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旧话重提
《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林炎志谈父亲林枫》一文，引起了老友周明兄的关注，给《炎黄春秋》和《纵横》等期刊写信，并连续四次给我来信，谈的都是关于“一二九”运动的问题。想必是李昌与“一二九”运动有密切关系之故。他认为“一二九”运动关系重大，希望李昌、高锦明(原名敖白枫)这些“一二九”亲历者能够写点文章，说可能比他看到的有些文章会全面些。同时，他还给《纵横》杂志去信，请他们将该刊2007年第9和第12两期寄给这两位老同志，并向他们约稿，或派记者访谈，做口述历史。
周明兄长我四岁，是位老革命，也是做青年工作出身。1936年底、1937年初，我参加重庆青年自强读书会(简称“自强”)、自强救国会(简称“自救”)时，他已是“自救”的负责人。如今从大连工学院党委书记的岗位上离休多年，以九二高龄而如此关心青年运动的历史，总希望有一部记述“一二九”全过程的书，不遗余力地多方促进，古道热肠，执着追求，令我感佩。遗憾的是，我老伴李昌因病住院，而高锦明同志也有病，作口述历史亦已困难。看来这个艰巨的修史任务，只有寄希望于他人了。
周明兄来信涉及的主要问题，一个是民先队第一任总队长是谁(见《炎黄春秋》2007年第4期“编读窗”栏)，再一个是“一二九”运动的发动有无共产党的领导。
关于民先总队长问题很容易说清楚。周明说，“民先总队的第一任队长是敖白枫……第二任队长才是李昌。”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给周明兄写了封信，附去一份有关材料。事实是，周明说的是1936年的情况。当时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北平总队，第一任总队长的确是敖白枫(高锦明)同志，1936年5月，他调任中共北平西区区委书记之后，李昌才接任总队长。① 1937年2月，民先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在原名“民族解放先锋队”之前冠以“中华”二字，正式成为全国性的青年骨干组织，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全国民先。② 这次代表大会上，选举李昌为全国民先总队长。此信及附件，刊于《炎黄春秋》2007年第5期“古今谈”专栏。
“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这个问题历来就有歧议：一说，“一二九”运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另一说“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的。2007年冬季重提这个问题，是由于周明给《炎黄春秋》的信说：“我向敖白枫(即高锦明)做了询问。他告诉我，‘一二。九’运动确实是党领导的，当时北平有临时工委，工委书记是王健(即后来的财政部副部长王学文)。临时工委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军运……一个是学运……学运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但他们有些分歧。这些分歧在林枫建立北平市委以后才统一了。”
此说除了将王学明误为王学文外，主要问题还在于比较笼统、含混。即把历时三年的“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发动混淆在一起了，因而也没有破解“一二九”运动究竟是不是在中共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发动的这一数十年来的悬案。数十年来主流意见和官方史籍从不同角度强调“一二九”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的。但有的说法纯系猜测或想象，读之令人不禁莞尔。例如：一位老同志、当年燕京大学的“一二九”运动积极参加者回忆说：当时我们还没有入党……在白色恐怖下，不知所措。“党出来领导我们了。然而，亲爱的党，你在哪里?”(见《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107一109页。)
再如：1982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中，高文华在《一九三五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一文中写到“一二九”运动时说：“我们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而直接出面领导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徐冰、许德珩等同志。”这个说法把几个重要人物都搞错了。赵升阳即李葆华，是1936年5月才到北平任市委书记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是京东巡视员。陈伯达“一二九”前在天津，并没有领导运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是这样写的：“ 一二九当天我在天津，第二天看《大公报》才知道发生了抗日救亡大示威。”“十二月九日当天的群众游行示威是……在一部分地下党员的努力活动下，广大爱国学生自发举行的。”蒋南翔当年是清华大学的党支部书记，他回忆说，他领导清华大学学生会，响应了北平学联做出的举行“一二．九”运动的决定。说的是“响应 ”学联的决定，不是“领导”了“一二九”运动。
