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区作战资源的困窘
当国民党方面制订出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时，其所依恃、针对的即为中共作战资源的短缺，应该说，这确实击中了中共反“围剿”作战的弱点。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中共在作战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中共自己承认：“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68]当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被迫退入苏区基本区域进行保卫战时，这一弱点更暴露无遗，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红军将领总结道：“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69]
在消耗作战中，人力资源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一环。作为全国广大区域控制者，国民党进行持久消耗的人力资源和兵力来源可保无忧，而中央苏区本身地域有限，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区，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苏区总人口仅300万人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1933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70]，1933年5月至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2万多人[71]，总计约16万人，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近1/4。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据毛泽东1933年底的调查，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上杭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72]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73]，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虽然苏区中央努力动员妇女参加田间劳动[74]，并加紧“调动地主富农举行强迫劳动”[75]，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我们工农群众自己的劳动力”[76]，但劳动力缺乏仍然成为突出问题，1934年春耕期间，主要因劳动力缺乏，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77]。
由于后方劳动力异常缺乏，苏区中央制订的优待红军家属规定难以正常执行，红军家属由于缺乏劳力，土地常被迫弃耕。万泰县的刘士进，“两个儿子都当红军，分到的六十二担田，前年已荒了十担，今年又荒了六担……现在有好久没有米吃。”[78]汀州红属由于田地荒芜，1934年夏收前缺粮者达到1575人。[79]勉强能够执行优红条例的地区，也是不堪重负：“瑞金隘前区，据区土地部的报告，那边每一劳动力每月要帮助红军家属做十六天工。”[80]如此紧张的劳力使帮工时间和质量都难以保证。瑞金有红军战士回家后看见家属困境“竟有出眼泪的，同时后方同志看见也就不想去当红军了”[81]。红军家属的窘境，既影响到前方将士的士气，也使本来就十分困难的扩红工作更形紧张。
人力缺乏对扩红工作影响至巨。由于前线出现大量牺牲，大量补充红军在所必需，但后方人员补给可选择余地愈来愈小，在此背景下，扩红动员工作开展艰难：“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当红军。”[82]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每月的扩红指标都难以如期完成，1934年5月，一贯勉力走在前面的江西省也出现了“惊人的落后”[83]的现象，到5月20日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二十。[84]这种普遍难以完成计划的情况，虽然当时苏区中央一再以“没有具体的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等加以解释，但客观地看，人力资源的异常匮乏无疑是主要原因：“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还要进行突击，这当然不现实。”[85]
