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博古和毛泽东》
四、从博、毛、周鼎立到毛“一股独大”
博古来中央苏区后，首要问题是调整或处理和毛的关系，确立中央权威。毛是江西苏区开创者和红军的主要缔造者，对红军和苏区的扩展做出重大的贡献，苏联和国民党都因此而重视他。1931年11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批准两项任命：一是批准中共临时政治局成员名单；第二就是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毛为苏区中央局书记。然而江西时期的博、毛、周尤如东汉末年的魏、蜀、吴，各有所恃，却无一方占绝对优势，只能鼎足而立：
博古，有“总书记”的名号，也有俄国人支持，对毛的“野心”有警惕，但不懂军事，因而丧失了在最重要问题上的发言权，只能依靠李德和周恩来。
毛泽东，有名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兼有国际声望，此为毛的巨大无形资产，又是军政双才，有主见，也有“狠”劲，更有强烈的领袖欲，但在一些军事问题上与莫斯科意见相左，对留俄派整体轻蔑，博、周联合后，毛暂时受挫，共产国际虽然对毛的“避敌”、“右倾”有批评，但又看重毛的军事才华，毛随时可能因局势变化而东山再起。
周恩来，掌军权，在党、军都有雄厚基础，性情和善，无领袖欲，甘做辅助，对毛、博皆亲善，在博、毛之间，无论倾向哪边，都会影响大局，若支持博，中央就可发号施令；如支持毛，博古就是“汉献帝”，只能拱手交权。
相比于创立了江西根据地，又具有国际名声的毛，博古等不仅名气不响，更是外来户，周恩来进入江西苏区早，1932年1月就到了瑞金。国民党判断周与毛将有大的矛盾：“足与毛对抗者，唯一周恩来，周之能力，固不及毛泽东，但因共党之军事工作，历史上即由周一人包办，故在匪军中，周恩来之力量，殊不可轻视。”“中统”的上述描述，基本正确，但国民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只看到周、毛矛盾的一面，却没看到周、毛共同的一面，这就是他们都要对付国民党，都关注怎么打破国军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周虽有军队的拥戴，却不是枭雄类的人物，他比较早地知道毛的军事才华，自知军事才能不及毛。项英，更是缺少军事领导的能力。李德进入苏区后，周认定毛的军事主张，明显比李德高明，所以对毛一向迁就。周虽是顶了毛的位置，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却以“军事第一”的理由，基本在前线处理军务，党的许多事放由别人去管，也就减少了和毛的冲突，这是周的“聪明”之处。
博古聪明能干，比周年轻，但缺乏周的灵活性或妥协性，更没有毛那般成熟、老到。博古以前虽然和毛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是对毛还是有所了解。1931年春在上海，他曾接待来告毛状的赣南共青团代表，知道毛的“肃AB团”及富田事变的原委，以后也知道毛的“右倾避敌”，孤高自傲，但莫斯科一再要求中国党尊重毛，所以博古对毛的态度是矛盾的：当面是客气和克制的，尽量避免和毛的直接冲突；同时又是反感的，其主要原因就是毛藐视中央，藐视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
毛历来看不起“洋房子先生”，他对留俄生的藐视，从1931年春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进入苏区时就有了，而博古所面临的毛的藐视尤甚之，是博古进入苏区后面临的头等压力，因为他没有经过中央委员的台阶，一步就当上了党的总负责。甫进入苏区的博古没有威信，全靠周恩来的扶持和配合，为了确立中央权威，也是为了贯彻国际进攻路线，博古到达后就抓住两件事：
1.大张其鼓的反“罗明路线”。
2.另一件是静悄悄的改组党和军队的领导层，将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派去军队担任要职，如派杨尚昆去三军团任政委，派朱瑞去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等。 1932年9月30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在给临时中央的电报中批评毛提拔干部是从私人关系出发，毛固然有这些问题，可是博古等在用人方面何尝没有倾向性？
毛的自傲与他的极强的自信心相联系，1935年初，国民党就说过：“毛泽东为一自信力极强之人”，他素有大志，有极高的自我体认，在江西滚爬几年，对当地民情、地情有深入了解，这是其他任何领导人所不及的，所以他自视甚高，脾气大，语多讥讽，瞧不起博古、更瞧不起洛甫，对留俄派，是整体看不起。“中统”当时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陈绍禹籍国际代表米夫之奥援，居然为伪总书记，其资望能力学识气度，更不足论。毛泽东实系轻视之而非畏惧之”。
