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博古和毛泽东》
二、史源的疑问
编者说此书“先天不足”（页208），应该不是自谦，而是事实，加之作者身份的特殊，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对此书的史源和客观性格外关注。
作者说，本书所写的都是他从长辈中听来的“故事”，在人们一般的认识和理解中，“史”与“故事”是有区别的：演义或传奇可称为“故事”，其特点是有虚构，有想象和夸张；“史”，则应是非虚构的和确实曾发生的。
是不是未经整理或片段化的口述，即为故事？而经史家验定查证的，即为史？或由官家认定的才是史？虽然按“后现代”史观，故事可以就是史，史也就是“故事”。只是作者在谈他写的文字是“故事”的时候，不是用的“后现代视角”，他所强调的无非是，这些故事虽然是“真实的记述”，但是“毕竟不是讲述人当时的录音和记录，而是后来的回忆，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页313），书中所说的内容在未经正统党史“查证和确认”之前，可将其以“故事”视之，这大概就是作者使用“故事”一词的原因。
此书也不似一般口述史，将口述者的回忆准确地记录下来，再查证于史料，此所谓“口述史”，但也须有基本要素：口述者叙述的时间、地点，记录者旁观中立的立场和态度，严格地说，此书尚不符合上述条件。
在我看来，此书兼具回忆和研究的双重性质，但又不完全符合“回忆”与“研究”的基本要求。首先，回忆主体模糊，例如：西路军、黄超、李特被杀等部分，是从哪儿听来的？秦书没有提供口述者具体回忆的时间、地点。其次，书中一部分内容明显是吸取了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却没有为资料和观点注以出处。整理者虽然作了说明，似乎可谅，但如此这般就将“回忆”与“研究”煮成了一锅，无形中就误导了读者。例如“毛与李先念的一次谈话”，就是从朱玉主编的《李先念传》中的若干章节摘抄而改写的。以上特点使该书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而对于一般读者或历史研究者，他们最关心的是作者这种听来的“故事”有多少可信度？在考证这个关键问题之前，首先须了解作者的身份及这本书主要内容的来源。
作者是博古的侄儿，其父杨琳是资深中共党人，1930年代初就与陈云相识，在陈云领导下以商人身份做中共地下交通和情报工作。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供出周恩来的住处，幸而周已撤离，在陈云的安排下，周恩来夫妇曾在杨琳开的文具烟酒店的阁楼上居住。1935年夏，杨琳与陈云、严朴等同船去苏联，又同坐一个火车包箱前往莫斯科，1938年被陈云派往香港为中共做资金调转、采买物资的工作，是今天著名的香港华润集团的前身“华润公司” 的创办人，1960年出任外经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据作者称，他的书中的一部分内容是听之于其父，有关遵义会议前后的那些内容，就是其父在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里从陈云、严朴处听来的。到达莫斯科后，杨琳在共产国际中共党史研究室工作，接触过一些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往来文件，还亲眼看过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军委召开的几次会议给国际的报告。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在抗战前期的武汉，主要就是1938年，当时杨琳为押运物资并取回黄金，经常往返香港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长江局），在中共代表团任职的博古是有机会和住在武汉办事处的杨琳长谈的。
向作者说“私房话”的第二个人是博古的好友潘汉年。作者说，1954年前他多次去上海潘家，有关湘江之战，遵义会议，周、博谈话，博古和潘汉年的关系等内容，都是从潘汉年那儿听来的。
向作者说“私房话”的第三个人是严朴。在中共党史上，严朴知名度不高，此人且于1949年革命胜利前夕病逝，其事迹就更少为人所知。1961年，其女严慰冰曾创作出版一部文学剧本《于立鹤》，就是以其父严朴为原型的。文革中，已去世多年的严朴受女婿陆定一和女儿严慰冰的牵连，墓地遭到毁坏。严朴和博古同为无锡人，早年有交往，又和陈云交厚，1935年春离开红军长征队伍前去上海，再与杨琳等同船前往苏联远东边疆区转去莫斯科汇报。作者说，有关中央苏区，宁都会议，九月军委会议，六届五中全会，都是从严朴那儿听到的。
