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边的反革命——红卫兵口述回忆（中）

王宇/侯瑛/李红旗口述
采写、编辑：卜伟华 米鹤都


（续前）参加“三司中专部”

　　“八一八红卫兵”成立以后，我们感到有点迷惑，找不到方向。除了抄家破四旧，这革命的下一步往那走啊?所以我就想到社会上找一找路子。

　　我先跑到西四，九三学社那个地方，那里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办公地点。我要求加入他们的组织，结果去了以后，问了这个，问了那个，没人搭理我。我一生气，去你妈的，你不要我，我还不要你呢。后来听说文化宫里头有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三个司令部，我就跑到那儿去了。这三个司令部里面，当时我听说“三司”最革命。我们到那儿就参加了“三司中学中专部”。它的“中学中专部”当时有三个人，太平桥中学一个，铁一中的金X，还有四十四中的刘X，等于也就是有三个中学参加了，我们是第四个参加的。继我们之后，三十一中又来参加了，我记得还有景山学校的。我们算是第一批的，接着就有很多学校来报名。对很多后来报名参加的怎么办，我们就开会讨论。三十一中坚决反对对所有的组织都吸收，说要严格审查。我说，不行，红卫兵就是一个群众组织，不是一个什么严密组织，愿意参加的你就参加，愿意走的你就走，把口直接放开。当时领导我们的是北京大学的高XX，代表大学生领导我们。他同意我的意见，后来就决定放开口子，这样，哗哗的好多人都来参加了，队伍立刻就壮大起来了。对“三司中专部”的发展壮大，我是出了一把力的。

　　在和社会上建立了联系之后，我就退出来了，回到学校，派了一个同学代表我们学校“八一八红卫兵”参加“三司中学中专部”的领导。

　　10月18号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前，“三司”召集我们开紧急会议，说这个口号[1]变了，因此要抗争。我看了半天，说可能我水平低，我没觉得有多大区别。他们就做了一番解释。我回去以后越想这事越不对头，我们也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我说咱们不管什么口号不口号，有什么内容，这事要一错了，咱们就完蛋，可能是要掉脑袋这种事情。当时大形势在那，我们又不能躲。我说，你们跟在后面，别站在前头去，人家往上冲，咱跟在后面就行了。

　　毛泽东那次接见，没有采用红卫兵游行的方法，而是让红卫兵站立在街道两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乘坐敞蓬吉普车进行检阅。毛泽东首先接见广场的红卫兵，然后车队沿着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行进。当时，我在北太平庄那里当红卫兵纠察连的连长。回来后我一问，也是吓出一身汗。据说毛主席的车从人民大会堂、天安门转了一圈，一拐弯的时候，群众队伍哗就把毛主席的车队一下给截断了，把后面的车全给截住了。后面的车后来拐个弯才追上毛主席的车。

　　“发出红光”的毛泽东

　　那次接见时，我是头儿，站在警戒线的最前边，只有我一个人。毛主席的车远远的过来了，我确实看见毛主席是神采奕奕、满面红光，而且我觉得他身上发着一种红光。

　　当时对毛泽东确实是崇拜，这个不能否定。但是我这个人不迷信，也不是搞个人崇拜的那种人，有人把毛泽东说得多么的高我也不相信，因为这不符合人类的规律。我记得，当时我对把毛泽东说成是“顶峰”表示不理解。侯瑛还跟我解释说，当代，你要看这两个字，他只是当代的顶峰。有些人是盲目崇拜的人，他们容易脑瓜糊涂，但我不是那种人。见到毛泽东，我也没有觉得特别激动。可是我确实感到他身上发着一种红光，记忆特别深刻，就觉得毛主席不是一个凡人。中央首长肯定有特殊的保健品吃，因为我跟周恩来握手时，我感觉他的手不同寻常，特别的嫩，说的不好听像南豆腐一样，特别的柔软。

　　在这次接见之后，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好了。我说干脆走吧，串连去吧。我们一串连就出去了一两个月。到了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从重庆往南走，又到了桂林、长沙、韶山。

　　等我们串连回来以后，“三司中学中专部”那边已经变质了。一帮人在“三司中学中专部”那儿混，吃点儿、喝点儿、砸点儿，反正就是乱折腾。我跟“三司中学中专部”他们来往时，只有一家。这时发现他们分成两家了，有两个招牌，还有所谓的真假之争。一拨是以三十一中为首的，还有一拨是几个中专的。两拨人在文化宫那边争领导权，然后三十一中这拨人呢，头儿姓孙，他就领着人把“三司中学中专部”弄到四川饭店去了。

　　我听说过这件事，但对详细情况不清楚。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比较支持在四川饭店办公的那个，也就是以三十一中一帮人为首的那个。他们把抄家抄来的那些东西，也搬到四川饭店了，因为四川饭店离三十一中很近，在那儿逍遥去了。然后两拨人就互相说，我是正统，你是假的。这以后，我就跟他们不来往了。

