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第三篇批评（上）

——再谈晚近发现的卢森堡《信条》一文

　　本文要谈的，是第二国际时期著名左派思想家罗莎·卢森堡的一篇文章《信条：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文章是在1911年9月或10月初写给她的密友里奥·约吉希斯的①，手稿为波兰文，初无标题。此文在她生前从未发表过，身后亦长期湮而不闻，直到1991年，被波兰学者菲利克斯·梯希（Feliks Tych）在莫斯科的波兰社会民主党档案中发现并译成德文发表，方才为世人所知。2004年，由美国学者彼得·胡迪斯（Peter Hudis）和凯文·B·安德森（Kevin B. Anderson）编辑出版的《罗莎·卢森堡读本》（Rosa Luxemburg Reader）以《信条》的标题收入了此文英译本。
　　目前在西方左派学者中间，此文与卢森堡1904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和1918年的《论俄国革命》两篇著名论文并列，被视为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第三篇重要批评。但在国内学术界中，前两篇文章广为人知，这第三篇文章却几乎无人了解。中央编译局已故的李宗禹研究员生前曾应笔者之邀，据英文本并参照德文本将此文译成中文，收入“人民文库”中由他编辑的《卢森堡文选》一书，但该书至今尚未出版。笔者2010年曾在《科学社会主义》杂志上撰文评述此文，出于各种原因，言不尽意处甚多，而且似乎并未在学术界产生多少影响②。今愿以这篇“再谈”，对前文的不足稍做补益，并进一步推介卢森堡的这篇文章。
　　
　　　　　　一

　　这是一篇集中论述1911年前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状况的文章。在1906年4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上，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加入俄国党，而在此后的几年中，俄国党内经历了严重的派别纷争，核心分歧之一涉及到取消还是维护党的存在的问题。斗争很快就变得尖锐异常，分裂之势日趋明显。作为波兰党主要领导者之一的罗莎·卢森堡目睹这种情况，深感忧虑，写下了这篇《信条》，其中心思想是，既反对孟什维克中主张放弃革命的取消派，也反对布尔什维克在党内斗争中使用的强硬组织路线。
　　卢森堡首先激烈地反对取消主义。在她看来取消派是党内斗争的祸首。她称取消派违背中央全会决议、肆无忌惮地攻击党的路线的行为为“反叛”。她认为，取消派首领“马尔托夫发表的攻击列宁的卑鄙下流的小册子本来只能出自反动派御用的、粗制滥造的作家之手，这些人刻意破坏社会主义者的声誉，对他们进行恶意中伤。这些都是一种不祥的警告，预示着由孟什维克居心叵测地制造出来的党的分裂之火应该刻不容缓地加以扑灭”③。她指出，取消派产生的根源在于孟什维克在不利形势下的动摇：“孟什维克最终在革命失败后被事变的进程弄得完全失望了，他们对独立的革命行动的重新掀起产生了怀疑，开始在斯托雷平统治下寻求完全的合法存在，坚持使无产阶级的政策服从于自由资产阶级的行动……他们越来越公开地表示对非法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非法的社会民主党的行动的轻视和漠视。”她坚决站在取消派的对立面，确信“对机会主义和取消派这种瘟疫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全俄党内可实行的政策的准则。”④