在苏区中央罔顾事实、动辄以政治帽子威胁完不成任务者背景下，各地突击运动中强迫命令屡屡发生。胜利县“硬要全体干部去当红军”，结果“干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个别的自尽”。[86]有些地方扩红的办法是“召集群众大会，把前后门关起，一个简单的号召以后，就要到会的一致报名加入，公开宣告，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反正大门关上了，群众要跑也跑不了）”[87]。这样强迫征集的兵员各方面素质都无法保证。据1933年11月的统计，“一军团补充区域到十一月十五日集中到区的是一六六三人，到补充师的只有七二八人，路上跑了九三五人。这儿还没有计算在乡村报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从乡到区逃跑的人数。大概算起来我们只集中了报名人数中的十分之三、四”[88]。集中到部队中的人员情况也不乐观：“许多地方不注意新战士的质量，把许多老弱残废拉来凑数。”[89]红军总政治部1934年4月统计，红军战士中十六岁以下的占百分之一，四十岁以上的占到百分之四，相当部分人员在三、四十岁之间。[90]当时，国民党方面在与红军交战时也感觉到，一些红军部队“素质不佳，老弱参半”[91]。
由于战斗损失巨大，大量老兵以及指挥员战斗减员，许多新兵没有进行最基本的培训就不得不投入前线，对部队战斗力也有很大影响。红五军团13师是常常承担阻击任务的打硬仗部队，但大量的新兵补充仍使其进行射击练习时，“成绩非常不好，十人就有九人脱靶”[92]。训练缺乏使“个别部队在作战中因伤亡（主要是因疾病和掉队）而损失的人数有时竟高达百分之五十”[93]。红军“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94]的状况为蒋介石所注意，并以此为部下打气加油：“现在匪军的精神与从前完全不同，据投诚的土匪说：他们监视军队的政委，也不比从前那样认真了！从前匪内一般政委，的确自己能够上前督率，自己能够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这一般政委，到现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来的一般政委，精神和能力都不够，稍微遇到一点危难的时候，他自己就恐慌的了不得。”[95]
除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外，苏区物质资源也呈现十分困窘的局面。粮食是生存的基本，中央苏区粮食本可自给并略有输出，但经过数年战争，粮食生产受到影响，1933年春，已出现严重缺粮问题，陈云在1934年间谈到：“去年青黄不接时，因为某些地方缺乏粮食与缺乏全盘及时的调剂，再加上奸商富农的抬价及囤积，曾经威胁了我们。”[96]第五次“围剿”开始后，苏区区域日渐压缩，兵员却仍在不断增加，粮食问题更形严重。加之国民党方面对苏区实施粮食封锁，严厉规定：“无论何人，不得直接或间接供给匪区或匪徒以任何粮食，违者……应予枪毙。”[97]同时组织割禾队，怂恿区外农民“由驻军率领，冲入匪区””[98]，抢割稻禾，粤赣省逃跑群众就经常在国民党军队组织下“回来抢禾”[99]。这些，更加剧了粮食的紧张局面。1934年初，“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食米不够供给”[100]的问题已经摆上桌面，2月召开的中央粮食会议透露了形势的严重：“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的摆在我们面前，谷价到处高涨，有些地方如会昌、瑞金、博生、于都等处已涨到七八元一担。应该收集的土地税和公债谷子还差着很巨大的数目。”[101]3月，赣县米价更涨到“十七块多一担”[102]。为节省粮食，苏区中央号召广泛开展节省运动，规定：“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每人每天减发食米二两”[103]。随后，又号召苏区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甚至三升以上的米来供给红军”[104]。即使这样，实际能够发放的粮食数量仍远远低于节省后的定量，当时，“党政机关……每人每天只10小两（1斤为16两）粮食，分成两顿吃。”[105]最艰难的时候，红军战斗部队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106]。