和作者说的最多的还是其父杨琳，在文革中已知不久于世的特殊背景下，杨琳是有可能“放开”对其子说一些历史上的旧事的。当然，所有这些私下说话，在延安整风后都是犯忌的：延安整风之后，由毛与那些不了解苏区历史的笔杆子如陈伯达、胡乔木等共同创造的党史解释成为定论，毛已上升为神，加之不久全国革命胜利，毛的威望如日中天，了解内情的人早都噤口不语，可是这几个人还是敢说，都是有特别原因的。严朴敢说，那是因为身体非常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听的对象又是好友之后；杨琳愿意说，那是在文革中，又是对儿子说；潘汉年则情况特殊，经历过长期的党内斗争且曾遭打击，而且是情报工作负责人的潘汉年怎么会对一个缺少阅历的年轻人谈那么机密的党内历史的秘事？但照此书说法，毛早在1936年就对潘有成见了，那么潘对毛也不会没有看法。潘缺少军队和根据地生活的长期淬炼，对毛之新权威多有隔阂，私下对好友之后说一通，偶犯一些“自由主义”，也不是不可能，这也说明就是在那个时代，毛也不见得能把每个人的嘴都堵上。
由此分析，该书的来源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否是“信史”，还要看有无其他史料佐证，即需要查证作者所说的内容有无直接的或间接的证据，以及有没有提供可资查询的“说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以这个标准看，该书部分章节既有所来源，也得到其他资料的旁证。
例如：关于临时中央财政非常困难，有赖于苏区提供，但苏区金钱支援中央也有限，就有俄国资料的旁证。1932年1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莱谢在给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关于在华工作报告中提到，由于中共“经费困难，党的活动严重瘫痪”。伊思美洛夫（张闻天）对莱谢说，1931年9月底或10月初，党从苏区收到1万或1.3万墨西哥元，自那以后，就没钱了。张闻天要莱谢给中共弄钱，甚至提出应从在上海的苏联贸易组织那儿弄些钱。莱谢则要求中国同志“严加节约，以便渡过困难时期”，但是他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同志“大手大脚花惯了钱，似乎他们根本不知道没有钱”。为了帮中国同志“维持生计”，莱谢甚至从更加秘密的苏联军事情报部门驻上海人员那儿“借了1500元”，从另一个俄国在华机构的代表那儿“借了1000元”。资料证明，临时中央收到不少从莫斯科转来的钱：1932年4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黄平（沃罗夫斯基）来信，说从1931年9月到年底，上海中央共收到共产国际1.03万美元，1000银两和1000墨西哥元；1932年已收到2.5万美元，包括3月5日收到的1.5万美元。
1932年5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发密电给在上海的苏军情报机构在华人员佐尔格（大名鼎鼎的红色间谍）：1931年12月－1932年1月，给他们转去3万美元转给中共，皮亚特尼茨基查问他们收到多少，确切交给中共多少？然而，1932年3、4月后，中共中央的财经来源确已中断。1932年7月14日、7月2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给王明发电报，要求紧急汇钱，称“财政状况极其困难”，有四个月没有收到国际的金钱援助，中央与苏区的交通也中断了，“苏区本身需要经费，因此我们不可能得到苏区的财政援助”，中共中央还说，前不久收到的一万美元，都用来救牛兰夫妇了，“我们一点儿也没剩下”。由于上海的中共中央已“囊中空空”，1932年7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再发密电给在上海的佐尔格，要他把收到的 2万美元中的1万，“立即转给中国朋友”。以后，共产国际给中共金钱援助就采取更加多样的方式，并采取“专项拨款”的方式来进行，1934年给中共确定的每月预算是7400多美元。
关于“两顶轿子”，也有重要旁证。最近披露的杨尚昆在1986年的回忆就提到“红章纵队”的问题。时任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说：前方的同志叫“红章纵队”为“混账纵队”，“前方有时候要等两三天”才能等上中央纵队，前方同志还责怪“红章纵队”拖垮了部队，造成湘江之战的重大损失。
