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实，曾任中共武汉地下市委五人小组成员之一。1946年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特派人员，到武汉开辟建党工作，是武汉这段历史最为重要的亲历者之一
武汉城市接管的军管会时期极为短暂，城市很快完成了建党建政的新政权构架，进入到城市建设时期。在本刊记者采访的众多当事人看来，其城市接管和恢复建设的效率之高，除了跟一系列东北、南方城市接管经验有关，更和共产党从抗日战争结束后就已经在这个城市部署的城市地下工作密不可分。
潜进武汉
我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由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派到武汉的，当时和我一起到武汉的还有解放前担任武汉地下市委书记的曾惇和另一位同志陈克东。解放前，南方局管整个白区，包括天津、北京，都在南方局领导下。
但我们三个人到武汉后，有一年时间都没有碰过头。刚到一个城市开展工作很困难，人生地不熟，我们在没站稳脚跟前，要分别去找工作，争取尽快在武汉立足。
后来知道，当年分属不同系统的地下组织在武汉太多了。武汉是解放南方的前进基地，所以中央对武汉的工作极为重视。从党中央的社会部，就是后来的调查局、现在的安全部，到中原解放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市工作部，再到中原解放区下的分区，甚至于董必武董老自己，都有部署在武汉的组织。
到底有多少组织，我现在都弄不太清楚。除了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以外，这些组织按使命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解放区城工部派出的，其工作是从解放区需要出发，给解放区搜集情报和像药品、电信器材这类急需物资；另一类就是我们，完全立足在白区开展建党工作，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和进步群众组织。从保护组织安全的角度出发，我们一直避免彼此间有横向关系发生。有时候不同组织的人也会碰在一起，毕竟一个城市里朋友圈子就这么大，我们交朋友时偶然发现对方是解放区城工部派出的，知道彼此情况后，都会主动把关系甩掉，不再发生关系。这在地下党内是非常严格的。
我的上级联系人是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直到1947年夏天，南方局地下组织汇合，我都不知道曾惇和陈克东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们在南方局的上级联系人是谁。刘光当时跟我说，武汉地下党已经中断了，派你去是开辟工作，重新建党。他给了我两封介绍信，帮助我在武汉落脚。
要在一个陌生城市开展工作，首先要能在那儿立足，这是第一步，所以有用的私人关系很重要，也很宝贵。好在武汉是个交通要道，来往人员庞杂，这对我们打开局面很有利。通常情况，组织上是不会给你提供活动所需要的经费的，经费主要靠大家交的党费。我一直到临解放前都没有用过党组织的钱，我们交党费是按系统来交，交给每个人的上级联系人，当时都根据各自的收入情况，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曾惇是靠着我们的一个统战关系到武汉的。我们在重庆时有个地下党员叫赵忍安，是重庆市和成银行总经理吴晋航的襄理，南方局有意在武汉开展工作前，由赵忍安以申请到汉口开办和成银行汉口分行的名义，先期到武汉打前站。这样，曾惇一到武汉就联系了赵忍安，由赵忍安托人在武汉一家纱厂为曾惇谋个职员的职位。和成银行后来的生意不错，当时的伪湖北省主席万耀煌、张笃伦都到这家银行兑换黄金和银元，这也给曾惇接触武汉政界上层提供了不少便利。陈克东因为是湖北人，在武汉本身就有些人脉，很自然地以做生意为身份掩护，他在武汉六渡桥附近开了一家布店，专营布匹，兼营棉纱，这家布店实际上是一个地下交通站，布店的本钱，是地下组织成员们借钱、捐工资筹集起来的。后来我发现，党组织显然从一开始就对我们三人的分工有了明确而周全的考虑：曾惇走上层路线；陈克东主要是跟武汉一些职业青年和社会青年打交道，也负责策反工作；我在重庆时期就是做工人工作，到武汉还是做老本行。