为应付严重的粮食问题，1933年12月，苏维埃中央决定成立粮食人民部，专门处理粮食问题，收集粮食被提到“国内战争中一个残酷的阶级斗争”[107]的高度。苏区中央在正常粮食征收之外，先后决定向群众借谷24万担和60万担，严令各地“派出的突击队不到任务完成不能调回”[108]。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粮食收集仍遇到许多困难。1934年2月的粮食突击运动中，于都“预定计划收四万四千担谷子”，结果只“收到百分之十，胜利收谷也只有百分之十三”[109]，古田区、黎村区甚至“没有收到一粒谷子”[110]，该县粮食部长明确认为：“于都群众没有谷子”[111]。24万担粮食收集原计划1934年7月初截止，到8月初“还没有完成”[112]，而7月中旬苏区中央又提出：“秋收后借谷六十万担，收买谷子十万担，加上征收土地税，我们将要收集一百万担的粮食。”[113]这一目标在苏区地域已大为缩小的情况下，事实上更难实现。在收集粮食遇到困难后，相当多的地区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强行摊派，瑞金、长胜等地有农民因缴不起粮食被催逼自尽，“引起中农的恐慌与一般群众的不满”。[114]胜利、于都等地因催收粮食发生群众“要捉突击队员”并“向区苏请愿”[115]的严重事件。
和粮食的严重局面比，一些依赖输入的日用品更形紧张，苏区的食盐、布匹、煤油、药材等不能自产的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尤其是食盐供应异常紧张。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根据毛泽东的调查，一元大洋只能买盐一斤多，相当于红军到来前的1/4[116]，“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117]。随着“围剿”的进行，国民党封锁日益严密，根据地物资供应更加匮乏，以致达到“米每元五斤，盐每元一两五钱，柴每斤二角”[118]的地步，许多人长期吃不上盐。为解燃眉之急，苏区不得不“大举进行熬硝盐的事业”[119]。迫不得已时，“把厕所底下的土，挖出来熬盐，甚至用死人墓下的土熬盐”。[120]硝盐质地不纯、成分也有别于食用盐，用于食用后，屡有中毒情况发生。
由于第五次“围剿”以来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战术，各部不轻易跃进，红军擅长的诱敌深入打歼灭战战术难以发挥，无法缴获到大批武器弹药，这使红军主要的武器来源受到限制。红军兵工厂本身的制造能力、技术能力、管理能力与材料储存又十分有限，“兵工厂做的子弹，有三万多发是打不响的，枪修好了许多拿到前方不能打，或者一打就坏了。”[121]即使能用的子弹，因为“装的是土造的硝盐，是从厕所墙壁上刮下来的尿碱熬成的，燃烧速度慢，动力不足。弹丸是用电线拧成的一坨铁蛋蛋，不能啮合膛线，初速很低，所以打出去之后在空中折跟斗。”[122]随着战争的持久进行，红军作战物资消耗严重，枪械、弹药供给越来越困难。国民党方面在1934年年中侦察到，作为红军主力的“伪一师每连仅有士兵三四十名，子弹每枪约六七排，都是土造，连续射击不得超过五发，以上则炸裂”[123]。福建一些地方红军枪弹缺乏，“多持标枪扁担”。[124]当时红军的状况，正如红军将领所描述的：“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打仗缺乏弹药，加上长期转战，部队得不到休整，个个都像叫花子一样。”[125]以如此有限的物质基础，面对对手压迫进行的正面战争，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中央苏区在作战两个主要资源——人力及物质资源上遇到的困难，极大地影响了红军战斗力的发挥，使第五次反“围剿”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四、自毁长城：政治资源的破坏
中央苏区是人民革命的产物，民众的支持和苏区的存亡息息相关。不可否认，通过土地革命和一系列的社会革命措施，中共在中央苏区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度。国民党方面编撰战史承认：“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126]红军在前几次“围剿”中的胜利，除战略战术运用成功外，民众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所编战报注意到：“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127]参加第三次“围剿”的蔡廷锴谈到其进入苏区后的情况：“地方群众在共党势力范围下，或逃亡，或随红军行动，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寻向导带路亦无一人，至于侦探更一无所得，变成盲目。”[128]对中共与民众间的良好关系，蒋介石在1933年初也曾自叹不如：“讲到军纪方面，土匪因为监督的方法很严，无论官兵，纪律还是很好，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而对于匪区一般民众，还是不十分骚扰。我们的情形老实说起来，是不如他们！”[129]民众的拥戴是中共反“围剿”作战可资倚赖的最宝贵的政治资源。