留俄派也确有被毛轻视的地方，站在毛的角度，他们在上海滩混不下去跑到毛的地盘上来，一来就指手划脚，既然这么有能耐，怎么不在上海混呢？既然都是响当当的布尔什维克，怎么一被国民党抓住就叛变呢，仅几年，被抓叛变的“二十八个半”就达13人之多，这让毛怎么看得起他们呢（因信息不通，毛当时并不了解 “二十八个半”被捕叛变的具体情况，但他知道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事）？
在博古这边，毛利用肃反清洗大批同志，实属“个人野心家”（页122），博的这个态度与莫斯科明显不同，共产国际并没有就此问题批评毛。可能是因为博古身处苏区，与毛有较多的接触，对毛的负面性格体会较深，才会对毛有此评语。但是周却不这么看，也从没使用这种语言评价毛。周固然不会如毛这样去打“AB 团”，但他理解毛如此做在客观上促成了江西红军的统一，故称其为“大手笔”。或许周恩来知道革命不能戴白手套进行的，自己既然缺少那种“大手笔”的气质，而毛则有这种做革命领袖不可或缺的气质和胆魄，那就不应批评毛的“肃反”错误了。有了莫斯科和周恩来对毛的偏袒，即使博古、项英对毛的“肃AB团”有意见，中央内部也没有形成对批评毛肃反错误的决议。莫斯科虽然对毛的“右倾”（“规避打大城市”，“遇敌就跑”）有所批评，但看重毛的军事才能，博古就只听莫斯科的。毛被赶出军队后，博古等对毛留有余地，念其开辟根据地有功劳，团结他一同工作，毛不但不心存感激，却在宁都会议后“小病大养”，使博、周颇为难堪。
毛之桀骜不驯，博、周无可奈何。十年后，蒋介石在重庆见过毛后在日记中评论毛：阴阳怪气，绵里藏针。这个观察可能不错，因为和毛有过较多接触的民盟人士周鲸文也认为毛的性格属“阴柔”。毛不是直率之人，尽管他很喜欢性格直率又听话的人。毛还有喜欢骂人、发脾气的另一面，但是国民党方面并不了解，因为毛骂人多在党内。杨尚昆回忆毛因党内同志反对他和江青结婚，“经常开会就骂”，“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
毛，非常人也，意志力极坚定，自信心极强。从秦福铨的书中，我们还看到毛常常一人说了算，江西时期，周恩来每次开军事会议，都得看毛的眼色（页 12），否则毛就自说自话，海阔天空，甚至一走了之。龚楚的《我与红军》对此也有描述，两书可形成对照。
杨尚昆在1986年回忆张闻天时也多次提到毛的负面性格的问题，如极左，十分多疑，对权力特别看重，记性也非常好，谁反对过他，记得一清二楚。杨尚昆说的非常客观，事实就是这样。毛可以让别人吃冤枉，他写于1930年的《总前委答辩书》批评那些在“打AB团”中身受酷刑乱咬口供的同志“不能经得住考验”，他写道：纵是冤枉，也有被洗刷的一天。但他自己是一点冤枉也不能吃的，他在江西受委屈没几年，却倒苦水40年，从延安讲到北京，从中国人讲到外国人。早期元老多了解他，至延安整风，毛提拔一些对江西苏区历史不了解的人，如刘少奇系的××等人，在他们帮助下，造成“势”，使了解内情的人从此噤口。一段时间，延安最有权势的人就是四个：毛、刘、康生、彭真。
在这几人中间，毛是领袖，刘等是学生，他们之间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上下的关系。1943年毛在刘给续范亭的一封谈人性善恶问题的长信上做了大量批注，对刘少奇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启蒙教育，刘如同一位不及格的小学生。而毛暂时让周恩来出局接受康生等的批判，是为了将来更好地用他，因为毛也离不开周。
毛一时冷冻周恩来，乃是因为周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当家人，最让毛不舒服的王明、博古，就是周扶上台的。1931年6月，是周和共产国际顾问商议，增补王明为常委（页7），王明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也是周向国际顾问建议的。由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就是他和王明两人决定的，这在组织手续上是严重欠缺的。博古年轻，世故不深，也可能是深感责任重大就坦然挑起了领导中共的担子，却没有意识到王明、周恩来的这项任命在“法源”上有其先天不足，将会给他本人和党带来许多麻烦。果如此，在延安整风期间，毛就提出王、博“篡党”的问题，经过一番周折，才把王、博问题视为“党内问题”。
