張振武並無區別。張案之所以轟動，無非是發生在北京，又由大總統親自下令處决罷了。
於此，約法中“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的規定就完全成了一紙空文。兩次“旋捕旋殺”明明是粗暴踐踏法治之舉，但犯法者都可以藉口“國家安全，軍法從事”自辯，而追究者必然要跌進因法律不全出現的悖論中：法都沒有，又怎麽可能犯法？
這悖論到毛時代就達到最高峰。“文革”中舉國無法無天，可當時連部刑法都沒有，只有部憲法，你就算能指責犯罪者違反了憲法，也不可能給人定罪，遑論量刑。（《新史記》第4期）
王子今：中国历史上的淘汰冗员
克服“官职冗滥”现象以解救政治危机，如苏轼所谓“救官冗之敝”，是历史上许多次改革曾经提出的政治任务。往往正是目睹“官职冗滥”或者“吏员冗滥”的严重危害，才使得有识见的政治家痛下改革的决心，并且在推行改革的事业中将裁汰冗员作为最重要的步骤之一。作为调整政治关系、改善行政管理的手段，执政者也重视推行“汰冗官”的政策。
北魏孝文帝主持的改革，包括对“冗官”的裁撤。元澄曾经负责朝廷的这次“铨简旧臣”的人事调整。起初北魏贵族官僚“动有万数，冗散无事”，元澄重新品量其优劣，将官员列为三等，尽其德才而任用。
唐玄宗即位初年，宰相多至17人，“台省要职不可数”，姚崇曾经主持“罢冗职”的制度改革，取得了成功。唐代宗时，郭子仪论奏，有“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的建议。唐德宗贞元年间，宰相齐抗曾经“奏减冗员”。李泌也曾经提议“省官”，并且对唐德宗解释说：“所谓省官者，去其冗员，非常员也。”他认为“可悉罢”的地方有关官吏，“比正员三之一”，而建议精简的中朝官，有的职任多达三分之二。裁抑冗员，也是通常改良政治的重要措施之一。《新唐书·韩休传》说，户部侍郎韩休主管财政，曾经“罢省胥吏冗食二千人”。《新唐书·孔巢父传》记载，谏议大夫孔戣上书指出四种严重社会弊病，建议整改，其中第一条就是“多冗官”。他的意见受到唐宪宗的重视。宰相李吉甫也曾经痛感“吏员广”，以为从汉代到隋代，“未有多于今者”，上奏说：“方今置吏不精，流品庞杂，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税。”建议合并一些州县，暂停岁时入仕，并且提出了“吏寡易求，官少易治”的见解。认为吏少可以择优录用，官少便于加强管理。他的主张付诸实施，一次就精简了冗官800员，吏1400员。唐武宗会昌年间，曾经有诏减冗员，吏部郎中柳仲郢主持此事，经过10天的工作，裁减了1200员。这次减裁“额外官员”的举措，得到了当时社会舆论的赞许。据《新唐书·李德裕传》记载，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曾经说：“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简冗官，诚治本也。”认为“简冗官”可以从根本上治愈当时的政治弊病，并且建议罢郡县吏2千余员。
宋太祖开宝三年(970)，认为与其“冗员重费”，不如减少一些官额，增加一些俸禄，诏令州县官按照户口比例减其员，而保留的官吏每月增加俸给5千。宋真宗咸平年间，陈彭年上书建议从五个方面调整政策，缓解社会矛盾，指出“此五者，实经世之要道，致治之坦途也”。这有益于“经世”“致治”的五项方针中，就包括“省冗员”。咸平四年(1001)六月，减天下冗吏19万5千余人。第二年五月，又进一步“减河北冗官”。尽管屡有裁抑冗官的举措，官僚集团人员冗滥的现象每每重新抬头。宋哲宗时，谏官苏辙又曾经严正指出，吏部员当时已经占用了4年之后的阙额，“官冗”，到现在已经达到极点了。宋哲宗时代颁布的诏书，也曾经有“官冗之患，实极于今”的感慨。
《明史》本纪记载，明代帝王曾经先后发起过11次“汰冗官”的政治运动。嘉靖年间，“恩倖冗滥者，裁汰以数千计”。清代自顺治时期“谕汰府县冗员”，令清理税务机关，“悉裁冗滥”，到光绪年间明谕“汰除冗员”，《清史稿》本纪也都有记录。
不过，在中国帝制时代，执政阶层对于冗官的危害缺乏真正深刻的认识。元世祖曾“汰内外官府之冗滥者”。至元三十年(1293)，“(春正月)丙寅，太阴犯毕。命中书汰冗员，凡省内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总六百六十九员。”促使皇帝决心裁汰冗员的直接原因，竟然是天象的异常变化。
“汰冗官”政策的推行往往不能十分彻底，《宋史·黄畴若传》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政令：“考官吏冗员，非敕命差注者悉罢之。”那么，如果是“敕命差注者”呢？《元史·武宗本纪二》记载，中书省臣建议：“中书为百司之首，宜先汰冗员。”元武宗则说：“百司所汰，卿等定议；省臣去留，朕自思之。”就是说，普通官吏的汰除，相对易于落实，而高级官僚的去留，则要由皇帝亲自决策，看来是不大容易下狠心的。
官僚制度作为政治体制的主体构架，是专制主义王朝得以存在和维持的主要支撑。于是往往有“虽知冗滥，力不能裁节之”的情形。以宋代政治史为例，所谓“省冗官”、“去冗官”、“革冗员”、“汰冗员”、“减冗吏”、“并冗吏”的呼声此伏彼起，却雷声大雨点小，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职冗滥”的问题。元帝国的历史相对短暂，从《元史》本纪的记载看，自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起至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80年间，有关减冗官、汰冗官、罢冗官的举措凡43起。几乎每一代帝王都曾经宣布裁汰冗官冗员的指令。其中元世祖时代17年内计19起。但是其中有重复裁撤的情形，也就是说，裁撤之后又得复原，事后又不得不再行裁撤。可知这种清理精简政府机构的政策有时并不能够真正推行，即使推行，也往往并不能够真正落实。据《元史·武宗本纪二》记载，元武宗曾经颁布诏书，说道：“去岁中书省奏，诸司官员遵大德十年定制，滥者汰之。今闻员冗如故，有不以闻而径之任者，有旨不奏而擅令之任及之任者，并逮捕之，朕不轻释。”皇帝发现“滥者汰之”之后，依然“员冗如故”，于是大为震怒。然而在所谓“朕不轻释”的强硬之辞背后，又透露出内心真正的无奈。这种裁汰冗官运动的失败，在中国专制时代是经常的。我们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正是帝制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其自我调节的机能逐渐退化。
因为官吏久已成为有重要影响的社会阶层，在“官职冗滥”严重的时代，其影响力更为惊人。于是革裁冗官的改革常常会遭遇十分顽强的抗拒。就连王安石变法这样大规模的改革运动竟然也避开冗官问题，是可以发人深思的。据《涑水旧闻》卷九记载，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诏令御史中丞杜衍裁汰三司冗吏，有吏员500余人到宰相府第上访请愿，聚众喧哗，又到杜衍住所叫骂，甚至“乱掷瓦砾”。虽然事后首要人物都受到处置，这次裁员的计划却也因此而夭折。
在黑暗政治的作用下，历史上甚至还有因“裁员”而导致能员被裁免，使得行政机构的效率和机能反而恶化的情形。正如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所说：“此次教部裁员，他司不知，若在社会司，则办事员之凡日日真来办事者皆去矣。”
在历史迈入近代，中国政治生活的现代化起步之际，有的思想家已经敏锐地发现了在政治结构中肃清“官职冗滥”现象的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梁启超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还曾经写道：“托辣斯能淘汰冗员节减薪费也。”他预计经济形式的进步有可能会影响政治形式，这样的见解，也可以说是一种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卓识。
作者：王子今，《学习时报》
韩三洲：陆平与邹鲁风之死
——“反右倾”运动中的一桩个案
邹鲁风（1910～1959），东北辽阳人，又名邹素寒，陈蜕，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也是流亡到内地的东北大学的学运领袖，“一二·九”运动时，是示威游行队伍的“总纠察”。在北平学联期间，他受地下党委托，曾三次见到鲁迅先生，《鲁迅日记》也多次提到陈蜕这个名字。 后来他之所以改名邹鲁风，一是因为抗战期间，他一直在山东坚持打游击，山东简称鲁，改这名字，是为纪念那一段经历；第二，更主要的是感念鲁迅先生他对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所予以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决心毕生学习鲁迅先生，处处以鲁迅之风自励。建国以后，邹鲁风调到高等教育战线工作，历任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和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
1959年10月26日，邹鲁风在“反右倾”运动中，因“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一案，被逼自杀，年仅49岁。
“两校调查组”的由来
1958年8月29日，面对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的热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11月，根据中共北京市委的指示，以北大、人大两校党委调集两校师生300人（一说是168人）组成“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赴河北省藁城县、河南省信阳县、鲁山县进行调查，这一调查组的总负责人是邹鲁风。
调查组出发之前，两校党委召开大会，两校的党委书记胡锡奎、陆平都出席欢送。在此之前，毛泽东“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正在遍地开花地变成现实，全国上下的浮夸风、共产风和公共食堂化已经显现出恶果，农村生产力遭受到极大破坏。所以，此行如何调查，该说好说坏？曾有人为邹鲁风捏了一把汗，而邹鲁风却说：“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我们自然要讲真话，把我们看到的一切如实地告诉党。”当时，邹鲁风还提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否可以消灭等，显然他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极左”口号是有所怀疑的。
调查组所了解的真实情况
学者汪子嵩当时是“两校调查组”成员，在河北藁城组参加调查。前两年，他在给友人的一封长信中，详细谈及了自己所经历的“两校调查组”的来龙去脉。他回忆：当年盛行的“浮夸风”、“穷过渡”、“瞎指挥”、“高指标”、“共产风”已经推向全国，甚至推向极致。
“调查工作开始不久，我们便听到队员们反映的最普遍突出的情况是：当队员问农民亩产多少斤时，农民回答说：”你要我说虚的还是实的？如果说虚的，我说亩产两千斤；如果说实的，我说亩产两百斤。‘……我们听到了大量这类情况，却不能向县委、公社各级领导反映“，因为如果”有人在会上提了一些问题或意见，往往遭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说他右倾保守“。
调查组还发现，在大炼钢铁和大办公共食堂时任意调用各家的锅盘碗碟、树木板材，连生活用具都被无偿取走了。干群关系日益紧张，领导上还在一味推行“大跃进”。他们看到刚种下的小麦，因为密植，撒的种子过多，长出的麦苗软弱无力。还有一片领导干部的“试验田”，上面搭着架子装电灯电线，每晚用强烈的灯光照射，说是可以促使农作物茁壮成长。
等到了1959年春节过后，藁城调查组发现：这里的粮食问题更为严重了，汪子嵩回忆，“我们在县委大院吃饭，也吃不到黄澄澄的玉米面饼子了，只能吃褐黑色的高粱杂粮面饼。公社大队食堂情况更惨，我们在兴安公社的组员告诉我们，他们吃的是用棉籽榨油以后的渣子磨成粉做成的饼子，这种粉过去最多只能在喂猪、喂牛马的饲料里掺一点，现在用来喂人，不仅难以下咽，更要命的是吃下肚后大便干结，只有用手指才能将它抠出来，实在苦不堪言。农民们的抱怨是可想而知的”。
不久，邹鲁风下到三个大组考察工作。在藁城，他听了调查组汇报后，认为问题严重而迫切，随即要求大家将调查的资料予以搜集整理，分门别类，回校后写成专题的调查报告，上报给有关方面。在那些日子里，有人说邹鲁风“被忧国忧民的情绪笼罩着，心情十分沉重”，仿佛就像不久之后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田家英等人的心情一样。
形势突变，风向掉头
这年夏天，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的工作全部结束。调查组回到学校后，开始紧张地写调查报告，最后整理成《问题汇编》。邹鲁风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委员，他邀请人大、北大两校党委的负责人来听取调查组汇报，地址在北大的临湖轩。
年届九旬的汪子嵩回忆说：“他告诉我们，在北京时曾将他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意见与市委领导交谈过，他们大多表示同意”，“因为是党内高层的会，而且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松动，在中央几次召开重要会议后，有些高指标降下来了。大组长汇报时毫无顾忌，敢于畅谈自己的看法；领导们也参加议论，夹叙夹议。我们的党委书记（陆平）说得比我们激烈得多，后来常有人提起。北京市委有一位干部旁听了会议，并且带走了在会上散发的《问题汇编》。”
然而，正在此时，庐山会议召开，不久传来了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黄、张、周反党联盟”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公报。于是形势突然逆转，风向马上掉头，此后便在全国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右倾”运动。
据统计，在这次运动中，全国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受到撤职、开除党籍的党员和干部有300多万人，受到处分的普通党员和群众达807万人。“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就是北京市委于当年政治形势下抛出来的第一个重大案件。
在北京市委的《内部情况简报》中，把调查组的《问题汇编》全文刊载，并且加上大字标题———“人大、北大部分师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有人跟着揭发说，调查组所写的《问题汇编》暴露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其矛头所向，直指调查组的总负责人、当时的北大副校长和第一副书记邹鲁风。邹鲁风还被揭发出曾经说过：“党的政策违反了经济规律，人民公社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吃饭不要钱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大办钢铁赔钱”，“干部浮夸，强迫命令严重”，“1958年的缺点很大，伤了元气，教训惨痛”等等攻击“三面红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语言。
对邹鲁风的批判会是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的，现场还有大喇叭广播。批判会上，当年指派邹鲁风“挂帅”的人，声嘶力竭地指责考察队“全军覆没”，是“北大的奇耻大辱”。
对突然受到错误批判，毫无思想准备的邹鲁风难以承受，但虽然身处逆境，他首先考虑不是个人的委屈，而是为调查组的大批同志蒙受不白之冤感到不安，他说：“我相信调查组的工作没有错误，我们的工作是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的，我个人没什么，我感到痛苦的是因为我连累了大家，痛心的是党的是非被颠倒了，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1959年10月26日，传来邹鲁风在北大镜春园西面的湖中溺水死亡的消息。出事的那天清晨，有人曾看见他独自在通向湖面的那条小径上长时间地徘徊……
随即，有关方面宣布：两校调查组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而邹鲁风在党委批判后已经自杀叛党，被开除党籍。当时人大、北大两校的党委书记还将所有参加调查组的成员召集到一起开会，宣布邹鲁风自杀是“叛党”，要他们出来揭发，参加批判，并且强调说调查组是“背着两校党委搞的反党活动”。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原来调查组出发前，两校的党委还敲锣打鼓地开会欢送过，而到了此时，却被说成是“背着两校党委”干的了。
陆平对邹鲁风之死的态度
比自己大五岁的副校长邹鲁风自杀身亡后，当时北大的党委书记陆平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原北大国际政治系教师陈哲夫在《我在北大六十年》一书里，有着详尽的描述。
书中说当时对调查组展开大批判，是北京大学“反右倾”的重要任务，由党委书记陆平亲自挂帅，被揭发的如“公社办得太大了，太早了”，“食堂办得有点冒进”、“干部作风粗暴”，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开始矛头只是指向汪子嵩等三个组长，后来有人提出：“能不能往上揭？”与会的党委书记陆平斩钉截铁地说：“揭！揭！”于是，矛头又指向了邹鲁风。到了10月27日，邹鲁风自杀的消息传来，陆平感到的却是愤怒，他用手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骂道：“妈的，叛徒，拿纸笔过来，开除党籍！”一个工作人员拿过来了纸和笔，陆平就立即起草了开除邹鲁风党籍的决议。那时候，自杀是软弱的表现，是对革命、对党的叛变行为。陆平的所谓愤怒，只不过想表现一下他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
陈哲夫回忆，邹鲁风死后，家人要求在墓前立一个碑，竟不被批准。邹夫人（方志西）只好在一块砖上写着“邹鲁风之墓”的字样，放在墓前。而且当年这件事是保密的，在北大只有少数党内干部知道，众多的北大师生无从知晓邹鲁风死亡的消息。据说后来某系的一位教授因事到八宝山去，突然在一个墓前发现了一块写有“邹鲁风之墓”的砖头，十分惊奇，回到学校后询问，没听说副校长邹鲁风去世呀，怎么会有“邹鲁风之墓”呢，会不会有两个邹鲁风？一位北大的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就是这样悄悄地走了。
批判邹鲁风的时候，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曹靖华心酸地说，“鲁风一下子老了很多……”“一二·九”时期，他们是共风雨的同学兼知交，也是家里能经常谈心的常客，邹鲁风还是曹靖华入党介绍人之一（另一个为冯雪峰）。对于邹鲁风的死亡，曹靖华自是痛惜万分。
历史学家眼中“可悲的陆平”
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是1957年考入北大历史系的，陆平比他晚来几个月。他在自己回忆录中，有一节“可敬的马校长和可悲的陆平”，对陆平有过这样的评价：
有一位邹鲁风，1957年是人大副校长，1959年调任北大副校长，曾做过一次全校报告，就销声匿迹了。直到很晚，我才了解其内幕。原来陆平和邹鲁风为了配合“大跃进”，曾派法律系毕业班组织一个调查组，结果，调查报告的结论竟与彭德怀一致。“反右倾”开始，陆平就把调查组的“右倾”问题全盘诿诸邹鲁风，狠整的结果，邹鲁风终于自杀。……处在陆平的地位，他不往死里整邹鲁风，又如何得活？如果再提升一点，是可以称之为你死我活的定律。陆平狡猾地躲过了“反右倾”一劫，却难逃“文革”一劫，一个最标准的“反右派”、“反右倾”的“左派”，转瞬间又成了最标准的“右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亲历了极厉害的批斗。据说，他在“文革”后甚至不愿路过北大的校门，以免追忆自己当年不堪回首的痛楚。但他对自己当年伤害、整死了那么多无辜者，严重损害了数以万计的北大学生的学业，却并无追悔之意，从无致歉之语。
王曾瑜写道，我们这个阶段的北大人，偶而谈及陆平，不约而同地极有恶感。记得大饥荒年代的夏季，我与化学系的一位同学在校园内正好与陆平相遇。他夹着一个当时显示高干身份的大黑公文皮包，短袖衫下，腹部丰厚的脂肪上下颤动，与广大学生们的饿瘦形象成了鲜明对照。我的同学用上海话说：“看见伊个肚皮就促气！”“文革”之初，听说陆平挨斗，北大人往往幸灾乐祸。一位化学系同学当时对我说，他最遗憾的就是毕业证书上是陆平的名字，而不是马寅初的名字。
女儿陆莹的说法
而在亲人的描述中，陆平又是另一番形象。陆平的女儿、现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的陆莹在2010年接受记者采访，谈及陆平到北大补划“右派”时，她说：
父亲去北大了后，要继续“反右倾”，父亲觉得“右派”都划完了，还要补“右派”，很为难。他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表示了这个意思，但当时党内一个高层说：“你要是认为北大没右倾，你就是第一个右倾。”我不能说这人是谁，因为他后来也很遭罪。“文革”期间有一次，父亲看见厕所的水泥地上，躺着一个人，就是他，打得特别惨。所以父亲坚决不说。“文革”结束后，父亲带我去看过几个人，其中就有他。“文革”就是这样，很多人开始的时候左得很，对老干部很厉害。后来自己也被打倒了，很惨。所以“文革”的事情特别难说。因为这个原因，父亲一直沉默了36年，也不准我们写。他总说：“不能写，写了也没法发表。”又说：“让社会和历史去客观评价吧”。“一个人默默来到人世间，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也就够了。”
陆莹在访谈中提到他父亲晚年私下里说过一句话：“我顶不住。”她认为父亲真的扛不住，那时候真的很难说话。是全党路线的“左”，大家都很“左”。陆平的“左”，也正源于此。所以，陆莹说“文革”后很多年父亲不能去北大，因为见到未名湖就难受，那是他挨打挨批斗的地方。
据中国人民大学所出版的人物传记载，到了1961年，“两校调查组”一案曾得到甄别平反，“文革”期间，又推翻了原先的甄别结论，让已经冤死的邹鲁风再次受到诬陷。等到“文革”结束、庐山会议一案得到彻底平反之后，才等到了如邹鲁风所讲的“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作者:韩三洲，来源: 南方都市报2012-2-28
邹鲁风（1910～1959），东北辽阳人，又名邹素寒，陈蜕，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也是流亡到内地的东北大学的学运领袖，“一二·九”运动时，是示威游行队伍的“总纠察”。在北平学联期间，他受地下党委托，曾三次见到鲁迅先生，《鲁迅日记》也多次提到陈蜕这个名字。 后来他之所以改名邹鲁风，一是因为抗战期间，他一直在山东坚持打游击，山东简称鲁，改这名字，是为纪念那一段经历；第二，更主要的是感念鲁迅先生他对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所予以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决心毕生学习鲁迅先生，处处以鲁迅之风自励。建国以后，邹鲁风调到高等教育战线工作，历任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和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
1959年10月26日，邹鲁风在“反右倾”运动中，因“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一案，被逼自杀，年仅49岁。
“两校调查组”的由来
1958年8月29日，面对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的热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11月，根据中共北京市委的指示，以北大、人大两校党委调集两校师生300人（一说是168人）组成“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赴河北省藁城县、河南省信阳县、鲁山县进行调查，这一调查组的总负责人是邹鲁风。
调查组出发之前，两校党委召开大会，两校的党委书记胡锡奎、陆平都出席欢送。在此之前，毛泽东“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正在遍地开花地变成现实，全国上下的浮夸风、共产风和公共食堂化已经显现出恶果，农村生产力遭受到极大破坏。所以，此行如何调查，该说好说坏？曾有人为邹鲁风捏了一把汗，而邹鲁风却说：“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我们自然要讲真话，把我们看到的一切如实地告诉党。”当时，邹鲁风还提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否可以消灭等，显然他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极左”口号是有所怀疑的。
调查组所了解的真实情况
学者汪子嵩当时是“两校调查组”成员，在河北藁城组参加调查。前两年，他在给友人的一封长信中，详细谈及了自己所经历的“两校调查组”的来龙去脉。他回忆：当年盛行的“浮夸风”、“穷过渡”、“瞎指挥”、“高指标”、“共产风”已经推向全国，甚至推向极致。