秦书中关于查田运动毛的“左”，也有杨尚昆和刘英的旁证。杨认为，毛领导的查田运动就是“左”的，刘英说她在于都第二次扩红，受毛的直接领导，毛给她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就杀谁。后来又来电话说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后来是洛甫来了一封信，说反对扩红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才把这些人放了。
虽然该书的一些说法有若干旁证，但总的说来，该书的许多提法和过去传统说法出入太大而证据薄弱。例如：现有不少旁证资料都证实博古中央要把毛留在苏区，不带毛突围，只是因为苏联反对，才允许毛上路。2003年出版的俄罗斯档案也如是说。该资料说：远东局“没有支持中央苏区要对毛泽东及其在江西的拥护者开展‘公开批评’并要把毛泽东派到苏联去的意见”（第246号文件），而共产国际执委会也反对这样做（第247号文件）。只是这份俄国资料没有具体说明苏区中央局“要把毛泽东派到苏联去”是在什么时候？从上下文看，似应是博古去苏区不久反罗明路线那个阶段，究竟真相如何，还有待新的证据的出现。
秦书中更有不少内容没有提供具体的时间、地点，例如：第七章中的“季黄冤案和西路军”，作者在“对故事的说明”中说，这是从方华（刘述芳）那儿听到的，而此人是谁？结局怎样？作者并没有交代。有的内容虽是书中首次披露的，如黄超、李特被杀的详情，书中说，张怀礼（原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后在迪化被安排为王明的副官）对李先念说是康生杀黄、李的，可是张怀礼也不在现场，他何以知道？书中还说康生回到延安后向毛汇报此事，毛很满意，那又有何证据？黄超、李特被杀是很大的事件，长久以来没有细节证据，今天作者提出新说，就需提出过硬的资料来源。
作者称，他对“故事”做了整理，连贯，“查了大量党史资料”，“核对日期”（“前言”，页Ⅳ），这本来无可厚非，在口述史上也是需要的，但是过度整理，又会有加工之嫌，两者如何掌握，确是难题。鉴于以上各点，目前似应把此书看为一家之言--有某种特定背景的一家之言，书中存在的不明确或疑点之处，只能录以待考，留待将来中共方面有关档案开放后再加以印证。当然档案也并非只有中共一家，国民党方面也有某些重要资料，这些资料对了解当年有关博古等情况同样有重要参考作用。
三、当年的国民党是如何看待博、毛、周的？
在1930年代初的共产党领导人中，博古属于资历较浅的年轻一辈，他于1930年9月从苏联回国，在上海中共所属的全国总工会做干事，和王明、王稼祥一起反“立三路线”及周恩来、瞿秋白的“调和路线”，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因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境十分危殆，中共主要领导人准备撤离上海，1931年9月，王明、周恩来指定博古在新成立的临时政治局负总责，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博古在当年虽然是中共总书记（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为总书记，之前为负总责），可是知名度却不高，王明、博古何许人也，白区的党员不知道，甚至苏区的干部战士也没听说过。毛几十年后对美国人斯诺说，完全不搞个人崇拜就要垮台，用到博古身上是绝对正确的。
然而，在上海共产党的圈子里和共产党“转变”人员那儿，秦邦宪还是颇有名气的，1933年，由中共叛徒、国民党“中统”要角丁默村主办的《社会新闻》，经常刊登有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及在上海党争的秘辛，大都会提到秦邦宪的大名。1932－1935年，上海的共产党组织连续被国民党破坏，一批批共产党领导人相继叛变，照例他们写的“自首书”都会提到留俄派陈绍禹、秦邦宪如何“一步登天”，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占据中共领导层，也都意气难平。
