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徐海亮先生您向大家介紹一下。
徐海亮：我不能像李延明這樣，講的這樣理論很深。劉家駒讓我參加這個會，我主要目的是想來聽聽你們講，因為我沒見到過當事人的子弟，特別是與那天晚上有關的。要我講，我沒有準備，只能談談我的很具體的一些感受。
我其實原來也沒有想做什麼文革史研究，就是自由撰稿人，想寫就寫，不想寫就不寫，但是自己見過“文革”，想留一些東西給後人，讓後人知道我們這一代人經歷過什麼，有一些東西可能我們說不清楚，鄧小平當時講那個話我也很贊成，“留給後人去說”。
左起：徐海亮、丁凱文、胡萍之子胡耀萍。我感到“文革”的一些事實，特別是像“九一三”這樣的問題，林彪事件整個前前後後，有一些東西想起來的話是很慘烈的，我自己經歷過的“文革”和問到人家的一些事實很慘烈，有時候我也很矛盾，做了以後我感到我會像寫南京大屠殺的那個張純如一樣，可能沒寫完我就自殺了——我自己精神要崩潰，因為我感到我受不了，儘管我自認還很堅強，經歷過很多政治運動。但是我感到受不了，特別這個“九一三”這個問題，我就講一個當時一些感受。
我是67屆大學畢業，68年才走，到部隊鍛煉，部隊是炮二司，就是東北四野的炮兵縱隊，營以上的幹部都是東北人，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我都在部隊。紀登奎說接班人要培養十年見成效，一年兩年不夠，我們就到農村，一打三反整黨建黨，我們在工作隊。
突然，就是在“九一三”那一段，感到不正常了，已經有好多小道消息，那個時候我們手上還沒有廣播，還不敢聽敵台，但是我旁邊是中聯部五七幹校——1970年、71年金日成來，翻譯翻譯錯了，金日成糾正：“這個給我翻譯錯了。”周恩來很生氣，指示為了練口語，中聯部的幹校可以聽外台的廣播。結果我跑到五七幹校去問最近出了什麼事，當時喬石還在那鍛煉，他也是五七戰士，就講了外面傳的這個事。
後來文件開始傳達，傳達到公社的黨委委員、黨員幹部這一級，我們學生就在那個農村裏呆著，我們也有思想準備，感到林彪出事了，不知道中國會出現什麼問題？黨員幹部在縣裏集中開會，散會以後，按照規定駐隊幹部騎上自行車到你的大隊去，可是沒有一個人回自己駐隊，都回家了。回家以後，我們大學生在一起就說有個幹部很不像話，回到家後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抱著老婆就哭了，我們當時還笑話說這個黨委委員怎麼這樣窩囊，回去抱著老婆哭啥呢？我們笑完了以後，自己掉眼淚。人有的時候在一種熱狂以後有一種悲哀、淒涼。後來第一次見豆豆，也講了這個事。不是林彪，也不是為他個人的命運，只是感到我們這個國家怎麼辦呢？
那個時候大學生在農村，思想還是很單純的，總感到林跟毛一回事，熱愛黨就熱愛毛主席，對毛主席接班人自然是相信的，出了這個事會怎麼樣？當時機場都被軍管了，被陸軍管起來了，當時要打起來了怎麼辦？哪個部隊跟哪個部隊會打，打了我們往哪去？也像小孩一樣——當時，1971年，還是小。有兩個同學講的話讓我印象很深，一個是財經學院保守派的一個頭頭，我當時說這個“文化革命”有些事搞得我都沒有政治自信心，你讓我擁護我贊成，我擁護了又說這個人不好了，我感到我自己算啥？他說：我早就沒有自信心了，我還有什麼政治自尊心？他講這個話很自然，因為他是保守派，“文化大革命”受衝擊了；另外一個同學是蚌埠的，安徽“827”的一個頭頭，他說，那得把中央文件都調出來看看究竟是啥事出了問題？我們當時的心情確實很不平靜，究竟該怎麼辦？中國會怎麼樣？
我作為最基層一個一般群眾，但又關心國家大事，緊接著還有一些事情，我聯想起來了，就是剛才老王你講的受審查那些事，我在那個大隊，突然來了一個武裝部的幹事，原來他說是連指導員，突然調到我們大隊來駐隊了，跟我們在一起，當時我也在受審查，“516”在受審查。他當時沒敢講他受審查，他當時是張體學（“文革”前湖北省長）的警衛員，突然一下通知他，就是傳達“九一三”的文件，第一個文件傳達以後，讓他馬上到那個縣的武裝部報道，在武裝部沒有停留，當天就到農村，到我們那個大隊。他跟我關係很好，是個湖南人，什麼話都講，部隊什麼事講。但是為什麼他到這來？他始終沒講。一直到最後，我們農村鍛煉快完了，他突然宣佈被轉業回老家，這個時候他講，他曾是關光烈的警衛員。以後到紅二連，從紅二連到湖北省革委會，就跟張體學當警衛員了。
我想到這些事，你們當然接觸很多，因為林案受牽連的人，其實這只是一個例子，普通的老百姓、普通戰士都牽連進去。我不知道搞研究的人有沒有做過這個統計？林彪事件我們軍隊幹部、地方幹部受牽連的，到現在還沒有解脫？你剛才講你在13師，我在武漢上學，所以武漢部隊的人認識多，這個星期我剛從荷蘭回來，在荷蘭跟我現在做項目的一個戰士，他爸爸是鄭州市原來一個老副市長，當時是在武漢空師警衛營當戰士，去當兵以後第一個任務就是看住這幾個人——你們師長王宏志，原來開封的，還有一個韓什麼是政委。
王魯寧：韓林，不是政委，政委是謝長林。
徐海亮：韓林也是飛拉薩的，那是陳毅的飛機，陳毅飛機差點下不了地，就是那一次，對不對？他跟那個人當警衛，警衛就是你說拿衝鋒槍的那個戰士。他就後來一再跟我講，這個星期還給我講這個事，我說我回到北京就會參加討論這些事的會，他就又跟我講，說看到那些首長受到監禁，他作為戰士心裏很不平靜，因為老首長把自己的經歷一講，這個年輕的戰士都很佩服，自己的父親“文化革命”也是受衝擊的，這些首長生了病，或者吃飯有什麼問題他都幫忙。他去年還會去看，後來他跟我講，說既然你對“九一三”這樣關心，下次到武漢帶我去見見這些老首長。
我講這些事什麼意思呢？我感到，這個事對於我們整個國家、民族牽連太大了，不光是十萬人，實際上對我們這些好像是局外的人，心理上都會有影響。我跟吳新潮、金秋他們幾個接觸，他們開始有顧慮，就是你們社會上的人對我們怎麼看，我說這一點你放心，實際上我自己的感覺現在社會大多數人對於林彪事件的看法，逐漸回歸一個正常、理性的心態。當然有個別人還會有一些按照過去文件的看法，但是多數人不是那樣想的。
公審的時候我還有一些糊塗，就看看公審是不是驗證原來專案組講的一些問題，結果公審時候不講這些事了。到了北京以後，紀登奎兒子跟我一講，我想那既然沒有了，這個事實就應該吹掉。邱會作他堅持不反文革，堅持不反毛主席，堅持你那個公審是錯的，最後還說你鄧小平把社會主義拋棄了，他畢竟在自己回憶錄裏面留下這樣一筆，不管他是對是錯，他說了真話，我感到還是對的。（《新史記》第4期）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