我在武汉立足的经历要相对复杂些。刘光给我的两封介绍信，一封是给一个叫陈元植的年轻人，一封是给汉口交通路联营书店经理马仲扬的。陈元植是武汉大学学生，他原来就是共产党员，但是抗战时期武汉大学在四川的时候，党组织被破坏，陈元植的党组织关系也弄丢了，他父亲是武汉鼎鼎有名的民族资本家、武汉商会会长陈经畲。
我当时不知道陈元植知不知道我的身份，以他的家族背景，替我安排一个工作并不是什么难题。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陈经畲在汉口江边的一家义顺泰桐油行，我和另外几个从重庆来的工人承包了油行一项修锅炉的工作。这相当于一份临时工，承包任务完后，陈元植又介绍我到他家在武圣路的汉昌肥皂厂做修理工。这份工作时间也不长，因为肥皂厂要发展，从上海请了一个做肥皂的化工技师，费用很高，我一看既然厂里有专业人手了也就告辞了。还有一个原因，在肥皂厂期间，我已经发展了不少党的外围组织关系和进步关系，工厂作息时间毕竟不自由。
这样我找到我们在武汉联营书店的关系人马仲扬，他让我去找武汉老通城豆皮店的老板，老通城老板曾厚诚的妹妹是我们解放区的干部，她的两个快上初中的孩子就寄住在她舅舅家里。这样我就待在曾家做起了家庭教师，算是暂时稳定了下来。
1947年夏天，上面知道我们的工作进展后，才让我们三人第一次见面。我、曾惇、陈克东，还有之前在宜昌开展地下工作的李声簧，就是李汉俊的儿子，四个人成立了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李声簧后来病了，就没有再参加武汉的工作了，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主要还是我们三人，分工基本上延续了我们之前一年工作的侧重领域。
这之后，我们三人相互的沟通才开始多起来。我们碰头有时候约在茶馆里，有时候在陈克东家，当时陈克东已经结婚了，在江汉关上面不远的后花楼安了个家。有时候也约在小咖啡馆，武汉那时候有很多小咖啡馆，咖啡比较贵，人们一般不愿意去，所以比较清净，也比较安全。要一杯红茶或者要一杯咖啡，就可以交流工作了。我和我的下属关系接头基本上也是在咖啡馆。
“五师突围”的情报
情报工作不是我的主要任务，不过，因为发展组织要接触到大量社会关系，其中也有一些获得机密情报的意外机会。我们在武汉开展工作后得到的第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就是一个进步青年提供给我们的。
这事讲起来比较曲折。我到武汉不久，有四个本来要进解放区，却滞留在武汉的年轻人关系转到了我这里。实际上，南方局动员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工作是 1944年下半年就开始的，到1945年已经有大量知识青年响应这个号召了。为了接应这批人进解放区，南方局青年组在沿途布置了交通站，最主要的一个站点叫“三多坪”，是从重庆进中原解放区，在长江三峡出口的一个镇。知识青年们可以利用事先说好的口号和交通站接头，交通站再给他们安排具体进解放区的路线。
这四个年轻人叫刘绵、杨蕴、姜一林和张瑾格，是重庆和西北的大学生，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从重庆出发，动身比较晚，抗战结束没多久，国民党军队封锁了通往解放区的道路，沿途交通站也就撤退了。这四人找不着联系人了，没办法，四处凑了点盘缠，就近到了武汉。
他们从武汉写信回重庆，把他们留在武汉的情况告诉给南方局青年组的朱语今，朱语今解放后担任了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他是当初动员这几个人进解放区的谈话人。南方局青年组很快派了个人到武汉，把这几个人的关系转到我这儿来了。这个关系不是正式的组织关系，是进步关系。
所谓“进步关系”，一开始就是交朋友，在白区搞组织工作，首先都是从交朋友开始，然后变成了一种进步关系。这个进步关系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党的外围组织成员，这部分关系的数量是极为巨大的。
南方局青年组在这上面做了相当大的工作。它既为党组织成员的发展提供了人选，也给在白区进行地下工作的党员提供了一个庞大的社会资源网络，同时能起到保护党组织核心成员的作用。这些进步青年到武汉后，虽然关系在我这儿，但不会由党组织提供关系来安排就业，都依靠自己各自的私人关系。