“调查工作开始不久，我们便听到队员们反映的最普遍突出的情况是：当队员问农民亩产多少斤时，农民回答说：”你要我说虚的还是实的？如果说虚的，我说亩产两千斤；如果说实的，我说亩产两百斤。‘……我们听到了大量这类情况，却不能向县委、公社各级领导反映“，因为如果”有人在会上提了一些问题或意见，往往遭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说他右倾保守“。
调查组还发现，在大炼钢铁和大办公共食堂时任意调用各家的锅盘碗碟、树木板材，连生活用具都被无偿取走了。干群关系日益紧张，领导上还在一味推行“大跃进”。他们看到刚种下的小麦，因为密植，撒的种子过多，长出的麦苗软弱无力。还有一片领导干部的“试验田”，上面搭着架子装电灯电线，每晚用强烈的灯光照射，说是可以促使农作物茁壮成长。
等到了1959年春节过后，藁城调查组发现：这里的粮食问题更为严重了，汪子嵩回忆，“我们在县委大院吃饭，也吃不到黄澄澄的玉米面饼子了，只能吃褐黑色的高粱杂粮面饼。公社大队食堂情况更惨，我们在兴安公社的组员告诉我们，他们吃的是用棉籽榨油以后的渣子磨成粉做成的饼子，这种粉过去最多只能在喂猪、喂牛马的饲料里掺一点，现在用来喂人，不仅难以下咽，更要命的是吃下肚后大便干结，只有用手指才能将它抠出来，实在苦不堪言。农民们的抱怨是可想而知的”。
不久，邹鲁风下到三个大组考察工作。在藁城，他听了调查组汇报后，认为问题严重而迫切，随即要求大家将调查的资料予以搜集整理，分门别类，回校后写成专题的调查报告，上报给有关方面。在那些日子里，有人说邹鲁风“被忧国忧民的情绪笼罩着，心情十分沉重”，仿佛就像不久之后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田家英等人的心情一样。
形势突变，风向掉头
这年夏天，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的工作全部结束。调查组回到学校后，开始紧张地写调查报告，最后整理成《问题汇编》。邹鲁风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委员，他邀请人大、北大两校党委的负责人来听取调查组汇报，地址在北大的临湖轩。
年届九旬的汪子嵩回忆说：“他告诉我们，在北京时曾将他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意见与市委领导交谈过，他们大多表示同意”，“因为是党内高层的会，而且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松动，在中央几次召开重要会议后，有些高指标降下来了。大组长汇报时毫无顾忌，敢于畅谈自己的看法；领导们也参加议论，夹叙夹议。我们的党委书记（陆平）说得比我们激烈得多，后来常有人提起。北京市委有一位干部旁听了会议，并且带走了在会上散发的《问题汇编》。”
然而，正在此时，庐山会议召开，不久传来了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黄、张、周反党联盟”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公报。于是形势突然逆转，风向马上掉头，此后便在全国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右倾”运动。
据统计，在这次运动中，全国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受到撤职、开除党籍的党员和干部有300多万人，受到处分的普通党员和群众达807万人。“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就是北京市委于当年政治形势下抛出来的第一个重大案件。
在北京市委的《内部情况简报》中，把调查组的《问题汇编》全文刊载，并且加上大字标题———“人大、北大部分师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有人跟着揭发说，调查组所写的《问题汇编》暴露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其矛头所向，直指调查组的总负责人、当时的北大副校长和第一副书记邹鲁风。邹鲁风还被揭发出曾经说过：“党的政策违反了经济规律，人民公社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吃饭不要钱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大办钢铁赔钱”，“干部浮夸，强迫命令严重”，“1958年的缺点很大，伤了元气，教训惨痛”等等攻击“三面红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语言。
对邹鲁风的批判会是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的，现场还有大喇叭广播。批判会上，当年指派邹鲁风“挂帅”的人，声嘶力竭地指责考察队“全军覆没”，是“北大的奇耻大辱”。
对突然受到错误批判，毫无思想准备的邹鲁风难以承受，但虽然身处逆境，他首先考虑不是个人的委屈，而是为调查组的大批同志蒙受不白之冤感到不安，他说：“我相信调查组的工作没有错误，我们的工作是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的，我个人没什么，我感到痛苦的是因为我连累了大家，痛心的是党的是非被颠倒了，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1959年10月26日，传来邹鲁风在北大镜春园西面的湖中溺水死亡的消息。出事的那天清晨，有人曾看见他独自在通向湖面的那条小径上长时间地徘徊……
随即，有关方面宣布：两校调查组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而邹鲁风在党委批判后已经自杀叛党，被开除党籍。当时人大、北大两校的党委书记还将所有参加调查组的成员召集到一起开会，宣布邹鲁风自杀是“叛党”，要他们出来揭发，参加批判，并且强调说调查组是“背着两校党委搞的反党活动”。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原来调查组出发前，两校的党委还敲锣打鼓地开会欢送过，而到了此时，却被说成是“背着两校党委”干的了。
陆平对邹鲁风之死的态度
比自己大五岁的副校长邹鲁风自杀身亡后，当时北大的党委书记陆平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原北大国际政治系教师陈哲夫在《我在北大六十年》一书里，有着详尽的描述。
书中说当时对调查组展开大批判，是北京大学“反右倾”的重要任务，由党委书记陆平亲自挂帅，被揭发的如“公社办得太大了，太早了”，“食堂办得有点冒进”、“干部作风粗暴”，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开始矛头只是指向汪子嵩等三个组长，后来有人提出：“能不能往上揭？”与会的党委书记陆平斩钉截铁地说：“揭！揭！”于是，矛头又指向了邹鲁风。到了10月27日，邹鲁风自杀的消息传来，陆平感到的却是愤怒，他用手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骂道：“妈的，叛徒，拿纸笔过来，开除党籍！”一个工作人员拿过来了纸和笔，陆平就立即起草了开除邹鲁风党籍的决议。那时候，自杀是软弱的表现，是对革命、对党的叛变行为。陆平的所谓愤怒，只不过想表现一下他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
陈哲夫回忆，邹鲁风死后，家人要求在墓前立一个碑，竟不被批准。邹夫人（方志西）只好在一块砖上写着“邹鲁风之墓”的字样，放在墓前。而且当年这件事是保密的，在北大只有少数党内干部知道，众多的北大师生无从知晓邹鲁风死亡的消息。据说后来某系的一位教授因事到八宝山去，突然在一个墓前发现了一块写有“邹鲁风之墓”的砖头，十分惊奇，回到学校后询问，没听说副校长邹鲁风去世呀，怎么会有“邹鲁风之墓”呢，会不会有两个邹鲁风？一位北大的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就是这样悄悄地走了。
批判邹鲁风的时候，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曹靖华心酸地说，“鲁风一下子老了很多……”“一二·九”时期，他们是共风雨的同学兼知交，也是家里能经常谈心的常客，邹鲁风还是曹靖华入党介绍人之一（另一个为冯雪峰）。对于邹鲁风的死亡，曹靖华自是痛惜万分。
历史学家眼中“可悲的陆平”
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是1957年考入北大历史系的，陆平比他晚来几个月。他在自己回忆录中，有一节“可敬的马校长和可悲的陆平”，对陆平有过这样的评价：
有一位邹鲁风，1957年是人大副校长，1959年调任北大副校长，曾做过一次全校报告，就销声匿迹了。直到很晚，我才了解其内幕。原来陆平和邹鲁风为了配合“大跃进”，曾派法律系毕业班组织一个调查组，结果，调查报告的结论竟与彭德怀一致。“反右倾”开始，陆平就把调查组的“右倾”问题全盘诿诸邹鲁风，狠整的结果，邹鲁风终于自杀。……处在陆平的地位，他不往死里整邹鲁风，又如何得活？如果再提升一点，是可以称之为你死我活的定律。陆平狡猾地躲过了“反右倾”一劫，却难逃“文革”一劫，一个最标准的“反右派”、“反右倾”的“左派”，转瞬间又成了最标准的“右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亲历了极厉害的批斗。据说，他在“文革”后甚至不愿路过北大的校门，以免追忆自己当年不堪回首的痛楚。但他对自己当年伤害、整死了那么多无辜者，严重损害了数以万计的北大学生的学业，却并无追悔之意，从无致歉之语。
王曾瑜写道，我们这个阶段的北大人，偶而谈及陆平，不约而同地极有恶感。记得大饥荒年代的夏季，我与化学系的一位同学在校园内正好与陆平相遇。他夹着一个当时显示高干身份的大黑公文皮包，短袖衫下，腹部丰厚的脂肪上下颤动，与广大学生们的饿瘦形象成了鲜明对照。我的同学用上海话说：“看见伊个肚皮就促气！”“文革”之初，听说陆平挨斗，北大人往往幸灾乐祸。一位化学系同学当时对我说，他最遗憾的就是毕业证书上是陆平的名字，而不是马寅初的名字。
女儿陆莹的说法
而在亲人的描述中，陆平又是另一番形象。陆平的女儿、现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的陆莹在2010年接受记者采访，谈及陆平到北大补划“右派”时，她说：
父亲去北大了后，要继续“反右倾”，父亲觉得“右派”都划完了，还要补“右派”，很为难。他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表示了这个意思，但当时党内一个高层说：“你要是认为北大没右倾，你就是第一个右倾。”我不能说这人是谁，因为他后来也很遭罪。“文革”期间有一次，父亲看见厕所的水泥地上，躺着一个人，就是他，打得特别惨。所以父亲坚决不说。“文革”结束后，父亲带我去看过几个人，其中就有他。“文革”就是这样，很多人开始的时候左得很，对老干部很厉害。后来自己也被打倒了，很惨。所以“文革”的事情特别难说。因为这个原因，父亲一直沉默了36年，也不准我们写。他总说：“不能写，写了也没法发表。”又说：“让社会和历史去客观评价吧”。“一个人默默来到人世间，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也就够了。”
陆莹在访谈中提到他父亲晚年私下里说过一句话：“我顶不住。”她认为父亲真的扛不住，那时候真的很难说话。是全党路线的“左”，大家都很“左”。陆平的“左”，也正源于此。所以，陆莹说“文革”后很多年父亲不能去北大，因为见到未名湖就难受，那是他挨打挨批斗的地方。
据中国人民大学所出版的人物传记载，到了1961年，“两校调查组”一案曾得到甄别平反，“文革”期间，又推翻了原先的甄别结论，让已经冤死的邹鲁风再次受到诬陷。等到“文革”结束、庐山会议一案得到彻底平反之后，才等到了如邹鲁风所讲的“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作者:韩三洲，来源: 南方都市报2012-2-28
赫鲁晓夫：1950年斯大林为讨好毛泽东竟出卖高岗
斯大林希望博得毛泽东对我们的好感，在他访问期间显示自己对他友好相待，并且信任他。因此，斯大林拿到我国驻满洲代表寄来的并附有他与高岗谈话记录的几份文件之后，干脆就把它们转送给毛了。
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适逢斯大林70寿辰。正巧在这一天我从乌克兰返回莫斯科，担任一项新的固定工作。斯大林对我说：“您把乌克兰那边的工作交代一下，务必在我70岁生日那天赶来。”我就照办了。我未能出席斯大林同毛的单独会谈或者有莫洛托夫在场的会谈。总共举行了多少次这种会谈，会谈进行得如何，要我现在来谈是困难的。不过，在这几次会晤之后斯大林一次也没有因为毛而高兴过，也从未对他大加赞扬。
然而在欢迎毛的宴会上，斯大林却表现得非常好客。他喜欢这种宴会，并且很爱炫耀自己如何好客，对待客人如何殷勤周到。只要他愿意，他会把这种事做得很漂亮。那次宴会我参加了。宴会和席间谈话都是在轻松自如的气氛中进行的。
看到同新中国似乎正在逐渐形成良好关系，我感到很高兴。我们这里大家都希望这样。不过，在毛访问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
在那次宴会和席间友好会谈之后，斯大林有好些天根本不与毛会面。既然他本人不露面又没有委托别人，我们当中也就没有人去毛那里。这时毛开始流露出不满，说他被关在为他安排的住所里，什么也不给他看，没有人跟他会面；因此他声称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回国。人们向斯大林报告说毛表现出不满。于是我们再一次与他会面了，是在斯大林的别墅举行的午宴上。斯大林这时竭尽全力来满足毛的请求，同他搞好关系，并显示自己完全站在他那一边。
毛走了。当时担任苏联政府驻华经济事务全权代表的是一位铁路专家即泉盉 科瓦廖夫(1901年生)，他于1944～1948年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长)，后任中国东北人民政府顾问和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顾问，在北京人称“两位领袖身边的顾问”。他从前在满洲工作过，日本人被驱逐后曾在那里修复铁路，后来当上了毛泽东的顾问。斯大林认为他是一位可信赖的人。
不久此人便在他的密告信中报告说，发现对苏联的不良情绪，这种不满在刘少奇、周恩来及该国其他一些领导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高岗早在毛访问莫斯科之前也给我们发来了类似的情报。
高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驻满洲全权代表兼北京政府驻满洲的全权代表，就好像是那里的总督。他与我国代表建立了十分良好的关系。高岗只字不提毛本人的立场如何，但他同样也不提毛对那些明显表示对我们不满的人都采取了什么措施。高列举了许多事实以证明这种不满的存在。
这里我举出其中的一件。那天正在庆祝中国的一个什么节日。举行了阅兵式。当装备着我们的坦克的部队从广场上通过时，中国的军人气呼呼地说俄国人给他们的是旧坦克。是，这话没错。那些坦克不是新的，那时我们自己并没有那么多新坦克可以送给中国。苏联刚刚结束战争，正在恢复工业，坦克产量削减了。不这样做不行嘛。所以我看不出有什么可抱怨我们的理由。坦克当然是旧的，但还完全具有战斗能力。但这种言论给不满意我们的情绪火上浇油，而且把一切都归罪于苏联。
斯大林希望博得毛对我们的好感，在他访问期间显示自己对他友好相待，并且信任他。因此斯大林拿到我国驻满洲代表寄来的并附有他与高岗谈话记录的几份文件之后，干脆就把它们转送给毛了。
我，还有我与之交换意见的几位其他政治局委员，都确信不疑地认为高岗向我们通报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出于何种目的，我不知道，但无论怎样他是站在对苏友好的立场上的。然而斯大林却把这些文件交了出去！
如果要在历史上寻找类似的现象，那么这很像科丘别伊瓦·列·科丘别伊(1640～1708)自1687年起任总司书，1699年起任东岸乌克兰(即俄罗斯属乌克兰)首席法官。他曾多次提醒彼得一世说首领(黑特曼)溪毖 马泽帕正在与波兰国王斯塔尼斯拉夫·列辛斯基和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进行秘密谈判，然后他逃往俄罗斯，却被俄国沙皇交给马泽帕，后被处死。向沙皇彼得一世密告首领(黑特曼)马泽帕叛变。当时沙皇彼得把这封告密信退还给马泽帕，以博取其好感，并表示自己不相信他叛变。然而马泽帕处死了科丘别伊，并且开始帮助查理十二世讨伐俄国。普希金在叙事诗《波尔塔瓦》中对这个情景做了鲜明生动的描写。
然而我们一时失去了一位显示他与我们亲近并用具体行动加以证实的人，高岗向我们通报了中国领导层的情况及其对苏联的态度。这一点非常可贵。斯大林非但不支持他，反而将他出卖。我以为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斯大林是一个不相信任何人的人。他连自己都不相信。他认为，我们收到的那些秘密情报正是高岗所传递的这一事实，毛泽东迟早会知道。那样一来斯大林就会陷入微妙的处境：仿佛是他挑动人们反对北京政府。因此斯大林便借此机会表明他完全信赖毛泽东，并因而不愿意从一个反对中国领导的人那里获取情报。
虽然高岗本人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他对毛泽东的看法，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的看法并不是什么秘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几位在中国的人报告了某一个城市举行青年联欢晚会的情况。参加晚会的人酒喝多了，青年人开始对我们说些含有敌意和挑衅的话：“把你们那个姓高的弄到你们那儿去吧，他是你们的人，不是我们的人。”
这件事还是发生在他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可见高岗早在那时就已经处在某种被孤立状态了，他违反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苏政策的行动，那边都知道了。这一情况也应当加以考虑。或许斯大林在出卖高岗的时候认为他反正已经被揭露了。
这是我得出的结论。我并没有亲自从斯大林那里听到这种议论。但任何其他理由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斯大林居然把上面提到的文件移交给了毛。坦率地说，我们这些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斯大林的做法感到愤慨。
摘自《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适逢斯大林70寿辰。正巧在这一天我从乌克兰返回莫斯科，担任一项新的固定工作。斯大林对我说：“您把乌克兰那边的工作交代一下，务必在我70岁生日那天赶来。”我就照办了。我未能出席斯大林同毛的单独会谈或者有莫洛托夫在场的会谈。总共举行了多少次这种会谈，会谈进行得如何，要我现在来谈是困难的。不过，在这几次会晤之后斯大林一次也没有因为毛而高兴过，也从未对他大加赞扬。
然而在欢迎毛的宴会上，斯大林却表现得非常好客。他喜欢这种宴会，并且很爱炫耀自己如何好客，对待客人如何殷勤周到。只要他愿意，他会把这种事做得很漂亮。那次宴会我参加了。宴会和席间谈话都是在轻松自如的气氛中进行的。
看到同新中国似乎正在逐渐形成良好关系，我感到很高兴。我们这里大家都希望这样。不过，在毛访问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
在那次宴会和席间友好会谈之后，斯大林有好些天根本不与毛会面。既然他本人不露面又没有委托别人，我们当中也就没有人去毛那里。这时毛开始流露出不满，说他被关在为他安排的住所里，什么也不给他看，没有人跟他会面；因此他声称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回国。人们向斯大林报告说毛表现出不满。于是我们再一次与他会面了，是在斯大林的别墅举行的午宴上。斯大林这时竭尽全力来满足毛的请求，同他搞好关系，并显示自己完全站在他那一边。
毛走了。当时担任苏联政府驻华经济事务全权代表的是一位铁路专家即泉盉 科瓦廖夫(1901年生)，他于1944～1948年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长)，后任中国东北人民政府顾问和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顾问，在北京人称“两位领袖身边的顾问”。他从前在满洲工作过，日本人被驱逐后曾在那里修复铁路，后来当上了毛泽东的顾问。斯大林认为他是一位可信赖的人。
不久此人便在他的密告信中报告说，发现对苏联的不良情绪，这种不满在刘少奇、周恩来及该国其他一些领导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高岗早在毛访问莫斯科之前也给我们发来了类似的情报。
高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驻满洲全权代表兼北京政府驻满洲的全权代表，就好像是那里的总督。他与我国代表建立了十分良好的关系。高岗只字不提毛本人的立场如何，但他同样也不提毛对那些明显表示对我们不满的人都采取了什么措施。高列举了许多事实以证明这种不满的存在。
这里我举出其中的一件。那天正在庆祝中国的一个什么节日。举行了阅兵式。当装备着我们的坦克的部队从广场上通过时，中国的军人气呼呼地说俄国人给他们的是旧坦克。是，这话没错。那些坦克不是新的，那时我们自己并没有那么多新坦克可以送给中国。苏联刚刚结束战争，正在恢复工业，坦克产量削减了。不这样做不行嘛。所以我看不出有什么可抱怨我们的理由。坦克当然是旧的，但还完全具有战斗能力。但这种言论给不满意我们的情绪火上浇油，而且把一切都归罪于苏联。
斯大林希望博得毛对我们的好感，在他访问期间显示自己对他友好相待，并且信任他。因此斯大林拿到我国驻满洲代表寄来的并附有他与高岗谈话记录的几份文件之后，干脆就把它们转送给毛了。
我，还有我与之交换意见的几位其他政治局委员，都确信不疑地认为高岗向我们通报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出于何种目的，我不知道，但无论怎样他是站在对苏友好的立场上的。然而斯大林却把这些文件交了出去！
如果要在历史上寻找类似的现象，那么这很像科丘别伊瓦·列·科丘别伊(1640～1708)自1687年起任总司书，1699年起任东岸乌克兰(即俄罗斯属乌克兰)首席法官。他曾多次提醒彼得一世说首领(黑特曼)溪毖 马泽帕正在与波兰国王斯塔尼斯拉夫·列辛斯基和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进行秘密谈判，然后他逃往俄罗斯，却被俄国沙皇交给马泽帕，后被处死。向沙皇彼得一世密告首领(黑特曼)马泽帕叛变。当时沙皇彼得把这封告密信退还给马泽帕，以博取其好感，并表示自己不相信他叛变。然而马泽帕处死了科丘别伊，并且开始帮助查理十二世讨伐俄国。普希金在叙事诗《波尔塔瓦》中对这个情景做了鲜明生动的描写。
然而我们一时失去了一位显示他与我们亲近并用具体行动加以证实的人，高岗向我们通报了中国领导层的情况及其对苏联的态度。这一点非常可贵。斯大林非但不支持他，反而将他出卖。我以为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斯大林是一个不相信任何人的人。他连自己都不相信。他认为，我们收到的那些秘密情报正是高岗所传递的这一事实，毛泽东迟早会知道。那样一来斯大林就会陷入微妙的处境：仿佛是他挑动人们反对北京政府。因此斯大林便借此机会表明他完全信赖毛泽东，并因而不愿意从一个反对中国领导的人那里获取情报。
虽然高岗本人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他对毛泽东的看法，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的看法并不是什么秘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几位在中国的人报告了某一个城市举行青年联欢晚会的情况。参加晚会的人酒喝多了，青年人开始对我们说些含有敌意和挑衅的话：“把你们那个姓高的弄到你们那儿去吧，他是你们的人，不是我们的人。”
这件事还是发生在他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可见高岗早在那时就已经处在某种被孤立状态了，他违反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苏政策的行动，那边都知道了。这一情况也应当加以考虑。或许斯大林在出卖高岗的时候认为他反正已经被揭露了。
这是我得出的结论。我并没有亲自从斯大林那里听到这种议论。但任何其他理由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斯大林居然把上面提到的文件移交给了毛。坦率地说，我们这些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斯大林的做法感到愤慨。
摘自《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马悦然：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文化大革命