至于说李昌直接出面领导了运动，更是离奇。李昌当时为此专门给《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写信。声明他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出面领导运动”。他写道：“这里说的爱国运动是指‘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示威和南下宣传团等抗日活动，我应说明，当时我仅仅是一个积极分子，连党员都不是”，“所以，我并没有‘直接出面领导运动’。”
我认为，“一二一九”运动是不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和“一二九”运动有没有党的领导，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当明确加以区别。“一二九”运动的广义，系指从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加剧，华北危亡在即，北平学生首先在12月9日爆发了请愿游行斗争，从而引发全国性的历时近三年的学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抗日救亡运动。如果认真考察“一二九”运动过程的几个发展阶段，要说清楚一二九运动与中共领导的关系，特别是“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问题似也不难。
据我见到的资料，“一二九”运动，如果从1935年12月9日的请愿游行算起，到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停止发展为止，历时三年整。这三年总的形势是，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日愈高涨、不可遏止，也是民先队蓬勃发展的时期。与此相应，“一二九”运动也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发动和发生阶段；二、成长壮大阶段；三、持续发展阶段。
1938年11月，党中央做出了民先队停止发展的决定。此后，出于工作和斗争的需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块牌子还保存，频频出现于党的重要文件上。例如《中国青年》杂志多次刊登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署名的文件：1939年5月4日发表《致三民主义青年团书》，12月9日发表《“一二九”四周年纪念宣言》。还有中共中央青委《关于加强青年工作的决议》、《关于纪念四四儿童节与开展儿童丁作的决议》等文件，均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西北青年救国会联名发表。更重要的一次是1940年5月4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曾与其他几个青年团体联名发表《上蒋委员长书》。
如果将1938年11月后的这段民先队名存实亡，仅仅作为中共党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时期不算，只从1935年“一二。.九”发动请愿游行到1938年11月停止发展为止这三年来考察，整个运动则可以分为上述三个互相衔接又有所交叉的阶段，本文着重讨论第一阶段：发动和发生阶段。
第一，“一二九”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
l.国内外形势使然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对华侵略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放任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这个历史事件是抹不掉的。尽管张学良承担了不抵抗的责任，也不能够为国民党开脱)。1935年华北危急，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日本和蒋介石政府密谋“华北特殊化”、“华北五省自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均已从华北撤走，预定于1935年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委任宋哲元为主任。“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热血青年不愿做亡国奴，奋起抗日。这是当年最大最重要的时代背景。
另一方面，蒋介石坚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调集大军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了第四、第五次军事围剿，在白区对进步力量实行文化围剿。红军反第五次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到达陕北时已损失了90％。
加上共产党在白区仍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大批党团员骨干和进步分子被捕、被杀害或逃亡，损失惨重，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期间，中共北平党的组织不仅很不稳定，而且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2.党的力量削弱，组织变动频繁