　　“四三”发言

　　到1967年初，社会上的事儿我们就参与了。中学红代会筹备的时候我是筹委会的委员，军训团通知我到西四去开了一次会。后来又通知说哪天哪天开成立大会。开大会之前，有好多人纷纷来找我们，拉我们参加反对派。这当中就有很多熟人，如三十一中的、女八中的，这以后我们就有倾向性了。

　　中学红代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碰见李冬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以前我不认识他。我们聊了聊，听他说话的口气是将来要提拔我。因为当时只给安排了我一个筹委会的委员，正式的委员中没有我，有点儿亏了我、将来给我弄上去的意思。

　　中学红代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不知是谁递给我一个条子，要反映什么问题，好像是跟军训有关系的，对军训不满意。我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二排，我就走到第一排，交给康生了。康生看了看，就给郑维山了。郑维山说，你先回去吧，我们一定好好研究研究。

　　从人民大会堂里出来，看到满大街都在游行呢，我就意识到，这些人是有组织的。因为这些人跟我关系都比较好，我们等于是加入了他们的组织，但没有具体行动。后来就发生了“四·三”讲话。

　　“四·三”讲话那天，有人给我写了张条子，不知是谁，我也不认识，建议我上去发言。结果那天的会上我就成了主要的发言者，发言最多的除了周恩来就是我了。

　　我先说了李钟奇的问题。别人给了我一份李钟奇[2]的讲话，里面有他对“联动”干部子弟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们是我们的子弟，将来的班，还得你们接”。我说，你这不就是“血统论”嘛!当时总理就叫李钟奇站起来，问有没有这么回事?李钟奇说，没有。我说，这不可能是假的，我这里有两份记录。我也不认识你，但不止一个人给我说这件事，还有当时的会议记录。

　　总理说，李钟奇同志是东北军的，是在六盘山下起义的，排长，也没有多少文化。后来，李钟奇作了检查，这事就过去了。

　　我还收到了另一张条子，是说一零一中的胡X、吴XX被军训团关起来了。我说，这些都是学生，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军训团一来就把人关起来了。总理跟他的秘书说，赶紧派车把他们给接过来。

　　还有人给我递条子说，二十七中的梁XX，正在人民大会堂外边的门口闹，要进来。我就跟总理说了。总理说，那你去把他们叫进来吧。我就走到大门口去把他们叫进来了。

　　“四·三”这个大会参加的人相当多，没有一百人，也差不太多。你想想，那帮大头目就有多少?你往下数啊：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丁国钰……光他们那帮中央领导人，我估计就有二十多个，所以整个加起来，最少也有七八十人。

　　“四三”得罪了军训团

　　侯瑛插话：“四·三”讲话那天，是秦喜昌[3]找的王宇。那会儿，社会上的事王宇他不管，外头的事都是我去办的。这样，秦喜昌先找到我，我告诉他到里边去找王宇。当时秦喜昌说，今天晚上首长接见一些中学生的代表，听听对军训的意见，让王宇准备准备。

　　在会场上给王宇递条子让他反映意见的是赵XX。[4]赵还到我们学校找过王宇，赵跟谢富治关系特别好。王宇上去讲了一通，接着又有人给他递条子说李钟奇的事。

　　之后，王宇又干了一件让军训团等特别不高兴的事。在3月份的时候，二十七中的梁XX组织“铁军”，已经被军训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取缔了。梁XX过去在“三司中学中专部”的时候认识王宇，就来求援。然后王宇就发动西城区我们认识的好多朋友，像三十一中的、师大女附中的、六中的，就声援去了，搞了一个声援大会。骑自行车游行，到学校喊口号、贴标语什么的，我们俩都去了，搞的声势比较大。原来西城区军训指挥部的郭副司令员跟我说过这事，他的意思是说，你王宇是左派，我们承认你，也支持你，你不要到社会上管那些闲事去。“四·三”那天，梁XX就在人大会堂门口啊，别人又递条子，王宇就当着总理的面提出要让他进来。所以就又给军训团来一个下不来台。

　　梁XX进来以后又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说的比王宇说的过激得多。我觉得王宇当时在“四三派”的大群体里，始终不是那种过激派。但那些人都跟他是朋友，他又好打抱不平，这个事就非常麻烦。结果呢，我觉得他有点代人受过的意思。军训团特恨梁XX，你非要帮他说话，人家就恨你呗，就这么回事。因为那天我参加整理记录稿，看得比较清楚。

