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从南下宣传到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5年12月16日这天，是宋哲元的“冀察事务委员会”再次宣告成立的日子，北平学生又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一二?一六”游行示威活动。这次示威遭到了反动军警更加残酷的镇压。12月9日那天他们用水龙、枪托(柄)对付学生，而这次除了水龙外，还用了大刀，不少学生受伤、被捕。
1935年12月20日，报刊头条新闻报道，北平国民党明令解散平津学联。平津学联转为地下组织，继续活动。这时，各校积极分子已发展到2000多人。国民党为了进一步阻止学生活动、分散学生的力量，宣布各学校提前放寒假。当局还进一步提出所谓“晋京聆训”，以分化爱国学生，同学们都愤然加以抵制，先是提出继续罢课，揭露当局的镇压；继而组成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仿效俄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宣传抗日救亡。“北平南下，天津北上”。总指挥有董毓华、宋黎、江明。姚依林回忆说，南下宣传是黄敬首先提出的。他们准备了十来天，把2000多名同学组成了四个团，于1936年1月初分头出发。姚说：学联
组织平津各校“知识分子第一次投身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中去，牧获很大。这次不仅进行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同学们亲自感受到劳苦大众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苦难生活和人民的反抗．受到深刻教育”(见《姚依林百夕谈》第34页)。南下宣传团在所到之处做了一些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的工作，由于国民党军警的堵截、骚扰和包围，先后回到北平。同学们在艰苦南下宣传过程中深深感受到。要坚持斗争．必须建立一定的战斗组织。为此，第三团和第一、二团都经过全体团员大会通过，先后成立“中华青年救亡先锋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
这时中共河北省委已将闹分裂不起作用的北平临委撤销，建立了北平市委，林枫任北平市委书记。1月下旬，林枫找姚依林、黄敬等开会讨论建立民先队的问题。2月1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决定把南下宣传团第一、二团在保定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和第三团在高碑店成立的“中国青年救亡先锋队”合并组成“民族解放先锋队”，原“中华民族自卫委员会”并入“民先”。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宣告正式成立。
6.几个党员在”一二九”运动中的作用
“ 一二九”请愿游行究竟是谁发动的这个问题，姚锦记录的姚依林生前的一段谈话比较可信：“‘并不是谁有什么高明见解。’谈了这段斗争实践后，他深沉地说，‘当时我们没有听过，也并不懂得什么叫路线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本身就在群众中生活，很了解广大群众的思想情绪，知道什么是群众那时可以接受的，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客观的真实情况而已。……而彭涛是一个踏实肯干、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的好党员。”’(见《姚依林百夕谈》第22页)他又说：“‘一二九’运动的真正主要负责人，据我看是彭涛同志。在运动中，在整个过程中，经验最丰富的，组织能力最强的是黄敬同志。尽管他组织关系没有恢复……”(《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4期第96页)
在“一二九”运动的第二阶段，尚有诸多自发因素，如“三.三一”抬棺游行。
1936年1月底，北平市委建立了学联党团，成员有姚依林、黄敬、孙敬文、郭明秋(“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由共青团员转党)，姚依林任书记。1936年4月，中央派刘少奇到北平之后，又建立了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遂逐步将学生运动纳入党的领导之下。“一二九”运动进人第二阶段。
为什么中共将学生运动纳入组织领导之下是逐步的呢?从总体上看，自林枫到北平、党的北平市委重新建立，到1938年11月中央决定民先队停止发展为止，这个阶段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不过还要看到，群众运动发展变化总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中共党的组织一建立，一场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群众运动立即就能改变它的自发性质；不可能党一声令下，就把群众运动纳入到党领导的轨道上来。共产党处于在野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发动群众，同共产党在全国执掌政权的条件下发动群众，其情形是很不一样的。执政条件下，党可以凭借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历史资源和政治威望，运用掌握的巨大行政力量和手段，一夜之间迅速动员国民。在野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何况当时共产党正处于高危状态。“三?三一”抬棺游行还带有自发的成分，也就非常自然、可以理解了。
1936年“三.三一”大会是悼念死于监狱的学生郭清烈士的追悼会，是在党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的，而后来发展为“抬棺”游行，却是学生自发的行动，中共党组织是不赞成的。在国民党军警包围、镇压的情况下，学生群众被激怒，自发地行动起来，是控制不了的。笔者认为这是历史，这是学潮，不是什么个人、什么组织能够左右得了的。在它16年前的“五四”和它40年后的“四五”等等青年学生运动也都是这样的。