现在真相大白：王明、周恩来对临时政治局人员的安排是先斩后奏的，以往的文献都说，临时政治局得到莫斯科的批准，这不错，但是新近披露的共产国际档案显示，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对中共临时政治局的人选是有疑问的。1931年10月3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签署的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85号记录中有以下的话：
询问中共中央，这个临时政治局是由哪个机构选出来的？为什么沃罗夫斯基同志（即黄平，1932年夏被捕叛变）没有当选，政治局是否一致选出的；如果是，那么我们对其组成人员没有意见。
事实是，在当时的紧迫环境下，王、周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来决定临时政治局的名单，有关人选就是王、周两人商定的，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这么重大的事，就由他们两人决定了。幸而延安整风期间，毛手中还没有掌握这条档案，否则周恩来、王明、博古将为此受到更多的责难和惩罚。
共产国际档案证实，在博古去苏区前，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反毛。1932年5月3日，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朱德在瑞金联名给上海临时中央写信，批评毛不打大城市的主张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并表示他们“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
1932年6月，苏区中央局给上海临时中央发电报说，他们在传阅了国际5月15日关于毛的电报后，召开了中央局会议，“坚决揭露了以前的错误”。电报说，毛“在会上表现出很好的态度，深刻承认了自己以前的错误”，而他们的“讨论是同志式的，只限于中央局委员之间”，“这并不妨碍毛泽东的领导工作”。中央局并表示，会议之后“不会再有任何冲突”。
然而毛的所谓“承认错误”是表面的，9月30日，苏区中央局再发电报给临时中央，说毛忽视党的领导，坚持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军事主张，和毛在一起的周恩来很难贯彻苏区中央局的意见等等，因此苏区中央局请示上海临时中央，他们要把毛调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了宁都会议，毛的军权被周恩来接管。然而在对毛的人事安排上，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和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并不一致，博古支持批评毛的“右倾”，但反对将毛调离军队。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埃韦特和博古持同样态度。1932年10月8日，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书记的信中明确提出，苏区中央局未告知国际代表，就自主作出了批评毛和撤销毛军中职务的决定。他在信中抱怨道，苏区中央局没有得到共产国际书记的同意，“是不能做出这种决定的”。他甚至说，苏区中央局干预苏区军事行动的领导，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那是完全错误的”。这充分说明，苏区中央局成员，他们对毛的态度比博古，比共产国际代表激烈得多。
几个月后，1933年1月，博古到达江西苏区，在上海，虽然他同意苏区中央局对毛的批评，但是他和毛没有直接冲突，进入苏区后，他和毛的关系很快就紧张起来。博古的个人风格是敢做敢当，周恩来又予以配合，中央权威在苏区才得到真正确立。所以毛在延安整风时指责周说：“经验宗派”扶持“教条宗派”，并不冤枉。对于苏区失败，周也有责任。因为周提出的“六路分兵拒敌”的主张（页81－82），导致了苏区军事全面危机，最后迫使红军突围转移。
但是周恩来等谈不上有一个“宗派”，当初成立临时政治局，把博古“扶上去”的是周恩来，现在动员博古下台也是他！而且是周最早发现毛之才能，为毛的复出做了大量铺垫工作，帮毛从孤立和自我孤立状态下解放出来，是周向博古建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使毛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任政治局委员。长征后，又通过几次会议，恢复了毛的发言权。在遵义会议前夕，临时调换中央警卫营（依此书说，页130－131）。在会上，又临时改变原和博古商定的会议程序，支持毛和张闻天的发言，会后又成功说服博古下台交权。其后，毛的军事领导因土城战斗失败出现危机，又是周帮了大忙。三渡赤水后，部队怨言多，周开始宣传毛如何神机妙算，封锁军委二局一科科长曹祥仁破译敌人密码一事，毛再亲自主管一科，直接掌握电讯往来的秘密（页151）。周制造了毛“用兵如神”的舆论，帮毛树立威信（页 152）。正是由于周的弃博投毛，才使得原有的以党统军的格局大崩解，毛才得以一股独大！