四个人里的刘绵是陕西人，父亲是国民党中上层的一个官员，他们家的一个至交跟武汉行辕主任孙玉儒有私交。刘绵通过这层关系，很快就在武汉行辕机要室谋了份文书职务，负责机要文件收发的盖印。这是个能接触到核心资源的工作，所有要盖章的文件他都要过手。
这是我在武汉搞组织工作的一个意外收获，刘绵此后就经常在咖啡馆跟我碰头。一些短的文件，比如国民党行政上的措施、人员调动的信息，他直接背下来口头汇报给我。有一次，我记得应该是1947年6月14日，刘绵发现了一份国民党要调动30万兵力对我中原军区包围突袭的机密文件，这个情报非常绝密，不仅有企图围歼中原军区部队的详细时间，还有一份非常详细的兵力部署。
情报显示，这次突袭计划的中心指挥所设在花园火车站，并在潢川、商城、宋埠等地设了5个分指挥所，由郑州绥署主任刘峙坐镇指挥。在我们中原军区南面，整编第62师驻咸宁、亘岳一线，整编第5师驻武昌、徐家棚一线；往北，整编第11师驻孝感、黄陂一线，第6绥靖区驻花圈地区，整编第66师驻卫家店、武胜关一线；往西，整编第72师驻麻城地区，整编第75师驻应城、沙洋一线，整编第20师驻襄樊、枣阳一线；往东，整编第7师集结在合肥地区，整编第46 师集结在六安、金寨地区，整编第3师集结在商丘、淮阳一线。总计10个整编师和第6绥靖区一部，共计约21万余人，加上地方部队共30万人，呈一个半圆形将中原解放区包围起来。
这份文件很长，刘绵费了很多心思，在很危险的情况下，把所有要点都抄下来，然后把抄下来的东西交给我。要知道，当时国共还处于战争爆发前沿，“停战协议”还在生效，这个事情太大了。共产党在武汉外围的军队，当时老百姓都称为“老四”，实际上就是新四军的第五师。现在消息在我手里，怎么送到五师的人手里？我真是特别着急。国民党的总攻时间就是7月1日，只有几天时间了。那时候，曾惇、陈克东我们三个人还没汇合，连商量主意的人也没有。另外，我们是南方局派出的，不是解放区派出来的，与中原军区没有任何关系，压根儿不知道如何联系。
我把我在武汉能使用的关系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包括从重庆带来的和在武汉新发展的关系，就想到一个叫岳建中的地下党员，重庆下来的职员，到武汉后做生意，他认识在汉口美国新闻处工作的地下党员陈枫。我们三个碰了头后，下决心由岳建中硬闯解放区，情报就包在香烟的锡箔纸中，钉在他的鞋跟里。陈枫帮岳建中弄了一封美国报社的采访介绍信，这样混过了国民党关卡。岳建中也不认识路，只知道一直往北走，过了解放区边界，他也不知道找谁，见到我们部队的人，就一路打听，说有重要情况向领导反映，这样一层层找到领导机关，最后见到的是中原军区鄂东军分区代理司令员张体学，情报送到他手里。
这个情报真是非常及时，拿到消息后，中原局于6月21日致电党中央，请求主动突围，两天后党中央复电，同意立即突围。就在准备突围的前一天，党中央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发电报作了4条突围作战的指示。这就是后来解放战争史上赫赫有名的“五师突围”。
刘绵因此立了大功。后来，中原解放区专门派人找到美国新闻处的陈枫，表达感谢，让陈枫转告我，说我们有情报这样往解放区送，太费劲了，还可能会发生意外，以后再有类似情报可以就近联系。内战全面爆发前，在武汉有个军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这个小组里有我们一方的人，是中原解放区派出的，主要代表就是后来的武汉市首任市长吴德峰。
后来上面考虑到白区地下工作者会有很多紧急情况要跟解放区联系，出于纪律，又要避免跟解放区派出的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就给了我们一个同中原军区联络的秘密口号，让我们到要紧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口号跟解放区联系，这样对方就知道是党组织。当然，他们也不会追问是什么党组织，谁都没有这个权限。
这个联络口号还真派上了用场。临近解放，武汉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越来越紧张，因为大部分人这时候都脱离了职业，全身投入地下活动，收入来源一断，又没什么储蓄，党费都收不上来了。另外，国民党对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镇压这时也处于高压之中，地下组织经常要把一些上了黑名单的组织成员撤退转移到解放区，从武汉到解放区路上关卡很多，这中间要打点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基层官员，这些额外开支看上去不大，但对地下党来说，实在是不小的包袱。有一段时间，陈克东有个进步关系，他经常偷偷从家里拿些储备的银元出来给我们，后来家里人发现了，这个经费来源就中断了。
