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編者按：徴得李作鵬、吳法憲和邱會作子女的同意，本刊選載李、吳、邱三位將軍回憶錄（均於近年在海外出版）中有關“九一三”事件的部分章節。
三 位當事人、見證人，職務不同，經歷不同，角度也不同，將他們的回憶對照起來讀，或許讀者能發現許多差異，例如：“九一三”淩晨的政治局緊急會議到底何時開 始、何時結束？政治局成員們何時知道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墜毀？三人的說法都大相徑庭；至於細節上的差別，也很不少，例如：張春橋請大家喝茅台酒的經過， 各人回憶也有不同。
這裏節錄李作鵬回憶錄的第38章“九一三事件”和第43章“公審實錄”。
李作鵬
通話結束後不久，山海關機場場站航行調度室又接連來了兩次電話。
第一次大約是（1971 年9月13日）0時20分左右。電話接通後，值班員先報告我說：“李政委，場站領導要同你通話。”
我答：“好，請講。”
頃刻對方說：“我是場站站長潘浩，李政委你還有什麼指示？”
前幾次電話都是機場調度室值班人員接的，現在場站領導來了，我再次向他傳達總理電話指示的前三條。其中，總理指示的第三條，我是按照0時06分給李萬香的指示，即“聯合指示才能起飛”向潘浩傳達的。
通話中，潘站長請示我：“你傳達的總理指示，可不可以告訴空軍機組的負責人？”我回答：“可以告訴。”
潘站長突然在電話中又請示：“如果飛機要強行起飛怎麼辦？”我拿著電話思索片刻：潘浩的請示出人意外。即使總理不同意林彪專機飛夜航，也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呀？況且，總理並沒有指示飛機強行起飛該怎麼辦，是阻止？還是不阻止？我不敢決定。
我答：“可直接報告周總理。”當時，在總理沒有明確指示，也沒有授權他人處理的特殊情況下，我只能先答覆機場緊急處置的辦法，因為總理在親自瞭解和處理林彪專機的問題，只有總理有決定權。
這裏我要說明一點：當時，山海關機場是海軍航空兵第5師所管轄的戰備值班機場。機場作戰值班電話與海軍通信總站有專用線路，而通信總站與軍委一號台也有直通線路，因此山海關機場作戰值班電話具備和軍委一號台、和總理直接通話的條件。當晚，總理對我的電話指示第二條（“他要飛夜航，你就告訴山海關機場，待他到達機場後，請他給我來個電話”）就說明機場與總理的通話條件是具備的。
總理鎮靜地“哼”了一聲
放下潘站長的電話，我本想立刻給總理打電話，報告潘浩請示的情況。但轉念又一想：潘浩在電話中並沒有報告機場發生了什麼異常情況，他怎麼能夠預先設想到飛機會強行起飛？從來沒有過不經機場塔台指揮，就有飛機自行起飛的事情出現過，何況這是空軍專機師的飛機。必須把機場的情況先搞清楚再給總理打電話，不然，總理問我“強行起飛”的根據是什麼？我如何回答呢？
大約0點30分左右，我正準備給機場打電話，機場的電話就打了過來，我當時接到的電話報告詞只有一句話：“飛機強行起飛了！”
太突然了！我來不及多想，立即向總理報告：“飛機強行起飛了。”總理十分鎮靜地“哼”了一聲，重複問了一句：“強行起飛了？查一下航向。”我又向山海關機場打電話查問航向，回答：“西北。”我將飛機航向立即報告了總理。此時大約是13日凌晨0時55分。
從13日0時06分之後的50分鐘內，山海關機場場站領導給我打了一次電話，機場調度室值班員給我打了一次電話。同時，我給機場調度室打了兩次電話，我向周總理電話報告兩次。
以上就是從12日23時到13日凌晨0時55分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內，我處理“九一三”山海關機場事件的全部過程。
此後我雖躺在床上準備睡覺，但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著，滿腦子都是：林彪的飛機強行起飛了。為什麼強行起飛呢？出了什麼事？機場雷達報告已向西北方向飛行，是不是要回北京？但回北京為什麼要強行起飛呢？越想越想不明白，越想越覺得有問題。我的思想只圍繞在總理指示不宜夜航，夜航不安全的思路中。當時，我最怕出現不安全問題，更不能在自己的工作責任範圍內出問題。（《新史記》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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