国民党有一奇怪也颇教条的逻辑，他们虽然知道博古是中共的总书记，却只认毛泽东，他们认为毛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就是“中国的列宁”了，因为列宁之为俄国领袖就是担任了俄国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中统”甚至认为，毛的“最高领袖之地位”是在1931年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大会上确立的。中统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甚至说，1932年夏，毛“设计将王明诱至匪区，加以软禁，后由国际代表为之说情，始将其逐出中国，派赴莫斯科”。“中统”还说，自王明被逐后，上海中央顿失中心，“乃惟毛泽东之命是听，将伪中央迁至匪之伪都瑞金”。从此，党中央“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之下，更可御用自由，周恩来以下，亦不得不阳示屈伏，从此毛泽东乃唯我独尊成为共党之唯一领袖”。
上述说法自然都是错误的，可是“中统”为什么会判断错误？除了信息不灵外，根本原因乃是：蒋介石和陈诚等都是迷信武力的枪杆子主义者，他们对不掌中共军权的留俄书生王明、博古、洛甫等完全看不上眼。在“中统”的眼里，开辟苏区的毛“自始至终”都是共区的“最高领导者”，“对于匪区一切重要设施，毛泽东显然有决定之权力”。国民党看重毛，不仅仅因为毛握有枪杆子，还在于毛有“主义”和“理论”。除了毛以外，国民党不认为其他中共领导人有何“理论”，国民党认为，中共所有理论都来源于共产国际，只有毛才有自己的东西。1935年，“中统”在全世界第一次创造了“毛泽东主义”的概念，并对毛的理论和政策做了初步的概括，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毛在遵义会议上复出。而早一年的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举行，此次会议明明由博古主持并作政治报告，在最后选举阶段，毛因心情不畅，以生病为由请假缺席。但是，国民党“中统”却言之凿凿，声称此次会议“在毛泽东指导下召集”，“实际上为巩固毛泽东在党内之中心领袖地位”。所有这些都是国民党“中统”想当然，也说明在国民党心目中，毛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地位。
蒋介石对毛之重要性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这是他从自己的几次江西赤区围剿失败得出的判断，但是他对江西苏区内的情况，特别是对中共高层情况的了解，则是相当隔膜的。国民党不知道进入江西苏区的秦邦宪在中共领导层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也搞不清博、周、毛等相互间的关系。1935年初，国民党“中统”将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权之争”分为五组关系：
1.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争--毛泽东欲削弱匪军中周恩来系势力，周恩来欲取毛泽东之伪主席代之。
2.毛泽东与秦邦宪之争--毛泽东现为匪区伪主席，即政治之最高领袖；秦邦宪为伪中央总书记，即党之最高领袖。毛泽东欲取秦邦宪之总书记而兼之，而秦邦宪则欲扩大力量，于伪政府方面。
3.周恩来与朱德之争--朱德为匪军领袖，周恩来为党方之军事领袖，故两人争取军权亦甚烈。
4.朱德与毛泽东之争--朱德为匪军领袖，但须受到毛泽东节制与命令。毛泽东为防止朱德势力之扩大，以免将来不易节制之故，对朱极力压迫。朱德自命为匪区开创人，以为劳苦功高，而不甘受毛之节制，尤不甘受毛之压迫，故朱毛之间，暗斗极烈。
5.秦邦宪与周恩来之争--周恩来与留俄派积不相容，最近为争党权，对立益尖锐。
上述判断大多似是而非，如周恩来欲取毛之主席位而代之，“周恩来与朱德之争”就纯属向壁虚构，造成此等错误判断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内高层动态无法掌握，国民党一直不能破译中区（共产党领导层在当时对中央苏区的简称）与上海电讯的密码，也不能破译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苏联的通讯密码，所以只能凭空演绎博、毛、周、朱的“争斗”。
“中统”不了解博、毛、周间的具体矛盾，但是对留俄派与“老干部派”的矛盾主因还是大致掌握的。中统认为，“毛泽东等均为党内元老，且自以为在匪区数年挣扎，劳苦功高，故极自负，不料反受党内后辈陈绍禹之命令，于心特殊不甘服”，“留俄归国者，经验既不丰富，学识能力又极缺乏且自视甚高，自以为尽得俄毛子之秘诀，为列宁私淑之弟子，对于未留俄者，均加轻视，致惹起非留俄派之反感”，国民党就是凭着这条思路，演绎想象出王明被毛诳入苏区、遭扣压，复被驱逐的故事的。《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出版时，遵义会议结束没几天，毛又重回权力中心，2月5日，博古才交出中央总书记一职，国民党一无所知，也不可能知道，还在那儿说留俄派在上海如何如何。