最后我们实在没钱花了，只有向解放区要钱。这样，陈克东就通过那个口号联系上中原解放区的负责人，申请到了一笔经费，帮我们度过了一场经济困境。
叛徒危机
我在武汉搞地下工作的4年里，只出现过一次组织被破坏的危机。
1948年6月份，有个从解放区过来的姓周的人叛变了，因此牵出了我们在武汉的几处重要的秘密据点。这里要交代一个背景，我们在武汉发展党员一直极为谨慎，从解放区出来的新人，通常情况我们不急于发展为党员，因为一直在解放区生活的人缺少在白区工作的经验，生活作风方面比较暴露，容易让组织工作出现破绽。但这又有个很大的矛盾，头两年党员发展过慢，会影响在武汉建立党的关系、发展外围组织的整体速度，而比较而言，从白区的社会关系中突击发展党员更不一定可靠。所以，对于从解放区来武汉的人，我还是给予更多信任。
这个姓周的就是在“五师突围”后，从解放区出来的，和他一起到武汉的还有一个叫肖惠的。肖惠当时就到我们的一个秘密据点武昌红十字补习学校做老师，周的舅舅在汉阳开木材转运店，他就住在舅舅家里，利用生意关系从事地下工作，后来被我们发展为党员。这两个人都比较年轻，对地下工作没经验，没有隐蔽的意识，长期在一些社会场所出入。
肖惠喜欢上了武汉铁路局的一个女职员王欣荣，而王欣荣跟南洋烟厂的程昌是恋人关系，这两人恰好又都是我们地下组织的外围成员。肖惠一心要拆开人家，动静闹得很大。后来，那个姓周的被捕，很快就叛变了，交代出了肖惠，肖惠出于报复心理，接着牵出了程昌和王欣荣。
武昌红十字会补习学校是我们管地下印刷品的一个重要基站。国民党特务去抓人的那天，陈克东正好到学校联系筹办地下印刷所，一到门口他就意识到气氛不对，大门前的报警信号被撤除，学校里学生的表现也极不自然。他正想绕出去，迎面撞上了盘查的特务，他对特务说，看到校门口的教师招聘启事，因此来问问报考家庭教师的事，碰巧他随身带了一张当时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文教处陆近诚处长的名片，就说自己是陆近诚的朋友，这样躲过一劫。不过正好是差不多时间，有几个要去解放区的同志，在武汉什家集这个地方被抓了，他们一直是陈克东联系的，为了避免暴露，陈克东暂时中止了一切外界联络。
我的危险更直接，因为肖惠这三个人都是我的下线。他们都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和住处，但都供出了我的相貌。我身高一米八几，比较高，眼睛下面有个疤，这些特征都很好辨认，我处境很不妙，组织上让我暂时离开武汉去香港避避风头。
这样一来，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三个骨干里有两个都有暴露的危险，出于安全考虑，1948年夏天，上海局新派了两个人到武汉作为地下工作领导成员的补充力量，一个叫江浩然，一个叫张文澄。上海局就是南方局搬到上海后改名的，就是周恩来总理的办事处，它管南方的工作，叫“上海局”，区别于在重庆的南方局，也区别于在香港建的南方局。
这两人来了武汉，原来的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就进行了改组，变为武汉市工作委员会，撤掉省工作委员会的原因是武汉解放在即，党组织决定武汉地下党集中力量来做武汉市的工作。本来我是要从香港被安排到其他地方工作的，但因为叛徒事件的阴影逐渐淡去，我又十分熟悉武汉工作，在香港待了几个月后我又被派回了武汉。
还有一个原因，原来成立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的时候，有一个任务，是做湖北长江两岸的工作，就是迎接大军渡江。这个任务到1948底我们已经不用做了，因为我们的军队已经逼近了长江，只不过是没有渡江，解放区的城工部这几年一直同时在城市开始工作，他们把两岸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了。当然联系沙市、宜昌、黄石市委的工作仍由我们联系，但重心全部要放在武汉。
新成立的武汉市地下市委成员由我们五个人组成。曾惇任地下市委书记，曾惇、江浩然、张文澄为市委常委，我和陈克东任市委委员。
保护城市运动
新地下市委的工作重心很明确，就是迎接解放。
