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博古和毛泽东》
今天大陆的青年人大多不知博古（秦邦宪）何许人也，而五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对博古的名字一般都耳熟能详，盖建国初原来只在党内高层中传达的有关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的错误一下子被公开化，原先没有被点名的两人的名字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上补上，并收入《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到了1960年代，全民学“毛选”，人们顺带着也学收入“毛选”中的 “历史决议”，于是都知道了王明、博古。文革时期，“两条路线斗争史”大普及，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等，经常会在讲话中提到王明、博古，诸如博古是反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等。经过长期有意识的灌输和教科书、文学读物、戏剧影视的反复濡化，博古早已被符号化，是和王明一样的中共历史中的“反面人物”。由于博古是“四八烈士”之一，又在中共七大上作了“深刻的检讨”，他的名声就好于王明，最新的图像符号是前些年播放的“红色经典”电视剧《长征》，对其定位是“犯了重大错误又不失对革命事业忠诚的共产党员”。
秦福铨在2009年出版的《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引用只注页码）对延安整风后形成的，以批判博古等错误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史、长征史等历史定论提出质疑。作者是博古的侄儿，依据他从长辈处听来的“故事”，在一系列重大史实方面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若能成立，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写相关历史叙述。但是该书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和历史著作，特别是它未能引用有关文献和其他文字材料，作者又是博古的后人，这些因素是否会影响到该书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都是需要细加研判的。
一、对传统定论的反驳
秦福铨第一次对几十年来围绕博古的传统旧论提出反驳，计有以下十个方面：
（一）毛在江西的“个人崇拜”
此书首次提出这个问题，书中举例：罗明等在江西苏区经常把“领袖毛主席”挂在嘴边，博古等认为，这是毛放任对他的“个人崇拜”。站在博古和中央的角度，毛在江西的“个人崇拜”确是事实：《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引用当事人的材料，说明在当时中央苏区军民只知朱、毛，不知博古、王明，此等情况很容易被博古等认为在中央苏区，党的生活不正常，党员只知个别领导，而不知党的集体。更早一些，毛任湘赣边区书记，党内对毛就有“书记专政”之批评，然而“个人崇拜”一词是1950年代苏联批斯大林后才流传的，何以在1930年代的中央苏区就有这个词？将此词汇往前移置江西时期，当是作者和编者所为，那是不恰当的。
从秦书看，毛的实际影响力在长征前一直都是很大的，例如：毛提议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时，一定要带上妇女和机器等大物件，博古只能同意；毛甚至想抓谁就抓谁（1931年12月，国民党26路军将领季振同等率部投奔红军，不久季振同、黄仲岳就对毛有不满之言，引起了毛的高度警觉，以季、黄要投降国民党为名，下令李克农逮捕他们，周恩来同意毛的意见，项英反对也没有作用，最后导致季、黄等的被杀）；宁都会议后，毛情绪不佳，撂挑子，“小病大养”，“专找拼命工作的副主席项英的差错”（页25），中央无可奈何；他又经常散播对中央的流言蜚语，中央只能听之任之，束手无策。