　　卢森堡对俄国取消主义持这种激烈反对态度是毫不足奇的，那正是她的一贯左派立场的必然结果，也正是这种激进左派的立场，使她能够获得列宁的特别称许，在她牺牲后得到革命之“鹰”的美称。即使在后来斯大林时期，联共（布）也还能破例地给这位布尔什维克以外的革命家一点点尊重（极其有限）。然而，俄国党内的取消派在历史上早已随风而逝，化为陈迹，如今只有专业研究者才会对它产生兴趣。《信条》真正引人注意之处并不是在这里，而恰好是在于它对布尔什维克的尖锐批评。
　　卢森堡写道：“作为对孟什维克极端机会主义的回应，布尔什维克派内也出现了一种危险的现象。这个派别在列宁领导下不是全力挽救党的团结一致，而是热衷于恢复自己的派别机构。布尔什维克建立或者说重新恢复了他们的派别组织，它拥有独立的派别中心，拥有自己的报刊，包括一份通俗的工人报刊，甚至还拥有招募人们加入他们派别的独立的‘党校’。无论如何，列宁和他的朋友日益公开参与制定的这种组织政策已成为对党的未来最大的威胁。”⑤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卢森堡看来，尽管“马尔托夫-唐恩集团”的右的取消主义是错误的，尽管“一小撮托洛茨基《真理报》的拥护者”“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虚伪政策”，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对付所有这些派别的策略同样是错误的，因为它“不加区别地用反对《呼声报》取消派同样的顽强精神来反对《前进报》集团和托洛茨基的《真理报》，列宁的这种铁拳政策将会人为地直接导致所有这些成分集合在一起，团结起来反对党的左翼。与其说是政治观点的同宗同源，不如说是列宁的不问青红皂白的剔除策略，把所有这些集团驱赶到一起，联合反对布尔什维克”⑥。而这种“激进的策略”，在卢森堡看来最后必定要导致“和马尔托夫之流的机会主义策略一样的结果，这就是使党遭到破产”⑦。
　　因此，在卢森堡的眼中，取消派和布尔什维克派这两者都是“极端的派别”，应当同样加以反对。卢森堡主张，对取消派的机会主义应该严肃斗争，彻底击垮，但无论如何不能造成党的分裂。不应排斥属于党的各种集团，而应该在进行思想争论的同时，大力维护党的统一。卢森堡呼吁：“必须召开一次共同的党代表会议，应该召集一切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的组织和运动前来参加。”⑧与布尔什维克要求与取消派彻底决裂的策略相反，卢森堡支持波兰社会主义者采取这样的政策，即“远离列宁派性的派别；他们同列宁的孤立策略完全相反，主张保持党的和解和团结的策略”⑨。
　　上面所引述的，看起来都只是一些关于“党务”的具体对策而已，其实不然。这里面牵涉到的正是卢森堡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路线的根本分歧，而这种分歧可说是从1904年一直延续到了1918年。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追溯1904年卢森堡的论文《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策略》开始，把卢森堡的三篇文章联系起来综合考察一番。
　　
　　　　　二

　　大家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策略》是对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的评论，而列宁的这本书与他更早出版的《怎么办？》等著作一起，集中阐发了构成布尔什维主义组织策略核心的那些观点。在《怎么办？》中列宁借用了考茨基的看法并予以极大的发挥，认为社会主义学说与工人阶级的日常经验全然没有关系，它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⑩并从外面“灌输”给工人群众的。由此便逻辑地确立起了“革命家”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至上的和优先的地位。
　　既然“革命家”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革命家的集合体即“职业革命家集团”也就不言而喻地成了整个事业的核心，它的组织因此必须是高度严密的，步调一致的，非如此无法承担起制定纲领、规划策略、整合队伍、进行政治动员，从而领导群众去夺取政权的任务。也正是这一主张，决定了这个所谓“组织问题”在列宁眼中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列宁为维护革命家组织的严密性，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上以及其后，围绕党章第二条关于党员资格的问题，宁择与马尔托夫一派分道扬镳，也决不为了保持党内统一而稍作妥协。在阐述自己关于高度集权的组织的主张时，列宁不惜使用十分极端的语言，例如他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叫做“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分子”11；而在反驳关于集中制为“官僚主义”的批评时，列宁干脆宣布：“官僚主义对民主主义，这也就是集中制对自治制，也就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原则。后者力求自下而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制，主张实行达到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主主义’。前者力求由上层出发，坚决主张扩大中央机关对于部分的权力和权限。”12
　　上述主张遇到了当时众多理论家的反对，其中以卢森堡的批评最为锐利，也最富理论色彩。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策略》中，卢森堡把《进一步，退两步》的观点叫做“极端集中主义”，认为这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中来”，是“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13。卢森堡同样也要求集中制，但她所主张的是工人阶级的“自我集中制”而不是“官僚集中制”。她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建立在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和革命的首创精神上，由工人群众自己去推动运动，探索经验，纠正自己的错误，后者的实质却是“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是“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14。卢森堡直截了当地宣布了自己与列宁的策略的对立：“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15。

