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9日 星期四

專訪袁偉時:中國有沒有“光榮革命”?

《新史記》袁偉時/民國元老熊希齡和胡適、馬君武等8人沉痛地指出:“民國十三年來之戰禍,全由於《約法》之不良。府院之爭、行政立法之爭,無非《約法》所致。”這是身歷其境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深刻反思,是經得起推敲的定論



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Photo By Jonas)


2011年10月3日,《新史記》高伐林先生提出以下8個問題,要筆者回答。這些都是當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爭議的問題。每個問題都應撰寫專文,才能說透。不敢拂逆高兄盛意,不揣淺陋,略獻芻蕘;不當和不及細論之處,敬請高兄和讀者指正和原諒!


新史記:過去人們只認革命派為進步動力,又批評其“軟弱”“妥協”。在晚清辛亥革命的諸種力量中,對立憲派的作用,人們越來越給予肯定;最近又有學者高度評價清廷的“遜位”,認為如果單純的按照革命黨人的種族革命,很可能只是在漢族地域形成一個小中華,而廣大邊疆,例如內外蒙古、新疆、西藏,很快就會解體。清帝的遜位止住了解體趨勢,把一個完整的帝國移交給共和國。您認為,從推動中國在政治上順利轉型的意義上,革命派、立憲派、清廷等等各有什麼正面和負面作用?

袁:高全喜教授對清帝《遜位詔》的法理學分析,說它是中國“光榮革命”的標幟,別具法眼,啟迪人們從新的視角思考辛亥革命,不失為學術上有益的探索。

不過,愚意以為辛亥革命後,除1987年後的台灣,中國沒有“光榮革命”。1987年後,台灣社會轉型,被稱為“寧靜的革命”,確是東亞走向現代化的光榮革命。

翻開世界史,稱得上“光榮革命”的政權轉移,必須具備兩個特徵:

1.過程是和平或基本上是和平的。
2.結果是實現了法治,保障了公民的權利,推動經濟繁榮,國家進入了長治久安的軌道。
第一條,辛亥革命差強人意,流血不算太厲害。此次革命雖然種族革命的氣味很濃,但是,革命爆發後,各方快速調整思路,以“五族共和”取代“光復大漢江山”,除少數城市外,沒有出現滿漢或其他民族間的衝突,那麼大的政治變動,殺戮、流血,不算嚴重。

第二條則差距太大了。在一個百年來革命和戰火頻仍,民主、法治尚是奮鬥目標的國度,談論有過“光榮革命”,似乎想象的成分太大了。

大清帝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政權轉移,主要是革命派、立憲派和北洋實力派三方合力的結果。清廷在三大勢力夾擊下,順應潮流,和各方達成和平遜位的協議,讓戰火迅速熄滅,減少了社會震蕩,善莫大焉。《遜位詔》的積極意義應該肯定。


清帝《遜位詔書》。

此舉多方共贏,對任何一方都沒有負面作用。以最激進的革命派來說,它在財政上瀕臨破產,協議達成正好給了它一條走出困境的康莊大道。

沒有《遜位詔》,中國會不會解體?推測意見,見仁見智,可資談助,實際意義不大。現實情況是除蒙古分出去以外,中國其他疆域基本完整,與同一時期的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土崩瓦解的狀況大不相同。疆域和民族的分合,取決於多種內外因素,必須具體分析;一紙《遜位詔》,似乎沒有在其中起到什麼作用。(《新史記》第5期)


【袁偉時小檔案】
袁偉時,1931年12月生,廣東興寧人。中山大學教授。已結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國現代哲學史稿》、《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 、《路標與靈魂的拷問》等。主編《現代與傳統叢書》、《荒原學術文叢》、《牛虻文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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