郭清是北平第十七中学学生，只有18岁。1936年2月份被捕，在狱中受刑致死。消息传出．各校学生群情激动，悲愤交集，斗争情绪很高涨，酝酿进行大规模的反抗。北平学联与各校会商，决定在北大三院召开追悼大会，同时提出希望大家保持冷静，不要有过火行为。
追悼大会由北大学生会主席韩天石主持。3月31日上午，在气氛肃穆悲壮的追悼会上，一位东北籍学生从棺材铺借来了一口空棺材，放在大礼堂中央，白布上挂着郭清的遗像，周围布置着花圈挽联。参加追悼会的学生见到棺材，极为悲愤，一些女生泣不成声。会上散发了宣传品。开会前，军警、特务闻讯赶来将北大三院团团包围，校方更以开除学籍威胁韩天石，勒令立即散会。此举不啻火上浇油，同学们反抗情绪高涨，强烈要求抬棺游行。学联负责人劝阻无效。几个民先队员抬起棺材，不顾军警的刺刀、机枪，推倒北大三院通往孔德中学的后墙小门冲了出去，举行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抬棺游行示威。在北池子大街，队伍被冲散，许多同学受伤，抬棺的李昌胳膊被打伤，黄秋耘后脑勺被打破流血，53名同学被捕，包括17名女生，还有一名新闻记者。这次行动后来被党内有的领导人批评为“左”倾冒险主义。
在1980年代一次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座谈会上，当事人韩天石曾表示，抬棺是群众自发的行动，如此上纲上线，是不妥当的。追悼会前学联党团也曾研究防止过激行动。可是，群众一旦被激怒，是劝阻不住的。
至于“一二九”运动第三阶段，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就不多说了。
第三，关于“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中共党领导下发生的争论历史
回到本文讨论的主题：“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
两种意见——主张不是的，被称作“自发论”；主张是的，被称作“自觉论”。这两种意见，最早出现在延安整风前的1939年。以后，“自发论”受到批判，就无人敢再提了。为了弄清历史真相，我们必须回溯到1939年。
1.两种意见的提出
据我所知，两种意见最早均出自1939年12月9日延安举行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当时李昌是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组织部长，大会请他首先讲话。李昌讲话的题目是《“一二九”运动与民主》。他说：“从运动的本身看来．‘一二九’运动是具备着许多为历次青年运动所没有的特点的。这就是说：‘一二九’是自发的，但很快的转成了自觉的运动；是斗争极其尖锐——游行示威和巷战的混合交杂——的运动，同时又有极广大的群众基础；是勃然而起的，同时又是持久的；是学生运动，同时又是学生与各界特别是工农结合的运动。很明显的，这些特点对于目前的青年工作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和教训，需要我们客观的加以检讨。”(李昌：《“一二.九”运动与民主——为纪念“一二九”四周年而作》，讲话前先发表于《中国青年》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39年12月5日)“一二九”运动“自发论”的观点是李昌第一个明确提出的。
李昌讲话之后，大会请毛泽东讲话。毛说：“‘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同志也讲过。”毛对“一二九”运动的评价很高，批评了那种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的观点，说：“‘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他讲话的第三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呢?” 他说：“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他接着说，“一二九”运动“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见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50—260页)毛泽东的讲话，就这样笼而统之地说出了“一二九”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肯定了党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
1940年12月9日，“ 一二九”运动五周年，延安照例举行纪念大会。作为当时公认的“一二九”运动的代表，李昌又一次应邀讲话。这时，他似已意识到自己去年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简单了些，不够全面。因此，在这次大会上讲话时，就说得较上年全面了。他说：“‘一二九’的发动，本来就有中共‘八一宣言’作思想前导，有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作领导核心，因此继‘一二九’游行之后所开展的全国青年运动，就具体反映着中共的青年运动政策，反映着青年团的行动方向。而在‘一二九’基础上所产生的全国学联，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以西北为中心直接由团改造成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就成为鼎足而三的继承中国学生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传统的三大青年团体。......由此可见，只有在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主地区，中国学生运动才能得到新的发展，而且它的发展将因各地青年工作者的注意和帮助的加强，而达到更高的程度。”(李昌：《“一二九”和今天的学生运动》，《中国青年》第三卷第三期，1941年1月5日)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这样，李昌说的还是“八一宣言”做“思想前导”，党员团员做“领导核心”，“继‘一二九’游行之后”的运动才“反映着”党的政策；而不是笼统、简单地说“党的领导”。