《明报月刊》的创立恰好在文化大革命的头一年。两年之后，文革的波涛开始涌到瑞典来。可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生没有北大的学生们那么胆子大，既没有打老师又没有抄家，唯一的革命行动是占领学生会，让它作为他们高高兴兴地闹革命的基地。大学中文系的红卫兵和四人帮的走狗起初还没有感到消除四旧的必要，还好好地上我给他们安排的关于先秦文学、汉朝乐府、唐宋诗词和汉语历史的课。可是到了一九七一年，中文系研究班的四个学生来找我谈话说：“这几年是你决定我们该读什么文本。从今天起我们要自己选我们要读什么书。”“你们选吧！”我说。“我们要读的不是《左传》和《庄子》那些老一套，我们要读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文本，像《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着作。”那四个学生好像预料我会反对，可是我一点都没有。从那个时候起，四个研究生和我每星期开两堂小型座谈会，用汉语讨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学生们轮流带头解释那两篇社论所表达的才智。带头的学生开始讲之前会看我一眼说：“我知道我们之间有人不同意我的政治立场。”“没关系，”我说，“你讲吧！”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问学生们：“你们觉得这个学期的座谈会的收获大不大？”他们犹豫了一下就说：“也许不太大。”“那下个学期想读什么文本呢？”我问。“你有什么建议？”学生们问。“《离骚》跟《天问》怎样？”我说。“行！”学生们说。下个学期那四个学生和我从各个方面研究《天问》。学生们高兴，我也高兴。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文革安安静静地过去了。
瑞典文革的微波虽然很快就退潮了，可是其后果还是够厉害的。一九六八年瑞典教育部取消了高考（即是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很严格的考试）。从那个时候起，一个高中毕业生申请入大学的时候，他的生活经验与学历算是同样重要的。人文学科的水准远不如以前，对学生们的要求也比以前宽得多。而中学老师的社会地位与薪水比较低，愿意当老师的人越来越少，因此，中学里缺乏优秀的师资。这一切现象严重威胁瑞典将来的教育事业。
瑞典和整个西方的大学中文系面临着另一种威胁，即二○○四年起，中国教育部直属机构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始在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至今全球约有三百多个孔子学院。美国大学里的中文系如果接纳了孔子学院，该系从大学得到的补助金就会减少，影响教学水平。问题的核心是孔子学院所提供的汉语教学与真正的汉学研究一点关系都没有。因此过去对汉学研究很有贡献的大学中文系，慢慢地会变成教普通话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当然不需要很丰富的图书馆，一套较好的辞典与教科书就够了。斯德哥尔摩的远东图书馆原来是欧洲最大的汉学图书馆之一。几年前瑞典文化部门为了要节省五百万块瑞币决定关闭这个对汉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图书馆。奇怪的是随着这种趋势而来的是，瑞典政府着重发展和巩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方面的合作。文化大革命是“革中国文化之命”，六六年的文革以至今天孔子学院的建立，都绞痛人心。《明报月刊》的创办人金庸先生表示，办《明报月刊》是“和文革对着干”，说来不无感伤，这句老话至今仍负有使命，这也是我对这份老刊物深切的寄望了。
作者:马悦然，来源: 《明报月刊》2011年12月号
瑞典文革的微波虽然很快就退潮了，可是其后果还是够厉害的。一九六八年瑞典教育部取消了高考（即是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很严格的考试）。从那个时候起，一个高中毕业生申请入大学的时候，他的生活经验与学历算是同样重要的。人文学科的水准远不如以前，对学生们的要求也比以前宽得多。而中学老师的社会地位与薪水比较低，愿意当老师的人越来越少，因此，中学里缺乏优秀的师资。这一切现象严重威胁瑞典将来的教育事业。
瑞典和整个西方的大学中文系面临着另一种威胁，即二○○四年起，中国教育部直属机构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始在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至今全球约有三百多个孔子学院。美国大学里的中文系如果接纳了孔子学院，该系从大学得到的补助金就会减少，影响教学水平。问题的核心是孔子学院所提供的汉语教学与真正的汉学研究一点关系都没有。因此过去对汉学研究很有贡献的大学中文系，慢慢地会变成教普通话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当然不需要很丰富的图书馆，一套较好的辞典与教科书就够了。斯德哥尔摩的远东图书馆原来是欧洲最大的汉学图书馆之一。几年前瑞典文化部门为了要节省五百万块瑞币决定关闭这个对汉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图书馆。奇怪的是随着这种趋势而来的是，瑞典政府着重发展和巩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方面的合作。文化大革命是“革中国文化之命”，六六年的文革以至今天孔子学院的建立，都绞痛人心。《明报月刊》的创办人金庸先生表示，办《明报月刊》是“和文革对着干”，说来不无感伤，这句老话至今仍负有使命，这也是我对这份老刊物深切的寄望了。
作者:马悦然，来源: 《明报月刊》2011年12月号
从九大关键环节看中国历史大趋势
不懂中国的历史，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梁启超先生大视野，说先秦以前的中国是“中国之中国”，清乾隆之前的中国是“亚洲之中国”，之后的中国是“世界之中国”。我读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思想史家著作，参照先哲与时贤相关论点，形成理解中国历史的初始和边界条件，及九大节点之见解，刊布于此，以飨读者并求方家与识者指正。
对中国历史持续发挥作用的自然条件及其作用：
人类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说仍无定论，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并无决定意义。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中国东亚大陆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其对人性、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持续的影响，这一自然环境，导致发源于黄河长江等流域的内陆文化，呈半封闭状态而包容性又极大。
古代中国人长期面对的是这样一组文化类型和矛盾：
一是在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中滋生的农业文明与周边文明和社会的对比，形成“夷夏之辨”，从黄帝与蚩尤之战，中经所谓“五胡乱华”等等，一直持续到满人入关，甚至西学东渐，导致作为中华民族之主流的汉人，成为最不纯粹、最能在文化和信仰上兼收并蓄的民族。一般来说，自然地理条件的作用与人的能力成反比，但它永远参与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影响人的性格和气质。
二是从部落到国家形成，以及大江大河的治理所需要的统一管理机构，推动集权统治及其所代表的秩序，与分散的广大农民与手工业者的自主性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
以上两点构成中华民族历史运动的基本张力。
但是，自西方列强经由太平洋打开中国门户之后，太平洋这一传统中国的天然屏障，如今就象当年的地中海，已成为世界的内湖，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特别是与西方互动的大圆桌。
（参见顾颉刚、谭其骧、史念海、许倬云、冯天瑜等）
一，中国的神化时代到尧舜禹时代：
人类以神化与传说追溯远古，并形成最初的文化形态，中国亦不例外。
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与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系统，以及基督教的创世说有相似或相通之处，如从混沌到分化、神性与人性的某些相通又是人所不能企及的、基督教上帝的创世造人，但亦有显著区别。
中国的神或传说人物，要么是创世者和人类的缔造者，要么对人类有大功--如盘古、女娲，还有三皇五帝，且既不象希腊诸神那样有人的各种缺点，也不象旧约的上帝那样对人刻板、严酷。三皇五帝大体生活在公元前1万年到2千多年前，已进入父系社会。在黄帝时期及之前，“人神杂糅，不可方物”，传说天上的恶神如蚩尤、刑天、夸夫都曾到地上捣乱。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天上与人间各恢复其秩序，其实是从多神教走向一神教，神意的解释权归颛顼和大巫重，由此开始了政教（原始宗教和人文教化）的统一。
尧舜禹的事迹见于《尚书》、《诗经》以及《左传》，又见《礼记》、《史记》，处于从部落走向国家的阶段，仍保留氏族社会民主和推举贤能的遗风。所以“尧舜”的时代成为后世中国人的理想时代，并成为士人批评专制政治的重要资源。
（参见徐旭生、张光直、苏秉琦、袁珂等）
二，启的家天下，经殷商再到西周的分封制：
从尧舜的禅让到启家天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诞生。夏、商帝王还是各氏族之共主，政治上的统一性相当松驰，但是，血缘家族关系与国家政治关系却已结合在一起，为“家国”宗法社会之滥觞，开启后来4千余年“家天下”与“公天下”的基本矛盾，即一家一姓之王朝与广大民众之间代表与被代表、统治与被统治的双重矛盾关系。
周“封土建国、以藩屏周”，立71国，属于姬姓亲属者53，与周天子的关系为大宗和小宗，所谓“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又见《荀子》）；其余或为功臣，或为殷商遗族。社会组织与秩序之主干为体现“尊尊亲亲”的宗法和礼制。--与欧洲封建制（典型为英法）的重大区别，在于西周的封建靠宗法，欧洲的封建靠契约。
周天子的统治有些仍是名义上的，如“楚”地；而虽为分权，毕竟带来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中国独特的“天下-家国”结构。
（参见郭沫若、张光直、胡厚宣、李学勤等）
三，从西周的“分封制”到秦汉的“大一统”：
秦变分封制为郡县制，在“经营权”由皇帝和遴选的官僚协助“帮办”这一点上，有些类似家族式企业的改制，只不过“天下”的“所有权”更为明确并被强化。贵族世袭制虽未由此终结，却无复礼乐文化之光表。秦承认、鼓励了井田制瓦解后的自耕农经济（法家），由此，中国形成小农经济之上的政治“大一统”，从封建之分权走向专制之集权。
后来，汉武帝分别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和桑弘羊“盐铁酒官营”的建议，“国营”即“皇家私营”消灭了民营；后来酒改为税赋；从此建立“官学”“官工”“官商”体制，对社会的思想学术和经济命脉都加以垄断，形成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纲领即有别于秦政的“柔性专制”。作用巨大，影响深远，至今中国仍然未能走出其阴影，--如以“举国体制”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参见吕思勉、翦伯赞、徐复观、朱绍侯、高敏、刘泽华、晁福林等）
四，儒道法释之思想和意识形态：
春秋战国时代，天命衰落，人文兴起，诸子百家尤其是儒道法，为中国后来二千年的传统社会奠定了思想和观念性文化的框架，虽宗旨有别，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亦有别，但从哲学上言，儒道皆欲究天人之际，共同的基本旨趣则是顺天应人--道家推崇天道，儒家将天道化为仁道，都有重视经验、直觉和讲道理的特点；法家则更重工具理性。
历史地看，儒家后来被独尊，在于它从家庭血亲情感出发，讲仁义（孝悌忠信），对“尊尊亲亲”的礼制起的维护作用最大。以今观之，儒道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天下”和“道”（天道、仁道、王道)的观念，讲的是天下的道理，也是所有人的道理，而非哪一家、哪一国的道理，可统称“天下主义”。后来明末清初的顾黄王、近代的康梁、孙中山章太炎等对此都有继承和新的解说。时称显学的墨家则在助秦吞并六国的战争后融入秦的官僚体制。
自西汉传入的佛教经玄奘和慧能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从此，儒释道在中国的文化和精神世界三足鼎立，从总体上反映了传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及其矛盾：公天下与家天下、统治者的无限威权与被统治者的无权利、政治统一和分裂、农耕与工商、传统家庭家族与成员个体、世人“居家”与“出家”的二元化的生存景观，以及基于家国共同体的儒学的问题--人文儒学与政治儒学。
（参见钱穆、熊十力、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蔡尚思、何兹全、余英时、何炳棣、李泽厚、金观涛等）
五，从南宋至满清灭亡，中国二千年帝制终结：
原则上，积弱之南宋灭亡于金，表明中国农耕文明己呈颓势，这从南宋之后，金辽元明清五代除了明，皆为处于部落阶段的少数民族问鼎中原即可看出。至有明一朝，废除宰相，君主专制真正成为君主朝纲独断，官僚系统作用大降，同时也就进一步为后宫、阉党等趁机干政，为祸不断提供了条件，更清楚地表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及其政治模式的衰败，为帝制终结埋下伏笔。
满清不仅家天下，且由于其处于部落后期，内部为主奴关系，将中国历史上薄弱的君臣相对关系彻底消除，汉臣以成为皇帝的奴才为荣。实为政治和文化上最专制之王朝，如无外部和社会下层的巨大压力，几无君主立宪之可能。从慈禧（或军机大臣刚毅）“宁予友邦，不予家奴”之说中亦不难看出，满清统治者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放下身段与过去的奴才们“虚君共和”。
认为中国皇权专制政体会在满清手里过渡到君主立宪政体，而将此一可能消除并导致后来中国秩序大乱，归咎于康梁等人的“激进”，道理是不充分的。
（参见章太炎、梁启超、邓广铭、吴唅、陈旭鹿、沟口雄三、黄仁宇、商鸿逵等）。
六，西学东渐，列强入侵，西方文明对中国形成“压迫”与“示范”双重效应：
中国先后爆发近代三大运动--洋务、戊戌与五四，全面触及传统文化的器物、制度和观念几个层面。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和政治成为两个最为活跃和关键的领域，文化运动较政治活动更具基础和长远意义，政治活动较文化运动更具主导和时效作用，并且通过诉诸武力掌控局面，远较其他选项更具现实可能性。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大意义与辛亥革命。
在国内外矛盾和压力下，激进主义由思想文化而政治经济，中共的“新民民主义”的实践效应。中西之争及激进主义反应导致的一系列悖论--如“话语”、“观念”和“思潮”甚至体制形式先行，与社会现实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落差；阿Q这一形象则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可称之为“悖论中国”。
这一悖论也突出地表现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的民国以及后来的各种事变中。总体上，中国不得不从“天朝上国”向现代国家艰难转变。
（参见陈独秀、费正清、梁漱溟、蒋廷黼、李泽厚、黄宗智、章开沅、马克垚、桑兵、罗志田、郑师渠等）
七，从传统“家国”到冷战时代之半现代“党国”：
在苏俄的巨大影响和支持下，中共通过发动工农打败“国军”赢得政权，取代中华民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被两大阵营所撕裂，冷战格局及其思维主导中国内部、海峡两岸，中国从传统“家国”步入“党国”阶段，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极端主义互为表里。两岸之间意志较量，情感用事，而理性被边缘化。
大陆既与西方对着干（后来又与苏联），亦与传统对着干；最后陷入“十年浩劫”，传统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中的家长制集权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经济政治濒临崩溃边缘。不得不改革开放，重新融入世界现代文明之主流，采取的基本方式与东亚的开明威权政治并无实质区别。
（参见胡适、唐德刚、柏杨、顾准、王元化、金耀基、列文森、柯文（PaulA.cohen)、杜赞奇（PrasenjitDuara）、金观涛、高华等）。
八，全球化趋势下大陆市场取向、台湾多党政治：
冷战以苏东剧变终结，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走向全球化。在此大背景、大气候下，邓小平推动中国大陆实行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五千年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国社会出现分化和多元态势，同时受到许多深层结构和体制问题的严重困扰。
与大陆改革开放相伴随，台湾在蒋经国手上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现代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秦之后二千余年的专制政体，迈出了从“党国”向真正“民国”转变的关键一步，市民社会开始确立，其功绩将和邓一样载入中国现代史册。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从农耕文明主导转向工商文明主导的过程，也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过程。客观上只能是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为主，中国传统文明为辅。在文化形态上表现为大陆型文化与海洋型文化的互动。
（参见汤因比、池田大作、殷海光、雷震、柏杨、龙应台、吴敬琏、杜维明、杨奎松等）。
九，互联网的革命性意义：
从作为现代传媒的报纸的面世、到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博客、微博等书写和发布形式，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它不仅推动了知识的普及，打破了信息的官方封锁，在信息方面使中国与世界得以同步，更是为各种利益的诉求、观念的表达、交流和思想的论辩提供了平台。
互联网的普及意味着在官方传媒之外，形成了一个半体制外的公共空间，靠封闭、垄断而得以维系、延续了几千年的愚民政策行将终结；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公民社会的建设由此获得重要的技术条件和推动力。它也充当着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重要机制，呼唤着人民的自由结社和民间组织的出现。
结语：
直接而言，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变始于1840年，但其实这一转变在沃勒斯坦所说的西方形成“世界体系”的16世纪己经确定。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根本上系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压迫”与“示范”这双重作用，此压力与示范既导致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之争，亦大大激化了中国自身的矛盾，并终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西文化与经济的二元对立，向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向变化。
尽管官方为了维护现行体制和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中国实际的体制和作法，没有超出新民主主义，至今也还是要完成中山先生的“民族、民生、民权”即民主主义的任务。称“社会主义”又不得不给出“初级阶段”的说法，造成思想理论的种种混乱，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之大趋势，应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作一选择。
目前为止，作为理解和指导中国社会的学术总体上属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我们所做的不过是选择、变通或变形而已，真正的思想理论创新仍然有待中国人对中西古今资源的充分消化和近代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入总结。至于有人以所谓政治儒学指导中国政治建设云云，根本无法落实于制度层面，只能起到某种观念的意义。
中西思想观念在今天之中国，既相反相成，又相通交融。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文文化方面，且不能拒绝西方现代人文精神。值得注意的倒是，中国世俗文化遭遇西方现代世俗文化之后，变得更为庸俗、粗鄙，严重侵蚀国民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妨害社会合理的分化和理性化。在文化问题上，威权政治和党化意识发挥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
这进一步证明，中国的问题，直接在“政治”，间接在“文化”；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必须相互分化，而又良性互动，中国才能成功实现转型。
在此大背景下，考虑中国思想理论的“主体性”问题，如不能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取与西方思想理论“对着干”的态度，其能否成立，不难判断；而以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特点或特色，中国与西方没有民族利益之争，也是幼稚之见。
——英国不同于美国、欧洲大陆不同于英美，皆有特点或特色；中国文化的特色当更显著，尤其是影响政治运作方式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而言，但并不能决定社会根本制度。
中国近代以来现实的政治与经济举措，几乎无不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决不可因一时有效而将其固化，这方面教训实在多多。在中国当代社会形态与思想理论上，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只有“更世界”才能“更中国”，即中国传统文化真精神--如天下主义、仁爱思想、王道理念、和而不同、差异互动--只有借助与西方和世界文化的对话、碰撞与交融，才能刮垢磨光、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文中所列“参见”学者，仅为笔者读书所及之部分学者，并非刻意罗列，更无关其在史学界和思想史界之地位）
作者：张曙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
来源: 共识网
对中国历史持续发挥作用的自然条件及其作用：
人类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说仍无定论，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并无决定意义。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中国东亚大陆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其对人性、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持续的影响，这一自然环境，导致发源于黄河长江等流域的内陆文化，呈半封闭状态而包容性又极大。
古代中国人长期面对的是这样一组文化类型和矛盾：
一是在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中滋生的农业文明与周边文明和社会的对比，形成“夷夏之辨”，从黄帝与蚩尤之战，中经所谓“五胡乱华”等等，一直持续到满人入关，甚至西学东渐，导致作为中华民族之主流的汉人，成为最不纯粹、最能在文化和信仰上兼收并蓄的民族。一般来说，自然地理条件的作用与人的能力成反比，但它永远参与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影响人的性格和气质。
二是从部落到国家形成，以及大江大河的治理所需要的统一管理机构，推动集权统治及其所代表的秩序，与分散的广大农民与手工业者的自主性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
以上两点构成中华民族历史运动的基本张力。
但是，自西方列强经由太平洋打开中国门户之后，太平洋这一传统中国的天然屏障，如今就象当年的地中海，已成为世界的内湖，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特别是与西方互动的大圆桌。
（参见顾颉刚、谭其骧、史念海、许倬云、冯天瑜等）
一，中国的神化时代到尧舜禹时代：