　　最后首长有一个讲话，是谁说的忘了，是总理说的还是江青说的。就是说，今天的这个讲话不要传出去，李钟奇同志呢，还是个好同志，他已经承认错误了。结果呢，那天王宇临走时告诉我，你别走，你回家里等着，回来要整理这个讲话稿。结果我们那天夜里有好多人在学校等着，还有六中的，都是附近各学校的。当时王宇、六中的康X他们几个说，把“四三”讲话连夜刷到长安街上去。

　　所以第二天下午秦喜昌又来了，埋怨王宇。他说，你看，昨天首长说了不让传出去。得了，今天晚上还得去一趟。结果又出来“四四”讲话了。“四四”讲话整理出来又跟“四三”讲话不一样了，反着了。


“四四”讲话

　　“四四”那天开会，人去的比较少，我记得不太清楚。主要是戚本禹讲了些话，讲话的时候，戚本禹问我，看过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吗?我站起来说，看过。他说你对最后一句话是怎么理解的?我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在革命斗争当中解放的包括我们自己，改造我们自己。结果他也没说对，也没说错。另外他在谈到军训的时候说，那些战士都是些孩子，跟你们岁数一样，个别的比你们还小。

　　接着，戚本禹让我站起来，把我训了一顿。他说，28中的王宇，昨天说好了会议讲话的内容不要传出去，结果还是上街了，听说是你干的事?

　　其实，这件事是很多学校一起干的。因为28中离人大会堂最近，所以大家就到了28中。28中倒霉就倒霉在它这个位置，它是北京离天安门、的一个学校，大门就在长安街上，又和中南海一墙之隔。我们“八一八红卫兵”出名也和这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

　　李红旗插话：因此，“四三讲话”整理稿子的地点也是在这里，然后从这里把稿子发出去，大家去贴，然后大家印传单。

　　侯瑛插话：从南长街开始，一直到中南海这个小门，西长安街两边那个莲花形路灯上边的喇叭都是我们学校的。不是市政府的那个，是我们自己安的高音喇叭，就是那种25瓦的喇叭。那会儿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喇叭，都接到原来我们“八一八红卫兵”总部旁边学校的播音室里。这样一广播，中南海里也听得清清楚楚。

　　和军训团较劲

　　其实，我们学校军训团一进学校，就表示支持“八一八红卫兵”。但实际上，他们还是比较倾向我们学校的老兵。而且当他有了倾向性以后，还斗了一部分学生。比如初二的一个女生，当时她还不是我们“八一八红卫兵”的，后来才加入。她只是说了一句：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是错误的。然后她们班同学揪斗她，军训团也斗她，斗了一回不行还要继续斗。

　　她就找我来了，我觉得不对，就去找军训团团长了。我说，一个初二的小姑娘，说点什么错话无所谓。而且她这句话其实并不错误，马列原著里是有这句话的，她只是说的不准确。军训团说那不行。我就急了。我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是我告诉她的，你能怎么样?为斗这个女生的事，我跟军训团干起来了。我说，从今天起，28中再随便斗一个学生，我就让你下不了台!当时斗了好几个人呢，侯瑛好像也挨斗了。

　　另外，我要求军训团对老红卫兵管着点，别让他们满世界去坑蒙拐骗偷啊，干这一类的事。军训团表面上是支持我们的，但是思想上是倾向于老红卫兵的，暗地支持他们，但是老红卫兵他又扶不起来。

　　我还经常让军训团下不来台。大概是1967年，我们学校组织过一次下乡劳动，分了两部分。我们当时组织的是去海淀苏家屯劳动，军训团组织的是到大兴去劳动。我们这部分去了1200人，老师百分之九十五跟着我们去苏家屯劳动了。当地农民对我们也特别的满意。我们给他们割稻子，什么都不麻烦他们，做饭都是我们自理。军训团组织的不到200人，结果还淹死了一个人。他们挺没面子。1967年底学校又到大兴去劳动，这次我们跟军训团是一块去的。我跟团长又干了一架。军训团长让当兵的逮刺猬，做野味。我跟我们这几个人说，逮刺猬的事都不要弄，咱们是来锻炼的，就好好劳动。结果，他这人一边吃还一边喝起酒来了，我进去就把他给骂了一顿。我说，就你长得这么胖，还吃呢?打仗的时候你跑得动吗?你走都走不动!他是在部队搞后勤的军官，可能吃好的吃惯了。

　　军训团先是成立一个临时权力机构——文革筹委会，让我当副主任，我最后给推了，让我们“八一八”的另一个同学当了副主任。在28中准备成立革委会时，我与军训团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在干部人选上，我坚持要让几个干部进革委会当副主任。一个是教导主任何XX，一个是原来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军训团说何XX历史有问题，其实他的所谓历史问题，我们都调查过，就是他14岁当儿童团长的时候，国民党军队来了，问他国民党好还是八路军好，他说国民党好。就这么一句话，就说他是叛徒，我们认为他是革命干部。