比起之前的地下工作，现在我们的任务其实更具体：为军队进城和接管城市做好全面铺垫。这就涉及到武汉整个城市系统的方方面面：各机关、部门、工厂、学校。地下市委只是个领导机构，经过几年发展，整个武汉的党员也才不过500多人，依靠现有组织成员，人手显然不够了。
急急忙忙发展党员不现实，尤其在那个胜利的形势下，肯定要防止少数投机分子钻进党内。我们的办法就是快速成立和扩充非党的进步组织，在最短时间内，武汉成立了14个外围组织，涉及到武汉的各个行业，就是为解放后对口接管各个机关单位做准备的。
这些组织按照行业系统建立，名称前面冠以“新民主主义”称呼，比如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新民主主义学生联盟、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只有工人组织没有标上新民主主义，就叫工人协会。它们是非党组织，是党领导的。这既解决了发展党员的慎重和标准问题，又解决了解放前在武汉全面开展“反撤退，反搬迁，反破坏”运动的人手问题。这14个外围组织很快发展到了2000多人，不光进步群众，一批武汉的高级知识分子和行业人才都加入进来。国民党军队溃败，解放军还没进城的这段时间，我们称为“真空期”。沈阳、南京解放时，这个时间城市都是发生了骚乱，但武汉极为平静地度过了，这得归功于地下组织的提前部署。
刚开始，我们也是想依据外围组织的系统划分，按工人、学生、教师、职员、职业青年把各行业的人组织起来，但后来考虑到，武汉的行政区划复杂，行政机构也多，有所谓“三府两局一会”——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汉口市政府、武昌市政府和汉口、武昌两市的警察局以及湖北省参议会。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可能不会同一时间解放，如果武昌解放晚于汉口，这样按条设计的人力调动就会带来不便。1949年4月，曾惇在一次市委会上提出了《为保护城市度过青黄不接进入接管而斗争的报告提纲》中，着重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由于解放大军在武汉上下游渡江，粤汉铁路截断前，或三面包围逼紧时，敌人在撤退中有执行有计划预定破坏的时间。汉口敌人撤退后，因退路已断而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很小，武昌则尚有这种可能。故汉口青黄不接的时期，必定紧接汉口解放，武昌则尚需密切注视当时形势的发展，提防敌人折回。”
根据这个分析，市委决定将原先按系统组织的部署改为按地区组织，就地指挥。把各行业系统在武昌的力量统一建立领导体制，由江浩然负责；在汉口、汉阳建立领导体制，由曾惇、陈克东和我负责。
曾惇、陈克东还是以策反工作为主，充分做好李书城、张难先等几个湖北省知名士绅的工作。白崇禧撤退前确实曾经有过要炸毁张公堤、水淹汉口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放弃跟李书城和张难先的游说有关。我们还找到具体负责几起破坏任务的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官鲁道源，鲁跟我们谈判，索要3万银元作为中止行动的报酬，后来讨价还价后，价钱变成了6000银元。曾惇通过和成银行的赵忍安，由赵出面，组织武汉银行同业公会的银行家们凑齐了这笔钱。
这时候什么地方都要用钱。解放前不到一个月，由张难先、李书诚二人出面，民盟湖北省支部成立了“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分设汉口、汉阳、武昌三个执行处，配合我们地下市委的工作，但棘手的也是这些工作所需的大笔经费无法公开进行筹措。正好，武昌市长蒋铭到商会借税款，他对盟员、武昌县银行行长、市商会常务理事周家泉说：“政府决定成立三个自卫大队，因为没有钱、现在只成立了两个，还有一个大队成立不起来，300多支步枪放在库里发霉。”这一情况反映给地下市委后，我们决定，由周家泉利用合法身份，出面组织成立商民自卫大队，要求国民党政府调拨库存枪支弹药把队伍武装起来，表面接受国民政府政府的领导，实际上隶属中共地下市委指挥，把他们的资源为我们所用。事实上，国民党从武汉全面溃败前，每个机关、单位都成立了所谓应变委员会，而到解放前夜，这些应变委员会大部分都已经是在为新政权服务了。