人类以神化与传说追溯远古，并形成最初的文化形态，中国亦不例外。
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与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系统，以及基督教的创世说有相似或相通之处，如从混沌到分化、神性与人性的某些相通又是人所不能企及的、基督教上帝的创世造人，但亦有显著区别。
中国的神或传说人物，要么是创世者和人类的缔造者，要么对人类有大功--如盘古、女娲，还有三皇五帝，且既不象希腊诸神那样有人的各种缺点，也不象旧约的上帝那样对人刻板、严酷。三皇五帝大体生活在公元前1万年到2千多年前，已进入父系社会。在黄帝时期及之前，“人神杂糅，不可方物”，传说天上的恶神如蚩尤、刑天、夸夫都曾到地上捣乱。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天上与人间各恢复其秩序，其实是从多神教走向一神教，神意的解释权归颛顼和大巫重，由此开始了政教（原始宗教和人文教化）的统一。
尧舜禹的事迹见于《尚书》、《诗经》以及《左传》，又见《礼记》、《史记》，处于从部落走向国家的阶段，仍保留氏族社会民主和推举贤能的遗风。所以“尧舜”的时代成为后世中国人的理想时代，并成为士人批评专制政治的重要资源。
（参见徐旭生、张光直、苏秉琦、袁珂等）
二，启的家天下，经殷商再到西周的分封制：
从尧舜的禅让到启家天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诞生。夏、商帝王还是各氏族之共主，政治上的统一性相当松驰，但是，血缘家族关系与国家政治关系却已结合在一起，为“家国”宗法社会之滥觞，开启后来4千余年“家天下”与“公天下”的基本矛盾，即一家一姓之王朝与广大民众之间代表与被代表、统治与被统治的双重矛盾关系。
周“封土建国、以藩屏周”，立71国，属于姬姓亲属者53，与周天子的关系为大宗和小宗，所谓“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又见《荀子》）；其余或为功臣，或为殷商遗族。社会组织与秩序之主干为体现“尊尊亲亲”的宗法和礼制。--与欧洲封建制（典型为英法）的重大区别，在于西周的封建靠宗法，欧洲的封建靠契约。
周天子的统治有些仍是名义上的，如“楚”地；而虽为分权，毕竟带来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中国独特的“天下-家国”结构。
（参见郭沫若、张光直、胡厚宣、李学勤等）
三，从西周的“分封制”到秦汉的“大一统”：
秦变分封制为郡县制，在“经营权”由皇帝和遴选的官僚协助“帮办”这一点上，有些类似家族式企业的改制，只不过“天下”的“所有权”更为明确并被强化。贵族世袭制虽未由此终结，却无复礼乐文化之光表。秦承认、鼓励了井田制瓦解后的自耕农经济（法家），由此，中国形成小农经济之上的政治“大一统”，从封建之分权走向专制之集权。
后来，汉武帝分别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和桑弘羊“盐铁酒官营”的建议，“国营”即“皇家私营”消灭了民营；后来酒改为税赋；从此建立“官学”“官工”“官商”体制，对社会的思想学术和经济命脉都加以垄断，形成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纲领即有别于秦政的“柔性专制”。作用巨大，影响深远，至今中国仍然未能走出其阴影，--如以“举国体制”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参见吕思勉、翦伯赞、徐复观、朱绍侯、高敏、刘泽华、晁福林等）
四，儒道法释之思想和意识形态：
春秋战国时代，天命衰落，人文兴起，诸子百家尤其是儒道法，为中国后来二千年的传统社会奠定了思想和观念性文化的框架，虽宗旨有别，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亦有别，但从哲学上言，儒道皆欲究天人之际，共同的基本旨趣则是顺天应人--道家推崇天道，儒家将天道化为仁道，都有重视经验、直觉和讲道理的特点；法家则更重工具理性。
历史地看，儒家后来被独尊，在于它从家庭血亲情感出发，讲仁义（孝悌忠信），对“尊尊亲亲”的礼制起的维护作用最大。以今观之，儒道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天下”和“道”（天道、仁道、王道)的观念，讲的是天下的道理，也是所有人的道理，而非哪一家、哪一国的道理，可统称“天下主义”。后来明末清初的顾黄王、近代的康梁、孙中山章太炎等对此都有继承和新的解说。时称显学的墨家则在助秦吞并六国的战争后融入秦的官僚体制。
自西汉传入的佛教经玄奘和慧能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从此，儒释道在中国的文化和精神世界三足鼎立，从总体上反映了传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及其矛盾：公天下与家天下、统治者的无限威权与被统治者的无权利、政治统一和分裂、农耕与工商、传统家庭家族与成员个体、世人“居家”与“出家”的二元化的生存景观，以及基于家国共同体的儒学的问题--人文儒学与政治儒学。
（参见钱穆、熊十力、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蔡尚思、何兹全、余英时、何炳棣、李泽厚、金观涛等）
五，从南宋至满清灭亡，中国二千年帝制终结：
原则上，积弱之南宋灭亡于金，表明中国农耕文明己呈颓势，这从南宋之后，金辽元明清五代除了明，皆为处于部落阶段的少数民族问鼎中原即可看出。至有明一朝，废除宰相，君主专制真正成为君主朝纲独断，官僚系统作用大降，同时也就进一步为后宫、阉党等趁机干政，为祸不断提供了条件，更清楚地表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及其政治模式的衰败，为帝制终结埋下伏笔。
满清不仅家天下，且由于其处于部落后期，内部为主奴关系，将中国历史上薄弱的君臣相对关系彻底消除，汉臣以成为皇帝的奴才为荣。实为政治和文化上最专制之王朝，如无外部和社会下层的巨大压力，几无君主立宪之可能。从慈禧（或军机大臣刚毅）“宁予友邦，不予家奴”之说中亦不难看出，满清统治者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放下身段与过去的奴才们“虚君共和”。
认为中国皇权专制政体会在满清手里过渡到君主立宪政体，而将此一可能消除并导致后来中国秩序大乱，归咎于康梁等人的“激进”，道理是不充分的。
（参见章太炎、梁启超、邓广铭、吴唅、陈旭鹿、沟口雄三、黄仁宇、商鸿逵等）。
六，西学东渐，列强入侵，西方文明对中国形成“压迫”与“示范”双重效应：
中国先后爆发近代三大运动--洋务、戊戌与五四，全面触及传统文化的器物、制度和观念几个层面。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和政治成为两个最为活跃和关键的领域，文化运动较政治活动更具基础和长远意义，政治活动较文化运动更具主导和时效作用，并且通过诉诸武力掌控局面，远较其他选项更具现实可能性。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大意义与辛亥革命。
在国内外矛盾和压力下，激进主义由思想文化而政治经济，中共的“新民民主义”的实践效应。中西之争及激进主义反应导致的一系列悖论--如“话语”、“观念”和“思潮”甚至体制形式先行，与社会现实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落差；阿Q这一形象则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可称之为“悖论中国”。
这一悖论也突出地表现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的民国以及后来的各种事变中。总体上，中国不得不从“天朝上国”向现代国家艰难转变。
（参见陈独秀、费正清、梁漱溟、蒋廷黼、李泽厚、黄宗智、章开沅、马克垚、桑兵、罗志田、郑师渠等）
七，从传统“家国”到冷战时代之半现代“党国”：
在苏俄的巨大影响和支持下，中共通过发动工农打败“国军”赢得政权，取代中华民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被两大阵营所撕裂，冷战格局及其思维主导中国内部、海峡两岸，中国从传统“家国”步入“党国”阶段，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极端主义互为表里。两岸之间意志较量，情感用事，而理性被边缘化。
大陆既与西方对着干（后来又与苏联），亦与传统对着干；最后陷入“十年浩劫”，传统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中的家长制集权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经济政治濒临崩溃边缘。不得不改革开放，重新融入世界现代文明之主流，采取的基本方式与东亚的开明威权政治并无实质区别。
（参见胡适、唐德刚、柏杨、顾准、王元化、金耀基、列文森、柯文（PaulA.cohen)、杜赞奇（PrasenjitDuara）、金观涛、高华等）。
八，全球化趋势下大陆市场取向、台湾多党政治：
冷战以苏东剧变终结，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走向全球化。在此大背景、大气候下，邓小平推动中国大陆实行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五千年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国社会出现分化和多元态势，同时受到许多深层结构和体制问题的严重困扰。
与大陆改革开放相伴随，台湾在蒋经国手上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现代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秦之后二千余年的专制政体，迈出了从“党国”向真正“民国”转变的关键一步，市民社会开始确立，其功绩将和邓一样载入中国现代史册。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从农耕文明主导转向工商文明主导的过程，也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过程。客观上只能是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为主，中国传统文明为辅。在文化形态上表现为大陆型文化与海洋型文化的互动。
（参见汤因比、池田大作、殷海光、雷震、柏杨、龙应台、吴敬琏、杜维明、杨奎松等）。
九，互联网的革命性意义：
从作为现代传媒的报纸的面世、到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博客、微博等书写和发布形式，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它不仅推动了知识的普及，打破了信息的官方封锁，在信息方面使中国与世界得以同步，更是为各种利益的诉求、观念的表达、交流和思想的论辩提供了平台。
互联网的普及意味着在官方传媒之外，形成了一个半体制外的公共空间，靠封闭、垄断而得以维系、延续了几千年的愚民政策行将终结；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公民社会的建设由此获得重要的技术条件和推动力。它也充当着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重要机制，呼唤着人民的自由结社和民间组织的出现。
结语：
直接而言，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变始于1840年，但其实这一转变在沃勒斯坦所说的西方形成“世界体系”的16世纪己经确定。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根本上系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压迫”与“示范”这双重作用，此压力与示范既导致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之争，亦大大激化了中国自身的矛盾，并终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西文化与经济的二元对立，向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向变化。
尽管官方为了维护现行体制和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中国实际的体制和作法，没有超出新民主主义，至今也还是要完成中山先生的“民族、民生、民权”即民主主义的任务。称“社会主义”又不得不给出“初级阶段”的说法，造成思想理论的种种混乱，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之大趋势，应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作一选择。
目前为止，作为理解和指导中国社会的学术总体上属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我们所做的不过是选择、变通或变形而已，真正的思想理论创新仍然有待中国人对中西古今资源的充分消化和近代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入总结。至于有人以所谓政治儒学指导中国政治建设云云，根本无法落实于制度层面，只能起到某种观念的意义。
中西思想观念在今天之中国，既相反相成，又相通交融。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文文化方面，且不能拒绝西方现代人文精神。值得注意的倒是，中国世俗文化遭遇西方现代世俗文化之后，变得更为庸俗、粗鄙，严重侵蚀国民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妨害社会合理的分化和理性化。在文化问题上，威权政治和党化意识发挥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
这进一步证明，中国的问题，直接在“政治”，间接在“文化”；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必须相互分化，而又良性互动，中国才能成功实现转型。
在此大背景下，考虑中国思想理论的“主体性”问题，如不能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取与西方思想理论“对着干”的态度，其能否成立，不难判断；而以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特点或特色，中国与西方没有民族利益之争，也是幼稚之见。
——英国不同于美国、欧洲大陆不同于英美，皆有特点或特色；中国文化的特色当更显著，尤其是影响政治运作方式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而言，但并不能决定社会根本制度。
中国近代以来现实的政治与经济举措，几乎无不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决不可因一时有效而将其固化，这方面教训实在多多。在中国当代社会形态与思想理论上，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只有“更世界”才能“更中国”，即中国传统文化真精神--如天下主义、仁爱思想、王道理念、和而不同、差异互动--只有借助与西方和世界文化的对话、碰撞与交融，才能刮垢磨光、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文中所列“参见”学者，仅为笔者读书所及之部分学者，并非刻意罗列，更无关其在史学界和思想史界之地位）
作者：张曙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
来源: 共识网
孺子谈：“甲午”必败
甲午海战，北洋覆灭，众人皆知。缘何失败，却未必有统一的说法。笔者认为：败因在于清政权的基本架构缺乏与时俱进的适应性，而不在于任何具体的技术层面的决策失误。如同旱鸭子入水，甲午战败是在劫难逃。
在中国，有两种人归天之后的日子最难过，女子和小人。一切社会问题，最终都被儒生们归罪给他们。如甲午海战的失败就被“大众”普遍地解读为皇家基建挤占海军军费，这一切都是老佛爷的错。这种说法虽然流行，但显然既不靠谱，也不着调。修建颐和园是当时社会大众，包括李鸿章在内，可以接受的一个托词，用它来委婉地表达刺耳但却是真实的原因：北洋必须受到限制。
为什么必须限制北洋？
清朝立国依靠八旗。但八旗人少。如何使用少量的中央军队统治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是摆在清国开国集团面前的最重要课题。解决的办法是弱化地方汉人武装力量。限制地方军的规模和作战能力，保持八旗军队在镇压地方叛乱过程中的不对称的绝对的优势，是维持清国政权稳定的基本国策。这是少数民族统治的必要选择，也是在当时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条件下必然的选择，不可更改。
我们经常看到清朝的绿营军战斗力如何虚弱，在洋人面前如何不堪一击的记载。事实上，这与地方军在清朝的国家机器中的定位有直接关系。绿营军基本相当于今天的片儿警，只能完成处理一下邻里纠纷之类的任务，根本不被允许有战斗力。
清朝对绿营军的规模有明确的限制，目前资料中，最大的绿营军军营人数为200人，很多军营事实上只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人，是个空营，因为当兵的回家割麦子去了。分散驻扎，地方防务空虚是常态，也是国策。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外舰在天津外海游弋，当时的直立总督琦善上奏，天津可用之兵800，且分散在各乡各里….。可见一斑。
降低地方军的机动性是另一大策略。“千人不能通行”是当时的规则。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从湖南，四川等地抽调军人，集结成队，驰援广州，但是，援军尚在路上，战争即已结束，可见清朝军队具有的法定机动性。
不能认为这样的军队对国家的安全是不利的。事实上，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这样一支地方军，即使想造反，危害中央政权都很难。八旗军队是骑兵，机动良好，反应迅速，在地方武装尚未集结完毕之时，即可轻松地消灭那些不稳定因素于无形。因此，弱化地方汉人军队，有利于政权稳定。前提是边境无外患。事实上，清朝在乾隆之后，确实达到了四夷太平的境界。因此，这样一套政权架构是既“有清国特色”，又“符合清国国情“的好谋略！
不幸，清朝时期，“世界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全球冲突向纵深发展”。面对快速机动的殖民战争，在擅长精确打击的现代化军队面前，清国特色，黯然失色，清国国情，混乱不堪。
可以说，当时清国政府面临的两难是：一方面要保持根本不可能融入社会主流的少数贵族的统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放手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族群组建地方武装。而地方武装是比洋人还“可怕的猛虎”。
既发展，又限制，是清国的军事改革战略。听起来像是辩证法，其实是进退维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又有哪位皇帝或者皇太后会容许一支装备精良，号称亚洲第一的军队拥有充裕的炮弹，守在北京的门户上呢？皇帝也无奈，毕竟内患猛于外忧。
“甲午”必败，除非清国统治集团能够融入中国的主流社会，成为各族人民群众普遍利益的代表。但这可能吗？
作者:孺子谈，来源: 共识网
2012年2月28日 星期二
專訪舒雲（4）：林彪林立果是父子，也是兩個獨立的人
■舒雲 □《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研究林彪和“九一三”事件，舒雲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
這 位在林彪殞命大漠時才17歲的女兵，頑強自學，業餘創作，成長為一位軍旅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她主要從事傳記文學寫作，出版過《羅瑞卿大將》、 《百戰將星楊勇》、《開國紀事》等大量作品。參加聶榮臻元帥傳記組之後，她接觸到很多關於林彪的資料，從1987年開始，全面搜集資料，尤其是第一手資 料，遍訪林彪親友、部屬及其家人、事件當事人、目擊者，潛心研究林彪其人其事。國內關於研究和介紹林彪仍然受到很大限制，她這方面的著作，都在香港明鏡出 版社出版。計有：以調查九一三事件為主的上下冊《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研究林彪一生、包含千幅圖片和十多萬字文字的《林彪畫傳》，上下兩厚冊《林彪日記》 （與林彪的秘書李德合著）。2011年“九一三”事件40周年前夕，她又出版了《百問“九一三”》和《林彪元帥最新相册》。這些書，是迄今爲止最完整、最 深入、也可以說最權威的關於林彪和“九一三”事件的著作。
2011年11月，《新史記》記者高伐林對舒雲進行了書面專訪。
新史記：但從有關材料看，難道林彪父子等人不是確實打算南至廣州嗎？最近就有材料披露（例如，從周宇馳女兒的文章看），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顧同舟在1971年9月5日說“周宇馳9月12日要來廣州”。
舒雲：當事者的後人，有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相信顧同舟說過這句話。但是，顧同舟9月5日說“周宇馳9月12日到廣州”與9月12日晚上王飛等人研究9月13日一早去廣州是兩回事。在採訪周宇馳的雲雀機組成員和資料中我獲知，周宇馳在得到老毛南巡講話前，準備到廣西桂林。現在看，周宇馳到廣西桂林可能是幌子，他實際上是要去廣州。這就是顧同舟說的“周宇馳9月12日要來廣州”的詮釋。
我曾採訪過顧同舟，他說1971年9月5日下午和晚上連續傳達毛澤東南巡講話。這就是說，顧同舟在說“周宇馳9月12日要來廣州”時，他還不知道毛澤東南巡講話。顧同舟是當晚11時以後將毛南巡講話的內容用電話傳達給于新野的。得到毛澤東南巡講話的內容後，周宇馳取消了廣西桂林之行，9月6日他駕駛直升機把毛南巡講話的記錄稿送到了北戴河。
這裏更要特別說明，周宇馳說到廣州，並不等於林彪要到廣州。打算南至廣州的，不是林彪而是林立果。我們一定要把林立果和林彪區分開來。林立果等人研究“兩謀”，與林彪無關。
林彪和林立果雖是父子，卻是兩個獨立的人。林彪雖有“接班人”的桂冠，卻只是一個坐在黑屋子裏的病號。林立果這時翅膀已經硬了，是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又有他的“師傅”周宇馳、劉沛豐輔佐，身邊還有于新野。就是他們背著林彪拿出三個方案：
第一方案是想在南方暗殺毛。毛澤東9月12日返回北京，粉碎了林立果的第一個方案。
林立果立即佈置第二方案，南飛廣州，由周宇馳在北京主持，他則飛到北戴河，和葉群一起把林彪弄到廣州。9月12日晚上王飛主持會議，研究第二天一早去廣州。王飛將與會人員分成四個小組，分別“保護”黃吳李邱上飛機。但會議被周恩來查封大飛機打斷了，林立果的第二方案也因此流產。
林立果的第三方案是北飛蘇聯。因為周恩來給葉群打電話，要半夜到北戴河看望林彪同志。葉群、林立果慌了，半夜把服了安眠藥的林彪從床上拖起來，騙他去大連。林彪上了飛機，而飛機飛出了國境……（《新史記》第5期）
研究林彪和“九一三”事件，舒雲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
這 位在林彪殞命大漠時才17歲的女兵，頑強自學，業餘創作，成長為一位軍旅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她主要從事傳記文學寫作，出版過《羅瑞卿大將》、 《百戰將星楊勇》、《開國紀事》等大量作品。參加聶榮臻元帥傳記組之後，她接觸到很多關於林彪的資料，從1987年開始，全面搜集資料，尤其是第一手資 料，遍訪林彪親友、部屬及其家人、事件當事人、目擊者，潛心研究林彪其人其事。國內關於研究和介紹林彪仍然受到很大限制，她這方面的著作，都在香港明鏡出 版社出版。計有：以調查九一三事件為主的上下冊《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研究林彪一生、包含千幅圖片和十多萬字文字的《林彪畫傳》，上下兩厚冊《林彪日記》 （與林彪的秘書李德合著）。2011年“九一三”事件40周年前夕，她又出版了《百問“九一三”》和《林彪元帥最新相册》。這些書，是迄今爲止最完整、最 深入、也可以說最權威的關於林彪和“九一三”事件的著作。
2011年11月，《新史記》記者高伐林對舒雲進行了書面專訪。
新史記：但從有關材料看，難道林彪父子等人不是確實打算南至廣州嗎？最近就有材料披露（例如，從周宇馳女兒的文章看），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顧同舟在1971年9月5日說“周宇馳9月12日要來廣州”。
舒雲：當事者的後人，有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相信顧同舟說過這句話。但是，顧同舟9月5日說“周宇馳9月12日到廣州”與9月12日晚上王飛等人研究9月13日一早去廣州是兩回事。在採訪周宇馳的雲雀機組成員和資料中我獲知，周宇馳在得到老毛南巡講話前，準備到廣西桂林。現在看，周宇馳到廣西桂林可能是幌子，他實際上是要去廣州。這就是顧同舟說的“周宇馳9月12日要來廣州”的詮釋。
我曾採訪過顧同舟，他說1971年9月5日下午和晚上連續傳達毛澤東南巡講話。這就是說，顧同舟在說“周宇馳9月12日要來廣州”時，他還不知道毛澤東南巡講話。顧同舟是當晚11時以後將毛南巡講話的內容用電話傳達給于新野的。得到毛澤東南巡講話的內容後，周宇馳取消了廣西桂林之行，9月6日他駕駛直升機把毛南巡講話的記錄稿送到了北戴河。