是什么原因造成毛的自大？该书认为，关键是临时中央没权威。在一段时期内，临时中央只是上传下达的办事机构，特别是在财政上依赖江西苏区，而一方面军前委自作主张改变了税制，加之中央提款员两次被劫，使得中央的财政非常困难，在中央苏区那边就没了威信。1935年国民党“中统”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也提到，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第三国际已停止中国党之津贴，党之经济，全赖匪区供给，故留俄派对实力派，又不能不低首下心，此为留俄派全盛时期中之一大缺憾”，此恰和秦的书形成互证。但是，“中统”此说并不准确，1931年后，莫斯科对中共仍有经费支援，只是不像过去那样定时，才导致临时中央对江西苏区的财政依赖性加强，国民党当时并不知道莫斯科一直断断续续资助中共。秦书说，临时中央权威的建立是在宁都会议停止毛的军事指挥权之后，共产国际来电明确临时政治局为临时中央，情况才改变。
（二）反“罗明路线”与“反邓毛谢古”问题
在传统党史中，博古的一个重大错误是反“罗明路线”与“反邓毛谢古”，毛说这是“指鸡骂狗”，是针对他的。毛还具体指出，“反邓毛谢古”，是张闻天写的文章，罗迈（李维汉）负责落实。毛说的并不错，反罗明路线确实是针对毛的，但本书披露事情的起因却和过去的说法不一样：第一，罗明一口一个“领袖毛主席”，让博古听了气恼；第二，毛让前委秘书长古柏领导三个中心县委，以地方为优先考虑，截留税款，影响国库收入。最后，罗明不顾群众，遇敌就跑，这样就被认为是“右倾”，并被升格为“罗明路线”，挨了一阵批。其实也多亏了这场“斗争”歪打正着，原来与毛素无渊源的邓小平从此就一直被毛认为是自己人，得到毛的重用。
（三）陈云在“王明路线”时期的角色
陈云颇似周恩来，为中共几个历史时期的领导人，历经几十年风雨而不倒。与周恩来相比，陈云还多一个优势，就是“工人”出身，因而长期受到莫斯科信任，从1931年9月进入临时政治局，到整个“王明路线”时期，都是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春还奉命离开长征队伍，转道上海前往莫斯科汇报遵义会议，以后留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一直到1937年11月，才与王明、康生等一同回到延安。
有关陈云与“王明路线”的关系，陈云本人倒是颇为坦率，他在毛上台后，特别是1940年代后说过，那个时期中央犯的错，他都有分。但是这方面的具体材料并没有，一般只能以陈云在这一时期担任的几项工作加以推论，如陈云一度负责中央特科，到江西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的党团书记、副委员长，于是判断陈云与核心层决策没有太多关系。新书提供了新的资料，这就是作为临时政治局成员，陈云与博古一道前往苏区，他与博古等在许多看法上是一致的，例如：他们都同意加强中央权威，反对毛的“个人崇拜”，秦书的这一说法应是可信的。1935年夏，博古的弟弟杨琳（秦邦礼）与陈云等同船同车前往莫斯科，陈云到达莫斯科后，与王明等也相处较好（《王明回忆录》中可见反映），以后陈云也没如康生那样去控诉王明。1962年夏之后，在毛的“一言堂”下，陈云以养生为重，避其锋芒，直到毛去世。作为历史见证人，在关键时刻出面说话，例如陈云和潘汉年是老战友，又在1935年夏一同前往莫斯科，1955年潘案发生，毛大怒，周恩来、陈云都不方便为潘说话，但在毛去世后，陈云为潘汉年的历史做了重要证明，若无他主持公道，潘的平反不会那么顺利。
在上海临时中央、中央苏区和东北解放战争时期，陈云还有一个老朋友，就是张闻天，他们同为1931年9月的临时政治局委员，又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同为政治局委员，以后张闻天长期受毛排斥，以至于张有话不敢直接对毛说，而是托陈云与高岗帮他转说，而他们也愿意帮他转达，只是毛对张闻天成见太深，对张的一些请求往往置之不理。又是几十年后，1979年12月，中央为张闻天平反，陈云在杭州，特意致电中央请将张闻天的追悼会后延数日等他回京举行，果然是陈云亲自参加了张闻天的追悼会。
（四）长征前夕博古中央是否考虑把毛甩下？
旧说博古企图把毛留下，让他自生自灭。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写道：“当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康克清回忆录》中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准备出击”的命令后，康克清与朱德谈到了毛泽东、陈毅是否参加长征的问题。朱对其妻说：“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一起走啦。”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在《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一书中，也回忆了长征出发时因为中央纵队编队名单上没有毛泽东的名字而领不到物品的具体经过。