“一二九”运动时期党的北平市临委负责宣传的彭涛在1960年11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当时党员全(北平)市共有十来个，连共青团员不过二十个左右。”时任河北省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长的朱理治1960年回忆得更具体，当时北平只有9个党员。1936年初，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时，说“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的组织几乎瓦解殆尽，并在灭亡之途往下滑。”
那几年，北平市委迭遭破环，市委书记、委员被捕、牺牲、转移。市委组织变动频繁；书记几次易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包括代理书记)竟连续换了近二十位。1935年秋冬，党的北平临委处于分裂状态，根本无暇也无力顾及领导学生运动。
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在不少回忆“一二九”运动的文章中，在“一二九”运动亲历者的座谈会上，一般都说“一二.九”运动是党领导发动的。如：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的《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一书，多数人的文章、发言就是这样说的，但都语焉不详。
“一二九”四十五周年的一次聚会上，陈其五同志说：“我当时还不是党员，但我清楚地意识到党在领导。”但究竟是怎样领导怎样发动的?当时党的市委是什么情况？书记是谁？则说不清楚。
当时北平党的组织、书记变动情况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前面提到的．1935年1月，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工委)，不久书记许子云等被捕，组织被破坏。六七月间，河北省委派李常青到北平，重建市工委，任命原市团委书记王学明为书记，杨子英、冷楚先后负责组织，彭涛负责宣传。
第二种说法是，由于北平市工委发生路线分歧，河北省委决定撤销市工委，成立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由谷景生任临委书记．组织发动了“一二九”运动。
第三种说法是，1935年11月下旬，李常青奉命到北平，“直接主持北平党的工作”(也有说李常青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兼任中共北平临委书记的)。
我查到的当事人详细讲述“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过程的材料，有姚依林、郭明秋和谷景生三人的文章和谈话。姚依林和郭明秋文章是第一种说法，谷景生文章是第二种说法。按谷景生有关文章和谈话，谷主要是通过与郭明秋单线联系来组织和指挥“一二九”游行的，但郭的文章没有支持这样一种说法。所以本文以下按第一种说法展开。
“一二九”运动，是一次学生群众向政府当局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爱国救亡活动。当时的临委书记王学明等，坚持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路线，不可能去组织领导学生请愿；在王学明任临委书记时，谷景生是“文盟”和“左联”党团书记，不是临委书记；李常青是省委派来调查北平临委分裂问题的，不可能自己当了书记。
事实是，1935年1月，时在天津的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建立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工委)，同时恢复共青团北平市委。许子云任市工委书记，王学明任团委书记。不久，市工委再遭国民党当局破坏，许子云被捕。下半年，省委决定重建北平市党的组织，派李常青到北平，宣布成立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任命王学明为临委书记，临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委员先后为杨子英、冷楚，彭涛负责宣传。谷景生担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文盟”)和左联党团书记。临委成立之后不久，内部就发生了路线上的严重分歧。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亦即北平共产党组织还处于自身难保、无法作为的情势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请愿游行的学生运动。
3.临委分裂
1935年七八月份．黄河泛滥成灾。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的负责人周小舟(党员)，找了姚依林(即姚克广，清华大学学生会代表，1935年夏入党)、黄敬(即俞启威，北大学生代表，党的关系尚未恢复)、郭明秋(即郭桂英，共青团员)、彭涛(临委委员)等几个同学发起了救灾活动。8月份，由他们推动和参与组织了一个公开的学生群众团体：“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简称赈济会)。女一中学生会临时主席吴闺箴被推举为赈济会主席，姚依林担任赈济会秘书长。并在北平市社会局立案，为公开合法的团体。
赈济会会址设在女一中。不久，郭桂英担任了女一中学生会的正式主席。
1935年10月，赈灾工作胜利结束。由于学生代表携带募集的捐款、物资和抗日宣传品分赴冀、鲁等灾区慰问，将救济物资送到灾民手中，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好。这时，作为赈济会的负责人彭涛考虑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扩大赈济会工作的成果，进一步组织起爱国学生，发展抗日救亡力量?