這裏更要特別說明，周宇馳說到廣州，並不等於林彪要到廣州。打算南至廣州的，不是林彪而是林立果。我們一定要把林立果和林彪區分開來。林立果等人研究“兩謀”，與林彪無關。
林彪和林立果雖是父子，卻是兩個獨立的人。林彪雖有“接班人”的桂冠，卻只是一個坐在黑屋子裏的病號。林立果這時翅膀已經硬了，是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又有他的“師傅”周宇馳、劉沛豐輔佐，身邊還有于新野。就是他們背著林彪拿出三個方案：
第一方案是想在南方暗殺毛。毛澤東9月12日返回北京，粉碎了林立果的第一個方案。
林立果立即佈置第二方案，南飛廣州，由周宇馳在北京主持，他則飛到北戴河，和葉群一起把林彪弄到廣州。9月12日晚上王飛主持會議，研究第二天一早去廣州。王飛將與會人員分成四個小組，分別“保護”黃吳李邱上飛機。但會議被周恩來查封大飛機打斷了，林立果的第二方案也因此流產。
林立果的第三方案是北飛蘇聯。因為周恩來給葉群打電話，要半夜到北戴河看望林彪同志。葉群、林立果慌了，半夜把服了安眠藥的林彪從床上拖起來，騙他去大連。林彪上了飛機，而飛機飛出了國境……（《新史記》第5期）
“二二八”事件65年之后 伤口仍未抚平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65周年纪念，日前台湾政治人物对确实的死亡人数仍有争议，引发各界激烈讨论。事件发生65年之后，台湾各界如何看待此事件，台湾的省籍情结是否还存在？
二二八事件是发生于1947年2月底的一项大规模的反抗国民党政府的事件。导火线是警察缉查私烟导致冲突，后来更引发全台湾一连串的示 威、罢工、罢市等抗议国民党政权的运动。国民政府于是用军队镇压平民，造成大约1万人以上的死亡。二二八事件原来是单纯的反抗运动，抗议国民党的集权压 制，后来却渐渐地和台湾的长期的独立运动结合。反对党往往在2月28日这一天纪念受难者也同时提出台独的理念，争取支持。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台湾各地每年 都举办摄影展、开座谈会、游行、演讲、音乐会等等活动。亲绿营的台湾教授协会25日在台北举办名为"台湾人的觉醒与自救"座谈会。会中的一大重点就是回应 郝柏村近日发表的文章。
台湾行政院前院长郝柏村在2月21日投书给联合报，在文章中，郝根据二二八纪念基金会发给补偿的人数约为600多 ，加上失踪的人数，郝柏村认为整个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数应该不会超过1000人。如果有人坚持死亡者上万，这个人就应该拿出证据来。
当天参加座谈会的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员陈仪深教授提出反驳，他认为，如以当时情报单位的纪录为准，光光在高雄市有500到600人死亡。另外根据 1947年特地来台负责二二八事件调查工作的监察委员杨亮功的报告，仅在高雄市就有200多人死亡。虽然接受二二八纪念基金会补偿的高雄人只有88人，但 是真实死亡的人数，应该比领取补偿金的88人多很多。因此郝柏村的质疑是不对的。
陈仪深特别提出，当时参与反抗国民政府的台湾人中有很多是年轻学子，根本还没结婚生子，50、60年之后自然没有子嗣出来要求赔偿。如果用人口学的推估也 大致可以得到上万人的数据，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台湾每年的死亡人口平均在9万左右，但是1947年死亡的人数增加到11万人左右，当年并没有发生地 震、台风的天灾，所以可以推估多出来的2万人应该是死于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和台独势力结合
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当时，几乎没有台独的倡议，和台湾独立运动无关。但是国民党政府却以"阴谋叛乱"、"台湾人与共产党合作"等名义继续逮捕镇压台湾精英， 因此造成了二二八事件渐渐和台湾独立运动挂钩。陈仪深解释："台湾的反抗势力，背后有族群的因素。而且台湾作为移民社会，长期以来都有不同的政权在台湾来 来去去，很多人以为二战后，主国来了从此以后太平了。历经二二八事件之后，就变成失望绝望。然后就决定要反抗到底。除了流亡美国日本的敢公然诉求独立，居 住在本地的人因为不敢讲独立，所以他们说自由、民主。他背后的动力有相当多的族群因素。 "
政府的补救措施
从70年代开始，在台湾要求平反二二八事件的声音逐渐出现。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台湾岛内外成立了数十个二二八和平促进会，要求政府公布事实真相、平反冤屈、安慰受难者家属、兴建纪念碑、制定二二八为和平纪念日。
1995年当时的总统李登辉首先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之后成立了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同年公布"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 例"，受理二二八事件补偿申请、发放补偿金。1996年当时担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宣布2月28日为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并且将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公 园，并在公园内设立纪念馆和纪念碑。之后，行政院通过订定2月28日为和平纪念日，并定为国定假日。连战和马英九也曾公开道歉。
不要"补偿" 要"赔偿"
虽然政府作了种种努力，很多的受难者家属并不满意。张安满先生在接受德国之声的电话采访时就表示了他的不满。张先生的祖父张七郎原是台湾的国大代表，曾经 在1946年去南京参加中华民国的制宪大会，本身是医生，同时也是凤林初中的创校校长，花莲县参议会议长。张七郎的儿子，也就是张安满的父亲及一位叔父张 果仁都是医生。张家一家3个男人在1947年4月的一个晚上莫名其妙的被逮捕，遭凌虐之后被枪杀。张安满叙述他们家当时的遭遇：
"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的叔父一家三口人同一个晚上被国民党的军人带走，然后枪杀，不只是枪杀，而是凌虐之后被枪杀，祖父全身很多手脚关节都断掉，我父亲的面部被划烂，我叔父的肚子被划破，肠子都流出来了。 "
第二天家人要求将尸体运回，却遭到拒绝，所以只能晚间趁着夜色偷偷得将尸体运走掩埋，也才发现被凌虐的事实。张家至今不能原谅国民党的过失，也不满"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的内容。他说：
"政府的条例里叫做'补偿'不是'赔偿'，所谓补偿是说，你们家有损失，我补一些钱给你，就表示说政府没做错事。"
因此，张安满要求政府改用"赔偿"的字眼，已表示真心认错。
政府应公布更多资料 展现诚意
另外，张安满也认为政府应该将所有的文献拿出来，因为许多人怀疑目前出现的资料文献并不完整，国民党仍有隐瞒。二二八国家纪念馆馆长廖继斌却认为，目前有的信息基本上已经出现。
"（受害者）家属很介意的是，他们认为国民党还隐藏很多资料， 但是我们的理解是，在西元2000年时，大概国内可以收集的资料我们都彻底的收集了，现在都在档案管理局。 "
廖继斌不排除有些资料被国民党的情报人员或是相关人员私底下带回家收藏，因为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对郝柏村的说法，廖继斌也提出反驳：
"第一个观点，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国民党强制不让事实曝光， 强制压了40年，40年之后才作二二八的平反，数字如果有落差，这个数字差距的本身就是二二八悲剧的一部分。 另外，二二八基本上不是单纯的偶发事件，我们目前掌握的确实的罹难者是许多当时社会精英分子的组合，这样对精英分子有计划性的集体式屠杀，加害的国民党的 现在政治人物还要和我们斤斤计较人数，说我们没杀一万人我们只杀860人，你想想，被害人的感受时如何？ "
其实，廖继斌本人也是二二八受难家属，他的祖父被逮捕之后就不见下文，连尸体也没找到。但是他愿意接受二二八国家纪念馆馆长的任务，他希望藉由国家的机构和资源，来为二二八受难者平反。
"65年前的事件是国家公暴力事件，国家侵害人权的事件。我们希望借着二二八事件当成很好的教材，让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永远记住这个历史的教训，希望 不要再发生这种不幸的，国家残害人权的事件。"
作者：邱璧辉
责编：洪沙
德国之声中文网
台湾各界纪念“二二八”事件：多年努力仍嫌不够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65周年。台湾各界以极为沉重的心情纪念此日，因为朝野多年来虽然致力于还原历史真相，重建正义，以消弭族群间的隔阂，但是台湾行政院前院长郝柏村的一番话，显示多年的努力仍嫌不够。
（德国之声中文网）65年前台湾发生群起反抗国民党政权高压统治台湾人民的事件，国民党以军队压制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造成无数伤亡，也造成所谓国民党的外省人的政权欺压迫害台湾本省人的印象。这样的情结后来导致台湾独立的声浪升高，认为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应该返回大陆。从此台湾在统独和本省外省的问题上，纠葛了数十年。因为当年的反抗政府事件是发生在1947年2月28日，所以这个事件就被称为二二八事件。
马英九鞠躬道歉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65周年。马英九总统出席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园举行的"二二八事件65周年中枢纪念仪式"， 并且发表谈话。他用闽南语说，"历史的错误或许可以原谅，但历史的过程不能忘记。"
马英九并且以一鞠躬，代表政府向所有政治受难者家属道歉。他承诺一定要让台湾的人权水准与国际接轨，他相信，只有民主才能让历史真相水落石出。除发表谈话外，他也发还给四个家庭"受难者私人文书"，及颁发给九个家庭、共17人"回复名誉证书"。与此同时，场外也有台独人士抗议。
本土社团：记取教训
除了官方的纪念仪式，由数个台湾本土社团组成的台湾守护联盟27日晚间举办了"228台湾民族受难日"追思晚会；台联主席黄昆辉致词表示，应记取历史教训，别让悲剧重演。
另外，台湾国家联盟、台湾二二八关怀总会等团体规划了长达1个月的二二八系列活动。首相登场的是2月28日在台北举行的"自救护台湾"游行，有数百人参加。游行队伍沿着台北的几条大街前进，来到二二八事件导火线的"天马茶房"原址，再前往大稻埕码头，并在大稻埕码头举办音乐、演讲、放水灯等活动。
32年前2月28日发生的林宅血案的受害人家属，也是民进党前党主席林义雄28日在台北举办追思礼拜。他指称，二二八事件对后代子孙而言是个教训，应该慎重看待并检讨，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另外，他在被问到有关台湾台湾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日前的发言时，他表示，郝柏村是当时统治团体的代表性人物，应该谨言慎行。
重点不在受难者人数多寡
台湾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在日前向媒体投书指称，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数不到1000，而不是一般所说得超过万人。此话一出，舆情哗然。台湾国史馆馆长呂芳上出面说明，行政院已提出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据此确定受难人属超过万人。在新的史料出现之前，这个数据就代表官方立场。
马英九总统出席纪念仪式
马英九总统日前在出席二二八事件司法人员受难者特展时也特别说，受难人数多寡不是重点："焦点应该摆在历史的事实，教训的传播，如何抚平伤痛，跟预防类似事件 的重演。焦点不在于受难人士的数字。"
郝柏村的儿子，也就是目前的台北市市长郝龙斌在陪同马英九出席这项活动时，被媒体追问对父亲的说法有何看法时，他不愿作出评论，只是一再的重复："我一再强调，整个二二八事件中间所有历史的真相要还原，给家属一个清楚的交待。 "
要求真相
在同一场合中，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家属代表王克绍说出他的心愿："希望把档案（公布出来） 能够齐全，至少让我知道我的父亲是什么么时候死亡，在什么地点，到底犯了什么罪。"
对于受难者家属的呼吁，马英九总统表示，政府会继续寻找真相，也要求大家共同努力。" 政府机关还有 民间团体，乃至于私人可能有这些文献的统统拿出来，帮助我们寻找真相。"
作者：邱璧辉
责编：洪沙
《臨時約法》竟沒有保護公民的具體條款
《新史記》蘆笛／張振武不過是當時大批涌現的素質很差的“革命暴發戶”，就司法程序而言，被殺當然是錯案。《臨時約法》太粗陋，“灰色空間”太多，不但使得人民失去保護自己的工具，也使得議會無法有效監督政府，這正是張案暴露出來的政治制度的大弊病
以西方眼光來看，殺張當然是粗暴踐踏法治——副總統請大總統作刀斧手，這在民主國家堪稱空前絕後。正如參議員們在質問書中指出的：“共和國家全賴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殺人，命令不能生殺人。惟司法官乃能執法律以生殺人，大總統不能出命令以生殺人。當前清專制之時，汪兆銘謀刺攝政王，事發之後，搜得鐵瓮累累，證據如山，審判之結果，猶僅予以監禁。萍鄉之役，胡瑛、朱子龍、劉家運謀響應於武昌，事發被繫，亦僅予以監禁十年。今以民國首功之人，大總統、副總統乃口銜刑憲，意爲生殺。”
所謂“軍法審判”其實也是事後針對議員質問、臨時堵窟窿編造出來的。細讀段祺瑞在參議院的答辯立即能發現這點。他先說張案已經在湖北開過軍法會議，中央不過是執行而已。但議員立即指出，大總統並無執行副總統命令的責任。即使要執行也得先召開軍法會議，判决是否該殺。段立即改口，說中央召集高等軍官討論過數次，既是高等軍官研究罪狀，當然就是軍法會議。而“所謂證據，不過即係他所犯之罪狀，除此電報外尚有公文”。前後支吾，其臨時捏造掩飾之態，昭然若揭。如在西方，早就犯了僞證罪了。
就算他所說是實，那也不能叫作“審判”——天下哪有瞞著被審判人“開庭”的怪事？張振武在湖北時備受優渥款待，行動自由，還奉調上京任總統顧問，在京被捕前置酒高會，款待政界軍界要人，被捕後根本就沒被審訊過，幾小時後就被處决了。臨刑前由執法處總長出示軍令，張還以爲電報是捏造的 。這一點議員們在質問書中也指出了：“即云此案關係軍事者諸多，然軍法會議亦必各官齊集，及一干人證到案，經審問、辯訴、判决之程序，始得執行刑罰。何夤夜邀襲，旋捕旋殺？”
但問題是，當時除了臨時約法外，也實在沒有什麽“法”可供踐踏。偏偏孫文輩制定約法時，一門心思完全花到如何防止老袁獨裁上頭去了，連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的重要規定都闕如。有關規定只有“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而這“非依法律”的含混用語給當局肆意侵犯人權開了方便之門。黎元洪、段祺瑞鑽的就是這個空子，人家還連執法依據都說出來了，是“鄂軍暫行刑令第五十七條”，你還能說他們違反約法麽？
當時章士釗就察覺到了這一點，撰文指出：“約法有保障人身自由之規定，而無其手續。參議院即當通過‘出廷狀’案，以防止不法之逮捕，並聲明立時拘殺，無論何時爲國法所不許。今無此法典，故如張案者發生，吾雖能戟指駡之，終覺道德之意多，法律之意少也。况當局者盡得以臨時緊急爲詞哉！”
這所謂“出庭狀”（原文誤爲“出廷狀”），現譯爲“人身保護狀”，英文爲“writ of habeas corpus”，乃是英國人旨在保護公民人權的發明。1679年（清康熙年間），英國頒佈《人身保護法》，首次規定了公民保護自己的人身自由的事後補救措施。任何被拘留的公民都有權向法庭申請發出“人身保護狀”。法庭不得拒絕，必須在規定時間（一般是24小時）內由中立的法官召集雙方到庭，各自當堂陳述理由，由法官確定關押是否合法，再决定是否釋放在押公民。因此，無辜公民即使在被拘留後，仍可利用此法保護自己，獲得迅速釋放。
很明顯，如果當時的憲法有此規定，則張振武就可以靠此法逃生。但一直要到1923年，中華民國第一部憲法才作了比較籠統的規定：
【中華民國人民，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監禁、審問或處罰。人民被羈押時，得依法律，以保護狀請求法院提至法庭審查其理由。】
1947年頒佈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則作了更明細的規定。可惜該憲法施行不過兩年，老蔣就逃到台灣去了，於是大陸人民便任毛共肆意囚禁糟蹋，哪怕到今天，無論朝野都還沒有這個概念。
《臨時約法》少了這些規定，就起不到對公民的保護作用。（《新史記》第4期）
孟祥才：文革中“群众专政”亲历记（下）
在这个私设的监禁所里，我一方面在表面上顺从麻痹他们，一方面寻找逃跑的机会。因为隔三差五传来的被刑讯者的喊叫声都在提醒我：留在法学所这个私设的监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必须尽早想法逃出去。但我也明白，对逃跑的策划必须万无一失，确保成功，否则，一旦逃跑失败，不仅一顿毒打在所难免，而且很可能危及生命，所以必须小心从事。对我的审讯持续了20多天以后，他们认为在我身上再也榨不出油水，就将看管我的任务交给了历史所的人。开始是一个年轻的工人，他特别忠于职守，生怕我逃走他负不了责任。每晚睡觉时他都把行军床顶在房门上，他躺在上面睡觉，我想从房门出去根本不可能。而窗户已经被从外面用木板钉死，从那里逃出也不可能。就这样到了6月份。不久，换了一个看守，他是历史所的一个合同制的工人，工作是每年冬天烧取暖用的锅炉。他姓胡，黑脸上布满麻点。他对我们这两派没有厚此薄彼的倾向，谁掌权他就为谁服务。这次奉命看管我，他实际很高兴，因为由此他就可以不去参加体力劳动了。
6月份天气已经非常炎热，关我的房子在二楼，窗子向东开，从早晨开始就接受强烈阳光的照射，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酷热难耐，尤其到了晚上，晒了一天的小房内本来气温就高，再将门窗关死，空气不流通，温度更高，这使我们两个人几乎每天都汗流浃背。我于是对他说：“我们何必这样活受罪？我建议打开一扇窗子，把门也打开，使空气流通。反正你每时每刻都看着我，我想跑也跑不出去。”开始他白天开门，晚上睡觉时仍将门关上，把行军床顶在门上。后来我建议他晚上也敞开门，他说：“那可不行，你跑了怎么办？”我说：“你看法学所门口一天24小时都有看门的，我能跑出去吗？你再看四周的高墙，我能爬过去吗？再说，你晚上睡觉，将行军床横在门口，我要从你身上迈过去，你能不觉察吗？”他见我说得有道理，并且见我每天都顺从地服从他的管理，对我逃跑的警惕性越来越低了。特别是，他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非常喜欢听历史故事，我就每天讲故事给他听。我们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我每天买点菜，我们也一起吃。因为他是老北京，也经常给我讲点过去北京的风俗人情。这时，我利用他对我放松警惕的机会，开始勘察逃跑的路线。因为法学所的大门24小时有人站岗，从那里不可能出去。院子的南面西面是楼房，也不可能找到逃出去的路。东面是一面墙，跨过去就是沙滩西街，是一个可供选择的逃跑路线，但由于墙高且上面还有铁丝网，没有飞檐走壁的本事是不可能跨越的。唯一可能的出逃路线是北面的院墙，这里的墙虽然也很高，但依墙建了一排停放自行车的棚子，如果上到棚顶再翻越北墙就比较容易了。我利用大小便的机会对这个棚子进行了仔细观察，发现这个棚子比较牢固，可以作为上墙的跳板，而从一楼厕所的窗子上可以轻而易举地攀上车棚。只要能够从关我的房间出来，再从一楼厕所窗子攀上车棚，越过北墙就是沙滩的北小街，向西就是景山东街，可以向任何一个方向逃跑了。经过多日的反复勘察，我知道这是逃出法学所的唯一安全可行的路线。
在确定了逃跑路线以后，我又反复思考逃出法学所以后离开北京的路线。我估计，一旦他们发现我逃走，肯定四处追捕，而首选目标肯定是北京火车站、永定门火车站和北京长途汽车站，因此，这些地方不能去。丰台火车站和黄村火车站估计也是他们堵截我的地方，看来也不能去。我想，他们在考虑我的逃跑路线时不会想到我会向西去，因为我要逃回山东必须经过天津，这就只能向东或向南走。我向西去找一个合适的车站再乘车经天津回山东，可能是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为此，我千方百计地希望找到一张《北京地图》。说来也巧，关我的房间是法学所的一间办公室，南北两面墙摆着书架，上面摆满法学方面的书籍和一些杂书。我于是天天抽看这些书消磨时光。一天我翻到了一本薄薄的历书，在其封二有一张《北京地图》，我如获至宝，立即仔细察看，发现从广安门有一路公交车到北京西北方向的三家店，而它正是京张线上的一个小车站。如果先到这里，再从这里乘开往天津的火车，安全系数将是很大的。我又反复对比了其他一些路线，觉得这是一条最好的逃生路线。
在确定了逃出法学所的路线和离开北京的路线以后，我就开始寻找逃跑的时机。夏天酷热，人们一般在夜里11时前不易睡熟，所以逃跑的时间应选在12时以后。同时还必须等看守我的老胡彻底睡熟，我才能从他的身上迈过而不被发觉。我决定将逃走的时间选在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当天下午，我开始进行逃走的最后准备：将一件毛衣和一套单衣打成一个包袱，将100多元钱装在裤兜里(在我被监禁期间，由于我们所的会计是我们一派的人，我每月42元的研究生助学金还能按时送到我的手里，这给我的逃走提供了资金方面的便利)，内心紧张地等待深夜的来临。为了使老胡睡熟，我从晚饭后开始给他讲最有趣的故事。我绘形绘色地讲，他如痴如醉地听。就这样一直讲到近12时，老胡有点困了，说：“咱们明天再讲吧，我想冲个澡睡觉了。”我说很快就讲完了，等会儿咱们一起冲澡。我又讲了约一刻钟，看到老胡两眼都睁不开了，就说今天讲到这里，明天接着讲。这时老胡连澡也顾不得冲就躺到拦门而放的行军床上，并且很快进入梦乡，均匀地响起了鼾声。我将灯打灭，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在确定老胡已经睡熟的情况下，我开始实施逃走的方案。我悄悄地起身，将包袱斜挎在身上，借助窗子透过的微弱的光线，几乎不出声音地赤足从睡在行军床上的老胡身上迈了过去。然后，又几乎不出声音地从二楼下到一楼，进入厕所，穿上鞋，从北窗户攀到自行车棚上。正在我快步向前准备抓住墙上的铁丝网时，车棚不堪负重，我一只脚踏了一个窟窿。也是急中生智，我迅速躺倒在车棚上，滚到了北墙的铁丝网边。我抓住连接铁丝的钢筋，站到墙上，希望看清北墙下的地面，以便选一个安全的落地点。但当时的沙滩北小街连路灯都没有，下面黑乎乎地什么也看不清。这时我已经顾不了许多，即刻迈过铁丝网，跳了下去。由于铁丝网太高，我迈过时裤子划了一个洞。更由于北墙太高，落地时没有双脚同时着地，先着地的右脚崴了。当时感到右脚很疼，我担心脚腕骨折，果真如此我就逃不掉了。我赶紧摸了一下右脚腕和右脚，发现没有骨折。站起来走了几步，感到虽然右脚很疼，但勉强还能走路。我就忍着疼痛，快步走到景山东街，希望找一个三轮车送我到广安门。当时正值深夜1时左右，是人们睡意正浓的时候。虽然马路边有几个三轮车工人躺在车上睡觉，但当我求他们拉我的时候，他们全都拒绝了。面对睡觉和挣钱两种选择的时候，他们选择了睡觉。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不能停留，没有三轮车送，我也一定要走到广安门。
好在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几年，市内道路基本熟悉，我于是决心凭双脚走到目的地。我沿着景山东街向南走到故宫北边的汉花园街，西行过北海大桥，沿文津街向西走到西四，转而沿西单大街向南走到西长安街，再向南走到宣武门，沿着宣武门外大街继续南走，经菜市口走到了广安门内大街，折而西走，就到了广安门公交车站。这一段路大约20里，我走到广安门的时候，是凌晨4点多钟，距早班公交车发车的时间5时半还差一个多小时。我怕有人追我到这里，也不敢在公交车站候车，就找了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在一个砖垛旁边隐蔽起来，静待第一班车的到来。5时半，开往三家店的第一班车上路，我迅速跳了上去。看着周围模糊的建筑物，我明白自己基本上脱离危险了。到三家店后，我简单吃了一顿饭，就在候车室静等由张家口方向开来的至北京的车。我买了一张到济南的票，很快就登上了一列开往北京的普通客车，车到丰台站，我下车不出站，就在站台上等来一列去天津的车。我乘此车到天津后，又没有出站，就转乘了一列开往济南的火车。车到济南站已是下午3时左右，我不敢去24中我妻子那里，因为这个地址历史所的人知道，如果他们跟踪追击，我们就可能在那里撞上。于是我在车站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妻子，让她迅速赶到车站与我见面。从4月初我被抓走，我就同妻子中断了联系，她已经通过别的渠道知道我被总队抓起来的消息，终日担惊受怕。这时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已经逃了出来，喜出望外。她立即赶到车站，我们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我既不能在济南24中住下，也不能回老家，因为这两个地方都可能是历史所我们的对立面锁定的目标，比较安全的地方是益都(今青州)农村我岳母家，这个地址他们还不知道。决定去处后，我立即乘上去益都的车东行，约下午5时，我在益都站下车后，又雇了一辆三轮车，6时左右就到了我岳母家。至此，我的出逃告一段落。住在岳母家里，我恢复了与我们一派的联系，同时将我在法学所遭受的刑讯逼供的情况写了一份比较详细的材料寄给他们。我们一派的人于是将我写的材料抄成大字报贴到学部大院，使对立面十分被动。这就是我第二次经历的“群众专政”。