但是秦书却说，是毛主动要求留下：1934年10月初，毛派警卫员胡昌保、吴吉清给博古送来急信，信中提出，他要留在中央苏区，还提出可把中央机关的老、孕、重伤员等一起交给他留下，同时要求把罗炳辉和九军团的二十师也留下。周恩来专程前往于都劝说毛，大雨中警卫在外守护一夜，周与毛通宵长谈，毛才改变主意，同意随大部队转移。
（五）湘江之战的失败责任的问题
旧说湘江之败，责任全在长征之初博古中央带着瓶瓶罐罐，致使突围队伍行动迟缓，才遭此重大失败，此为经典叙述。此说还有重要细节做垫托，1980年代初，聂荣臻的回忆录问世，提到一关键细节：湘江之败，博古几乎崩溃，举枪要自杀，被聂制止，此情节后来还上了电视剧，影响很大。秦书提出：湘江之战的失败责任在毛。博古原先的计划是将机关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但毛不同意，因为机关人员中有老、女、病、孕，编到大部队，行走不便，他们也不愿分散到老乡家里去，有些农户也不愿接受。毛的意见是将他们集中，编成纵队西征，博古等最后接受了毛的意见。
“两顶轿子”，专指“红章”纵队和“红星纵队”。“红星”是中央机关、军委机关人员，“红章”是中央政府工作人员。该书说，博古反对多带物资，遭毛的反对，毛的意见是“择要随行”（页98）。另外现在的“轿子”一词还专指毛之长征乃坐担架而行。1980年代，索尔茨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被译成中文，有“担架上的阴谋”一节，毛之长征坐担架，才广被人知。
秦书说，到达湘江之前，发生挑夫罢挑要求发钱回家，不愿再西行，博古急电叶剑英，发银元让挑夫回家，并要求将所有辎重一律抛弃，两个纵队合并为一个中央纵队，不愿西行的，可以发回家路费，但此令未得执行，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小三人团”抵制。挑夫走了，辎重还得带上，叶剑英只能让八军团的新战士当挑夫，一天走不到四十里，“本来五千挑夫挑的东西，现在一个军团一万多人来挑也走不起来”。两个纵队三天只前进100华里，红九军团为保护这两个纵队，也被拖着走不快，首尾相差160华里，还得派红五军团34师死守在文市，以致延误渡江时机，造成湘江之战的重大失败。
（六）遵义会议周扶毛上台与劝退博古
此为本书最重要的内容。旧说对周在遵义会议之前为会议做的准备工作，完全不提，此书第一次披露：是周向博古提议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大转移进行一次初步的总结。博古信任周，让周主持会议，并向周提出，此次会议应纠正“政府比党大，有禁不止”，在政治局内搞“中央三人组”小宗派的问题。所谓“中央三人组”是指编在“红章纵队”的毛、张闻天、王稼祥，“天天聚在一起”，常常不听中央号令，自行其是（页105），被认为是在博、周、李德“三人团”之外的 “小三人团”。
秦书认为，周恩来对遵义会议起了关键作用。首先，周在会议前夕，将跟随毛上井冈山的“湘东嫡系”红九军团二十师调上来，替代1934年9月由项英挑选的忠诚可靠的干部组成的原中央警卫营，博古认为，“明摆着是武力威胁，不达目的就动武”（页123），后经周的解释和宽慰，才使博古的心结释然。第二，周临时改变与博古商定的会议议程，支持张闻天的发言，还通过自我批判，把会议引到对中央的批判。第三，在会后与博古谈心，使博古心悦诚服地交出“总书记”一职。
周扶毛上台，难道不知毛的缺点？他在劝博古下台时谈到：老毛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领袖欲太强，好猜疑，主观，听不进意见。至于“肃反扩大化”，责任在中央，毛是借风使船，清除异己，以大手笔统一江西各路红军。周向博古解释，何以“老毛”缺点明显，但还要推毛出上，乃是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页128-129）。不久，博古和潘汉年谈话，叫他向王明汇报时详细记下他的话，其中就谈到博古为什么同意重新起用毛：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红军需要有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来帮助中央军事行动最终决定权的周恩来行使这个权力……虽然毛泽东有不少缺点，尤其是有浓厚的封建帝王意识，排除异己，心狠手辣，但目前是逐鹿中原，没有一个像曹孟德那样的人还不行。（页140）
（七）毛何以对徐向前长期不加重用
