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孤灯录——章乃器在“文革”中（7）
作者：章立凡
七、撰文述往，青史存真
那时社会上到处“抓叛徒”，外调人员满天飞，兴师动众地调查个人历史。父亲党内外朋友很多，各种外调应接不暇，他便乘机写起了回忆录。由于外调的内容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他就分为几个历史主题写，复写多份。来人问哪一时期的事情，就给他们那个时期的材料，好似中医的配方成药，这样双方都省事。遇有特殊要求的，则另附补充材料。
以前我在家读《文史资料选辑》时，曾问父亲：“爹爹，那么多朋友都写回忆录，为什么你没写？”他回答说：“我是要写的，但是现在不写。”当时他认为自己的冤案没有得直，还不到写回忆录的时候；而此时国家动乱，自己年已迟暮，到了不能不写的时候了。他说：“泼在我身上的脏水太多，自己不写谁写？”他定稿之后总有一份交我保存，其余则分送至亲好友，意在传世。
我是回忆录的第一读者，父子间经常谈论其中的掌故，他不再避讳一些敏感的人事，我由是得知其中的一些秘辛。例如1936年“七君子”之狱，史良初次被捕后保释，法院再发传票时没有到案。“西安事变”爆发，陈果夫在国民党高层会议上主张枪毙已被捕的六人，父亲等已准备好从容就义。史良到事变结束后投案，当时曾有人点拨了一句：千古成名，正在此时。
“文革”中批判周扬的“国防文学”口号，以鲁迅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学”为正方。有篇文章是《周扬射向鲁迅的一支暗箭》，父亲读后有疑问，他认真查对《毛选》后对我说：“国防文学”是毛主席当时的主张。父亲在回忆录中说，冯雪峰曾安排他与鲁迅见面。我问起经过，他只说：“事先没有安排好，谈的效果不理想。”但父亲与鲁迅发生了什么分歧，他说记不清了。“文革”结束后，我遍查《鲁迅日记》，却没有这次见面的记载。于是询问研究雪峰、鲁迅的包子衍兄，他告诉我，为了保密，有一些重要事情鲁迅是不写进日记的。
如今分析，父亲当时倾向于推动国民党抗日，鲁迅的观点可能比他激进。鲁迅下葬时，萧军和胡风曾反对父亲等救国会领导人扶柩，理由就是：这些人仅仅是民主主义者，不配为国际主义者鲁迅扶柩。但由于许广平的坚持，萧、胡的意见未被采纳。
谈起1957年的“反右”，父亲说，如果鲁迅活着的话，以他的性格，这一关肯定是过不去的。父亲对鲁迅十分崇敬，他挽鲁迅的挽联是：“一生不曾屈服，临死还要斗争”，其实他自己也是这种性格。
父亲还谈起储安平，说他发表“党天下”的言论是书生气，原先党内党外之间，多少还存在着些情面，他捅破了这一层纸，事情就不可收拾了。至于“章罗联盟”和“六教会议”，父亲直指：“是胡愈之造的谣。过去大家一直认为民盟中罗隆基是比较右的，章伯钧是比较左的，根本扯不到一块。愈之事先安排‘六教授’开会，临时把伯老请去讲话，然后由史良、闵刚侯出来揭发，分明是设好圈套罗织入罪。愈之不够朋友。”章夫人李健生晚年也对我谈起：“当时胡愈之给伯老打电话说，我给你请来了六位教授，一起谈谈高校的情况。”
“文革”结束后我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在办公室聊起过这段“反右”掌故，不料同事中有一位是胡愈之的亲戚，曾为此与我大吵一场。胡愈老是父亲三十年代的老友，秉性温和，虽身为秘密党员，似乎不是那种喜欢害人者。他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充当“阳谋”的驯服工具而已。体制也能使羊咬人。
毛在“反右”时批的是“章罗同盟”，与“民主同盟”只差两个字，但到了胡愈之口中，总是讲“章罗联盟”，回避“同盟”二字。民盟（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在 “反右”中受创最重。1980年“右派”改正时，民盟的负责人（我不清楚其中是否有胡愈之）曾提出给章伯钧、罗隆基改正；但中共中央60号文件最终还是保留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不予改正。胡愈老曾说过一句话：“怎么这五位不改正的，都是我们民盟的呀？”
父亲用外调材料的形式写回忆录，坚持两条原则——忠于历史和保护好人。
某天从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来了位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大约是个“造反派”，前来外调父亲在电影界的一位老友。父亲抗战胜利后与阳翰笙、蔡楚生、郑君里等合作，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两部巨片，因此在电影界朋友甚多。
美女往往骄横，特别是“革命造反美女”。女演员对父亲写的材料不满意，强要按照她的意思写，被拒绝后大发雌威，开始用“革命群众”那一套语言训斥父亲。父亲回答说：“毛主席教导要‘实事求是’，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你要就拿走，不要就请自便。我没功夫听你这些！”女演员无奈，拿上材料悻悻然离去。
张劲夫在中国科学院被当作“走资派”打倒，但有人一定要将他打成“叛徒”，见材料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外调者便拍桌跺脚地大声威胁。父亲当着来人的面，把材料一条条撕成碎片，扔在地上说：“伪造历史的材料我不会写！”大概是没法交差，过了几天那人又来，请父亲照原样给了一份带走了。
他在为陈国栋、黄玠然、卢绪章、钱俊瑞等党内朋友等写证明材料时，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便有些人曾经伤害过自己。钱俊瑞是中共在救国会的秘密党团书记，曾在历史上与父亲有“过节”（因发动群众抗战的方式问题，两人发生过争执）。但当有人要父亲写材料证明钱是“特务”，同样被他拒绝。他对我母亲说： “我同钱俊瑞是有过不同意见，但也不能无中生有地诬陷人家。”
抗战初期国民党桂系曾在安徽与中共合作，为此“文革”中有一大批干部受到审查，父亲就在回忆材料中用事实说明，安徽当时确实存在着一个统一战线政权。他曾给周写信说，干部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请保护好这些干部。有一次他看到大字报上有“林彪同志指挥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内容，还在给周的信上，对这种随意杜撰历史事实的做法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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