我在岳母家住了一段时间，发现历史所我们的对立面没有到我老家和我妻子所在的24中抓人，估计他们顾不上我。再说，他们的目的是让我不要参加对他们的斗争，我离开北京，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也就没有兴趣追捕我了。于是我在9月份到了济南24中我妻子那里，通过书信与我们一派的朋友保持联系，随时了解学部运动的情况。到1968年底，我的同派的朋友告诉了我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部的消息。我以为遇到了救星，归心似箭，就在1969年元旦前的12月30日回到北京。工军宣队全权领导运动，开始搞“大联合”、“消除派性”、“批判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清理阶级队伍”，我都积极参加，并在批判派性的时候比较实事求是地讲清了自己在运动中的问题。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三次时间更长更为严厉的“群众专政”正等待着我。1969年10月，学部开始大规模的清查根本就不存在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我先是作为“重点审查对象”被关押在单独的牢房里，接受了长达九个多月的逼供信的审讯。以后，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到河南明港军营，1972年回北京，直到1974年底做出“经过审查，没有问题”的结论，五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处于“群众专政”状态，失去人身自由。这方面的情况，我已在《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发表于《炎黄春秋》2008年第9期)一文中作了较详细的记述。这就是我第三次经历的“群众专政”。
粗粗算起来，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我有近六年的时间是处于“群众专政”的状态中。这一亲身经历告诉我，在“文革”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中，“群众专政”应该是最坏者之一。因为它是群众组织以“革命”的名义对任何无辜者随心所欲施暴的手段。它可以随便给一个人加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假党员”、“阶级异己分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等头衔，关入私设的监狱，进行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制造出一系列的冤、假、错案，使许多伤天害理的残害异己者的暴行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而且，作为一种“集体暴行”，它又比较容易在“法不责众”的思维定式下逃脱法律的制裁，所以危害极大。
“文革”中“群众专政”的实践表明，任何超越正常法律约束的“专政”，不管打着什么“正义”的旗号，呼喊着什么动听的由头，最后一定导向暴政。即使在战争时期的特殊条件下，“群众专政”也是害多利少，与之相伴的必然是数不清的冤案。“群众专政”是在“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歪理邪说下产生的一种超越党纪国法的专政形式，在历次运动中屡屡出现，可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应该彻底予以否定。
作者:孟祥才，来源: 《历史学家茶座》第15辑
孟祥才：文革中“群众专政”亲历记（上）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路线的指引下，一个又一个的群众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这些组织个个打着“革命”的旗号，创造了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大串联、打、砸、抢、抓、抄、戴高帽挂牌游街、各种花样百出的批斗会、低头弯腰喷汽式，林林总总，洒洒扬扬，形成了旷世的大观。真有必要编一部《“文革”词典》，将这些“创新”的“杰作”收进去，为后人研究“文革”史提供一部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否则，后世人面对这些东西，会如坠五里雾中的。
在“文革”中，不知哪个群众组织首先创造出了“群众专政”这个名堂，为一些所谓群众组织的一系列违法活动提供了一件合法的外衣。所谓“群众专政”，就是群众组织可以将任何人以一个捏造的罪名抓起来，关入私设的监狱，滥施刑罚，审讯定罪。在“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被“群众专政”过，这恐怕是永远搞不清的历史悬案了。与“群众专政”相联系的还有个“群众扭送”，就是由群众组织将一个他们认定的“专政对象”送到公安局或卫戍区这些国家设立的治安执法部门，这些部门也对人犯予以接收，实际上是双方商定好的一种变相逮捕。这样做，即使以后专政机关查不出这些人有什么“罪行”，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就是上级追究下来，只要将责任推给“扭送”的群众组织，也就可以搪塞过去了。例如，“文革”中，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的傅崇兰就是以“群众扭送”的方式被送到北京卫戍区的。可事后查明，他根本就没有犯下应该逮捕入狱的“罪行”，于是在蹲了近八年的监狱之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无罪释放。
我在“文革”中曾三次被“群众专政”，对这个“新生事物”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文革”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共有三派群众组织：红卫兵联队(简称联队)、红卫兵总队(简称总队)和大批判指挥部(简称大批部)。我属于大批部。“文革”开始不久，联队占上风。因为该组织与王力、关锋有联系，所以在1967年8月随着王力、关锋的垮台而垮台。此后大批部占上风。1968年2月，戚本禹垮台，大批部因为与戚本禹有联系(这种联系我在《我所知道的戚本禹》一文中已经作了较详细的记述)也随之垮台。总队占了上风。这时傅崇兰已被扭送至北京卫戍区，我们这些大批部的头头也就成了总队批斗惩罚的对象。为了逃避惩罚，我们几个头头不敢回自己的单位，就在外面流浪了几天。后来，我们觉得老在外面流浪不是办法，“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自动回到各自的单位。这时候，总队自以为大获全胜，就开始清算我们这一派，主要是我们这些头头的“罪行”。我被隔离在位于沙滩的法学所，在一个房间中被监禁起来，不断交代他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被“群众专政”。
这期间，我多次在历史所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上接受批斗。还有一次，总队在教育部礼堂(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郑王府)召开全学部工作人员参加的大会，批斗我们这一派的头头。我与近代史所的张德信、张海鹏、曹振中及语言所的蔡富有等都上台“亮相”接受批斗。送给张海鹏和我的头衔是“戚(本禹)二班坏头头、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黑笔杆子”。我们站在台上，脱帽、低头、弯腰，倾听发言人声讨我们的所谓“罪行”。我在被批斗、交代中度过了约一个月的日子。说实在话，开始时在众目睽睽下接受批斗，还真有点难为情，但时间长了，脸皮厚了，也就无所谓了。在此期间，对我们一派组织的那些所谓“罪行”，如我们“文革”小组、革筹小组的活动，特别是与戚本禹的联系，我基本上都做了比较真实的交代。在我们垮台前的应变中，我们曾让王玉欣在他妻子工作的北医三院隐藏了一批尹达的材料，这时我也让王交了出来。
1968年3月，“文革”中的又一件影响巨大的事情发生了：党中央宣布揪出军内“反党集团”的成员杨成武(时任代总参谋长)、余立金(时任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一时间，“打倒杨、余、傅”的标语贴满了全国各地，社会上凡是与他们联系比较紧密的群众组织也都成为被怀疑和揭发的对象。我们一派群众怀疑总队可能与“杨、余、傅”有些联系，于是乘机再起，重新拉起队伍，与总队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处于隔离状态中的我发现总队对我的监管有所放松，我们一派的人就示意我赶快“自我解放”，站出来重新与总队继续斗争。我于是未经总队批准，自己从法学所的隔离地跑回历史所。然后，我贴出一张大字报，宣布“自我解放”、“戴罪立功”。这样，我就自己结束了这一次“群众专政”。说实话，这次一个多月的“群众专政”，对立面对我还比较客气，没有打骂逼供，只是限制我的自由，不准离开监禁地。
自我解脱后，我就与我们一派的主要骨干分子一起向总队发起了猛烈进攻，以大字报和召开群众大会声讨的方式，追查他们与“杨、余、傅”的所谓黑关系，一时间将他们搞得非常狼狈。因为我们重新拉起的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年轻而精干，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我那时写大字报可以说“量多而质高”，我写，一帮年轻伙伴帮着抄，一天可以贴满半个学部大院，在学部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对立面为了打垮我们这一派组织，决定拿我开刀，于是精心策划了绑架我的行动。
4月初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思想史研究室的办公室里写大字报，栾成显跑来对我说，据确切情报，总队今天晚上要对我采取行动。我们几个人，——栾成显、沈定平、黄秉枢、毛凤鸣一起商量，决定赶快离开历史所，回到建外我们的宿舍，以我们住的单元房为基地，由他们保护我与总队对抗。于是，我们几个人迅速离开历史所。而此时，我们已经处于他们的监视中，在我们离开学部大院回到建外宿舍的时候，历史所我们对立面的人就尾随我们到了建外的同一座楼的同一个单元。我们在三楼，他们在二楼，从楼梯上堵住了我出逃的路线。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明白自己犯了严重轻敌的错误：对立面当时是学部的当权派，他们不仅掌控了学部的一切物质资源，而且能够调动学部的相当一批人力资源，我们当时的力量显然无法与之抗衡。这时，栾成显还天真地认为，总队的人马都集中于楼前，我可以抓住一根绳子从楼后逃出去。待他拴好一根绳子让我下楼时，我发现楼后也布满了他们的人。这时我已经意识到凶多吉少。很快，他们开始砸门，沈定平等在门内拼命顶住，不让他们冲进来。无奈他们人多势众，十几个人砸坏房门冲了进来。这时我一个人在这套住房的一个房间中，听到大门被砸开的声音，我就顶住最后的一道门进行无望的抵抗。他们冲进第一道门以后，先将沈定平等人抓住，然后就开始砸我所在的房间的门，很快这道门也被砸坏，三四个彪形大汉冲进来，将我打倒在地，之后拖着我的脚，以头着地，从三楼一直拖到楼下，塞进一辆汽车里。学部机关一个凶残打手骑在我身上，就这样将我拉到法学所，在二楼靠东边的一个作为办公室的房间里关了起来。由此，我开始了五个多月的被监禁的生活。这是我第二次被“群众专政”。在这次绑架我的过程中，历史所我们对立面的人一直没有露面，这正是他们的高明之处：即使将来找不到我的任何“罪行”，他们也可以说抓我的事是“总队”的其他人干的，与他们没有关系。1968年底，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部后，办两派团结学习班的时候，我们对立面的一个头头当着我的面“斗私批修”说，那次绑架我，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大“罪恶”，而是因为我在我们一派中“身先士卒”，能量很大，绑架我是为了削弱我们一派的力量。不过，后来到1969年秋大抓“五·一六”的时候，他们认为我作为“五·一六”重要骨干分子已是“板上钉钉”，于是又得意地宣告，绑架我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一次成功的“革命行动”。
对立面满以为抓起我来以后，我们一派就垮台了。但他们错了，他们的镇压不仅没有摧垮我们的组织，而且进一步激起我们的反抗。我后来听说，我们的组织第二天就在学部大院刷满抗议的大标语和大字报，继续与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我被抓起来以后，即对他们以绝食表示抗议。他们每天有两个人对我进行看管，我不理他们，双方怒目对峙。一连两天，只要他们找我谈话，我就表示抗议。两个夜晚，我很少睡觉，耳畔不时传来其他房间被审讯者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我这才明白，当时的法学所已经成为总队私设的监狱，被他们抓进来的人，不死也要褪层皮。面对这种情况，我在苦苦思索一个保全性命、寻机逃出牢笼的办法。第三天晚上，已经因绝食虚弱不堪的我突然被四五个暴徒围起来一阵毒打。他们几拳就将我打倒在地，然后再拉起来再打倒在地，有一个人用我穿的鞋底猛打我的脸，另一个人则以他硕大的拳头猛击我的前胸后背。他们并边打边要我承认反对康生，——历史所有一个“反康老小集团”。我明白，他们一定要将我打成一个“反康生分子”(因为康生当时是红得发紫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五号人物)，这样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学部不明真相的群众宣布，他们抓我是完全正确的“革命行动”了。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将我拉起来再打倒的过程中，我明白他们是要通过严刑逼供的办法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不顺从他们，当晚就有可能死在法学所。权衡再三，我感到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是不明智的，唯一的办法是先顺着他们，保住生命，然后再找机会揭露他们的暴行。我于是承认了我反对康生的“罪行”。虽然后来此人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凶残的刽子手，但我当时仍然将他当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压根就没有怀疑过他有什么问题，更没有天胆反对他。在我承认自己的“罪行”以后，我估计他们对我采取的措施不外乎两种：一是继续监禁，到一定时候再宣布对我的处理，这种可能性较大；二是将我打死，再公布我的“罪行”材料，并宣布我是“畏罪自杀”，这种可能性较小，但也存在。为了对付出现第二种可能，我偷偷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反康老案，千古奇冤”16个字，放在三角裤衩的一个小兜里保存起来。目的是希望我死后公安人员在尸检时能够发现，以便使他们草菅人命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说实在话，他们虽然对我恨得咬牙切齿，但在我身上他们又很难找到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过硬的材料。当时他们掌握的唯一材料是我曾从学部档案室抄录的一份康生在1961年学部召开的“香山会议”上的讲话稿。这份讲话稿是1967年夏天批判历史所副所长尹达时我到学部档案室查找有关材料的时候发现的，其中康生大讲“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因为这句话能与当时被定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邓小平联系起来，我认为可以作为一个背景材料搞清尹达在“香山会议”前后的活动，所以就抄了下来。这份材料后来落到我们所的对立面手里，他们就认为抓住了我反康生的最重要的佐证，引导我承认抄录这份讲话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康生。他们在得到我承认反康生的“罪行”后，如获至宝，反复向人们宣传我的所谓“罪行”，以显示他们抓我的高明。
在此期间，主审我的是哲学所的徐姓助理研究员，他在“文革”后一度声名大振。此人是逼供诱供的能手，硬说我参加了以高全朴(历史所的工作人员，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为首的“反康生小集团”。他每次都振振有词地说他们掌握了我的“过硬材料”，诱使我就范。一次，他阴阳怪气地审讯我，说：“你除了反康老外，还反谁？”我说再没有反谁。他于是学着广播的腔调说：“敬祝我们心中最黄最黄的黄月亮王效禹万臭无香！万臭无香！这话是谁说的？”我说这话不是我创造的，是我春节回济南，听济南人讲的。当时山东大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与已经当上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王效禹对着干，每次广播的开首词都是：“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心中最黄最黄的黄月亮王效禹万臭无香！万臭无香！”我回北京后对一些人当笑话讲了。徐疾言厉色地说：“王效禹是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山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你传播这些东西，不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吗？”以后每次审讯，徐都得意地重复几次“黄月亮”，以显示他们掌握了我的所谓罪行材料。在我承认“反康生的罪行”后，历史所我们的对立面开始出现，对我的批斗也开始缓和。我乘机向他们说明，不久前我承认的所谓“反康老”的罪行，除了抄录他香山会议上的讲话稿是真的外，其余的交代都是被逼供的结果。他们对我的反悔虽然很不满意，但没有再对我刑讯逼供。其实他们也不会相信我有什么“滔天罪行”，在他们看来，只要将我抓起来，削弱我们一派组织的力量，他们的目的也就基本达到了。再说，有我抄录的康生在香山会议上的讲话稿在他们手上，他们完全可以深文周纳、上纲上线，任意编造出他们所需要的我的“罪行”，也就能够构成他们抓我并对我进行“群众专政”的理由了。（未完待续）
作者:孟祥才，来源: 《历史学家茶座》第15辑
美国人眼中大跃进：人类史上代价最高试验
核心提示：毛泽东的激进试验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他的社会工程试验被纳入人类历史上代价最为高昂的社会试验的行列。几年后他的继承者们降低了赞美毛泽东的调门，虽然依然颂扬他作为革命领袖的伟大功绩，但也批评他犯下的“严重失误”。
从1949年到1976年去世，毛泽东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无可争议的领袖，塑造了中国的命运。今日人们对于他的了解已远胜于当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决心推动农业的欠发达的中国社会全面变革，而在此前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受害于外部干涉和侵略。毛想要创造一个有自豪感的新中国，在这里，由作威作福的地主和受压迫的农民构成的社会秩序要被颠覆过来，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要在国际上获得尊重。在19世纪，中国深受帝国主义欺辱，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而在很多方面，毛泽东身上正体现了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憎恨。他决心将中国推向通往现代化的道路。
在1949年，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控制了全国，从而能够领导和动员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状况是自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来首次出现，甚至也是辛亥革命前很多年里所没有出现过的。毛泽东自1920年以来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将其奉为中国争取解放的思想工具，新政权也继承了中国自古以来就在东亚世界享有的中心地位。由于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数十年来的革命、内战和抗日战争所打断，所以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就为古老的儒教价值提供了一个现代的替代物。
毛不懈地发动全国以重建遭受战争破坏的经济，并力求将这个国家改造成一个工业强国。共产党在农村根除了旧的土地制度，建立了农业合作社，以此作为农业集体化的前奏。这个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53年启动。该计划集中于重工业，虽然所有计划目标都没有完成，但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当时中苏之间正处于初期的友好关系之中，苏联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给予积极的技术援助。在农业方面，困扰了中国千百年的旱涝灾害如今当然仍旧不听政府的号令。
1957年开始的“大跃进”，旨在以更快的速度改变工农业的面貌。共产党在所采取的计划中宣布要经过一些年的时间实现“超英”。农村的合作社被合并为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以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生产单位，负责推行农业机械化并发展乡村工业。指令性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学校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在农田和工厂里工作。命令农民放弃他们传统的耕作方式，到处都种植稻米和其他粮食作物而不论土壤条件是否适合，又强行推广杂交作物品种。政府还鼓励农民在庭院里建造冶炼炉，要他们学着炼钢。
“大跃进”变成一场灾难。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农民抵御变革的能力。农民持续的抵制，严重的作物歉收，以及那些千奇百怪的试验，导致了灾难性的饥荒。尽管土地依然维持了集体化制度，但党取消了人民公社试验中一些比较严苛的方面。农民最终被允许对其收成进行买卖或交换。
但是工业部门的确取得进步。在共产党建立政权前的年代里，中国的钢产量从来没有达到过100万吨，但到1960年却超过1800万吨。中国的工业产出在1960年跻身于世界前十位，其新建的工厂设备为以后的扩展打下了基础。政府也对该国的科学技术人才加以组织，以适应新的技术时代。中国于1964年试爆了一颗原子弹，又在1967年试爆了氢弹，并于20世纪70年代将多颗空间卫星送入轨道。
这个政权以多种方式改变了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从物质上将全国统一起来。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事业被置于国家优先发展地位。民力被系统地动员起来，对沟渠河道进行整治，阻止了血吸虫病之类传染病的蔓延。在扫盲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政府对书面中文语言进行了改革和简化，并推动汉语语音的标准化。它还采用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的拼音系统。妇女被鼓励丢弃儒家传统的以恭敬顺从为尚的道德标准，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可以去争取新的机会，尽管能够进阶于政治权力高层的妇女为数不多。一些陋习如童婚和纳妾被宣布为非法，而裹足在20世纪早些时候已经被消除了。以比俄国革命更加深刻的方式，中国革命重新塑造了其巨大人口的行为习惯和精神气质，其影响力直达千百年来与外界缺乏沟通的偏远村庄。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个农业的、半封建的国家走上了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道路。毛发起的变革正在取得成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这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毛泽东担心革命的纯洁性会受到损害，于是号召要清除那些沉溺于官僚主义作风或者对推动社会革命已经丧失热情的人。数以百万计的十多岁的学生和其他年轻人参加红卫兵或者武装突击队。这些年轻人汇聚于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批判资产阶级道路，抨击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粗暴地折磨和凌辱党政官员以及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领导人。“文化大革命”最恶劣的后果是在知识分子身上。各种背景的人都被抓起来，带着高帽游街示众，并受到殴打甚至致残。