此在官方论说中不提，但在民间，特别是网络上，是军史爱好者长期讨论的热点，新说：明确点出乃是因徐向前不听毛的劝告，执意随张国焘南下，毛临离开前警告徐，勿忘黄仲岳之教训。以后事实说明，毛是说到做到，在收编了徐部后，徐向前果然坐了几十年的冷板凳。
（八）“潘汉年案”的终始原因
“潘案”的解释多有变化，从旧说“内奸”到1980年代平反，虽知此案与毛有较大干系，但一般都以为是潘私见汪精卫又长期不向组织汇报才致使毛震怒而不对潘宽恕。秦书提出，潘之结怨于毛，乃是潘与博古、王明交厚，深受彼等信任，被委之于担任国内中央和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唯一联系人，而潘身带莫斯科最新编制电讯密码九个月，却奉王明命，先与国民党谈判，不先回陕北交密码，从而不被毛信任。
（九）季、黄冤案与李特、黄超被秘杀
1931年12月，在江西剿共前线，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仲岳率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投奔红军，史称“宁都起义”，随即成立红五军团，以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副职；并以萧劲光为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赵博生、董振堂后为中共烈士，事迹广为人知，但季振同、黄仲岳的史实却长期被埋没，两人直到1980年代才被平反，说是被极左路线杀害了。事实上，将彼等送上黄泉路的并不是虚无飘渺的“路线”，而是有具体的人。秦书说，最初毛要调黄的手枪营，黄不同意，毛大怒，以谋反罪要抓季、黄等。本来上海临时中央已同意黄等提出的去苏联学习的请求，毛担心他们去上海后会向临时中央告状，就给李克农下令，将几个人逮捕，周恩来也同意，季、黄后被公审判处死刑，由于项英坚决反对杀季、黄，才分别改判十年和八年监禁。季、黄被处死应是在长征前的 1934年9月，但书中未加点明，只是模糊说季、黄“以后”被杀。季、黄究竟是谁杀的？博古在其中起何作用？博古对此是否认的（页182-183），而 1972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承认自己对季、黄被杀负有责任。
另一桩秘杀案也是在1990年代末才在内部低调平反。李特是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是四方面军第五军政委，他们在张国焘和毛的争斗中支持张，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转战到迪化。秦书说：李、黄听说王明从苏联回国已到迪化，没和李先念等商量，就前往苏联驻迪化领事馆要求面见王明，向共产国际告毛状。李特、黄超在领事馆被康生截下，然后通知陪同王明等同机而来的苏联顾问，说此两人要谋杀王明，苏联顾问急忙报告苏联领事，后者与盛世才通电话，盛下令要领事馆的卫兵就地处理。几天后，黄、李死于督办地下室的麻袋里。康生回延安后向毛汇报此事，受到毛赏识（页169-170），而知道内情的李先念从此噤口不语。
（十）博古与米夫等的关系，博古与苏区肃反等关系
旧说都认为博古等是米夫的亲信，苏区肃反是“王明路线”的罪恶等，在该书的附录中收入了博古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提纲）》，文中交代了他和米夫、王明、张闻天及周恩来等的关系是工作关系。他说，他及中国党，甚至联共都是不知道“国际为米夫匪帮所盘踞”（页179）。博古强调在苏区肃反时，他“绝没有任何一次指示要杀任何人”，“绝未使用保卫机关作党内斗争的工具”。针对康生等怀疑博古是奉国民党命在中共内部进行破坏的指控，博古申明，这是对他的“污蔑”，表示自己是坚决反对国民党并与它做殊死斗争的，“主观上是忠实于党和无产阶级的事业的，绝对没有一点自觉的破坏党和革命的企图”（页180-183）。从该提纲可看出，米夫被斯大林处决一事成为王明、博古失败的最重要的外部原因。在高层整风会议上，对博古的批判火药味极浓，康生和彭真是最重要的炮手。
此书新说举其要者十端，与旧说差别之大，十分令人惊异。关注中共党史的人，自会知道秦书这些说法的巨大冲击性，并且自然会追问：作者所说的是真实的吗？他有什么证据，资料来源可靠吗？（未完待续）
（相关简介：高华，时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已故。）
（刊于《领导者》总第32、33期[2010年2月、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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