　　李红旗插话：这些调查材料，包括学校对立派的调查材料，我们都看过。当时大致情况是：国民党军队来了，就哄儿童团，给他们拿了好多糖吃，问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小孩想吃糖吧，就说国民党好。就这么一句话。这个材料不知道是怎么整出来的，可靠性也难说。我们认为这不说明什么问题，而他们认为这就是叛徒。结果就在干部三结合的问题上，一直闹到负责西城区军训的郭副司令员那里，他是北京军区坦克部队的副司令员，他都出面了。他们劝王宇听军训团的，结果他就不听。双方斗争特别激烈，简直就没法开会。

　　还有就是我们学校原来的书记，“文革”后当了西城区区长。书记的哥哥是国民党青年军的，被枪毙了。他自己的历史其实是很清白的。在教导主任和书记的问题上，我们和军训团的结论完全相反。

　　五一节的武斗

　　4月底，我们得到消息说，汪东兴要谢富治抓我们“八一八红卫兵”的人，罪名是反军训。我就不断地去找军训团长闹，要求给个说法。据说后来军训团长把泄露这个消息的汪XX给训了一顿，还说要通过北京卫戍区告诉他爸爸。这使得汪XX很恼火，于是就怪罪于侯瑛，因为是侯瑛从他们那里听来后告诉我的。

　　“五一”那天下午，汪XX带着几个人，找到侯瑛，把他打了一顿。侯瑛在反抗中掏出一把小刀，把汪的手划了一个口子，还有一个在抢刀子时手也被刺破。这样，他们就从后院找了好多老红卫兵和红旗的人，到我们“八一八红卫兵”的总部来。当时我正好在总部，旁边也就有一两个女生。他们不由分说，上来就打，用棒子打在我的头上，顿时头破血流。

　　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赶紧组织人马。通知附近与我们有关系的各校“四三派”组织，请求支援。那个时候大概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到天快黑的时候，六中“红旗”的、三十一中“东方红”的，还有许多学校的“四三派”组织都来了，人数很多，就把28中给包围住了。后来把我们学校的“老兵”、“红旗”打得很惨，打伤了不少人，有几个人伤得挺重。最后是军训团出面，让老兵、“红旗”那些人撤退。我当时也怕出事，就放他们走了。

　　侯瑛插话：其实那个事就是跟汪东兴有关系，如果没关系打不起来。我那会儿跟红旗那几个小哥们经常来往，他们原来也是王宇的哥们，后来跟我都不错。有一天，其中一个同学突然告诉我一消息，他说汪东兴把我们军训团杨团长叫到中南海里去了一趟，团长回来之后就透露出汪东兴要谢富治准备抓王宇。汪东兴的儿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红旗的人，他们听说后就捅给我了，我告诉了王宇。王宇就天天去跟杨团长闹，闹的我们那个杨团长都怕他了，他拿王宇一点辙都没有。那时王宇还是我们筹委会副主任，主任是杨团长。但是正的老搬不动这副的，特别窝火。

　　这之后，杨团长把汪XX叫过去臭训一顿，说要通过卫戍区司令部告诉他爸爸。结果呢，汪XX就特恼火，在五一那天，就找了几个人，把我打了一顿，骂我为什么说这事。当时他们人多，我就从兜里掏出把刀子来，抵挡了一下，就把他们的人划伤了，手上划出一个大口子。后来他们就叫来了一帮人，到我们八一八总部，就把王宇打了。王宇被打之后呢，当时就火冒三丈，就赶紧组织人马，打电话通知好多地方。天蒙蒙黑的时候，那时候各学校都到天安门广场庆祝狂欢五一节嘛，都打着各个组织的旗子去了。

　　那天王宇晚上在那个广播站一说，好多中学生一听喇叭都跑过来了。我们就通过广播，大概召集来了有一两千人吧，就把28中团团围住了。老兵和红旗那帮人，白天就撤到房顶上了，结果后来就走不了了，被围上了。我们学校那个教室啊就是那种古典建筑的老房子，他们站在一个耳房上，后来的声援这帮人啊，好多人都爬到到高墙上去了，从高处往矮房上打，那瓦片像雨点似的，最后打的稀拉哗啦的，老兵和红旗那帮人全从那个房上滚下来了，

　　后来就收不住了，当时王宇就怕打出事了。黑天，尤其三十一中那几个人拿着练刺杀的木枪，往死里打。最后，军训团都出面掩护老兵和红旗那些人撤退了。那天有几个人受伤挺重，送到北京军区医院抢救去了。

　　武斗以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还来过我们学校，在后边的院里开大会，他说，王宇来了没有?我就过去了。他说，你站到我旁边。他说话别人听不懂，要让人翻译。那是我头回听他讲话。陈伯达在讲话中批评武斗，我当时跟他急了，吵起来了。实际上，陈伯达是倾向我们的。（未完待续）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