周之一生服膺党内强者，1935年前，服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后来，服从于毛，尽管中间有反复。周恩来一向对毛妥协，1931年之前，毛在江西“当家”，周去江西后，毛还是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毛与周的权责模糊，周虽是苏区中央局书记，理应是第一号人物，但毛掌军队，使得周很难主持全面工作。国民党当时所看到的，就是周恩来抵达后，成立了苏区中央局，“在匪区形成两个统治权”，即“周的党权和毛的政权”，他们由此推论毛与周将由此而争，却不知道毛的红一方面军才是苏区的重中之重，周虽为中央局书记，却一切从党和红军最高利益出发，根本不愿和毛争。直到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的军权被拿下，周才掌权。也就是在宁都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周不再请教毛了，使得毛特别压抑，“小病大养”，而周又放手不管，只有年轻的博古傻乎乎去得罪毛。
周何以一向对毛妥协？一则是周的性格本来就具妥协的因子，二则因为王明、博古的背后有莫斯科支持。周到苏区后发现毛的军事才能和统帅素质，加之莫斯科又来电，要求团结毛，发挥毛的军事才能，周就对毛多有扶助。1937年11月末，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召开延安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王明的背后是斯大林，周就站在王明一边。然而1935年后，共产国际工作方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一般不再直接干预各国共产党，于是毛的腰杆又慢慢硬起来了，到这时，周就更多顺着毛。
从江西苏区到1976年初周恩来的去世，周恩来等为了党和军队的利益，“顾全大局”，对毛一再妥协，这其中周起的作用最大。周知道毛的性格上的缺点，似乎也希望政治局内有制衡毛的力量，可一旦有可能形成这种苗头时，也是周把它掐灭。1938年在武汉，他劝张国焘时说过此类话，张知道这不可能，还是没听周的劝告，坚持出走，投靠了国民党。
朱德、陈毅等也是知情者，朱德虽对毛也多有妥协，但与周有很大的差别。1959年庐山会议后，陈毅面对面批朱德，批张闻天。1966年5月23日，又当面开重炮批朱德。周知道他必须发言，也在这天的会议上当面批了朱德，只是他批评的口气比较缓和，在谈到朱德所犯的“历史错误”时，也把自己放了进去。陈毅、周恩来等批朱德自然是为了取悦于毛。如果说建国前，周等的检讨、自贬是为了打败国民党夺取共产党的天下而突出毛的威信，尚情有可原--他们看到毛天纵神明，文韬武略，早已心悦诚服；那么在这之后，就是惧怕毛了。
为了历史上几次与王明、博古的合作，周恩来几乎检讨了大半辈子。“文革”前周恩来去哈军工视察，校方介绍在那儿学习的高干子女与周见面，周对林彪的女儿等亲切有加，独对博古之女十分冷淡。
被毛提拔起来的刘少奇，到了1960年代初，看饿死人太多，单枪匹马，对毛稍有点抗争，要求对百姓实行让步，此是刘一生中对国家对民族做出的最大贡献，但多数时候，对毛也是处处卫护。李医生回忆说，1960年代初，毛的老秘书叶子龙私下对毛多有不敬议论，某次刘少奇闻之大怒，下令枪毙叶，后经周恩来、彭真等一再关说，才没有执行。最近，这一段历史由刘少奇之子刘源说出来，不仅可和李医生所述互为佐证，而且还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刘源说，叶子龙是“近而不恭，熟不拘礼”，因被下放而对毛发牢骚。叶子龙发了什么“牢骚”，刘源没有说，只说彭真在政治局会议上“顺口说笑了一句”，引致刘少奇大怒，两次下令：“彭真，把叶子龙抓起来，枪毙！”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刘源还说，“文革”中叶子龙闻刘“反毛”，始终不信，王光美出狱后第一个前来探望的就是叶子龙。
周、刘等的帮忙，使毛踌躇满志，率性而为，到了1960年代后，他明知大跃进闯下大祸，还理直气壮，毫无任何道德障碍，整治正确的彭德怀。刘还是配合毛，最后整到自己头上，刘的嘴巴被毛和自己双双封住，正是胜利者写历史。
在中国历史中，开国皇帝搞权谋，是最为平常之事，只是中国共产革命发生在20世纪，自有新的评判标准，如不是这样，也就无话可说了。中共自五四而来，三、四十代还带有不少五四痕迹，抗战初期大批知识分子的卷入，将青春、理想、热情和生命都献给了这场革命，“抢救运动”将五四个性自由的精神清刷干净，他们怎么知道红太阳下也有“阴影”。1949年后就是毛的乾纲独断，他让所有人都感意外，从他的战友、民主党派领袖到大、小知识分子，都从自己的想象和愿望去揣度毛，结果毛让他们的希望落空。