为此，彭涛同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商量。他们一致主张成立一个公开合法的学生群众抗日团体：“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将赈灾活动转变为政治活动。彭涛把这个主张作为自己的建议提到市临委会上讨论。临委会议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两种意见尖锐对立，开不下去，只好休会。中共北平市临委因此分裂为两派，王学明代表的多数派反对发动群众向政府请愿，坚持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彭涛等为少数派。《姚依林百夕谈》③ 中写道：“要不要搞一个这么庞大的合法群众性抗日组织，实质上涉及要不要搞统一战线的问题。他们(指彭涛等——冯注)认为成立这一群众性抗日组织已是当时群众的客观迫切要求。”“但是，临委中以书记小王(指王学明——冯注)为代表的多数不赞成搞这一合法群众性组织。他们认为把党员分散到合法组织中去工作是降低了党，而且，势必会降低了党的口号。如‘打倒国民党’便无法提，‘拥护苏维埃政权，保卫苏联’便无法提，只能提出为广大学生群众能接受的口号。于是，双方争执不下，在口号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彭涛成为临委会议上的极少数派。他们所研究提出的口号，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临委多数派则认为这是右倾口号；又如‘要求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临委多数派则认为国民党不会给自由，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又如提出：‘蒋委员长如抗战就拥护，不抗战就不拥护!’更加被临委多数派认为是右倾投降的口号。凡是提出为当时广大学生群众可以接受的口号，以小王为代表的多数派都不赞成。临委会议上意见分歧，无法决定行动。”(引自姚锦编著：《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0一21页)王学明认为彭涛是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他的职务。从这里也可看出，“一二.九”请愿的口号，也恰是中共北平市组织所不能接受的口号。
以后，争论双方都向中共河北省委反映情况。省委听了临委两派的汇报，派李常青来北平调查，和两边的人都谈话，却只是了解情况，没有表明态度。
第二，“一二九”请愿游行究竟是怎样发动的
1、甩开临委，成立学联．决定请愿
中共北平市临委会后，彭涛找姚依林和黄敬、郭桂英多次研究，又找周小舟去商量。
黄敬1932年在青岛入党．t933年被国民党逮捕，1934年保释出狱，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尚未恢复组织关系。18岁的郭桂英还没有入党，时任共青团市委组织部长。姚依林则是18岁刚刚入党的一个新党员。但他们思想认识一致。彭涛由此下了决心，不管临委会多数派意见，他们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干起来再说。于是．成立了无名义的四人领导核心小组。因彭涛1933年曾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有些斗争经验，其他3人推选彭涛当了组长。他们这个“无名义的”“领导核心小组”，甩开了共产党北平临委的领导，研究筹备了两三个月，成立了北平学联。(参见《姚依林百夕谈》第21页)
姚依林在1982年8月12日同范瑾(黄敬的夫人)、兰铁白等谈话中也说过：由于临委大多数人反对举行公开示威游行，一开会就发生争论，“不能开会，王学明放弃不管。彭涛出来说：咱们自己干吧。”北平学联“是在北平临委不起作用、分裂的情况下，自己搞起来的。”④ 11月18日各校学生代表在中国大学举行了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大会选出主席郭明秋(女一中代表)、秘书长姚克广(即姚依林，清华大学代表)、总交通孙敬文(镜湖中学代表)、总纠察邹鲁风(东北大学代表)和总交际王汝梅(即黄华，燕京大学代表)。北平学联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停上内战、对日作战、保卫华北……(参见黄华著：《亲历与见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几位重要的直接当事人的回忆表明，北平学联的成立，既不是中共北平市临委的意见，也没有党的组织领导，而是自发搞起来的。只有一两个党员参与了领导，如彭涛、姚依林。学联成立后全力开展学生运动。11月下旬，他们讨论，酝酿举行一次请愿活动。何以这次请愿的日期要选在12月9日？是因为这一天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成立。后来，这个伪组织因发生学生运动而推迟了成立的时间。
中国其产党清华大学当时支部书记蒋南翔写道：“在北平学联做出了发动北平学生起来游行请愿的决定后，北平市委何凤元(可能是临委中支持彭涛的少数派)曾到西郊区委传达：希望清华、燕京两校率先起来响应，因为当时的反动统治，北平只有这两所大学有公开合法的学生会…… ” 于是清华就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利用上午第四节课纪念周的集会时间，由吴承明出面向全校学生大会提出‘响应学联号召，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提议，但由于右派学生竭力阻挠，使会议无结果而散。于是再接再厉，又在下一周十二月三日的周会上，再次提出上周未通过的提案，经过会议中的激烈辩论，终于在全校大会上胜利通过了游行请愿的决议。这是清华学生救亡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蒋南翔文集》下卷，清华大学出版杜1998年4月第一版，第11 77页)
2“一二九”运动的准备
“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也是有准备的。“一二九”运动的准备过程显示，思想准备比较充分，而且也有一定的组织准备，后者主要是指学生们自发的抗日救亡组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这种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从未间断，是一浪高过一浪。