持“自发论”观点的不仅有李昌，还有蒋南翔、黄华、姚依林，还有陈伯达。袁宝华也有类似的看法。李昌在1939年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第一次说“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蒋南翔也曾写道：“尽管‘一二九’运动开始是自发的、公开的、合法的，但学委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体现出来了。”(《蒋南翔文集》下，第1198页)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曾向当年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黄华同志请教。黄华说，“一二九”开始是自发的。要说同党的关系，是有影响，《八一宣言》的影响。当《八一宣言》传到北平后，燕大、清华有几个进步学生首先看到，然后才传给学联的。
在延安整风前后，毛泽东已是党的领袖，他的话一言九鼎，成了定论。李昌的“自发论”在中央青委受到批判。此后就没有人敢于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了。1980年代，姚依林已位居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讲了一系列事实真相，同时也特别嘱咐：去世后才能发表。
2.对毛泽东在纪念“一二九”四周年大会讲话的两种解读
当时的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理解，毛泽东讲话肯定了“一二九”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的。冯在1940年10月25日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一篇题为《坚持青年工作的岗位》的长文，批判青年工作中的“先锋主义”和“第二党”工作方式以及不尊重党的领导的错误。文章针对李昌主张青年工作要有相对的独立性，要实行民主，要抛弃模仿党的一套政治化的工作方法方式，改变缺乏民主化与青年化的作风等意见，提出批评。
尽管如此，李昌并未改变“一二九”是“自发”的认识。
1941年春，中央青委机关开始“检讨”，总结工作。对当时所谓工作中的失误，进行了批评，这实际上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
李昌坚持自己的意见，对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毛说党领导了“一二九”运动，是就历经三年的“一二九”运动总体而言。并不是说运动一开始就是党领导的，毛说的北方局、上海等党组织直接领导，是指“一二九”第二阶段后的情况。于是，青委内部发生了争论。李昌这些意见(包括在“一二九”四周年会上讲话)反映出他眼中的“一二九”运动在发动和爆发阶段的历史特点：一次勃然而起又是持久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义富有知识青年特点和自由民主精神的，自发而有相对独立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5月4日，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又在《共产党人》发表《党的青年工作者的党性问题》一文，将青委“检讨”的结果归纳为十二个问题。文中严厉批判青年工作缺乏党性，历数青年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如：过分强调青年工作的独立性、先锋主义、本位主义等问题。在批评青年团体、青年运动中忽视或否认党的领导作用这一严重问题时，举的例子就是“一二九”运动。冯文彬写道：“过分强调革命青年团体开辟党的组织与工作的作用，而忽视了或否认了在历史上青年运动中的党的领导作用。如在一二九’运动中只强调青年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当时党的领导作用。”
中央青委检讨结束后，给中央送了检讨的报告，还送上了一份把李昌调去华北工作的决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1942年春，李昌辞别了工作4年的中央青委，偕夫人携刚出生的女儿离开延安去华北。他们路经晋绥边区时，被中央晋绥分局书记贺龙留下，任命为晋绥边区兴县县委副书记。
第四，结论和应该怎样对待历史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何谓党的领导?
评判一场运动、一个组织的发生发展有没有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地考察清楚以下两点：
一点是，党的组织系统是否自上而下地部署、发动并控制其发展?
另一点是，在这个运动中，党的指导思想是否得以贯彻，基本政治口号是否和该党吻合，党的路线、纲领以及方针政策是否得到执行？(执行政策上的具体问题则不应强求。)
据此两点来考察“一二九”运动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
第一点，第一阶段具有明显的自发性质，谈不上中共党组织的领导。
不错，个别党员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但是，根据历史资料来分析，参加组织学联、发起“一二九”运动的4个核心人物中，只有两个党员：彭涛和姚依林。黄敬尚未恢复党的关系，郭明秋还没有入党(是共青团员)。他们每个人对运动都起了重要的骨干作用，但只是个人身份，不代表任何一级党的组织。实际上，当时北平临委是反对组织学生群众合法斗争的。彭涛是北平临委成员，但已被撤销了职务。他们甩开了临委，参与筹建北平学联，参与组织、发动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学生群众运动。这一点非常重要。
此外，很多党外人士也起了重要作用。如主张郭明秋当学生会主席的女一中校长孙荪荃，进步教授张申府(中共创始人之一，当时已脱党)、吴承仕、许德珩等。
第二点，其实更为重要：“一二九”发动请愿的指导思想，亦即所遵循的路线、方针与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是否一致？史实表明是不一致的。