五、此书的其他不足
博古被概念化、符号化数十年，此书作者为博古的后人，意在为博古辩诬，作者举事实说明博古之书生气及单纯，使之与毛的老道深沉形成对比，这大致可以成立，从这个角度看，该书可以说是“恢复了历史原貌”。
可能有人会认为此书是“翻案”之作，如果案有冤屈，加以澄清，又有何错？陈寅恪先生指出：“后世往往以成败论人，而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此言极是，所以，作者澄清历史事实是有正当性的。毛熟读中国古史，重视把政治上的胜负以史的形式敲定下来，他还喜欢叫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参与写史。例如：1944年，张闻天、博古都参与了《历史决议》的写作。1975年，毛又命邓小平主持写有关“文革”的历史决议，被邓婉拒。在延安整风期间和建国后，一些历史当事者，被迫自打嘴巴，写出自诬文字，这种权力意志下的书写，在事过境迁后，由当事人或亲属写出文字来澄清事实，是合情合理的。但亲属写回忆录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这就是“为亲者讳”的问题，即使一些写得不错的回忆录也有这个问题。那么博古侄儿的这份兼有回忆和研究性质的文字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也是读者不得不存疑的。
此书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作者的思想存有矛盾性。书中有一些内容是说博古与毛的友好和合作，历史上确有一段时间博与毛是合作的，主要在遵义会议后长征途中和张国焘的对立中，博古与毛都是“中央派”，故张国焘提出：打倒毛、洛、周、博的口号。但是在王明回国后的长江局的时期，博古与王明、周恩来又是比较接近的，故再度引致毛的不满。没有几年，在延安整风中，博古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特别是遭到康生等的围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博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本书最大的缺点是完全没有涉及延安整风时期博古被整的情况。该书虽然收入了博古在1943年所写的《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提纲）》，但是没有提供博古在整风期间和中共七大上所作的检讨报告，而博古之弟杨琳是有可能了解其中一部分情况的，因为博古之妻张越霞当时就在延安，建国后两家在北京还是有来往的。作者对博古在延安整风期间被整的情况有可能是真的不知，也可能是知而不说，而对博和毛的合作，又说的很多，这是不是就因为毛是开国首领，就有意无意想多说博古与毛的合作来表扬博古的功劳？看来作者对毛又敬又惧，还是不免要为先人在功臣簿争席位。
另外，作者虽然已尽可能对所涉及的史实作了考证和查核资料的工作，但还是存在一些错误：
1.书中说刘少奇是1931年5月去了中央苏区（页7），实际上刘是1933年才去的。
2.又说卢福坦在1931年去苏区了，这完全错了，他从没去过苏区。
3.说1933年10月15日开军委扩大会议，李卓然作为毛办主任参加（页62），此不确，那时还没这建制。
当然，对绝大多数非专业者，本书内容都很隔膜，尤如远古年代的传说，加之现在早不是全民学“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时代了，若以民间角度观之，毛、周、博的是非恩怨都是他们的家务事，正之、反之，和老百姓又有何干系呢？若以专业的角度审视此书，该书确实存有诸多遗憾，但是作者毕竟披露了若干史实，为历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虽然还嫌单薄，作为一家之言还是可以成立的。退而言之，又何以指望从一本书或几本书就能探寻历史的真实？恰是因为资料有限，历史学家才有了上下探究的用武之地，方能运用史家对这段历史的整体性的理解，由此及彼，寻觅这些资料后面所蕴涵的内容，庶几尽可能地去接近这段历史真实。笔者希望这篇文字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相关简介：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刊于《领导者》总第32、33期[2010年2月、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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