但是，1933年前后“左”倾领导人在苏区中央逐渐掌握控制权，推行一系列过左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中共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共对民众这一政治资源的拥有和发展。加上中共在早期政权建设过程中经验不足，行政体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在初期理想主义的热情消退后，各级政权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滋生，也影响到了中共政治力量的发挥。这些问题在军事紧张的特殊形势下，更进一步被暴露和放大。
反映“左”倾中央过左政策的突出例子是查田运动。查田运动前，中央苏区清查出的地主、富农人口数占到总人口的7％左右，[130]这和后来中共的基本判断：“地主富农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大约只占百分之八左右” [131]基本吻合，考虑到中央苏区地处山区，经济较为落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特征明显，土地兼并受到一定限制，比例稍低一些也十分正常。“左”倾中央缺乏对苏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客观了解，主观认定中央苏区原来开展的土地革命犯有富农路线错误，判断中央苏区还存在大量隐藏的地主、富农分子，要求广泛开展查田运动，严厉清查“那些冒称中农贫农分得土地的地主富农分子”[132]。根据这一判断，查田运动广泛开展后，立即出现侵害中农乃至贫农利益、扩大打击面的严重偏向：“一人在革命前若干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也把他当作富农”[133]；“把稍为放点债，收点租，而大部分靠出卖劳动力为一家生活来源的工人当地主打”[134]；“建宁的城市、里心、安仁等区，共计中农、贫农被误打成土豪的有五十余家。”[135]1933年底，鉴于运动出现的严重问题，毛泽东曾主持纠偏工作，胜利县纠正了1512家错划地主、富农，而该县地主、富农总计家数为2124家[136]，错划面之广可见一斑。即使如此，纠偏工作仍很快被作为右倾受到批判，在“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137]的判断下，侵害中农和乱划成分现象继续发展：“在查田运动的名义之下，任意没收了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店铺与商品，或是把工人当了地主打，但没一个人敢起来纠正，甚至负责的机关也听其自然不去干涉，因为大家怕这种干涉会遭到右倾机会主义头衔与同地主资本家妥协的罪名。”[138]
查田运动“左”的错误造成了很大恶果，直接导致苏区尤其是一些边区群众大批出走。早在运动大规模展开的开始阶段，一些地区就出现逃跑问题，胜利马安石、仙霞观、河田、曲洋区“一部分劳苦群众逃往赣州”[139]。赣县长洛、大埠、白露、良口、大田等区“少数群众逃到白区”[140]。随着运动进一步展开，触犯中农、贫农的运动扩大化现象加剧，逃跑面迅速扩大，于都“在查田运动中发生很多侵犯中农……致被地主富农反革命用来煽惑众向白区逃跑（小溪等地发生几百人跑往白区）”[141]。万泰县窑下区郭埠乡不顾贫农团会议许多人反对，强行将一人划为富农，结果二三天内群众“就走了一大批”[142]。由于该县普遍存在“工作人员乱打土豪，把贫农中农当做地主富农”[143]的问题，群众逃跑现象十分严重，“塘上区有群众约六千人，逃跑的在二千人以上。”[144]西江县“赤鹅、洛口、庄埠等地都发生了反水的事件”[145]。一时间，苏区不少地区都出现“成群结队整村整乡”[146]逃跑的恶劣局面，到1934年5、6月份，才有所缓和。
查田运动的错误造成农村的普遍紧张，肃反中出现的问题则影响到苏区的各个阶层。经过查田运动，地主、富农人口在中央苏区已经普遍上升到总人口的10％以上，加上被作为打击对象的商人、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宗教人士、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刀团匪，所谓敌对力量的人员空前庞大；同时，“左”倾中央对苏维埃政权内部也缺乏必要的信任，判断：“在我们党与苏维埃机关内埋伏着的‘坏蛋’不在少数。”[147]在对敌对力量夸大估计影响下，肃反工作严重扩大化。1934年5月，西江县在“下半月短短的半个月中，即捕获了几百名反革命分子，只判处死刑的即有二三百名（城市区在红五月中共杀了三十二名反革命，破获了AB团、暗杀团、铲共团、社民党、保安会的组织，共捉了四个暗杀团长、两个AB团长、数十名连长、排长、宣传队长等）”[148]。西江是人口仅数万人的小县，半月内即出现如此之多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这本身已极不正常，而这种做法还作为正面典型受到鼓励。闽赣省裁判部的钟光来甚至“把裁判部犯人大批的不分轻重的乱杀一顿”，在由樟村退往石城途中，更是“沿途格杀群众”。[149]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正如张闻天所反省的：“一些地方，赤色恐怖变成了乱捉乱杀……在一些同志中间正在形成‘杀错一两个不要紧’或者‘杀得愈多愈好’的理论”[150]。查田运动及肃反斗争中对打击面的任意扩大，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共与群众间原有的良好信任关系。当时，在苏区一些地区“看到反动标语，似乎并不算一回事”[151]。边区有些地方国民党组织的民团武装“敢长驱直入的到四边围绕有赤区的区政府捉人、缴枪”，而“群众对此事好象没多大关系一样”。[152]更严重的是，由于肃反扩大化错误，“一部分被欺骗群众首先是中农群众登山逃跑，或为地主富农所利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153]。