我5月上旬坐镇的武汉电讯局当时就已经成了地下市委汉口指挥部，原来的局长，也是电讯局应变委员会主任把他的办公室腾出来给我们，我守在电讯局主要是便于整体协调和调度。当时有几件很急迫的事，国民党要把火车机车从汉口开过江运到武昌徐家棚，便于军队再往南撤退。光有两条腿跑不了，没机车，铁路就等于瘫痪了。我指挥江岸机车车辆厂的工人把机车开到汉口的各个地方藏起来，为了防止国民党得不到之后空袭毁掉机车，一大批机车被开到丹水池那儿，因为那里靠近美孚公司的几个大石油罐口，国民党不敢炸。
还有一些重要设施，比如车站的水塔，也担心被国民党炸掉，水塔一炸掉车站就瘫了。我从各个工厂调人把武昌火车站的水塔保护起来，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周围看着，特务来了就跟他周旋。其实也就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磨嘴皮子，比如说，你们把这弄掉了，我们怎么吃饭啊，我们靠这个来养活一家人啊，有时也适当威胁一下。有个奉命破坏江岸机车车辆厂的国民党工兵连副连长硬是被我们说动了，最后找到一个旧火车头，把水箱炸了一个大洞，照了几张照片回去交差。
“真空时期”全靠群力群防，工人调动的效率特别高，这也反映出我们地下党前些年搞工人运动的成效。武昌三十兵工厂那么一个重要的军事基点，国民党最初是下决心要把这兵工厂搬走的。结果，全厂工人采取怠工的办法，拖延搬迁，本来很快就可以把机器卸下来，装箱就可以运走，工人们磨磨蹭蹭，说这里拧不动，那里拧不动，最后只有极少部分军工厂设备被运离武汉。
接管武汉
军队进城那天我们真是高兴啊，一直是在地下工作，终于见天日了。南下的大队声势浩大，约有800人，由毛泽东的侄子毛远耀带队，经天津分为两队，有一队本来要负责上海的接管工作，但在去上海的途中，得知武汉成功解放，就到武汉来了。1949年5月22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武汉军管会）正式入城办公，但实际对外宣布成立时间为6月2日。武汉军管会有委员13人，分有物资、交通、军政、文化4个接管组，主任委员为谭政，副主任委员为陶铸，下面还设有秘书处、行政处和人事科。
军管会的同志大多是初次到武汉，对武汉不甚了解。最初，陶铸听说位于汉口的璇宫饭店很大，便打算把军管会的办公地点设在璇宫，但他们后来发现，璇宫里的光线并不太好，几经周折，才找到当时非常繁盛的德明饭店作为办公场所，就是现在的江汉饭店，这里空间宽敞，里面还有一间大厅。委员们周末偶尔在这里跳跳舞、聚聚餐，这大概是他们当时唯一的娱乐活动。
解放第三天，在江边的维多利亚电影院（后来的青年剧场、市人委大礼堂，现改建为红太阳娱乐城），中共武汉地下党成员开了一个会师大会，所有的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都填写了登记表，党员填的是甲种登记表，外围组织成员填的是乙种登记表，分别交给市委组织部和市青委组织部保存。大会主要是宣布了新市委，并对地下市委在武汉长达4年的工作进行了肯定，衔接地下党市委和新市委。
其实武汉市委班子成员很早就已确定下来。因为河南解放得早些，中南局前身是在郑州的中原局，武汉领导班子名单早在中原局就定了，可见中央的重视。武汉当时在全国解放里的位置的确举足轻重，是解放南方的前进基地，由中央直辖，四野总指挥部也在这里，所以中央对武汉的干部配备相当强大。首任市委书记张平化原来是哈尔滨市委书记，把他调过来，无疑是看重他在哈尔滨接管期间的经验。首任市长吴德峰更是老资格的革命干部，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担任过武汉警察局局长，对武汉情况相当熟悉。相比之下，地下市委书记曾惇刚三十出头，解放后最初的职务才是江汉区委副书记。
地下市委虽然不存在了，但有些职能和工作还延续了一小段时间。当时武汉军管会同工厂、学校、机关，中间的联系很多是通过原来的地下党员。当然他们也直接下命令，让他们办移交，但是有很多地方，不但要下命令，还要里边有人来接应。这个接应就是原来分布在这些机关里的地下党员的任务。我们一解放就都穿上军衣，我当时已经被任命为武汉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负责人，不过很多时候我就跟随着军管会成员，像谭政、陶铸，他们那里商量什么事，我就参加，因为随时需要地下党做配合。
接下来就是正式建党建政。一个是党的建立，一个是政权的建立，大概这两个是主要的，同时要建设一些群众组织，工青妇，这些和军管会同时进行，是筹备性的。比如中南有宋一平、吴克石，他们去搞，武汉就是闻一多先生的侄子黎智在做。军管会走后，这些就都慢慢做了起来。