如前所述，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刚刚结束长征，还在执行反蒋抗日的纲领、路线。中共党的各级组织还没有接受《八一宣言》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当然不可能自上而下地部署、发动和控制北平学生和平请愿的运动。受《八一宣言》影响、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二九”运动不可能与党中央当时的路线一致。这是历史的真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的事实表明：“一二九”运动是自发⑥的，其发生和爆发阶段没有党的领导。到了1936年初，北方局派林枫到北平，重新建立了北平市委之后，学生运动才逐步走上了中共领导的轨道。这就是结论。
最后，我们要检讨一下对待历史的态度。
我们要尊重历史事实，不能为权者讳。真实地记录历史，是每一个修史者的责任。在中国历史上，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美化帝王成了惯例。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就把一切成绩和好事都归于党的领导，甚至都归于最高领导人英明，这与封建专制社会的传统一脉相承。我们必须抛弃这种陋习，还历史本来面目。
注释：
①1936年5月，李昌被调去北平民先总队部接任敖自枫的总队长职务。李昌认为，自己这个总队长没有经过大家选举，是不符合民主程序的。他主张民先队从总队到各级领导都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他的主张获得通过，决定民主选举，改善各级领导，选出能力强、态度积极的人担任各级队长，提高民先队的政治素质。在各区队、大队、小队都经过民主程序选举出了负责人之后，8月份，北平民先总队召开了代表大会，总结半年的工作，民主选
举新的总队领导。李昌当选为北平民先总队队长，是为第二任。大会还选出了总队部领导集体：杨雨民、杨克冰(女)、孙传文等，组成了北平民先总队部。
②民族解放先锋从成立之初，组织机构为四级：总队、区队、分队，小队。最高的领导机关是北平总队部。总队部以下按地区设区队部。区以下以学校为单位成立大队或分队。当时北平全市有5个区队，城里4个区队，即东、西、南、北区队，城外1个区队：西郊区队(清华、燕京)。
1936年暑期，总队接受李昌建议：动员同学利用假期回乡机会发展队员，组织民先队。10月统计．国内有民先队组织或队员的市县除平、津两地外，还有西安、济南、唐山、长辛店、开封、烟台、武昌、汉口、苏州、南京、成都、保定、青岛、广州、香港、上海、太原、宣化、杭州、洛阳等，法国里昂、巴黎和日本东京等6个外国城市也有了民先组织。国内外有民先组织的县、市已达30个。
各地民先队建立起来后，大多接受北平民先总队部的指导，实际上北平民先总队已成为全国民先队工作的中心。这种情况下，有的地方民先队提出希望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机构，领导全国民先的工作。
1936年12月，中共北方局决定把北平民先总队改造成为全国性的组担。于1937年2月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选举了全国民先总队长。
③《姚依林百夕谈》，为姚依林与其堂妹姚锦于1984年4月至1988年3月谈话的记录，由姚锦编著。谈话是间隙、持续进行的，多次谈话概括称为《百夕谈》。谈话结束时，姚依林不同意当时发表或出版，说：“ 我死了，你就可以拿去发表出版。”姚锦按照他的嘱咐，于姚依林逝世的第二年，才交《传记文学》在1995年下半年分几期全文发表。1998年姚依林逝世4年之后，才由中国商业出版杜出版。
④《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是1982年8月12日范瑾、兰铁白、邵红叶、吴方、黎先耀等5位同志根据胡耀邦的指示拜访姚依林时的访谈记录，由兰铁白整理，刊于《党史研究资料}2007年第4期第92—10l页。访问开始，范瑾说：“耀邦同志要郑伯克同志传达指示：写纪念黄敬同志的文章。要写全面，从‘一二九’运动到一机部都可以写……现在想请您谈谈‘一二九’运动，以及对黄敬同志的评价。”黄敬于1958年2月10日去世。胡耀邦要写纪念黄敬的文章，请黄敬的夫人范瑾同志来写，为此范瑾等几个人访问了姚依林。黄敬、姚依林是“一二九”运动的发起人、当事人。姚依林谈黄敬、谈“一二.九”运动，是难得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⑤本文所说的学生(或群众)自发的运动的“自发”与哲学概念上的“自觉”对立面的“自发”是不同范畴，不能混淆。因而也不能认为共产党领导的运动就叫做“自觉”，就达到认识和必然的统一，就是科学的、正确的；反之就叫做“自发”，就是盲目的、不科学的。
参考文献：
《姚依林百夕谈》姚锦编著中国商业出版杜1998年12月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8月
《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1982年8月12日范瑾、兰铁白、邵红叶、吴方、黎先耀访谈记录，《党史研究资料》2007年第4期
《蒋南翔文集》下卷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
谷景生：《“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六十周年而写》
《缅怀“一二九运动”的领导^——彭涛同志》作者：谷景生、高惠如、郭明秋、姚依林、孙敬文《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4日
郭明秋：《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党的领导》，载《“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
谷景生：《回忆“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地下党》载《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人民日报》1 995年12月9日
张如贤：《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载《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
谷景生：《历史深处听惊雷》
林炎志：《做工人阶级的青年先进部队》——纪念“一二九”运动七十周年》
马钟嶽：《平津十校宣言与“一二九”》《纵横》2007年第9期(总第2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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