毛泽东崇尚乡村，所以他把职员、教师、学生和党的官员都强行送到农村参加劳动，让他们体验农村生活。经济和整个教育系统崩溃了。眼看着狂暴的人群要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军队领导人最后出面干预了，他们得到毛的授权来恢复秩序。到1969年，最严重的混乱终于过去了，至此成千上万的人已经丧失了生命。300万人被送往农村劳动。成千上万的政府和党的高级官员，包括三分之二的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被清洗。
1976年，毛泽东去世了。这位伟大的舵手作为半个世纪以来的革命的卓越缔造者，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巨人，受到广泛的哀悼。他缔造了一个革命政党和一支革命军队，与日本人作战，击败了国民党，领导了一场把中国推向统一、复兴和现代化的革命。他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关于农民的领导作用的理论教导，他在游击战争上的成功实践，影响着世界各地的革命者。他最著名的原则，“枪杆子里出政权”，在世界各地激励着革命者的热情。他的训导被载入名为《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中，受到人们的广泛阅读和刻苦研究。毛的革命已经为中国赢得了自尊和自信，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工业化、技术进步，带来了统一和光荣。
但是毛的激进试验也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他的社会工程试验被纳入人类历史上代价最为高昂的社会试验的行列。几年后他的继承者们降低了赞美毛泽东的调门，虽然依然颂扬他作为革命领袖的伟大功绩，但也批评他犯下的“严重失误”。
摘自《冷战到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终结？》，作者R.R.帕尔默，乔·科尔顿，劳埃德·克莱默[美]，出版：世界图书出版社
从1949年到1976年去世，毛泽东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无可争议的领袖，塑造了中国的命运。今日人们对于他的了解已远胜于当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决心推动农业的欠发达的中国社会全面变革，而在此前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受害于外部干涉和侵略。毛想要创造一个有自豪感的新中国，在这里，由作威作福的地主和受压迫的农民构成的社会秩序要被颠覆过来，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要在国际上获得尊重。在19世纪，中国深受帝国主义欺辱，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而在很多方面，毛泽东身上正体现了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憎恨。他决心将中国推向通往现代化的道路。
在1949年，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控制了全国，从而能够领导和动员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状况是自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来首次出现，甚至也是辛亥革命前很多年里所没有出现过的。毛泽东自1920年以来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将其奉为中国争取解放的思想工具，新政权也继承了中国自古以来就在东亚世界享有的中心地位。由于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数十年来的革命、内战和抗日战争所打断，所以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就为古老的儒教价值提供了一个现代的替代物。
毛不懈地发动全国以重建遭受战争破坏的经济，并力求将这个国家改造成一个工业强国。共产党在农村根除了旧的土地制度，建立了农业合作社，以此作为农业集体化的前奏。这个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53年启动。该计划集中于重工业，虽然所有计划目标都没有完成，但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当时中苏之间正处于初期的友好关系之中，苏联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给予积极的技术援助。在农业方面，困扰了中国千百年的旱涝灾害如今当然仍旧不听政府的号令。
1957年开始的“大跃进”，旨在以更快的速度改变工农业的面貌。共产党在所采取的计划中宣布要经过一些年的时间实现“超英”。农村的合作社被合并为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以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生产单位，负责推行农业机械化并发展乡村工业。指令性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学校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在农田和工厂里工作。命令农民放弃他们传统的耕作方式，到处都种植稻米和其他粮食作物而不论土壤条件是否适合，又强行推广杂交作物品种。政府还鼓励农民在庭院里建造冶炼炉，要他们学着炼钢。
“大跃进”变成一场灾难。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农民抵御变革的能力。农民持续的抵制，严重的作物歉收，以及那些千奇百怪的试验，导致了灾难性的饥荒。尽管土地依然维持了集体化制度，但党取消了人民公社试验中一些比较严苛的方面。农民最终被允许对其收成进行买卖或交换。
但是工业部门的确取得进步。在共产党建立政权前的年代里，中国的钢产量从来没有达到过100万吨，但到1960年却超过1800万吨。中国的工业产出在1960年跻身于世界前十位，其新建的工厂设备为以后的扩展打下了基础。政府也对该国的科学技术人才加以组织，以适应新的技术时代。中国于1964年试爆了一颗原子弹，又在1967年试爆了氢弹，并于20世纪70年代将多颗空间卫星送入轨道。
这个政权以多种方式改变了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从物质上将全国统一起来。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事业被置于国家优先发展地位。民力被系统地动员起来，对沟渠河道进行整治，阻止了血吸虫病之类传染病的蔓延。在扫盲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政府对书面中文语言进行了改革和简化，并推动汉语语音的标准化。它还采用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的拼音系统。妇女被鼓励丢弃儒家传统的以恭敬顺从为尚的道德标准，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可以去争取新的机会，尽管能够进阶于政治权力高层的妇女为数不多。一些陋习如童婚和纳妾被宣布为非法，而裹足在20世纪早些时候已经被消除了。以比俄国革命更加深刻的方式，中国革命重新塑造了其巨大人口的行为习惯和精神气质，其影响力直达千百年来与外界缺乏沟通的偏远村庄。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个农业的、半封建的国家走上了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道路。毛发起的变革正在取得成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这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毛泽东担心革命的纯洁性会受到损害，于是号召要清除那些沉溺于官僚主义作风或者对推动社会革命已经丧失热情的人。数以百万计的十多岁的学生和其他年轻人参加红卫兵或者武装突击队。这些年轻人汇聚于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批判资产阶级道路，抨击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粗暴地折磨和凌辱党政官员以及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领导人。“文化大革命”最恶劣的后果是在知识分子身上。各种背景的人都被抓起来，带着高帽游街示众，并受到殴打甚至致残。
毛泽东崇尚乡村，所以他把职员、教师、学生和党的官员都强行送到农村参加劳动，让他们体验农村生活。经济和整个教育系统崩溃了。眼看着狂暴的人群要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军队领导人最后出面干预了，他们得到毛的授权来恢复秩序。到1969年，最严重的混乱终于过去了，至此成千上万的人已经丧失了生命。300万人被送往农村劳动。成千上万的政府和党的高级官员，包括三分之二的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被清洗。
1976年，毛泽东去世了。这位伟大的舵手作为半个世纪以来的革命的卓越缔造者，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巨人，受到广泛的哀悼。他缔造了一个革命政党和一支革命军队，与日本人作战，击败了国民党，领导了一场把中国推向统一、复兴和现代化的革命。他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关于农民的领导作用的理论教导，他在游击战争上的成功实践，影响着世界各地的革命者。他最著名的原则，“枪杆子里出政权”，在世界各地激励着革命者的热情。他的训导被载入名为《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中，受到人们的广泛阅读和刻苦研究。毛的革命已经为中国赢得了自尊和自信，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工业化、技术进步，带来了统一和光荣。
但是毛的激进试验也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他的社会工程试验被纳入人类历史上代价最为高昂的社会试验的行列。几年后他的继承者们降低了赞美毛泽东的调门，虽然依然颂扬他作为革命领袖的伟大功绩，但也批评他犯下的“严重失误”。
摘自《冷战到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终结？》，作者R.R.帕尔默，乔·科尔顿，劳埃德·克莱默[美]，出版：世界图书出版社
“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牢骚”
学生游行其实是为“卖国贼”“出丧”
提起五四那天的游行时，人们的头脑里马上会浮现出游行队伍中学生“手里拿着各色各样的旗子、标语牌”的场景，五颜六色，煞是好看。后来有回忆文章也说：“北大同学在上午十点钟提前吃饭，饭后在马神庙（现在的景山东街）二院大礼堂前面集合，按着班级排队，由班长领队；总数约一千人，各拿着一面红绿纸的小旗子。”红绿色的小旗子其实是不准确的。
其实，更准确的情形应当是：“学生每人手持一面白旗，旗上写着‘废止二十一条’……”那天，在游行队伍中，学生们打出的那些与谴责性情绪有关的横幅、标语、对联、三角小旗、漫画等宣传物，很大程度上都是白色的纸或布制作的。“在昨夜与清早准备的各样白布标语，横竖都有，用竹竿挑挂起来”，而在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白旗舞动”。当然，在队伍前头，也有两个学校各举一面巨大五色国旗。因此，从色彩的角度来看，五四那天滚滚的游行队伍，拥挤着黑色的头，点缀着白色的旗，蜿蜒而来，俨然像一支“出丧”的队伍。我们且看当年北大学生走出校门的场景：同学们的队伍走出了学校，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队伍前面，举着一副白布对联，跟挽联一样：卖国求荣，早知曹瞒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死有头。
请看，学生张举的可是“挽联一样”的“白布对联”！
那天是星期天，一个《晨报》记者准备到中央公园游览，恰巧路过天安门，遇到抵达天安门的学生队伍，他目击到这样的情形：“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浏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记者忙即下车近前一看，见中间立有白布大帜，两旁用浓墨大书云：‘卖国求荣早知曹瞒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死有头’，末书‘学界泪挽遗臭万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种种激昂字样。”
从学生一面来看，当事人杨亮功的当时回忆说：“各校即制如许白旗，或荷或擎，整队而向天安门进发。”注意，除过那副醒目的“白布大帜”上的著名的“挽联”外，学生们可是“个个手持白旗”，于是整个队伍形成了那种刺眼的、晦气的、诅咒的、不吉祥的白色色调。
说学生的游行像是在“出丧”，这并不是在辱骂五四青年，事实上，为卖国三贼“出丧”正是当年他们的目的和创意之所在。
且看那副“挽联”，此一著名挽联系“高等师范某君所撰”。学生以奸诈专权的曹瞒射曹汝霖，以北宋哲宗时与其党羽蔡京沆瀣一气的宰相章惇射章宗祥，今古巨奸，交相辉映，寥寥几笔，寸铁杀人，中国文字、文化的容量和力量在这样情势下，在这样的一副“挽联”中一览无余。更有意思的是，挽联的抬头是“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我们常见送人“流芳百世”的挽联，有谁可见过赠人“遗臭千古”的挽联呢？而挽联的落款则是“北京学界泪挽”，“泪挽”中那种嘲弄和讽刺的力量亦力透纸背。
可惜的是，对于五四事件，人们向来注意的是学生慷慨激昂的演讲，铿锵有力的口号，简短精悍的标语，似乎没人注意到那天学生队伍中的“出丧”的色调，当然，这一白色色调不是对“逝者”的悲伤、哀悼和怀念，而是对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改革局总裁陆宗舆这三个“卖国贼”的诅咒、愤恨和作践。
“丢白旗”
为“卖国贼出丧”正是那天学生的用心所在，学生手持的白旗也是预备丢到他们家里的。这个创意，其实并不是五四青年的独创，他们是参考并借鉴于前不久留日学生的做法。
在不久前的四月中旬，驻日公使章宗祥启程回国时，“当时日本政界要人和其他国家驻日外交界人士纷纷到东京火车站欢送，忽然来了中国男女留学生数百人，章夫妇起初误以为他们也是来欢送的。后来他们大叫，把旗子抛掷，才知不妙。”陈独秀说：“驻日公使章宗祥回国的时候，300多名中国留学生赶到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子掷去，把一位公使夫人吓哭了。’当时经外国人劝解，学生并无暴力举动。”后来杨晦也说：“五四前不久，在驻日公使章宗祥带着日本小老婆回来商量如何卖国时，留日学生跟送丧似的送他，白旗丢了一车厢，他的小老婆都被吓哭了。”
看来，丢白旗来“送丧”在四月份的日本火车站就已发生过了。有了四月份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为章宗祥“丢白旗”、“送丧”的先例，就不难理解5月4日那天学生打着“挽联”，“个个手持白旗”为“三贼送丧”的创意了。
5月3日夜，北京各大学学生代表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大会时，就认可了这样的做法。杨晦回忆说：“在会上，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三个（曹、陆、章）来一下？就是说，要把旗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大家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决定提前于明天5月4日，举行游行示威，并给卖国贼送白旗。”可见，五四学生手中的“白旗”，不光是学生为书写标语口号、表明态度而备的，更是为“三个卖国贼”“送丧”而备的。
5月5日，天津的《益世报》这样描述当时投白旗时的情形：“学生均大骂卖国贼，声震数里，敲门不开，则以手执之旗杆将檐头瓦戳落并将临街玻璃窗砸破，各以手执之旗乱掷于房上，房上一片白光遂笼罩于卖国贼之府第，与曹氏所受于日人之洋元宝耀彩争辉，亦奇观也。”
曹、陆、章是与日交涉的主事者
问题是，学生为什么要对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而不是其他人，丢白旗“送丧”呢？
当初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提出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直接交还中国的正当要求时，在我国土上曾对四面楚歌中的德帝国“落井下石”的日本却要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并称胶州湾问题“中日两国间业已解决”，拒绝美国提议的将原先在德国治下的山东权益“五国共管”，虽说五国共管也是极不尊重中国利益的，但总比让中日两国交涉要好，因为倘中国与日本交涉，就无异于投羊入虎口。
日本拒绝美国提议的理由是，中国在1918年9月与日本签订济顺（从济南到顺德）、高徐（从高密到徐州）两路借款换文，同时也签署过一项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而当时签订这些换文的人正是章宗祥，章宗祥就山东问题换文在复日本外务大臣近藤新平的照会中说，“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正是有了这个“欣然同意”的换文使得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有所借口，注意，“欣然”二字很重要，这可以证明协议并不是在“被强迫”的条件下签订的。
这就使得想为中国助一臂之力的美国无能为力，于是在巴黎和会时，美总统威尔逊就向中方代表质询：“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
美总统威尔逊的质询使得人们移怒于签订这一换文的章宗祥身上，四年前签订二十一条条款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及当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舆也成为人们眼中的“卖国贼”。匡互生说：“但日本的外交家却能立刻拿出中国专使所未曾知道的密约换文上所有的“欣然承诺“（按，当为“欣然同意”）四个字来做非强迫承认的反证，来做钳制中国专使的口的利器。这一个消息宣传以后，北京所有的学生除了那些脑筋素来麻木的人以外，没有不痛骂曹、章、陆等没有良心的，没有不想借一个机会来表示一种反抗的精神的。”
王芸生也说到曹、陆、章成为人们眼中的“卖国贼”的缘由：“山东问题之败，固大势使然，而一般舆论以四月二十二日巴黎和会中威尔逊有‘中国何以欣然同意’之质询，既愤民四条约之签字，尤愤民七济顺、高徐两路借款及山东问题换文，愤怒及于办理两次外交之当事人。”
于是，学生们准备丢白旗给曹、陆、章等人便成为必然的事了。
有换文并不等于就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华权利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他们的“卖国贼”的身份呢？
先看章宗祥，章宗祥被称为“卖国贼”很大程度上与1918年9月中日签订的关于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换文和山东问题的换文有关。
当时，中国政府陷入财政困难，日人以利息低、无回扣、无抵押的优厚条件给中国政府提供借款，然而，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尤其是日本，它岂能供你免费午餐？借款得有担保，中国先以吉黑两省官有林矿相抵，后又以要求以德国已失之济顺、高徐铁路为担保，而这后者则涉及山东问题，便为以后巴黎和会埋下伏笔。
当中日签订济顺、高徐二路借款的换文时，中国提议与日本签订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客观地说，此以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于中国有利”。顾维钧对威尔逊总统这样解释：“当时日本在山东之军队既不撤退，又设民政署，置警察课税，则地方不胜其扰，非常愤懑。政府深恐激生事端，故又致有此约。该约亦只有临时之性质。”日本应英国的要求在中国国土上向德国宣战，正是基于取德国势力代之的非分野心，在德国被击溃后，日本便趁机盘踞山东，造成事实上的统治，实为中国心腹之患。
而在这个换文中，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调集于青岛，撤废现行民政署，中日合办经营原属德国特权，现在事实上被日本占据着的胶济铁路。可见，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客观上，起到了制止日本在我国土上为所欲为，变本加厉的作用，对中国来说，其心情当然是“欣然”的。但同时，胶济铁路归两国合办经营，这为以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就山东问题已在中国“欣然同意”的状态下“业已解决”也埋下了伏笔。
其实，退一步讲，关于山东问题，即使有了中日之间的这些换文在，也并不是表示中国就承认日本可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和利益，“卖国贼”曹汝霖在5月5日的辞呈中“委屈”地说：“此项合同里，亦并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之文；果系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则此项铁路本属德国权利之内，何须另行垫款始能允此路权，显系路权之外，其他不得继承，尤可反证而明。况路线声明可以变更，确属临时假定，断非许其继承德国权利，与二十一条尤无关系。”
况且巴黎和会中国的失利，亦非只是与“换文”有关，很大程度上，与英法等国与日有出卖中国利益的条约在先的缘故，在日本威胁退出和会后，对中国抱同情的美国也有心无力。
“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再看曹汝霖和陆宗舆，他们被称为卖国贼更多因素与四年前中国屈辱地签订二十一条有关，那时，曹汝霖当外交次长、陆宗舆任驻日公使。
曹汝霖说，当年签订二十一条时，他与总长陆徵祥、参事顾维钧、驻日公使陆宗舆等人可是“内外协力应付，千回百折，际一发千钧之时，始克取消第五项”的，所有“经过事实，我大总统（按：指徐世昌）在国务卿任内，知之甚详。不敢言功，何缘见罪？”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牢骚更大，他想不通的是，一、世人说他亲日，而当年谈判时他的一切作为莫不严格按照总统指示进行的；二、世人以为最后协议签字者为他，而签字者只可能是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徵祥；三、世人笼统误以为中国全盘接受了“二十一条”，其实最后所接受的是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后议定的“不满十条”。他说：“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撤回。会议结束，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的努力矣。……世人不察，混称二十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的确，关于1915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这一历史事件，我们过去，以至现在，也许将来，常会说，中国政府于1919年5月9日最后时刻，在日本的通牒的压力下，被迫屈辱地接受了“二十一条”，历史书上也是这样写的。今天，我们又何尝不是以“接受二十一条”这样的笼统之词叙述的吗，如果这样叙述的话，就完全无视和抹杀了民国外交部与日本艰难而漫长的交涉的事实。
在活动日本元老对日本政坛施压的过程中，当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舆打了一张“悲情牌”。据陆说，当时，中国将秘密交涉内容透露给外报时，这一“以西洋制东洋”故招反使得日本外交部“倍加激昂”，“因亦对我再接再厉”。据他自云，日本之所以能在最后关口将苛刻而阴毒的第五项条件撤销？与他在其中打的一张“悲情牌”有关。“宗舆则知能顾全东亚大局之人，日本大有人在，固已早为之所。至五月初四初五极不得已时，势不能不对其有心有力之要人，力陈利害，为秦庭之哭。惟事关机密，现尚未便尽宣，顾彼实因是感动，提议撤销五号者也。”