专事反共的“中统”搞不清中共内部的关系，国统区老百姓看到博古、洛甫这些半洋不土的名字更是一头雾水：博古、洛甫的名字确实是从俄国而来的：博古是他的俄国名字“波戈列洛夫”的前两个字的中文谐音；洛甫--取其俄国名字“伊思美洛夫”的后两字的中文谐音。那些昔日在上海的中共要员进入中区后，受到红军的保护，不再有被国民党特务机构追捕之危险，以至于国民党了解中共高层情况主要还是依靠“收复”瑞金后在那儿虏获的中共文件。至于国统区人民知道陈绍禹、秦邦宪两人的大名，则要到抗战爆发后，那是因为他们都是中共参政员，早已改用他们的中国名字，经常前往武汉和重庆出席参政会。
博与毛，谁是谁非？若以成败论英雄，答案是现成的，毛是开国之君，博古早被其打垮，后者之“错误”且写在官书中，已是铁板钉钉，只是历史更复杂，非线条般简洁明晰。如今，博古的亲属写出书（以下简称秦书，引用只注页码），仅江西一段，就举出了博古几个方面的“是”，秦书说，博古最大优点在于不擅权，不是独断专行之辈，此说大致可成立。该书还说，博古负责中央红军的大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是成功的，此一说法也是正确的，国民党方面的资料也证实了这点。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突围，国民党方面竟然到“十月下旬才得到情报”，当年负责江西剿共，“收复瑞金”的陈诚就承认：“共军封锁情报的工作十分成功，因此才有突围的成功。”他喟叹：“剿共数年，卒使共党分子数万突围，这是我们的失败”，“竭数年之力，糜巨万之饷，劳百万之师”，到了最后收尾阶段，“共党竟开始突围，其中渠魁如朱、毛等，尽皆漏网，遂使九仞之功，亏于一篑”。陈诚甚至自责道：“这让我们当时剿共有责的人，真不知应何以自处！”
秦书也不讳言博古之错，指出其最大的“错”在于不懂军事，听信李德，甚至纵容李德。至于博古其他的“错”，作者都是照搬《历史决议》，只是此书和《历史决议》一样，未点出博古问题的真正实质，乃是他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
2003年在俄罗斯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共往来电报清楚无误地证明了这点，博古担任总书记的几年，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执行了国际的路线，甚至五中全会的决议案也是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埃维特起草的。博古主政中共期间，举凡一切重大政治、军事方面的方针政策，都事先请示或事后向莫斯科做了汇报。比较重大的几件事，事先请示的有：临时中央请求迁往中央苏区；伊思美洛夫（张闻天）要求前往中央苏区[1932年12月5日，中共中央给莫斯科发电说，伊思美洛夫（张闻天）处境很危险，到处都在搜捕他，中央想派他去北京，“因他在那里不出名，但他反对，不愿去，他自己想去中央苏区，请国际急复意见”]；拟担任五中全会的政治局委员及书记的名单等。事后汇报的有：宁都会议上的争论等。
博古在中共党内执政前后四年（1931.9－1935.1），可分前后两段：前段在上海（1931年9月－1933年1月），秦福铨的书几乎没有交代博古做的工作，这是该书的一大不足。这个时期是中共在上海最困难的时期，周恩来去苏区了，王明去了莫斯科，博古以一个24岁的小青年担任中共总负责人。秦书说，博古受命于危难时期，这是成立的。在国民党特工组织逮捕、威胁的险恶环境下，到了1932年12月，就在博古去苏区前一个月，上海中央机关还有大约100人，主要从事联络、印刷、保卫等工作。
面对领导中央的繁重工作，博古其实很盼着王明早点回国，1932年3月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即临时中央）给共产国际发电报，请求“伊万洛夫（王明）立即回来担任领导工作”，共产国际也一直考虑王明回国的路线，1932年12月21日，甚至指示急于要开五中全会的中共中央：五中全会一定要等王明进入中央苏区才能召开，而且要由王明担任全会的主要报告人之一。次日，又电问中央，王明是否可直接去香港？可否把王明夫妇从香港接到中央苏区？后因返回的安全性无法确保，王明一直没能回来，一直到了1937年11月底才回到延安。
在上海时期，博古主要做了以下的工作.