黄华在1980年8月23日“一二九”运动四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发言，谈运动的思想准备过程和组织准备过程。他说：“思想准备方面，事前有红军北上抗日，党的‘八一宣言’，号召统一战线，……学生中有一些活动和酝酿 ……” 关于组织准备，“学校里各种各样的读书会，各种各样的学生组织，如雨后春笋，多了……东北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清华大学不只学生，包括教员都有抗日要求。”黄华只说了学生组织。没有提到党的组织领导。袁宝华在会上接着发言：“赞成黄华刚才讲的，开头思想准备还是比较足的......至于组织准备，党当时的力量比较薄弱，后来在延安看到陈云同志的一篇文章，说当时在华北一共只剩下二十多个党员了。当时，所谓组织准备之一，就是各学校都酝酿成立学生会。......虽然当时组织准备薄弱一些，思想准备还是有重要作用的，就是少数人登高一呼大家就响应了，到处都是干柴，你一点就起来那种形势。”
3“一二一九”运动与《八一宣言》
黄华始终强调的是《八一宣言》的作用。2004年我为此事请教过黄华。他说，要说党对“一二.九”的作用，就是《八一宣言》的影响。历史资料表明，”一二.九”请愿游行，提出了团结抗战的口号；从路线问题上考虑，多少是接受了《八一宣言》的影响。
1935年8月，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的报告，号召建立全世界反法两斯统一战线。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林育英、吴玉章等人，根据国际七大的精神，经过反复讨论，由王明执笔，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并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于10月1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中文报纸，以后改名《救国时报》，吴玉章主编)上发表。由于这个告全体同胞书是1935年8月1日开始草拟的，所以副标题用了《八一宣言》，以后就索性通称为《八一宣言》了。宣言指出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宣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还摘要刊登在《共产国际通讯》和《共产国际半月刊》等外文版报刊上。
《八一宣言》发表后，传到国内。大约在10月或11月份．燕京大学的黄华(王汝梅)、清华的姚依林(姚克广)等懂外语的同学先后看到了，遂传到北平学联。北平学联正在酝酿组织发动12月9日的学生请愿。《八一宣言》的精神与学联请愿的要求契合，为北平学联所接受。他们就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来组织领导这场学生运动，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蒋南翔回忆说：“‘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前，中共《八一宣言》已传到北平。‘一二九’运动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正是根据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的要求。”(见《蒋南翔文集》下卷第1l55页)“一二.九”运动所遵循的路线，是团结抗日统一战线。这就表明，彭涛这一派在北平临委会上同王学明的多数派在口号上发生的激烈争论，实质上是两条不同路线之争在学生运动中的反映。不过，他们当时不明白、没有意识到这是路线问题罢了。
这时候，中共中央和红军还在长征途中。尽管遵义会议已经开过，但当时党中央在政治上还在执行反蒋抗日、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河北省委也还在坚持反蒋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路线。当时，不仅中共北平市临委、河北省委没有见到《八一宜言》，连中共中央也还不知道《八一宣言》。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中共驻第三同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即张浩)回国潜至陕北，向中央传达了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接受了国际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包括利用地主大资产阶级营垒中不同派别的冲突和矛盾，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当然，还需指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并非始于“八一宣言”。1931年“九.—八”事变第二天，北平一些国民党员致电国民党中央就提出“请息内争，共抗外敌”；11月4日北平大学教授们也提出“立泯系派之见，共赴国难”等等。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不久的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救国宜言也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乃长期以来的社会共同呼声。
4“一二九”学生请愿游行，党中央是事后才知道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还没有召开，党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尚未改变。中央怎么可能指示北方局、河北省委或北平市临委去发动、去领导“一二九”运动呢?后来，毛泽东听到“一二九”学生请愿游行的消息，感到很高兴。一再说，“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地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多了”；“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51—252页)1936年七八月份，毛泽东在陕北会见黄华时又说：“‘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黄华著：《亲历与见闻》第25页)毛泽东两次说的具体时间不完全一致，一次说的是“一二九”的第二天听到，一次说的是“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和党中央并不知道。
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省委委员、组织部长柯庆施，省委委员、宣传部长李大章等，是在12月下旬才代表河北省委肯定了“一二九”运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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