“秦庭之哭”那可是势不可为之时，寄希望于感动鳄鱼的事情啊！他说这事情的经过是“机密”，我们不得而知，但从这透露出来的信息也可以想象，陆宗舆在“苦苦哀求”游说日人取消“第五项”的时候，对同为中国人的我们来说，想来也是无比心酸和伤痛的事呢。不管怎么说，客观上，日本元老派有贺长雄等人的奔走是日本政府有所让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交涉者即卖国贼”
五四时期，曹、陆、章之所以被斥为“卖国贼”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经手了与日人的谈判而已，而且这一谈判结果当然有损于国家利益。
但要知道，“处此竞争世界，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的时代大势下，你到底有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如果没有势均力敌的实力作后盾的话，外交谈判就不是讨价还价，而只有签字画押的份。
当时，中国正是他日本厨房里案板上的鱼肉，鱼肉对菜刀来说有发言权吗？因此，无论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屈辱接受，还是巴黎和会上青岛眼看不保，都是迫不得已，大势所趋。再说，没有中国政府的妥协和点头，他一个曹汝霖何德何能能卖得了这个国家？一个章宗祥又何德何能送得了山东青岛？我们向来将“卖国”的“重罪”开加诸他们个人身上而毫不怀疑他们能否担当得起这一罪名？
虽然“三贼”他们所交涉的条款虽有损于中国利益，但他们只是“不得不”的选择，只是我们这个老大衰弱的国家的“办事员”而已，因此，五四那天，学生们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一干人戴上“卖国贼”的帽子时，他们就想不通，就要发牢骚了。
难怪曹汝霖在学生把他的宅子烧掉之后，说当年他之所为“不敢言功，何缘见罪”，而有过“秦庭之哭”的陆宗舆亦满腹牢骚，他“终夜彷徨，百思不得其故。”章宗祥在辞呈中也说：“所有办理中日交涉事宜，无一不恪遵政府训令，往来文电，有案可稽。”的确，要卖国不是这“三贼”能私下能卖得了的事情，也不是袁大总统能卖得了的事情，他们来往电文，其实都是有据可查，我们只能怪日本太贪婪、太阴毒，或者说中国太落后、太孱弱，不幸的是，他们是当时的主事者罢了。
然而，“亲日”或许是的确的。曹汝霖在前清办事时，就被舆论称为亲日，在民国时舆论亦有此议，当年冒鹤亭（广生）给他出一招，叫他“应一反作风，做几篇大骂日本的文章，登载报上，以转移人的观念”。曹汝霖是这样回答人家说他的“亲日”的，他说：“若如君说，是投机政客之所为，非我之愿也。人谓我亲日，我不否认，惟我之亲日，由于情感，非为势力，可亲则亲，不可亲即不亲，故我之亲日，并非媚日。况在失意之时，忽变态度，无故骂人，徒贻人笑，反损我人格。前清待我不薄，我即不做民国的官，亦觉心安理得。”可见，他的“亲日”与我们所理解的“亲日”有所差别，更与汪精卫那样的“恬不知耻”的“黄脸干儿”有所区别。
五四学生不会掘袁世凯的墓，也不会造现总统徐世昌的反，“交涉者即卖国贼”（况且曹并非二十一条签字者），这是当时的逻辑，于是曹、陆、章就成“卖国贼”了。于是五四那天就准备好为他们“送丧”了。
本文参考以下材料：《晨报》、《益世报》、《五四》（杨亮功、蔡晓舟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中华民国建国文献：民初时期文献（第一辑史料一）》（民初时期文献编辑小组编，台北国史馆1997年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下、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陈占彪，来源: 《历史学家茶座》
朱德谈党内斗争：谁还相信我们在一个锅里吃过饭
1965年朱德对党内斗争感叹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泽东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朱德，是1927年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的排名是：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1928年3月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会师。他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史沫特莱称朱德为“红军之父”。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党内先后发生1954年反高岗、饶漱石的斗争；1959年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斗争；1965年反罗瑞卿的斗争。朱德因不积极参与斗争、划清界限，多次遭到批判。晚年的朱老总对这种党内斗争感叹不已。
“谁还相信我们曾在一个锅里吃过饭呢？”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最终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彭德怀无奈，7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会后，朱德在第四组讨论彭德怀所作的检讨时发言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做包袱背起来了。
7月31日至8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朱德第一天没有发言，第二天第一个发言，态度比较温和，只是就信（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就“大跃进”问题给毛泽东的信——笔者注）的内容而谈。没等讲完，毛泽东就说：“隔靴搔痒，未抓到痒处。”接着林彪发言，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为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定了调子。〔《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下）〕最后打出了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
这位从1928年冬会师井冈山开始，就一直在一起奋斗的老搭档——对党忠诚、为中国革命作了巨大贡献的彭老总，竟遭此不白之冤，朱德对此无奈地感叹：“谁还相信我们曾经在一个锅里吃过饭呢？”（张聂尔《拥抱生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1965年12月，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揭发批判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12月2日，毛泽东在一则批示中写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对浙江省委负责人说：
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省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这种人不多了。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数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学得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突出政治，不愿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关系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是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辨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这是他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毛泽东还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突出政治的原则。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水陆洲著：《红色春秋》第一章第二节“处理罗瑞卿事件”）
继上海会议对罗瑞卿进行“背靠背”的揭发批判后，1966年三四月间在北京召开会议，又对罗进行了“面对面”的揭发批判。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做保卫工作，1959年罢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后，由林彪亲自点将，经毛泽东批准，当了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突然受到诬陷，这不能不使朱老总感到迷茫。
上海会议结束后，朱德回到北京，由这件事引发了老人对极不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的感叹。老总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泽东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轮流主持”引发的争论
其实，对党内这种随意扣上反党帽子的错误做法，朱德早有抵制。正是朱老总对党内这种不正常风气的不满，多次引来了对自己的无理侮辱甚至辱骂。
1955年3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对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作出决议。大会报告谈到高岗的反党活动中说到一条：“当1953年12月毛泽东同志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领导工作的时候，高岗就出面反对，并且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会议决议据此给高岗戴上了“资产阶级野心家”、“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帽子。由于在1953年12月的那次会上，朱德也曾表态赞成“轮流”主持中央工作，因此被认为在“高饶问题”上，老总也是“有账”的。
众所周知，从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刘少奇位居第二。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1949年毛泽东去苏联访问，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已成惯例。1953年12月毛泽东外出休假，何以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会对由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事出现不同意见呢？离开具体的历史背景，人们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
其实，重要的历史背景是，建国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政治上出现了分岐。1950年和1951年刘少奇先后对中共中央东北局有关富农的问题，对山西省委有关现在就应削弱、动摇农民私有基础的主张，批评这些都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毛泽东否决了刘少奇的意见。1953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更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提法，认为这是“右倾”思想的表现。同时，毛泽东要杨尚昆核查未经他看过而发出的中央文件，严厉批评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鉴于上述重大背景，这才有对毛泽东外出由谁代理的问题提出讨论，而不是一如过去的惯例直接交由刘少奇主持。那么，1953年12月，由毛泽东主持的书记处扩大会议对由谁代理一事，是怎样引起讨论的呢？从现有的正式出版物看，有以下几种说法：
彭德怀在1962年向中央递交的“八万言”申诉书中说：
1953年12月，正在召开军队系统的高干会议期间，我参加了由主席在颐年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主席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少奇同志首先提出：“主席外出后的日常工作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并提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周恩来同志再三推辞。高岗赞成“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朱德同志也说“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我第五个发言，当时我很激动，心里想：就是轮流的话，轮到你朱总司令或高岗时，就敢肯定不出问题吗？所以我当时说：我不赞成日常工作轮流主持，因为日常工作事情多，如果没有一个同志认真来研究是不行的，日常工作仍应由少奇同志来主持。主席当时说：“怎么样？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吧。”当时少奇同志仍在推辞。我说，这又不是写文章有稿费，还有什么推辞的呢？最后，少奇同志同意自己来主持了。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高岗明目张胆地要取刘少奇而代之，是1953年12月。当时毛泽东准备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领导工作。这时，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正当大多数同志表示还是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搞轮流时，高岗立即出面反对，主张要“轮流坐庄”。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说：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指12月中旬——笔者注），毛泽东决定外出休息。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依照前例，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同志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轮流；高岗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反对刘少奇的面目又进一步暴露。
杨尚昆在谈“高饶事件”的文中说：1953年秋后，高岗竟去邓小平、陈云处“煽风点火”……小平和陈云同志都感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及时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有意亲自“测试”一下，在同年12月24日向政治局提出：他要外出休假，拟请少奇同志临时代为主持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本来，这已是近几年的惯例，高岗却表示反对，主张由几个书记“轮流坐庄”。这一试，果然使他露了底。（苏为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邓小平年谱》（1904—1974）记载：1953年12月15日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页下注：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表示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书记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赞成轮流主持，唯独高岗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会后，高岗又分别找陈云、邓小平，动员他们也赞成轮流主持。）
以上几种说法，反映了两种语境，一是毛明确提出由刘少奇代理；另一种是毛以商量的口吻问由谁代理？按一般常态说，毛如以肯定的语气提出由刘少奇代理，不可能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只有当毛以商量的口吻提出问题时，会上才可能出现不同意见。而且彭德怀在1962年写申诉时，对这个问题最不会带什么偏见，他的回忆是：“主席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杨尚昆的说法——毛在试探高岗，进行“钓鱼”，虽不可尽信，但反映的情况显然毛是以提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的。因此，刘少奇才会表示轮流为好，这样才可能出现高岗乃至朱老总也表示赞成轮流的意见。在组织会议上表明自己的意见完全是合乎党规党法的，以此为由给发表意见的人戴上“反党”的政治帽子，岂不是“欲加之罪”么。
“把我说成‘三反分子’是不符合实际的”
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8月22日到9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进了共产党。
由于朱德在庐山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曾多次批评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一些“左”的错误，对彭德怀批判不力且还为他说了一些好话，林彪竟然在会上恶意攻击朱德是“老野心家”、“想当领袖”、“实际上没当过一天总司令”等。〔《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下）〕林彪说：“我今天还给一位在座的老同志提点意见，他是谁？这个人，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他给人的印象是忠厚老实，平易近人，而且德高望重。但这是假的，他的骨子里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和彭德怀是一路货。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德！人家称他为总司令，他还心安理得地答应呢！他够当总司令的资格吗？他根本不配！我们的总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你这个总司令，从来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不要看你没有本事，一天到晚笑嘻嘻的，实际上你很不老实，有野心，总想当领袖！”对林彪的当众诬蔑，朱老总泰然处之，笑着对林彪说：“那就请你批评好了。”（朱和平《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
在当年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氛围下，朱老总不得不在高岗和彭德怀二人的问题上进行检讨。朱德说：自己在历史上曾犯过路线错误，并且几次支持过错误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犯了两个大错误，一个是在高饶事件上，他们的阴谋活动已经开始暴露，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人已经开始同他们的阴谋活动展开斗争以后的一个时期中，我还以为他们是好人，替他们辩护，支持他们。直到1954年2月举行的四中全会我才认识了他们的反党面目，坚决拥护这一斗争。另一个大错误，就是发生在这次庐山会议的时候，“对彭黄张周的反党野心家的本质认识不够，光从好的方面去想，认为他们已经改过了，同时和他们在思想上又有共同点，所以这次我同样表现出嗅觉不灵，没有及时识破他们反党阴谋的本质”。“有几位同志指出我有个人野心，我本是不同意这种批评的。但是再想一想，我既然同毛主席和其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的同志在思想上有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在大是大非的路线问题上，曾有六七次没有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方面……既然如此，那么，同志们对我的批评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我愿意接受这个批评”。（转引自丛进《曲折前进的岁月》，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朱德在会上提出，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不能发展了。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在第一小组会议上发言，表示要认真读马列的书，打算用一两年时间读完。随后几天，他便在会上受到林彪、康生等的攻击，把朱德的意见说成是“以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是党内危险的定时炸弹”，等等。〔《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下）〕朱老总无奈地说：说我是不是有野心，我80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撑下去。（朱和平《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
但“文革”中，对朱德的诬陷和批判并未就此打住。1969年中共九大期间，在分组讨论会上，他仍常常受到一些人的围攻。4月21日，朱老总在华北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言说：“我和毛主席在一起40多年，几乎天天在一起。几十年的经验证明，我没有反毛主席，把我说成是‘三反分子’是不符合实际的。所以，我就没有承认。”（刘岩《我在“军委办事组”的见闻》，《党史博览》2011年第4期）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一次讲话中说：“朱（德）、陈（毅）是经过中央苏区的斗争，吃过苦的，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许世友说朱、陈反我反了几十年，其实有时也不反。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他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篡夺了军权，但心里不踏实。陈毅到上海向中央请示，受到了批评，中央批评他们是极端民主化。陈毅又请我回军队了。”“他们的检讨也有，但群众不通过。我看以后就不要检讨了，主要看行动”。（《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毛说：“老总啊，你是红司令啊！”
1971年8月，朱德在北戴河休养，陈毅到寓所看望。朱德在谈话中说：“我们这些人为革命干了一辈子，现在为了顾全大局，做出这样的容忍和个人牺牲，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很少有的，将来许多问题都会搞清的。”〔《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下）〕
在“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亲自出席陈毅的追悼会，反映出毛泽东对老同志的重新评价。
1973年12月21日，朱德出席毛泽东会见参加军委会议的人员。毛泽东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说：“没有了。”毛泽东说：“那好些了。这位同志（指着朱德对其他与会者说）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德说：“四十多年了。”毛泽东说：“我跟你四十多年了！”〔《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下）〕
作者:林蕴晖，原题《朱德的感喟》，来源：《同舟共进》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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