　　了解卢森堡思想的人们从上述引语中大约可以隐隐看出一种背景，即卢森堡在批评列宁的集中制主张为“看守精神”时，内心里是不自觉地以她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观感为依据的，因为此时的德国党在卢森堡看来已经保守僵化、暮气沉沉，日益官僚化，落在群众运动的后面了。她把这种看法扩大到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那里，未免有失公正。然而，她把问题的实质归结为工人群众“自我集中制”和中央委员会的集中制的分歧，却是相当准确的；她对布尔什维克这一集中制原则的固有趋势的预见，也已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相当敏锐的。
　　沿着这一线索往下走，便十分易于理解1911年的《信条》中所阐述的观点了。卢森堡本人在这篇文章里描述了过去多年间她与列宁之间的分分合合中存在的那条清晰可见的脉络：
　　“早在1903年，在俄国党内形成了两个派别（按：指1903年二大上形成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之后不久，我们就感到不得不起来坚决反对列宁和他的朋友的组织上的集中制。因为他们想要通过纯机械的方式使党受制于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一个思想上的独裁者来保证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方向。这种生硬机械地理解革命性质的方式在1905年和1906年革命进程中刚一出现，列宁的支持者就大声疾呼必须‘准备一次武装起义’。他们要安排一些‘三人’或‘五人’小组，即一些小的武装部队，并且要进行‘战斗’训练。在1907年于伦敦举行的上届全党的代表大会上，我们代表既坚决抵制孟什维克右派的机会主义堕落行径，也坚决抵制列宁的左派粗鲁的革命行动。从那以后，布尔什维克对社会民主派激进主义的理解向着更为欧洲化的方向演进，这使得我们党和布尔什维克有可能在反对取消主义灾难的共同的基本抵制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然而，最近，如上面所说的在党遭到全面破坏的时候，列宁及其朋友的特殊策略迫使我们党不得不重新采取坚决的反对立场。这时，列宁以机械的粗暴方式解决俄国党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再次表现出来，这种倾向对党是危险的。”16

　　如果说，在1904年卢森堡已经系统明确地阐述了她的不同于列宁的“组织观”，那么，到了1911年，她更以自己的《信条》表明，即使对付确凿无误的机会主义，也不能施之以派别分裂的疗法，尤其不能把一切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派别统统推到机会主义那里去，一概骂倒和踢走了事。而当十月革命之后把上述党的组织策略问题上的这种差异扩大运用到国家政权问题上去时，便产生了卢森堡与“列宁、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们”的分歧。在1918年的《论俄国革命》中她集中阐述了这些分歧。
　　依布尔什维克自己的主张，他们在夺取政权之后所采取的种种“革命恐怖”措施，诸如取缔反对者报刊、解散立宪会议等等，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经地义，非如此不可。他们自己代表着无产阶级群众的本质利益，因此凡是利用投票选举之类的“形式民主”来反对他们的做法，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阴谋伎俩而已。但这种解释在卢森堡看来却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卢森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是必要的，但它的实质是运用民主而不是取消民主。“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17，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却通过取消民主，把阶级的专政变成了“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它只给支持自己的人以自由，同时剥夺一切持不同意见者的自由。卢森堡预料，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国家公共生活的枯竭，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泉源被堵塞，“只有官僚仍是其中的惟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的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卢森堡更进而断定：“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18

　　现在把以上所说总结一下。正如大家都熟悉的，卢森堡在自己的毕生经历中，凡涉及到反对各种改良主义，主张尽快地、不停顿地进行革命以夺取政权时，通常是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大力支持他们的行动的。她在批判那些她所确认的机会主义者论敌时，语言之严厉、态度之尖锐、火力之猛烈并不亚于布尔什维克。但剖析上述三篇文章的理路便可看出，在所有这些共同点之外始终存在着一处重大差异，即她在组织问题上完全不能接受布尔什维克的做法。她不同意从组织上简单搞“割除”，走分裂道路，更不同意让一个至高无上的中央集权制度来执行“防范”和“割除”“异端”的任务。其原因，就在于她把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错误和纠正错误都看作一种自然现象，应该由工人自己通过思想斗争来克服，并由此使工人阶级实行“自我集中制”的能力得到提高。如果不是这样做，而是让“中央委员会的托管”通过组织手段去包办解决，在她看来就只能导致官僚主义，其后果将会是把本该作为积极的“主体”的工人阶级变成消极的“客体”。如果把由此制定的党的组织策略扩大为革命后的新政权的基本原则，那就一定会使社会主义的本性发生完全的变形。总之，上述三篇文章，虽然写作年月彼此相隔，写作目的也是纯粹现实的而非理论的，但它恰似一部未动笔前就已经对整个结构严谨安排好了的著作，层层递进，完整系统地表述了卢森堡与布尔什维克在党和政权的“组织问题”上的理论差别；更深入地看，这些差别又不仅仅停留在组织问题上，它们其实表现了卢森堡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不同理解。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未完待续）

作者：张光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载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