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彪：落日黑影长

　　今年春节前后，读完唐德刚的名作《民国通史》之人民政府篇--《毛泽东专政始末--1949-1976》。这本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的书，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阅读量，就象其他的关于大陆的其他书如《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一样，因为能够在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出版，就有不少流入大陆。尽管每一个学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视角，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没有偏见，但是，相对于大陆的同类书，倒是海外的作品更加接近真实，也更有说服力。至少，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问题的视角。历史的本质，就是真相。但是，真相的呈现，需要更多的当事人和研究者来努力。

　　对唐德刚，我早就熟悉。1981年5月，当时我正参加高考，复习正酣，却在书店看到他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虽然是2。80元的巨款，我却毫不迟疑地买来。事实上，这本书对我当年的考试，没有任何作用。但是，我还是在复习的间隙，读完了这本上下两册的书。这本书，同当时的教科书是全然不同的，对考文科的我，只有促退没有促进。幸亏老天保佑，当年我侥幸地考上了大学。当时促使我买这本书的动力，是非常偶然的--因为李宗仁的名字，有一个“宗”字，我以为和我是同辈。但是，这一本书，却改变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以后，要重新回到原有的思想，就不可能了。所以，说唐德刚是颠覆我世界观的启蒙者，也是可以的。尽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在2009年就归了道山。

　　唐德刚的这本《毛泽东专政始末》，是他民国通史系列中的一部。对我而言，这一本离我最近。因为我出生于1964年，我曾在毛泽东红太阳光芒照耀下生活到1976年9月，而毛泽东去世后，他落日的阴影，一直没有消退，实际上直到现在，还留在中华大地上。他去世的那一年，我12岁，小学毕业，刚进入村办的初中上一年级。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当时是如何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如何去到森工站的围墙上看14寸黑白电视机中关于追悼会的转播（森工站是专门打击树木私人买卖的机构，因为垄断树木贸易，比较有钱，最为一般农民所恨。当时，全区七八个公社就只有它有电视，又知道有转播毛泽东追悼会的新闻，所以，数百青年赶到它的大门外，要求看电视，追悼毛主席，否则就要砸门。慑于外面人多，又怕担当不给人民看追悼会的政治责任，所以，他们将电视机抬到围墙上，以息“民愤”。）我记得当时老师喊“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时，有些同学因为不知如何做而引起的小小的混乱，和对此话理解为当地语“烟吃盅”而引起的压抑的笑。以我这个年龄的人，读他的这本书，会有比70后、80后、90后更有切身的体会。我以半个当事人的身份认为，唐德刚的这本书，是有价值的，值得一读的。

　　唐氏作文，风格特别，常常自己跳出来对事件本身发议论。有些人不喜欢这种夹叙夹议，也有些人喜欢。我属于后者。我们的史圣司马迁，就是用太史公曰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有些曰，比史实本身更有价值。唐德刚的评论，正是他的风格所在。不是因为这种形式，而是他的点评常常切中要害，也较平和理性。

　　例如他关于中国历史三峡的比喻，就别出心裁，也发人深省。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的三句评价毛泽东的话：“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在当前的形势下，可能是大陆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对毛泽东的评价。以我本人的感受，唐氏的这个评价，是考虑到历史的延续性，是出于对历史人物的同情、理解和宽容。还有书中关于毛泽东的另一个评论：如果毛死于1956年，他是中国的列宁，死于1966年，他是中国的斯大林，结果他不幸地死于1976年，所以，他是中国的毛泽东。事实上，所有的历史都无法假设，就象我们所有人不能逃脱死亡的宿命一样，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任何历史，都是一种存在，我们除了面对面之外，只能接受。想要有对后人有益，那就找出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以供后人参考。只是，这种参考，意义并不大。因为历史上蹈常袭故者比比皆是，历史老师都不错，学生却都是顽劣不可教的。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肯定是大大异于后人的，否则，他就不会声称一辈子只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将蒋介石赶到了台湾，一个是进行了文化大革命。对后者，他化的心思和精力最多，产生的后果也最严重。我们现在中国的大地，依然还笼罩着文革的阴影之中。要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从人类文明上说，是毛泽东事实上将中国迈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脚步停止了，使我们重新回到中世纪。是他将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化列车，开了倒车，并且陷于绝境。虽然我们要全面评价他，因为时机不成熟，资料不完整，还为时过早。这颗红太阳虽然落山了，但是，他产生的巨大阴影，没有消失。我们在思想、体制、文化等许多方面，依然飘荡他的阴影的现实，却是不言而喻的。不说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运动，相比于文物的扫荡式破坏，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毁灭性打击，则是前无古人，世界仅有的。


　　当然，这一切历史，在我们一切向前看的口号下，都被淡化、虚化了，以致于70后、80后、90后对文革因为无知而心生羡慕和向往。幸好，我们还有台湾，还有香港，还有可以保存同一段历史另一种说法的地方。

　　唐德刚这本书的意义，是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给了我们回忆的由头。作为毛泽当政时代的当事人，我相信，如果让大陆的学人写，肯定会有更多切身的体会，更多丰富的细节，更多鲜活的事例，当然，也因为有个人的恩怨，会有更多的情绪表达。事实上，从事这样写作的人很多，只是我们现在不一定知道。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每一个都在盲人摸象，每一个人都只能说一部分。但是，只要说的人多，就会形成整只大象。只有敢于面对历史真相的民族，才是成熟的民族。我们的民族有五千年历史，算是成熟了吗？

　　我不知道。

　　作者：赵宗彪，原载: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