1.保持与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络，另在上海与国际代表沟通。
2.指导上海与全国的工运、兵运。
3.保持与江西和其他苏区的地下交通线，以电台指导江西苏区的工作。
4.应付国民党中统对上海及白区党组织的破坏。
在这几样工作中，最有成绩的是保持上海和中区以及与苏联的秘密电讯和地下交通线的畅通。1932－1934年间，在国民党特工组织的破坏和威胁下，上海地下电台与苏区的联系虽然经常中断或重新建立联系，但在瑞金和上海的电报联系已经相对比较稳定。临时中央通往莫斯科的电报是由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联络部代表掌控的电台进行的，而与江西联系的电台是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功率较小电台进行的。由此，我们才可以从前些年俄国的解密档案看到当年周恩来（莫斯克文）、王稼祥（科穆纳尔）、任弼时（布林斯基）、朱德等给临时中央的电报，以及博古（波戈列洛夫）、张闻天（伊思美洛夫）给莫斯科的电报。莫斯科为保障与在上海的中共领导机构、国际代表以及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系，他们还有另一条最安全、“最可靠”的联系管道，这就是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直属机关与其在上海的秘密机构的电台，他们用这个管道传递最重要的情报和指示。1932年7月，共产国际就是通过这个电台要求苏联军方在华间谍佐尔格紧急支援上海临时中央一万美元，当时上海临时中央已有四个月没有从莫斯科得到经费。
为了保证电台所需的工作人员，临时中央在沪还创办了秘密的无线电报务员学校，有学员十多人，还秘藏着准备运往苏区6台或8台无线电发射机和13台接收机，只是运输困难，才暂时搁在上海的仓库里。1931年11－12月，因怀疑国民党已破译了密码，上海中央和苏区的所有电报都停止，但是12月后，苏区使用了根据莫斯科密码编制的新密码，就又恢复了与临时中央的联系。1934年9月26日，就在主力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前不久，连接瑞金和国际执委会的直接电报线就建立了起来，然而根据潘汉年一年后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中说，当时中央苏区的电讯部门只能听到莫斯科来的消息，“而莫斯科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发报机的功率太小”，随着红军突围西征，电台联系很快就中断了（而潘汉年说，“向西部进发时没带这套设备”）。
但是这些成绩并不能挽回中共在上海等城市的整体性的失败，正是在博古领导党的时期，中共在上海等城市中的组织遭到国民党毁灭性的破坏：1931－1935年，大批中共要员投降自首，甚至上海中央局的两任书记李竹声、盛忠亮（他们都是所谓“二十八个半”的成员），在1934年6月和 10月分别被捕后，也向国民党投降。国民党在1934年10月后还破获了在上海的共产国际的大功率电台以及上海中央局联络苏区的较小功率的电台，使得与莫斯科和江西苏区的电讯中断（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开始突围转移）。国民党大量收编前中共人士，“中统”一半人员为“转变”分子，依靠这批人，国民党又抓捕了更多的共产党，以至于恶性循环，直逼得中共在上海不能立足，国民党以“共”制“共”的策略大获成功。
中共在城市的失败，其客观原因是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处于上升阶段，国人对中共无多同情，更少支持。另外，中共在农村的激烈行动经国民党曝光，吓坏了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1930年代初的中共，只关注“下层统一战线”，对高举全民族抗日旗帜的重要性尚认识不足，也影响国人对中共的观感。几年后，《八一宣言》发出，情况才好转。
由于上海太危险，“党的领导中心几乎没有可能在上海存在”，1932年11月2日，王明给联共（布）驻国际代表团写信，请求帮助将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1932年12月3日，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讨论通过王明的建议，同意将中央、团中央和全总迁往江西苏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3年1 月，博古和陈云进入中央苏区。（未完待续）
（相关简介：高华，时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已故。）
（刊于《领导者》总第32、33期[2010年2月、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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