武汉接管对于全国新政权建设的一个贡献是，对城市基层政权建立的探索。国民政府也曾试图在街坊一级建政，由于资源、时局和理念诸方面原因，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则成功地把自己在城市中的政权组织延伸至街道。武汉市委对这块工作非常重视，刚一解放，就派人到里弄去做工作，做居民的发动工作，跟公安局都配合好，成立居民委员会，后来设立街道政府。很多具体工作，如供应工作、卫生工作都是通过基层组织来进行的，对武汉市民的教育，政治、文化上的教育，也是通过基层组织来进行的。
恢复建设的武汉难题
20世纪50年代，武汉市的经济改组从解放时起到经济恢复时止，经历了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两次大调整，私营工商业这一块恢复得很迅速，1951年，武汉私营工商户和资方总额都较上年增加了10%以上。这一年被武汉人称为“难忘的1951”。
武汉遇到的困难看起来相反倒是农村问题。城乡交流还没有完全恢复，或者说断了，这对城市是要命的事情。武汉和东北城市的解放环境不一样，在东北是先把农村控制了，充分把农村资源利用起来了，所以解放城市时，给国民党造成很大的被动，国民党的城市成了孤岛，一旦解放，物资能从农村充分地供给到城市。
武汉不同，它的周边是广阔的非解放区农村，武汉辐射的农村范围又非常大，包括湖北的农村，河南的大部分农村，江西、安徽的大部分农村。粮食、原料，还有很多东西，比如烟厂的烟叶、糖厂的甘蔗、制革的皮毛、织布的棉花都是在农村的，运不到武汉来，所以刚解放，在物资上武汉很困难，军队、老百姓都要吃啊。
当时粮食缺口尤其大。因为要支援部队往南进攻，湖南还有剿匪，还有城市潜伏下的反革命组织，国民党的党组织、团组织，这一套的清理，都需要后勤物资。南方人吃的大米供应严重不足，都是从北方运送来小米。所以说，城市是我们领导了，农村我们还没能真正把他们领导起来，得回过头来去做农村工作，发动“ 土改”，只有“土改”完成才能保证城乡衔接。“土改”前农民是散的，一家一户的，中间还隔着地主、富农，“土改”后农民可以被组织起来，更好地发动起来。
城乡交流是个综合体，不光指交通，不简单是买和卖的问题，这里面还涉及到具体的，你把什么给农民？你把人家的农产品拿来，你给他什么呢？你的人民币发行不了，他不相信，人民币还不能流通。一定要把银元打掉，把人民币的威信树立起来。1949年7月1日林彪到武汉的时候就讲，我们当然要做武汉的工作，但是更重要的是把农村的工作做好，他讲了农村工作对城市的重要性。
这之后武汉市委动员了大批干部下乡，我们工会和青年团组织也有大量年轻干部到农村，去做“土改”工作。大概到了1952年，就把土地改革基本上进行下来。这虽然是共产党的老本行，但是也很不容易，工作是一点一滴做起来的，干部要渗透到农民中去，发现农民中的觉悟分子，形成了骨干力量，再去调动其他人。
那时候就靠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很苦的事都是干部走在前头。当时分配还是供给制，吃饭分特灶、大中小灶。抽烟的人，有的可以给一两条烟。我一开始是县级干部待遇，吃中灶，然后就高一些了。像我几乎武汉大大小小的工厂都去了，就是背上点行李、被子，住在工人宿舍，工厂都是上下铺，你看哪里有空位子，把行李放那里，晚上回去睡觉。有的工人家属宿舍，没有分配的，晚上去借个床。在农村也一样，到群众家里去拜访，了解情况，交朋友，干部都是靠这种硬碰硬的群众基础开展工作的。
我前一阵写过一篇回忆共和国前30年的文章。我觉得我们现在对前30年有很多歪曲，当然是有地方急了，“左”了，但我们靠这种扎实的群众关系做了很多事情，像大江大河的治理，像我们在武汉修水库，在武汉农村搞土壤改良，都是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那时修水库一上都是几千人、万把人，天很冷，背个小行李卷就住在那里，吃大锅饭，才把这些基础设施搞起来。我们在建国60周年回顾的时候，还是要看到，后30年的成就，也是建立在前30年的基础之上。■
作者：朱文轶。來源：《三联生活周刊》总523期 (2009-04-13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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