在反“围剿”作战不利，查田运动出现偏向，苏维埃政权与群众关系出现裂痕的情况下，“左”倾中央在推销公债和扩红运动中，又不断推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忽视群众利益，进一步影响到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由于苏区人力和物质资源有限，经过多次公债推销和扩红后，地方供应已十分艰难[154]，而“左”倾中央往往以机会主义、动摇倾向指责没有完成高指标者，造成各地为完成指标而强迫命令成风。万泰县冠朝区十个乡，公债销售中“摊派的七个乡”[155]。“会寻安有几个乡扩大红军成为群众的恐怖，听到工作人员下乡，就纷纷上山或躲避不见。”[156]西江赤鹅区朱田乡更发生逼迫雇农购买高额公债，威胁其不交钱就是地主，“使雇农吊颈死”的恶性事件[157]。当时，这些问题绝非个别，苏维埃中央反省：“坐禁闭，罚苦工，差不多是这些工作人员对付群众的唯一办法。”[158]
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现象的出现，除上层指导的错误外，基层组织的软化也起了催化作用。由于苏维埃政权经验不足，加上战争形势下，大批优秀干部输送红军，基层干部鱼龙混杂、素质下降。于都县“梓山区主席是犯罪罚苦工未满期跑回梓山当选为主席，段屋区委书记反过水……岭背区委组织部长是算流年十八年的算命先生，县国民经济部副部长是开小差的。”[159]这些人“在乡村中作威作福，无所不为”[160]。石城县反映：“县政府的一些干部发生不好的现象，如派去工作开小差回家的，派去扩大红军突击工作，带红军家属老婆到乡苏睡觉。”[161]《红色中华》揭露：“靠近瑞金县苏的一家菜馆，据说是专供瑞金县苏工作人员食的，有一次购买十六斤甲鱼，还说不够卖。”[162]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粗暴的工作作风，大大恶化了苏维埃政权与群众的关系，恶性事件屡有发生：黎川县樟村“赤卫军连长要群众帮助红军运输，用命令强迫，结果引起了群众的反抗”[163]；宁化县群众公开反抗强迫扩红，以致上级派出的突击队“吓得不敢出乡苏门口”[164]；粤赣省的罗田红军“打仗时刚过了一座桥，群众把桥给破坏”[165]；洛口县“地主武装及小差团”甚至合作攻进洛口街市，而“党政机关人员逃避一空，毫无应付办法”[166]。当时，群众正面支持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安远、寻乌有干部反映：“群众情绪更加消沉，红也不管，白也不管。群众受反动派压迫，一点也不会反抗而离开我们。”[167]苏区中心地瑞金也出现“群众大批逃跑，甚至武装反水去充当团匪，或逃到白区去”[168]的现象。群众支持度的下降，对“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169]的红军展开反“围剿”作战，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综上所述，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中，国共双方的成败得失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国民党方面有针对性地制订战略、战术并坚决加以贯彻，是其获胜的主要原因，而苏区物质、人力、政治资源的短缺与破坏则是中共在这场持久消耗战中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陷阱。应该说，在内外环境较为稳定、国民党已经逐渐实现对中心区控制的背景下，因着国民党政权内部冲突得以发展壮大的红军及根据地，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心区域附近生存已经十分艰难，而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共双方力量在多种因素制约下形成的此消彼长局面，更加剧了中共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长征进行战略大转移以开辟新的生存区域，可以说是中共寻求继续生存、发展的必然之举。
作者:黄道炫，来源: 铁血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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